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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市场定位，提高市场竞争力
随着榆林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态势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包括传统的商业银行竞争、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金融中取得立足之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明确区域发展定位、业务发展定位、客户发展定位，避开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坚持立足“三农”政策导向，坚持三农、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与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差异化竞争，有效缓解农民贷款难、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等制约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难题。
纵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近年来的发展路程，发现其成功的奥秘在于紧紧抓住市场机会，提供高效率、门槛低、手续简便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发挥了其他银行不具有的灵活、“短平快”的优势。在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在风险可控和有利业务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扩大这种竞争优势。此外，除了提供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应转变发展模式在金融工具、服务方式及经营范围上根据“三农”需求进行创新，提供包括现代化的支付结算、资产管理、证券化、个人理财等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结算、票据流通、资金融通、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更高的要求，从而提升经营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改变单一产业结构，均衡南北发展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榆林市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然而，榆林市经济发展虽然较快，发展速度领先于西部其他各城市，但总体上仍处于欠发达地区，大型优质客户资源匮乏、体制性阻碍和信用缺失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榆林过于单一能源经济发展倚重模式，不仅增加了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也为当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带来了隐患。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信贷资金通过民间融资渠道普遍投入了具有高利润的能源行业，一旦遇到经济波动或行业周期调整，尤其是能源化工企业在生产经营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对信贷资金安全性造成很大影响。此外，能源经济与一、三产业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得以服务“三农”为主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道路充满不确定性。
结合近几年榆林地域和产业发展的特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因地制宜利用好所在区域优势和抓住榆林市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加大对相关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转型。北部6县能源丰富，经济金融发展较快，农合机构改革比较深入（4家农商行和2家农合行全部集中在此区域），应抓住榆林市发展能源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立足能源化工产业、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支持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物流产业的发展；南部6县应根据特有的农业资源优势，加大对羊、枣、薯、小杂粮等六大特色产业、现代特色农业基地建设等相关产业的信贷支持，以此为契机加快改制的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北6县重点支持能源化工经济，南6县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南北均衡发展的有各自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三、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国家一度推行的农村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信社在农村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并使其丧失改革的动力。随着农村经济的整体回升，相当多的地区居民已经摆脱了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方式，但除了少数具备抵押、担保条件的较具规模的农村企业可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外，大部分农户及小企业贷款还是依靠农村信用社。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孵化器，在农村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鼓励外资银行入股农合机构，在形成良性竞争的同时，分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独力支农的重担。目前，榆林市已经批准成立了66家小额贷款公司和一家村镇银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但还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外资进入农村地区，组建各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形成充分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做到农村金融领域政策导向明确。一是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针对乡及乡以下农村金融网点和农村金融项目的扶持政策，乡及乡以下的机构网点和支农惠农的金融项目都可享有农业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以熨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成本差，从而引导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二是实施适度预调微调、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建议监管机构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在信贷规模控制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同时，适当降低资金相对紧张且支农力度较大的农信社存款准备金率，并按照经营规模、还款能力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增强涉农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提高涉农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三是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担保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风险分担和覆盖机制。可采取国家财政分级划拨资金组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和农业担保基金，鼓励民营资本成立公司介入担保领域，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用保险破解农业领域的弱质性带来的信贷高风险难题。
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重新定位省联社管理角色
改革十一年，农信社虽已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架构，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法人法理的核心内容是“三权分离、委托管理、授权经营”，而现有农村信用社决策、经营和人事三权主要集中在理事长、主任等“一把手”手中，监事长形同虚设。此外，省联社作为组织和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规范农信社管理和健全约束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过于追求大一统式的实际控制，却对农信社改革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领导班子配备、超出一定额度的贷款发放、固定资产购置、大额支出等事项均需省联社审批，此外还对基层农信社的存款、贷款、利润、费用下达绝对额考核指标，这种行政管理替代了法人治理的强化和越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农村信用社的自主发展和经营机制的转换。
推动农村信用社向现代金融机构转变，下一步工作重心就要放在深化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上来，按照“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目标，理事会负责决策，监事会负责监督，主任负责经营管理，不断改革完善“三会一层”制度。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做到还权于股东，把涉及农信社改革与发展及高管人员的提拔、撤销等重大问题交由股东讨论决定。明确理事长和主任的工作职责，解决履职界限不清的问题，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赋予监事会更大的审计、监察、否决等权力，以确保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此外，省级联社应根据全省各成员行社内在需求变化，通过改良与改革相结合，首先逐步完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取消对成员行社业务经营和具体人、财、物等事项的直接管理审批，转向以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共同制度的规范、行为标准、指导意见、过程监督、结果评价等形式实施管理。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可把省联社定性为纯粹的服务性机构，取消管理职能，改为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公司，专门负责对全省农村信用社的融资、结算等服务，以保证市县级社的法人主体地位，对其监管可全部交由监管部门负责，最终使省联社摆脱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避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的局面。
作者简介：王鑫（1984-），男，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读农业推广硕士，现供职于榆林市高新区管委会。
随着榆林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态势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包括传统的商业银行竞争、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金融中取得立足之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明确区域发展定位、业务发展定位、客户发展定位，避开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坚持立足“三农”政策导向，坚持三农、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与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差异化竞争，有效缓解农民贷款难、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等制约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难题。
纵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近年来的发展路程，发现其成功的奥秘在于紧紧抓住市场机会，提供高效率、门槛低、手续简便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发挥了其他银行不具有的灵活、“短平快”的优势。在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在风险可控和有利业务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扩大这种竞争优势。此外，除了提供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应转变发展模式在金融工具、服务方式及经营范围上根据“三农”需求进行创新，提供包括现代化的支付结算、资产管理、证券化、个人理财等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结算、票据流通、资金融通、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更高的要求，从而提升经营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改变单一产业结构，均衡南北发展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榆林市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然而，榆林市经济发展虽然较快，发展速度领先于西部其他各城市，但总体上仍处于欠发达地区，大型优质客户资源匮乏、体制性阻碍和信用缺失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榆林过于单一能源经济发展倚重模式，不仅增加了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也为当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带来了隐患。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信贷资金通过民间融资渠道普遍投入了具有高利润的能源行业，一旦遇到经济波动或行业周期调整，尤其是能源化工企业在生产经营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对信贷资金安全性造成很大影响。此外，能源经济与一、三产业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得以服务“三农”为主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道路充满不确定性。
结合近几年榆林地域和产业发展的特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因地制宜利用好所在区域优势和抓住榆林市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加大对相关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转型。北部6县能源丰富，经济金融发展较快，农合机构改革比较深入（4家农商行和2家农合行全部集中在此区域），应抓住榆林市发展能源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立足能源化工产业、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支持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物流产业的发展；南部6县应根据特有的农业资源优势，加大对羊、枣、薯、小杂粮等六大特色产业、现代特色农业基地建设等相关产业的信贷支持，以此为契机加快改制的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北6县重点支持能源化工经济，南6县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南北均衡发展的有各自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三、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国家一度推行的农村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信社在农村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并使其丧失改革的动力。随着农村经济的整体回升，相当多的地区居民已经摆脱了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方式，但除了少数具备抵押、担保条件的较具规模的农村企业可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外，大部分农户及小企业贷款还是依靠农村信用社。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孵化器，在农村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鼓励外资银行入股农合机构，在形成良性竞争的同时，分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独力支农的重担。目前，榆林市已经批准成立了66家小额贷款公司和一家村镇银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但还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外资进入农村地区，组建各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形成充分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做到农村金融领域政策导向明确。一是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针对乡及乡以下农村金融网点和农村金融项目的扶持政策，乡及乡以下的机构网点和支农惠农的金融项目都可享有农业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以熨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成本差，从而引导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二是实施适度预调微调、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建议监管机构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在信贷规模控制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同时，适当降低资金相对紧张且支农力度较大的农信社存款准备金率，并按照经营规模、还款能力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增强涉农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提高涉农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三是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担保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风险分担和覆盖机制。可采取国家财政分级划拨资金组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和农业担保基金，鼓励民营资本成立公司介入担保领域，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用保险破解农业领域的弱质性带来的信贷高风险难题。
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重新定位省联社管理角色
改革十一年，农信社虽已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架构，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法人法理的核心内容是“三权分离、委托管理、授权经营”，而现有农村信用社决策、经营和人事三权主要集中在理事长、主任等“一把手”手中，监事长形同虚设。此外，省联社作为组织和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规范农信社管理和健全约束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过于追求大一统式的实际控制，却对农信社改革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领导班子配备、超出一定额度的贷款发放、固定资产购置、大额支出等事项均需省联社审批，此外还对基层农信社的存款、贷款、利润、费用下达绝对额考核指标，这种行政管理替代了法人治理的强化和越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农村信用社的自主发展和经营机制的转换。
推动农村信用社向现代金融机构转变，下一步工作重心就要放在深化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上来，按照“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目标，理事会负责决策，监事会负责监督，主任负责经营管理，不断改革完善“三会一层”制度。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做到还权于股东，把涉及农信社改革与发展及高管人员的提拔、撤销等重大问题交由股东讨论决定。明确理事长和主任的工作职责，解决履职界限不清的问题，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赋予监事会更大的审计、监察、否决等权力，以确保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此外，省级联社应根据全省各成员行社内在需求变化，通过改良与改革相结合，首先逐步完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取消对成员行社业务经营和具体人、财、物等事项的直接管理审批，转向以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共同制度的规范、行为标准、指导意见、过程监督、结果评价等形式实施管理。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可把省联社定性为纯粹的服务性机构，取消管理职能，改为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公司，专门负责对全省农村信用社的融资、结算等服务，以保证市县级社的法人主体地位，对其监管可全部交由监管部门负责，最终使省联社摆脱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避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的局面。
作者简介：王鑫（1984-），男，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读农业推广硕士，现供职于榆林市高新区管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