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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提出30周年。
30年来，中共的政党外交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关键就在于这“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的核心是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而奋斗，贯穿了中共建党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
中苏交恶
中共成立以来，先是与共产国际，后是与苏共“指挥棒”，历经了几十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共刚成立时，即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要服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的领导。
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具体规定是：对各国革命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决议和发布指示，并监督施行；共产国际派出驻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或代表，有权参加各国共产党领导班子的重要会议，并发出指令；指定或批准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各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和斗争都要服从苏俄的外交政策。
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严重干涉了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给各国革命运动带来了损伤，也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的“家长制”和“老子党”作风，种下了祸根。
1960年，国际共运大论战（又称中苏大论战）拉开了序幕。中联部承担着同苏共及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因而被要求协助中央为论战提供材料。
那一年，我提前一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至中联部一处工作，直接参与了为论战提供材料的工作。
一处主管苏联东欧工作，也是当时中联部的工作重点。处长是叶蠖生，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历史课本就是他编写的。
主管一处的是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伍修权从不把下属叫到自己办公室讨论问题，而是登门到处长办公室，而且尊称叶蠖生为“叶老”。由于论战的紧张，伍修权几乎每天来叶的办公室。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东欧四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公开争论，因此，出席最后一国即东德的党代会，需要作更充分的准备。
叶蠖生布置我起草中共致东德党代会的贺词。叶蠖生告诉伍修权：“有消息说，曾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离开中国后现居住在东德，做些文化工作。现在得知中苏论战后又突然活跃起来，在一些地方作反华报告。”熟谙历史的他介绍说：“此人有点来历不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都有共产国际的正式介绍信，或者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而李德既无共产国际介绍信也无电告。”伍修权让我们据此搞出了一个材料。
耿飚纠左
“文革”开始后，中联部的工作陷入了混乱。
“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有过“左”的错误，但由于有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不是“重灾区”。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就不一样了。“文革”之前，中联部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亲自领导，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部长。“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和王稼祥被打倒，中联部由康生领导。
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原来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个，“文革”期间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仅有10个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康生还主张，鼓动一些外国“左派”从原来的“修党”内分裂出来，另组新党。
1971年1月，经周恩来推荐，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到中联部后，在礼堂第一次对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巧妙地亮出了反“左”立场。
他说：“回国前使馆大扫除，我爬到上面擦窗户，本来大使可以不去擦窗户的，但是我当时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还是去擦了，结果摔了下来，骨头摔伤了，至今还未好，这是‘左’的东西给我造成的痛苦。”在讲话的最后他说，春节快到了，祝大家和各位家人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一次，我到办公大楼外宾会客室向耿飚汇报工作。他在询问了我的来部时间后，问道：“中联部是做什么的？你说说。”我说：“王稼祥曾说过，中联部是党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参谋和助手。”他说：“对呀，但现在这么点人怎么办？总理对我说过，中联部有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外语干部也很多。这些干部都去了干校，我怎么工作？干校取消算了，统统调回来。”我说：“这不太可能，办五七干校是毛主席的指示。”耿飚说：“那迁到北京来，有工作可以随时叫回来。”我说：“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央有规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干校不能在北京办。”耿飚想了一想说：“那找个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吧。”于是中联部五七干校从河南迁到河北固安。
从1972年到1975年，耿飚同张香山、申健、冯铉等中联部领导讨论，如何打开党的对外工作局面。耿飚提出，要打开局面，首先要批判“左”的思想，确定党际关系的原则，笼统提按马列主义原则处理党际关系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了。他要求中联部业务局共同研究，整理出几条中共与其他党关系的原则。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中联部初步拟定了“独立自主”等几条原则。1974年8月，耿飚在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要确立正确的党的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之后，中联部在起草的供领导人会见外宾时参考的谈话口径中，重申了耿飚提出的这几项原则。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75年10月，李一氓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在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个文化人，文章和书法都有独特风格。1979年1月耿飚调离中联部后，中联部的工作主要由李一氓负责，继续为形成“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而进行探索。
铁托访华推开“正门”
“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逐步与一些国家的政党恢复关系。其中，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是最具突破性的一步。
当年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共批判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并以此为靶子批判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九评”中，也专门批判了南斯拉夫。 1977年8月底，铁托将以南斯拉夫总统名义访华。铁托访华期间，是否恢复两党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经过中联部内部的充分讨论，耿飚、李一氓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恢复同南共联盟的党际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先内部恢复两党关系，再正式恢复，中间留下一个“转弯子”的过程。因为，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的。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的问题。李一氓列席会议，代表中联部作了汇报。中央领导肯定了中联部的建议，认为对南关系是战略问题，在党的关系上不应缩手缩脚，要“开门”，而且要“开正门”，而不是开“后门”“边门”。
在铁托到北京的当晚，华国锋在国宴上称他为“总统”，第二天下午会谈中，就改称他为“同志”了。
1978年3月，李一氓率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考察3周。回国后，代表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南斯拉夫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后，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1978年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
“四项原则”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1979年3月，李一氓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提出，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中国可以争取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应对国际共运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得出比较正确的概念和明确的结论。
李一氓认为，中共同许多共产党中断了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孤立了自己。而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要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别国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
1979年3月，中共与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举行了内部会晤。中共代表、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说：“我们一贯主张，各党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不干涉内政。”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对外工作，听取中联部的工作汇报。李一氓汇报了国际共运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对外联络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和今后开展对各类政党工作的设想，得到了充分肯定。
首先完整地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是胡耀邦。1981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会见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访华代表团时说：“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一定要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1982年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亨克·胡克斯特拉时，重申了“四项原则”。他说：“我看有几条基本原则，前年与贝林格（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都谈过，他们俩也都赞成。”
进入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在内部谈话和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时一再强调，要根据纷繁复杂的国际共运历史，在总结党际关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但是，这个表述里留有一顶“帽子”，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有一条限制，即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四项原则”范围的扩展
打破只同各国共产党发展政党关系的框框的努力，其实从“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
早在1977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就联名向中央上呈了一份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政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
1980年初，华国锋向中联部提出，对社会党要做工作。7月，中联部向中央上呈关于对各国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
1984年整党期间，中联部在充分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业务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和打开新局面的具体意见。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中联部的汇报。中联部部长钱李仁汇报说，我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联系，进行广泛接触，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
听了汇报后，胡耀邦指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进一步扩大同各国人民、有关的友好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交往的方式要不拘一格，多种多样。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
至此，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新闻局前局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30年来，中共的政党外交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关键就在于这“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的核心是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而奋斗，贯穿了中共建党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
中苏交恶
中共成立以来，先是与共产国际，后是与苏共“指挥棒”，历经了几十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共刚成立时，即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要服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的领导。
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具体规定是：对各国革命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决议和发布指示，并监督施行；共产国际派出驻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或代表，有权参加各国共产党领导班子的重要会议，并发出指令；指定或批准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各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和斗争都要服从苏俄的外交政策。
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严重干涉了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给各国革命运动带来了损伤，也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的“家长制”和“老子党”作风，种下了祸根。
1960年，国际共运大论战（又称中苏大论战）拉开了序幕。中联部承担着同苏共及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因而被要求协助中央为论战提供材料。
那一年，我提前一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至中联部一处工作，直接参与了为论战提供材料的工作。
一处主管苏联东欧工作，也是当时中联部的工作重点。处长是叶蠖生，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历史课本就是他编写的。
主管一处的是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伍修权从不把下属叫到自己办公室讨论问题，而是登门到处长办公室，而且尊称叶蠖生为“叶老”。由于论战的紧张，伍修权几乎每天来叶的办公室。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东欧四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公开争论，因此，出席最后一国即东德的党代会，需要作更充分的准备。
叶蠖生布置我起草中共致东德党代会的贺词。叶蠖生告诉伍修权：“有消息说，曾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离开中国后现居住在东德，做些文化工作。现在得知中苏论战后又突然活跃起来，在一些地方作反华报告。”熟谙历史的他介绍说：“此人有点来历不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都有共产国际的正式介绍信，或者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而李德既无共产国际介绍信也无电告。”伍修权让我们据此搞出了一个材料。
耿飚纠左
“文革”开始后，中联部的工作陷入了混乱。
“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有过“左”的错误，但由于有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不是“重灾区”。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就不一样了。“文革”之前，中联部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亲自领导，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部长。“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和王稼祥被打倒，中联部由康生领导。
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原来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个，“文革”期间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仅有10个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康生还主张，鼓动一些外国“左派”从原来的“修党”内分裂出来，另组新党。
1971年1月，经周恩来推荐，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到中联部后，在礼堂第一次对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巧妙地亮出了反“左”立场。
他说：“回国前使馆大扫除，我爬到上面擦窗户，本来大使可以不去擦窗户的，但是我当时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还是去擦了，结果摔了下来，骨头摔伤了，至今还未好，这是‘左’的东西给我造成的痛苦。”在讲话的最后他说，春节快到了，祝大家和各位家人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一次，我到办公大楼外宾会客室向耿飚汇报工作。他在询问了我的来部时间后，问道：“中联部是做什么的？你说说。”我说：“王稼祥曾说过，中联部是党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参谋和助手。”他说：“对呀，但现在这么点人怎么办？总理对我说过，中联部有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外语干部也很多。这些干部都去了干校，我怎么工作？干校取消算了，统统调回来。”我说：“这不太可能，办五七干校是毛主席的指示。”耿飚说：“那迁到北京来，有工作可以随时叫回来。”我说：“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央有规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干校不能在北京办。”耿飚想了一想说：“那找个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吧。”于是中联部五七干校从河南迁到河北固安。
从1972年到1975年，耿飚同张香山、申健、冯铉等中联部领导讨论，如何打开党的对外工作局面。耿飚提出，要打开局面，首先要批判“左”的思想，确定党际关系的原则，笼统提按马列主义原则处理党际关系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了。他要求中联部业务局共同研究，整理出几条中共与其他党关系的原则。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中联部初步拟定了“独立自主”等几条原则。1974年8月，耿飚在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要确立正确的党的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之后，中联部在起草的供领导人会见外宾时参考的谈话口径中，重申了耿飚提出的这几项原则。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75年10月，李一氓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在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个文化人，文章和书法都有独特风格。1979年1月耿飚调离中联部后，中联部的工作主要由李一氓负责，继续为形成“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而进行探索。
铁托访华推开“正门”
“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逐步与一些国家的政党恢复关系。其中，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是最具突破性的一步。
当年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共批判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并以此为靶子批判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九评”中，也专门批判了南斯拉夫。 1977年8月底，铁托将以南斯拉夫总统名义访华。铁托访华期间，是否恢复两党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经过中联部内部的充分讨论，耿飚、李一氓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恢复同南共联盟的党际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先内部恢复两党关系，再正式恢复，中间留下一个“转弯子”的过程。因为，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的。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的问题。李一氓列席会议，代表中联部作了汇报。中央领导肯定了中联部的建议，认为对南关系是战略问题，在党的关系上不应缩手缩脚，要“开门”，而且要“开正门”，而不是开“后门”“边门”。
在铁托到北京的当晚，华国锋在国宴上称他为“总统”，第二天下午会谈中，就改称他为“同志”了。
1978年3月，李一氓率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考察3周。回国后，代表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南斯拉夫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后，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1978年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
“四项原则”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1979年3月，李一氓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提出，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中国可以争取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应对国际共运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得出比较正确的概念和明确的结论。
李一氓认为，中共同许多共产党中断了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孤立了自己。而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要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别国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
1979年3月，中共与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举行了内部会晤。中共代表、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说：“我们一贯主张，各党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不干涉内政。”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对外工作，听取中联部的工作汇报。李一氓汇报了国际共运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对外联络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和今后开展对各类政党工作的设想，得到了充分肯定。
首先完整地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是胡耀邦。1981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会见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访华代表团时说：“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一定要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1982年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亨克·胡克斯特拉时，重申了“四项原则”。他说：“我看有几条基本原则，前年与贝林格（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都谈过，他们俩也都赞成。”
进入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在内部谈话和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时一再强调，要根据纷繁复杂的国际共运历史，在总结党际关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但是，这个表述里留有一顶“帽子”，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有一条限制，即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四项原则”范围的扩展
打破只同各国共产党发展政党关系的框框的努力，其实从“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
早在1977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就联名向中央上呈了一份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政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
1980年初，华国锋向中联部提出，对社会党要做工作。7月，中联部向中央上呈关于对各国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
1984年整党期间，中联部在充分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业务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和打开新局面的具体意见。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中联部的汇报。中联部部长钱李仁汇报说，我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联系，进行广泛接触，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
听了汇报后，胡耀邦指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进一步扩大同各国人民、有关的友好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交往的方式要不拘一格，多种多样。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
至此，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新闻局前局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