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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一堂课
手机屏解锁，点微信，进群，53岁的教授张新颖按下“语音输入”：“大家说一说读完这本书的想法吧。”
二月复旦开学延迟，三月又四月。校园的树枯叶落尽，又在枝头撑开新叶，学校还是没复课，张新颖只能接着三月开始的线上课“。现在小孩打字特别快。”群信息蹿了几页，这堂课在线下就没这么热闹过，他有点紧张，上滑手机屏看学生们说了什么。
一周读一本书，主要是学生讲。这堂面对研究生的读书讨论课，张新颖从世纪初上到现在，他觉得还是课堂好，彼此间能见神情、气息。而学生眼里，课堂却常常陷入种对峙般的沉默：老师问完，学生不说话，那老师也平心静气地继续安静下去了，直到某位坐不住的学生发言救场，全场学生才松口气。
“我就偷了个懒。”四月中旬，张新颖和我说起前一天的微信讨论课。疫情中，各地学生无法返校，全国老师们都开始摸索视频直播课。还好他这学期没有本科生课程，不然就得学着开视频直播了。
二十年前，张新颖带第一位研究生黄德海时，学生读书“读得多，杂，不知深浅”，而现在中文系学生们卡在了第一道坎，阅读量不够“。大学本科的学分制是个很糟糕的东西。”张新颖说，学生们追着学分和绩点跑，自由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学生们说起这堂讨论课，似乎是另外一回事：
学生甲：老师要我们别在网上找书评，说我们能搜到他肯定都看过。学生乙：压力很大啊，不能冷场，不能让老师尴尬，每次上课前我们都得商量下今天谁来说。学生丙：书门槛有点高，课业忙，也自省，在读书上花的心思确实没以前学生多了。
都知道老师不会因此评鉴自己，又不甘心说个普通感触，那就都等其他人说。
救场的往往是一位热情的比较文学专业同学，“这不就是某某在某作品中曾经写过的某形象吗！”接着一堆理论和主义，畅谈一二十分钟。他来，同学烦，不来，同学又慌。而老师又不是打断和否定学生想法的人，课堂上常出现一幕，“一边那位同学非常投入、侃侃而谈，另一边老师非常沮丧地坐在那里，好像在想怎么还没结束。”
这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最有名的课是《中国新诗》和《沈从文精读》。后者出过讲义，他又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两本书拼成了21世纪里的沈从文传。但这堂课他这几年不讲了，“讲课一定要有新鲜感，人不是不断重复”“，有点厌倦了。”
四月中旬，疫情中，我戴着口罩从北京来到上海，同时还带着消毒液、健康绿码和一肚子对张新颖的预判与时代紧张感。去年以来，每当现实大过经验时，我频频想一百年前的人们怎么处理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这次我准备一股脑倒出问题，再得到解答。两年前我采访他，那个电话里谈起沈从文时兴致很高的人，见面时竟这么紧张。隔着一张桌子，两人感觉都在努力配合对方工作。
“我还是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费这么大力气来采访我呢？”他坐下后先问我的新工作，又立马问我。他身旁的大窗全开，风把路边叶子吹得沙沙响，摘下口罩，扑鼻而来的只有新一轮消毒水味。
“我生活很枯燥，经历很单调，我担心你稿子不好写呀。”以特有的和气，他望我的眼睛都愁虑了起来，在上海多年沾了口音，“你把想问的都问了，不用不好意思，我回答不出我就不回答。”
“你觉得自己和沈从文的生命有互文吗？”
“没有。”他在我迫切的目光下又努力了一把“，我不能说有。”
有几次，我以为他终于要说点什么了，他就这样继续微笑着。问我接下来怎么回北京。
我警惕，“我不会麻烦你的，你不要有压力。”
“我是在为你担心，不是为我。”
一想到回北京还不知去哪做个人核酸检测，酒店隔离十四天，健康码会不会黄了、红了，我也沮丧起来。有那么一小会儿，在我对时事愤愤而谈时，他倚靠在凳子上，厚厚镜片下的眼睛越耷越细，像要睡着了。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2005年，复旦大四生周嘉宁选修了张新颖的中国新诗課。课上，老师总先一首首读诗，虽然普通话不好，但读得格外认真，字音叹息间，文字肌理中，学生们好像被带入了一个共振的氛围里。而一讲内容，老师讲到一半，停下了。
竟然就这样停下了，“他好像非常心安理得。”时间长到由于他那股淡定，台下学生们也不自觉觉得讲课停下好像就是个很正常的事。周嘉宁想不起具体课堂内容了，但记得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长时间安静，“在一种很珍贵的、很平静的一段安静中”，所有人等他想好接下去往哪个方向继续讲。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有时，老师站在讲台上，望着学生们。
到复旦前，周嘉宁在1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她是最早一批因《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出名的少年作家。1999年开启的新概念十年是文学乘着商业扶摇而上的“文学选秀”年代，诞生了一批以书写青春伤痛为主的少年作者群。2002年，周嘉宁没去新概念作文大赛保送的学校，自己考进复旦的文科基地班。她觉得中文系教的内容好像比文学要大，但具体是什么，也说不太清。
这堂面对研究生的读书讨论课，张新颖从世纪初上到现在，他觉得还是课堂好，彼此间能见神情、气息。而学生眼里，课堂却常常陷入种对峙般的沉默：老师问完，学生不说话，那老师也平心静气地继续安静下去了，直到某位坐不住的学生发言救场，全场学生才松口气。
读研时，她想了解老师时，就去看张新颖的书。毕业后，因为各自内向的性格，她和老师也没什么交往。偶尔在一些文学研讨会上遇到，她很认真听张新颖的会上发言，但在会下他们不怎么说话。
2010年，在对自己写作和时代产生未有过的困惑时，28岁的周嘉宁鼓起勇气回复旦找她的老师，磕磕巴巴说完从没说过的这么多话：“我特别晚熟，花了很多时间理清自己是谁，我面对一个很庞大的世界，特别迷惘，我很确切地知道我可以进去，但不知道学习入口在哪里。”同样内向的张新颖也说不出太多话，两个人努力聊了会儿。
“由于他相信我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也相信了起来。”十年后，38岁的周嘉宁也忍不住觉得奇怪笑了起来，她说：“新颖老师带我的时候应该比我现在年纪还小一点，是个在课堂上不掩饰自己脆弱的人，他会不会没有自信呀？”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一天后，张新颖对这个转述的问题难得激动了一下。
教第一堂课时，张新颖32岁，刚从陈思和老师那儿博士毕业。他紧张，又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第一堂就讲他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里研究的章太炎、王国维，“现代意识的思想资源并非只能来自于西方或主要地依赖于西方。”讲“主体”意识，讲这些历史中的人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对原有文化资源的发掘重造中
所处的位置。他讲得艰难，学生听得更艰难，“就是想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我思考得最深、觉得最好的东西来告诉他们，没有任何讲课技巧，把自己非常艰苦地准备的东西，磕磕巴巴地全讲给他们。”
二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学生和他说，新颖老师，其实我当时根本没听明白。
“说根本听不懂也是有点夸张了。”张新颖把话拉回来一点，讲课经验多了，知道到哪再往下讲，学生就听不懂了，停住，达到课堂最好状态。他觉得这样的成熟并不好，而讲得特别深、透，其实又没有照顾到大部分学生。
有时课堂上看着学生们笃信的样子，他总是忍不住提醒一下这些年轻人，这只是一种读法，不一定对，还有别的读法。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这句依然是他的口头禅“。如果诚实的话，永远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张新颖花大量时间来备课，但人不是复读机，讲课依然是思考的过程，“一些问题还是会在一个特别的点上重新引起你来思考，而思考是很难的，会很费力。”
《中国新诗》这堂课，沈从文从1929年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里开始讲起，张新颖讲到2020年，期间又多了许多诗人，穆旦、海子、顾城、张枣、北岛......“中间长出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能框死呢？”张新颖不在第一堂课搭内容框架，他希望学生们不要那么着急先得到答案，他所想的课堂体验应该是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了一点、一点点长大，到最后长成了什么，一堂好课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他最著名的课——《沈从文精讲》就更是了。一般的文学印象中，沈从文就是上世纪30年代写下《边城》《、湘行散记》的唯美作家。张新颖觉得沈从文有三个阶段：从开始文学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文学家阶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末“，思想”者阶段
（“思想”为动词）;五十年代到他去世，历史研究者阶段。
两年前我在电话里采访他时，由于对《从文自传》的“沈岳焕”（沈从文原名）湘西二十年尤为热情，张新颖讲完三个阶段后停了几秒，最后像作了决定一样说，“我现在慢慢觉得我说的三个阶段不完整，因为在我说的三个阶段前面还有一个作为前提的阶段，沈从文从小长大成一个和别人都不一样的、20岁之前的阶段。”
“这不是怎么面对文本，而是怎么面对一个‘人’。”张新颖带的博士生周紫薇说，这对她的研究很有启发，不像目前学术圈内特别注重对拿方法论和理论去“肢解”作家和作品，而是在研究中还原“一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丰富与复杂。但这几个月，看着新闻弹窗里变化的数字和她熟悉的作家名字，周紫薇对自己花了这么多年投入旧纸堆感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而这几年，每当感到来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时，毕业十多年的周嘉宁的阅读与学习热情就愈强烈，她现在是《鲤》杂志的文字总监，依然是作家，也是译者“。我现在也没想太清楚应该写什么，但我这段时间不是很想输出。”她在准备一个需要做大量采访的长篇小说，因为内向，每个采访都做得很艰难。她声音轻，隔壁桌的讨论声一度盖过她：怎么包装一个故事、版权卖出去、借助今日头条来推广。再远点，一位人设打造者在给年轻女孩上课，告诉她不要在抖音秀名牌包。
因为疫情和一些其他原因《，鲤》系列今年可能不出了，她认真望着我，声音依然很轻，“文学杂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觉得很困惑。”
沈从文的奥德赛
视力实在折磨人。张新颖眼睛近视800多度，又出现了老花“。因为刚刚开始老花，还不知道怎么来适应它。”戴近视眼镜，老花又解决不了，戴老花镜，800度的眼睛不配度数能看清什么呢？到了要節约目力的时候，“我现在就不写了。”但美剧《国土安全》还是一周一集地追。
十五年前，就是因为这双眼睛《，沈从文的后半生》搁置了快十年。2004年，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要《原典精读》课的老师们编写讲义，结集出版。张新颖不乐意，有讲义后就没法讲课了，但也每天从早到晚对着电脑赶书。讲义《沈从文精读》（后来的《沈从文九讲》）出来后，他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一两章，视力坏到不能继续下去。
毕了业的学生黄德海兴致勃勃，不知道老师视网膜出了问题，一见面就问“新颖老师你写得怎么样了啊？”有段时间，只要谁问沈从文传什么时候写，张新颖就紧张，“不要问这个”。 当时课上的学生不知道老师还有这一层苦恼。个目是2003年中文系的学生，上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课，听他逐字读《从文自传》《、湘行书简》《、边城》。这位老师看起来就蛮紧张的，又因为普通话不好，读文章格外不一样，“有些他自己的停顿，能读出气息和留白。”
个目听书里的一切都新奇，七岁的沈从文热心逃学，嗅得清死蛇、腐草、屠户的气味，每次逃学被发现，家里学塾各挨一处打。大家正听得欣喜活泼，忽而一笔讲父亲，“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教室里二十来岁的学生们听得心惊。又听到辛亥革命那一年，少年沈从文所见城外河滩尸首四五百，云梯飘悬一串长长的人耳朵，他十五岁当小兵辗转湘西、川东的残酷与“无量快乐”，在筸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时整理大量古书、碑帖、文物，闲时取出一轴轴旧画，或翻看《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
学期末，最后一节课答疑，个目说，老师，我想听你再念一遍“三三”这个名字。因为这堂课，她和同学们对沈从文格外亲切，不少人花了300多买回那套《沈从文别集》。课前，她读张兆和的《我的二哥沈从文》时，读到张兆和说二哥后半生去研究服饰很好，一个文学天才中途被迫退场，老年转去做文物研究，“怎么会是很好的？”她心里憋屈。上完课，她能明白这件事了，而老师对沈从文的研究有个特殊之处，“没有拿一个文学家的容器去装他”。
1985年，张新颖从山东来上海复旦读书，那正是人们号召把文字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中解缚的时代。他一门心思扑在先锋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上，发表的三篇文学批评都关于先锋作家，马原、余华、残雪。文坛生机勃勃，又有新出土的老作家，沈从文、张爱玲......离不开海外汉学家夏志清的打捞，沈的第一本传记就是夏志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所写，《沈从文的奥德赛》，到1950年就没多少页了——一方面是资料不够，一方面，那时的沈不再怎么写了，转业去了文物研究。
“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就是这个时候。”张新颖说，他与写信人像建起了一种关系。
硕士毕业的张新颖从复旦去外白渡桥边《文汇报》当记者，一同带入新单位宿舍的还有那年新出的一套二十集小开本《沈从文别集》——每本前都有一篇沈的信或日记，虽少，但25岁的张新颖对信里那个人感到了兴趣：
1934年1月18日上午，32岁的沈从文乘小船漂流在湘西一条河上，见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给新妻张兆和写信：“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25岁的读者想，这种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的思维倒也不奇怪。新文学里，自觉者、已完成或正接受启蒙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
而中午一过，那人又在摇晃晃的小船上写信为更正上午的错误：“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就是这个时候。”张新颖说，他与写信人像建起了一种关系，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朦朦胧胧“。我是个想问题很慢的人，不会很快有答案。”
四年记者做得很痛苦，一个寡言的人，要不停和陌生人接触、对谈，再写出来。张新颖辞职回复旦读博士的1996年《，从文家书》出版了，这本书对张新颖的研究形成了直接作用。还好沈从文是个这么爱写信的人——多了大量1949年后的书信，一封接一封，张新颖读得惊奇，信中人在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与精神活动被一封封书信即时记录得清清楚楚——正是以往传记所缺少的。
“以往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跟时代的关系时有个描述模式，真诚相信、被批判、觉悟等大类，但沈从文没有在这个模式里，他总是和别人想的不一样。”张新颖语气新奇。1997年，他写了《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1999年他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最后一章写的就是沈从文的40年代：《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
直到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多了许多1949年以后、生前未曾发表过的合计四百万字的材料“。读完之后，这个人在我心里就非常清晰了。”张新颖想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以往的沈从文传记已把沈的前半生记载得详全，但后半生几乎空白，资料到了，
“可以写（传）了，但我是个拖拖拉拉的人。”张新颖从大学以来一直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怎么影响中国文学，五四以来的一代一代作家普遍有个“自我觉醒”过程。但和沈从文对比，他们发现的“我”是一个现代理论催生出来的、与“旧我”决裂的“新我”。
1932年秋，在青岛大学国文系教书的沈从文刚过30岁，在上海筹备新书店的朋友要他作文打头阵，他决心破除往日习作的一切束缚“，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對以往生活经验的重新组织和讲述中，一个独特、显然区别于他人的“我”清晰、显豁了起来。“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接着《边城》《、湘行散记》这些他真正的立世之作接连到来。
2012年夏，我坐七个小时大巴到了湖南凤凰。那年，凤凰古城开始收门票，沈从文故居是古城联票的人文景点之一。我在他老屋石阶坐了很久，这年我读大一，在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阶段读到了《从文自传》，发现原来还有个“我自己”。我望着屋檐切成方状的天时，想，逃学把书篮藏大岩石底下的沈岳焕也许坐这看过同一片天，七岁的他还全然不知他将有什么样的命运。故居里游客来来往往，有男声感叹：“沈从文真是幸福一生！娶了张兆和，文学大师，活了80多岁！”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沈从文常以文学论争的诱发者身份出现，总以那个“我”来看一切的他与任何派别都无法公约。他批评海派作家，批评“赋得‘抗战’”，也批评时局。1948年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斥他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时他还要面对他所寄情的湘西军队的衰落。他以为搁笔是“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结果却是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之中，周围人都能顺时应变，或得过且过，但他却不能（不可）圆通，明明是一“代”人的事，最后成了他一个人的事。
1949年，北京“，完全在孤立中”，47岁，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颈部的脉管，不够，再割破两手手腕的脉管，还怕不死，喝下煤油，等待“离枝”。
一个人
2012年秋，张新颖重新提笔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开篇即从沈的自杀开始写起。他被救回，心态转入谧静，工作转向历史文物研究。
前面的工作都已经在那么多年里不知不觉地做了，张新颖一两周写好一章，基本不改。到下月再写一章，保证每章都精力充沛，文字气力不会弱下来。他收起平日写文学批评时的锋芒，在海量素材里，让传者讲自己的话，用有沈风格的文字相接，评述极少“，不用画蛇添足”。
“你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一个生命。把他生命的丰富性、他发生的小事情、大事情都保护下来。”两年前，张新颖在电话里和我说。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陈尚君研究唐代文学史，对旧五代史的材料熟悉到哪天发生什么都能排下来，张新颖在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也尽量以“周”为单位，把之前模糊的后半生在具体日子里铺展开。
黄永玉和张新颖讲了个关于沈从文特别生动有趣的事，但因为没有找到对应资料，黄永玉说的事又不可能是当时亲眼所见。即使张新颖知道事是真的，他也舍去了。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沈的爱情传说云云，他也舍去了。
动手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张新颖有时觉得透不过气来。自己的生活非常平静，备课、上课，写一些小文章。而沈从文，四十年里一个一个时代浪潮落到这个人身上，他漫长的后半生里时间过得非常地慢、难熬
等待的过程中，也有新资料出来。2008年，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寄来一份新发现的沈从文书信复印件。张新颖请学生誊写后传给沈从文的孙女沈红确认——1980年的信，东山镇文化站站长给做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写信请教罗汉图的问题，“你信中提到罗汉材料，这方面我知识不多，只能就记忆所及随手写些来”，没研究过的问题，随手写，78岁的沈从文用毛笔竖写、一字一格密密麻麻写了三大张稿纸。
那一年，张新颖自己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去世了“。你说韩寒叛逆什么，我们那时候才叛逆呢。”本科毕业时，获得免试直升研究生资格的张新颖和班主任李振声说要读“七月派”重要作家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听到贾先生年纪大、不招硕士研究生了时，张新颖一急，“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了。”在老师面前发这样的坏脾气，也是班主任四年来纵容和偏爱的结果。这一来，李振声也和张新颖一起急起来。
按现在讲课方式，张新颖读研究生期间，贾先生就没有给他讲过一次课。这位瘦小老人就是坐在书房客厅聊天，来客学者大家、三教九流都有，甚至一个骑自行车把贾先生撞了的人也成了常客“。贾先生本身就是现代文学里面的人，语言特别生动。”贾先生给青年张新颖讲了许多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现场，而不是文学史写的历史，慢慢地影响着他看待这段文学的视野、眼光和心态。
贾植芳非常支持张新颖做沈从文研究，还把学生李辉写的《沈从文与丁玲》送给他。转赠赠书，这在贾先生那，是个不太小的事，他曾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卖书的，知识分子卖书就像农民卖老婆。到先生去世，张新颖没有写出来。
动手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张新颖有时觉得透不过气来。自己的生活非常平静，备课、上课，写一些小文章。而沈从文，四十年里一个一个时代浪潮落到这个人身上，他漫长的后半生里时间过得非常地慢、难熬，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努力来对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种烦恼、屈辱、挫折。张新颖有时有种虚幻的想法：“快点写完吧，写完了，书里的人就从时间的磨难中解脱出来了。”
而慢慢还原的那个人又似乎在鼓舞着未来写作他的人。沈从文常用的时间衡量单位是“代”。1949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很多少壮和文豪，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1948年，在文学上被批判的他对看《湘行书简》的十几岁的儿子说“，等你长大了，这些书还会很年轻。”
1952年，沈从文50岁，他在30年代写出的那些《边城》、《从文自传》因“纸张不够”不印了，印出也因“落后”而被书店烧去了。川行土改中，高血压的他半夜被吵醒，头重心跳，“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他感觉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再读“，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25岁的张新颖读过32岁的沈从文在信里的承诺，“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莊严些与透入些！”50岁的沈从文把他对历史的感受融进了历史研究里，研究和打捞那些“王侯将相”之外不被重视的杂文物，从古代纺织物上的花花朵朵、旧物坛坛罐罐中找到并讲述古代普通人到底是如何去生活的新鲜气息。
1953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还有意安排沈从文陪同讲解，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还有来自学术同行的压力。他照要求写思想检查也朴实得近乎乡土，政治话语全用不对地方，写“自己的落后”写得“神采飞扬”。那些研究出的东西和资料在动乱时被查抄，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作序的还是郭沫若。还有大量研究文章无法发表，他仍旧写下去。 2002年的32卷《沈从文全集》的后五卷里，历史文物研究计两千多页。多年前，张新颖读到1949年沈从文的绝笔，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又过了许多年，张新颖看到了文章的手稿。1975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孖，说“：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是那句让张新颖再次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
20世纪80年代，境况有很大的好转的沈从文可以出国讲学。在美国做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是文学和文物。来听演讲的人更希望听见他的遭遇。可是沈从文就不讲。我在少年时代读到沈从文演讲主题的事时，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是出于胆怯与时代压力。
张新颖想，这个人自己在一天、一天艰难日子里创造出来的身份，比时代强加的受害者身份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细细密密写完后半生，沈从文前半生又有了新的气象和解释。2018年《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时，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新版的后记中写：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
“前半生加上后半生，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张新颖说，2018年，他还有一本书出版，写了沈从文、黄永玉......还有他的老师贾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时代的力量太强大了，但隔了一段距离去看，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书名叫《九个人》。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张新颖在一次演讲里说，“我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我的老师没有看到，但是今天到河西学院来，在贾植芳讲堂，我准备弥补这个遗憾，给老师交一份作业。”
他坐在黄永玉题字的贾植芳讲堂的讲台上，身后是受赠贾先生私人藏书的甘肃省河西学院。
如果社会混乱，那我们就努力地去建设好的东西。
2001年，24岁的黄德海到复旦读研，当时不能自选导师，“分配”成了34岁的张新颖的第一个研究生。刚来复旦时，他厌学，觉得自己在大学时读书读坏了，到了复旦还是这些书，像两个板凳间坐空的状态，“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由消沉激发起来的亢奋情绪。我就越喜欢表现得自己特别高明，所有事一句话断定。”一篇文章应当写六千字，他就写五百字，看不懂是你们的事。
那时出了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张新颖和他说，可以看看，又推荐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
他想，这些东西都差不多看过了、知道了，看什么，学什么？
老师说，你要看，使用的都是普通材料，可是等到把这个普通材料从头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发现结论变了。
毕业的黄德海没能上张新颖最著名的《沈从文精读》这堂课，但张要写作和出版《沈从文精读》時，在文学出版社的黄德海做了这本书的特约编辑。第一章《从文自传》，标题《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黄德海读完很振奋，“我觉得沈从文就和我有关系了”，沈从文所说的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才慢慢地流经到他身上，被糊涂的教材、别有用心的说法堵住的长河，一个人写作、读书，就是为了疏通这些河道，让它流进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甚至连一滴水都不是，可是这条河经过了你。”他热情笑着，在《上海文化》杂志的办公室。几场细雨的缘故，藤本月季还掩着，这栋楼外的爬山虎都长开了，上海作协的办公楼是栋老式洋房，同层的还有《萌芽》杂志社。2011年，他是研究生好友张定浩拉到《上海文化》的，他在隔壁办公室的《思南文学选刊》做副主编，但他老来这间办公室，沙发半边被书压塌，半边是黄德海的工位“。我们就是到办公室聊天，然后回去再干活。”
毕业后，他和张定浩每次见老师都要提前想话题“，聊不下去。”健谈的黄德海说，每次他们俩兴致勃勃说个10分钟，老师“嗯”一下，他俩又换下一个话题。
2011年左右，原是《上海文化》编辑的黄德海和张定浩开始写文学批评，写了许多锐利批评别人作品的文章，在一团和气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群体里打出了名号。一次，他们在复旦溜达时碰到张新颖，张新颖说你们写得很好，可是为什么要去批评人呢？站他旁边的张定浩说因为写得差、把写作搞坏了。老师说，社会都这么烂了，就不能做点好东西吗？
“如果社会混乱，那我们就努力地去建设好的东西。这个基础需要有人承建。”黄德海觉得那种批评价值不大，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评论家更不是只为讨作家欢心的阐释者。面对同样的世界和生活发言，批评家甚至要比作家想得多，考虑得更多“。我一直在说，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出现能够留下来的作品以前，我们没有时代精神。”他举例，19世纪的俄国是非常伟大的世纪，可是是因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如果没有这些人，俄国19世纪有什么？
“看书评觉得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学大国。”一周前，张定浩坐在黄德海坐的这把凳子上悠悠地笑，这是他自己的工位。因为内向，他笑又不好意思放开笑，看起来总像是憋笑。他不喜欢现在文学批评的一团和气。在他看来，一个作者写出糟糕的作品是应当怜悯的，要批评的仅仅是它竟然一再引发的虚妄赞美。
去年秋末，张定浩连着几条朋友圈批判一位广受赞誉的青年作家“扭捏造作的书写”、“自大”。朋友圈被截图传出后，有人来采访，报道中张定浩说到文本问题“，追捧”来自读者对东北叙事的陌生经验的好奇。他觉得现在对年轻一代写作者是越来越宽容了。
张定浩在《上海文化》做编辑，平时也收到许多文学批评的来稿，其中有不少优秀的年轻作者，后来发现原来是张新颖的学生，但文章各不一样“。他自己不形成一个派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他让学生自由发展，包括王占黑。”
这个人自己在一天、一天艰难日子里创造出来的身份，比时代强加的受害者身份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细细密密写完后半生，沈从文前半生又有了新的气象和解释“前半生加上后半生，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张新颖说。
在他看来，大学许多老师是形成门派，有一套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学生跟着老师，能学到很多东西，这种方式很容易见效，在学校里面很容易混出来，但是出来以后可能你始终没有自我，不会更好，“像新颖老师这种就是你可能会很艰难，但是你如果出来就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读书这么好的事
最近，在长沙的周紫薇常常会想起老师在讨论课上让他们读的书，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十月革命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林斯基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怎么去思考或选择“。现在想起来，当时他让我们看的那些书都是有现实指向性的。”而一些老师说过的话，她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另一层意思。她的博士答辩应该要延期了，比起做老师，她对当记者比较感兴趣。
毕业生们没有课了，论文交完，学期结束，拿到学位，就结束了。严晗铭的本科论文导师是张新颖，本科答辩时，张新颖没去，有老师说，“新颖老师的学生写文章怎么都这么不遵守学术规范？”学生觉得受了其他老师刁难，几个人一块儿到张新颖那儿倒苦水，张新颖听完学生讲完一大段话：“别人给你一个不那么满意的分数你怕什么呢？你论文写得好，我当时看你文章，看了以后觉得没有问题，你写得确实好，那分数又能说明什么呢？”
几年前，厦门大学学生吕可青在考研时看到张新颖的书《沈从文九讲》，书里说《边城》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她便考到张新颖这儿读研，又水土不服“。我说句实在话，大家（本科生）后面都不是特别敢去找他带论文，因为他对学生是散养的，可能学生写很多很感性的东西他都很支持，但是其他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在学术圈是根本不行的。”
老师喜好明显。跟他谈到某个学术观点和感受，他会很认真面对面交谈，珍惜学生那些粗糙、幼稚的感受“。如果是很流水线的论文，他就会比较冷静，只要在框架里不出大问题就OK。”吕可青说。
老师没有他书里文字的自在感。有次吕可青旁听他给本科生上新诗课，“节奏非常非常随意，讲到哪里算哪里”，课上说现在那些主持人朗诵诗是不行的，没法理解诗里真正的感受，张新颖就很认真地一首一首地念给学生听。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但很沉浸。
“他很大胆地去表达自己，还蛮惊讶，跟私下交往又是不太一样。”吕可青说，“他在讲台上会自信一点。”
“写得不错”。张新颖总这么和學生说，从论文，到文章，到书。从周嘉宁到现在的学生们，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错。学生论文中，他会说出一些问题，但不会直接教人怎么改，“前提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别人说好说坏没有用的。别人给你一个空泛的东西，没有用的，你得自己体会到。”
疫情中，教了二十年书的张新颖在微信上讨论课时，还是会紧张，不过不要紧，“主要是研究怎么样，有没有东西可以讲。”学生们似乎越来越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直接教导。来读书，然后发论文，毕业之后又去做什么呢？以前上课他会给自己打分，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好老师，这几年开始，学生们在想什么，他已经不知道了“。除了规定要完成的那个课程以外，其他的我是不会管的。所以就是好学生在我这里很好，因为我不会限制他，不好的学生在我这里也得不到什么。”他说。
上完一堂讨论课的第二天，张新颖去复旦为接下来学校复课做准备。也追《国土安全》的我又说了一长串最新剧情和全新观剧感受。他听完所有，浮现出那个标准的、带些不好意思的笑容“。我看美剧，看完就忘了。”
“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沈从文研究。”我笃定。
“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是一个教师啊。”他惊讶，“是教书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我要求自己做一个好老师。”
一问到前一天课上讨论的书，他接过我的本子写下书名和作者名，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忽然热情起来，“它是一个诗人写的散文随笔，它的密度特别大，语言的密度、信息的密度特别大，但文章写得特别好，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看一本书时，你获得的营养不是单方面的，是很丰富的东西。你哪怕最简单的从文章怎么写，你看看也会获得启发，当然它有思想啊，有非常精细的分析啊......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回去了解一下。”他诚恳地说，把写着字的本子轻轻推给我。
“我其实跟我的学生都很少，很少说话，说的都很少。”张新颖说。
“我这几天和您说的话，比他们多吗？”
“对，很多，我们说得已经很多了，我就是一个，这也不是故意的，就是这么个人，从小这样，话比较少。我很少跟人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很长很长时间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有负担，我也不要有负担。”他道别，说再有问题就电话吧。我立马跟着他走。两个人着急得都忘了戴口罩，就这样走在复旦校外的路上。
要过马路时，他站定挥挥手，“好，送到这里，再见了。”背影消融在新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