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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摘要：郑国东迁溱洧之后，地处中原腹心，四战之地。为了与列国虚与周旋，不得不讲究外交辞令的修饰。郑国大夫如子产、大叔皆善雅言，典雅而有文采，以情动人而又刚柔相济，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郑国；外交；语言；特色
春秋时期，礼乐开始崩坏，私人讲学，处士横议，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需委婉其辞。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乃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
一、郑国讲究外交辞令的背景
东迁后的郑国地处中原腹心，从春秋时代起就已经是各国看重之地，是列国中外患最深的国家。面对复杂的形势，郑国在协调国际关系，利用各国矛盾，避免冲突，保存实力等能力方面，受到了极好的锻炼，尤其是在辞令方面，不能不讲究说话技巧。《左传》中记载郑人出色外交言论最多的人物是子产。如“子产与范宣子书”、“子产弗与宣子环”、“子产对晋人征朝”、“子产戎服献捷”、“子产坏晋馆垣”、“子产论尹何为邑”、“子产不毁乡校”等，都是善用言词以处事、说理的典型例证。雅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子产善于辞令，而且多雅言，是形势磨砺的结果，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并非为言词而言词。
郑国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能够集思广益，各显其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湛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p235）子产当政的时代，郑国不仅有一个好的团队，而且团队成员注重配和，齐心协力，终使处列国之间，四争之地的小国郑，能够得以图存，并有所发展。
二、郑国外交语言的特色
郑国外交辞令十分有特色，既温顺典雅，又不卑不亢，既合情合礼，又有理有力，不失分寸，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委婉典雅而又富于文采。子产的言词善引古制古诗，这使他本来就很委婉的辞令又带上几分典雅，使得外交辞令文采斐然。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子产争承”的事件，子产为郑国承担过重的贡赋而在诸侯盟会上向晋国申辩，一开始就引用周朝古制：“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才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1]（《左传·昭公十三年》，p245）郑人在温情脉脉的诗礼风流中解决了诸多的纷争和冲突，这也是他们外交上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外交场合泰然自若、潇洒从容的表现，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胸怀和气势。
第二，推心置腹，以真情动人。如范宣子执掌晋国朝政时，诸侯向晋国交纳贡赋的负担很重，郑国对此也感到痛苦。于是，子产在郑简公向晋国朝聘时托人带一封信给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2]（《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p497）指出范宣子执掌晋国政治，大权在握，索贿很容易，但若求美德之令名确实很难的。言外之意，是希望宣子看重自己的令名，不要贪贿而毁令名。信的末尾，引用《诗经》上的话进一步说明德与国安身存的关系。“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之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2]（《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p498）指出重名德，则国可长存，家可久安。有令德的君子是快乐的，是邦国之基。以此告诫宣子“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以象牙值钱而自毁其身，说明大臣重币无疑是自毁其身。子产善于说理，而且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没有客套和废话、空话，句句铿锵有力，处处为人着想，如“侨也惑之’，“何没没也”、“将焉用贿”等语，言词委婉而又恳切，使人听之不能不息贪贿之心。这样的表达不使人产生反感，易于为人接受，比直吐其辞的语言效果更为妥贴。
第三，宽猛相济，刚柔相成。春秋时代，兼并之势日将突出，小国承担着过重的贡赋，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与强权斗争，但为了不触怒大国，遭受讨伐，又不得不十分讲究措辞。郑国的外交辞令，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委婉而不懦弱，关键时候敢于据理力争，分寸感把握的恰到好处。如楚国的令尹公子围，到郑国聘问兼迎亲，带了很多士兵。子产看出来者不善，提出将聘礼与迎亲礼在城外进行。郑国先是委婉地以“敝邑蝙小，不足以容从者”为由，拒楚国公子围于城外，公子围派人指责郑国，言辞理直气壮，使人无从置辩，把子产逼到了绝处。面对大国的指责，婉辞辩解已无济于事，子产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郑、楚成婚，本想依靠大国来安定郑国，而你们却以兵迎亲，“包藏祸心以图之”，戳穿了楚国的阴谋。对于楚国的祸心，子产虽然愤慨，但也不便过于直露，触怒对方，依然委婉其辞，用替人着想的口吻来说服对方，让对方理解：郑国失去楚恃而取灭亡是小事，怕的是依附楚国的其他侯国，会以郑为戒，无不恨楚，抗拒楚君的命令。把郑国对楚之恨扩大到诸侯共恨之中，使楚国不得不打消袭郑的念头。
以子产为代表的郑国外交家言词的委婉典雅而不失力度，体现了弱国在强国之中求生存的形势特点。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诸侯封国虽已显露出相互吞并侵伐的意向，但表面上仍要假装尊崇周室的王权，很多时候还存在着用“文”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就为春秋雅辞的盛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舞台，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了解春秋时期用语特色以及借助赋诗进行交际的语言运用技巧，对今人提高语言艺术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郑天挺.中国史学名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侯光复.儒家道家经典全译[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刘玉娥（1955-），女，河南舞钢人。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文学史、中原传统文化。
摘要：郑国东迁溱洧之后，地处中原腹心，四战之地。为了与列国虚与周旋，不得不讲究外交辞令的修饰。郑国大夫如子产、大叔皆善雅言，典雅而有文采，以情动人而又刚柔相济，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郑国；外交；语言；特色
春秋时期，礼乐开始崩坏，私人讲学，处士横议，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需委婉其辞。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乃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
一、郑国讲究外交辞令的背景
东迁后的郑国地处中原腹心，从春秋时代起就已经是各国看重之地，是列国中外患最深的国家。面对复杂的形势，郑国在协调国际关系，利用各国矛盾，避免冲突，保存实力等能力方面，受到了极好的锻炼，尤其是在辞令方面，不能不讲究说话技巧。《左传》中记载郑人出色外交言论最多的人物是子产。如“子产与范宣子书”、“子产弗与宣子环”、“子产对晋人征朝”、“子产戎服献捷”、“子产坏晋馆垣”、“子产论尹何为邑”、“子产不毁乡校”等，都是善用言词以处事、说理的典型例证。雅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子产善于辞令，而且多雅言，是形势磨砺的结果，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并非为言词而言词。
郑国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能够集思广益，各显其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湛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p235）子产当政的时代，郑国不仅有一个好的团队，而且团队成员注重配和，齐心协力，终使处列国之间，四争之地的小国郑，能够得以图存，并有所发展。
二、郑国外交语言的特色
郑国外交辞令十分有特色，既温顺典雅，又不卑不亢，既合情合礼，又有理有力，不失分寸，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委婉典雅而又富于文采。子产的言词善引古制古诗，这使他本来就很委婉的辞令又带上几分典雅，使得外交辞令文采斐然。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子产争承”的事件，子产为郑国承担过重的贡赋而在诸侯盟会上向晋国申辩，一开始就引用周朝古制：“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才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1]（《左传·昭公十三年》，p245）郑人在温情脉脉的诗礼风流中解决了诸多的纷争和冲突，这也是他们外交上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外交场合泰然自若、潇洒从容的表现，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胸怀和气势。
第二，推心置腹，以真情动人。如范宣子执掌晋国朝政时，诸侯向晋国交纳贡赋的负担很重，郑国对此也感到痛苦。于是，子产在郑简公向晋国朝聘时托人带一封信给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2]（《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p497）指出范宣子执掌晋国政治，大权在握，索贿很容易，但若求美德之令名确实很难的。言外之意，是希望宣子看重自己的令名，不要贪贿而毁令名。信的末尾，引用《诗经》上的话进一步说明德与国安身存的关系。“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之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2]（《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p498）指出重名德，则国可长存，家可久安。有令德的君子是快乐的，是邦国之基。以此告诫宣子“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以象牙值钱而自毁其身，说明大臣重币无疑是自毁其身。子产善于说理，而且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没有客套和废话、空话，句句铿锵有力，处处为人着想，如“侨也惑之’，“何没没也”、“将焉用贿”等语，言词委婉而又恳切，使人听之不能不息贪贿之心。这样的表达不使人产生反感，易于为人接受，比直吐其辞的语言效果更为妥贴。
第三，宽猛相济，刚柔相成。春秋时代，兼并之势日将突出，小国承担着过重的贡赋，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与强权斗争，但为了不触怒大国，遭受讨伐，又不得不十分讲究措辞。郑国的外交辞令，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委婉而不懦弱，关键时候敢于据理力争，分寸感把握的恰到好处。如楚国的令尹公子围，到郑国聘问兼迎亲，带了很多士兵。子产看出来者不善，提出将聘礼与迎亲礼在城外进行。郑国先是委婉地以“敝邑蝙小，不足以容从者”为由，拒楚国公子围于城外，公子围派人指责郑国，言辞理直气壮，使人无从置辩，把子产逼到了绝处。面对大国的指责，婉辞辩解已无济于事，子产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郑、楚成婚，本想依靠大国来安定郑国，而你们却以兵迎亲，“包藏祸心以图之”，戳穿了楚国的阴谋。对于楚国的祸心，子产虽然愤慨，但也不便过于直露，触怒对方，依然委婉其辞，用替人着想的口吻来说服对方，让对方理解：郑国失去楚恃而取灭亡是小事，怕的是依附楚国的其他侯国，会以郑为戒，无不恨楚，抗拒楚君的命令。把郑国对楚之恨扩大到诸侯共恨之中，使楚国不得不打消袭郑的念头。
以子产为代表的郑国外交家言词的委婉典雅而不失力度，体现了弱国在强国之中求生存的形势特点。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诸侯封国虽已显露出相互吞并侵伐的意向，但表面上仍要假装尊崇周室的王权，很多时候还存在着用“文”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就为春秋雅辞的盛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舞台，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了解春秋时期用语特色以及借助赋诗进行交际的语言运用技巧，对今人提高语言艺术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郑天挺.中国史学名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侯光复.儒家道家经典全译[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刘玉娥（1955-），女，河南舞钢人。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文学史、中原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