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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之生态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德性与理性的结合。
孔门弟子记孔子的渔猎活动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猎击归巢之鸟，这在当时必是异于常人之举，故被其弟子极珍视地记录下来。
孔子如此行事，旧注多以仁爱释之。朱熹在注释本章时就引洪氏语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解虽不够全面，却并不十分牵强。《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的话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将剖腹取胎、竭泽而渔和覆巢毁卵视为不义之举，就明显来自道德视域。以此解读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既可见其对猎取动物的矛盾心理，又表明了不尽物取之的节制态度，是生态伦理意识的萌芽。
《孟子·梁惠王上》记有一则故事，也反映了这种意识和情感。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便问这牛的用途。得知是准备宰了祭钟，看那牛哆嗦可怜的样子，就表达了不忍之情。视此，牵牛者说：“那就废除祭钟这一仪节吧！”齐宣王说：“那怎么可以废除呢？用只羊来代替吧！”以羊代牛，不明真相者以为齐宣王吝啬，齐宣王自己也无法说清此举是出于什么心理，而孟子则将其概括为“仁术”即仁爱之道，视为齐宣王可行仁政而王的证明并极力鼓励之。
从“杀生”的角度看，用羊与用牛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孟子亦有同见。孟子肯定齐宣王的，是他“不忍其觳觫”而产生的恻隐之心。孟子解释说：“是乃仁术也，见牛而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所言，虽从动物保护的宏旨看有些狭小，却符合常人的体验。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在生产队当车夫。在其所驭之马年老体衰时，生产队决定将其宰杀，将肉分给社员食用。尽管当时很困难，吃肉是一件难得之事，但我爷爷不仅在这匹老马被宰杀的前夜与之相伴、流泪，而且在宰杀时离村出走，宰杀后拒不领受马肉。这一来自童年的记忆，令我想起便心中作痛。
孟子认定恻隐之心是“仁之端”即仁的萌芽，故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问题上借题发挥，据此引导齐宣王树仁心，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孟子所言，虽指向在政治，但也同时体现了与孔子相若的生态伦理意识。从古至今，出于生存需要，人类以一些生物为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杀生时产生不忍之情，从而有所选择有所节制，是人有别于动物世界，或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孟子曾总结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熹注“爱物”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将爱人与爱物联系起来但不等量齐观，主张取之时用之有节而非不取不用，从自然禀赋和人类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实践理性的，尽管不能令动物保护主义者满意。如果多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在减少血腥、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使人类保有一些对自然万物的温情和敬意。
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爱物”，虽如后儒所见，是仁者之心的体现，但仅此尚不能体现孔、孟此一主张和行为的全部价值。《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水经注》均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宓子贱被鲁君任命为亶父（今山东单县）宰，三年后，孔子派另一名学生巫马旗去考察他的政绩。巫马旗乔装夜入亶父后，见一夜渔者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便问其故。夜渔者说：“我放回的是小鱼。我们的地方官宓子贱要求在小鱼长大后再捕，所以放了。”孔子闻听巫马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认为宓子贱治邑有方，可担当大任。
宓子贱要求渔夫捕大放小，与孔子不一网打尽、不倾巢尽剿一样，都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为了防止因一时之利而丧失长远利益，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袭了这一主张，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比较可见，孟子的主张与孔子师徒是一脉相承的，且更为明确而完善。孔孟之后，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在记录宓子贱治亶父事迹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应如何保护利用山泽资源的具体规定，如《孟春纪》中的“禁止伐木，无覆巢”，《仲春纪》中的“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等。这些认识和主张世代相袭，许多成为政令或人的自觉行为。
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之生态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德性与理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儒家生态伦理主张，既坚持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人本主义，又反对了对自然万物的漠视与任意宰割；既倡导人对自然的爱护与尊重，又没有阻止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对自然的有节制利用。坚持这两个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对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情与敬意；又可避免极端的泛道德主义，使人类陷入狭小而自虐的境地。
在处理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
社会发展到今天，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然又有效地保护自然，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又有效地保护动物，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由此回望，早在2500年前，在人与自然的矛盾远没有近代以来这样凸显的情况下，孔、孟和儒家学派能够产生并提出“仁人爱物”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大智慧。在我们言必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时，重温这些来自远古的识见，当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并将汗颜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
孔门弟子记孔子的渔猎活动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猎击归巢之鸟，这在当时必是异于常人之举，故被其弟子极珍视地记录下来。
孔子如此行事，旧注多以仁爱释之。朱熹在注释本章时就引洪氏语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解虽不够全面，却并不十分牵强。《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的话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将剖腹取胎、竭泽而渔和覆巢毁卵视为不义之举，就明显来自道德视域。以此解读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既可见其对猎取动物的矛盾心理，又表明了不尽物取之的节制态度，是生态伦理意识的萌芽。
《孟子·梁惠王上》记有一则故事，也反映了这种意识和情感。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便问这牛的用途。得知是准备宰了祭钟，看那牛哆嗦可怜的样子，就表达了不忍之情。视此，牵牛者说：“那就废除祭钟这一仪节吧！”齐宣王说：“那怎么可以废除呢？用只羊来代替吧！”以羊代牛，不明真相者以为齐宣王吝啬，齐宣王自己也无法说清此举是出于什么心理，而孟子则将其概括为“仁术”即仁爱之道，视为齐宣王可行仁政而王的证明并极力鼓励之。
从“杀生”的角度看，用羊与用牛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孟子亦有同见。孟子肯定齐宣王的，是他“不忍其觳觫”而产生的恻隐之心。孟子解释说：“是乃仁术也，见牛而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所言，虽从动物保护的宏旨看有些狭小，却符合常人的体验。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在生产队当车夫。在其所驭之马年老体衰时，生产队决定将其宰杀，将肉分给社员食用。尽管当时很困难，吃肉是一件难得之事，但我爷爷不仅在这匹老马被宰杀的前夜与之相伴、流泪，而且在宰杀时离村出走，宰杀后拒不领受马肉。这一来自童年的记忆，令我想起便心中作痛。
孟子认定恻隐之心是“仁之端”即仁的萌芽，故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问题上借题发挥，据此引导齐宣王树仁心，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孟子所言，虽指向在政治，但也同时体现了与孔子相若的生态伦理意识。从古至今，出于生存需要，人类以一些生物为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杀生时产生不忍之情，从而有所选择有所节制，是人有别于动物世界，或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孟子曾总结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熹注“爱物”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将爱人与爱物联系起来但不等量齐观，主张取之时用之有节而非不取不用，从自然禀赋和人类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实践理性的，尽管不能令动物保护主义者满意。如果多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在减少血腥、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使人类保有一些对自然万物的温情和敬意。
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爱物”，虽如后儒所见，是仁者之心的体现，但仅此尚不能体现孔、孟此一主张和行为的全部价值。《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水经注》均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宓子贱被鲁君任命为亶父（今山东单县）宰，三年后，孔子派另一名学生巫马旗去考察他的政绩。巫马旗乔装夜入亶父后，见一夜渔者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便问其故。夜渔者说：“我放回的是小鱼。我们的地方官宓子贱要求在小鱼长大后再捕，所以放了。”孔子闻听巫马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认为宓子贱治邑有方，可担当大任。
宓子贱要求渔夫捕大放小，与孔子不一网打尽、不倾巢尽剿一样，都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为了防止因一时之利而丧失长远利益，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袭了这一主张，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比较可见，孟子的主张与孔子师徒是一脉相承的，且更为明确而完善。孔孟之后，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在记录宓子贱治亶父事迹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应如何保护利用山泽资源的具体规定，如《孟春纪》中的“禁止伐木，无覆巢”，《仲春纪》中的“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等。这些认识和主张世代相袭，许多成为政令或人的自觉行为。
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之生态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德性与理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儒家生态伦理主张，既坚持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人本主义，又反对了对自然万物的漠视与任意宰割；既倡导人对自然的爱护与尊重，又没有阻止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对自然的有节制利用。坚持这两个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对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情与敬意；又可避免极端的泛道德主义，使人类陷入狭小而自虐的境地。
在处理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
社会发展到今天，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然又有效地保护自然，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又有效地保护动物，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由此回望，早在2500年前，在人与自然的矛盾远没有近代以来这样凸显的情况下，孔、孟和儒家学派能够产生并提出“仁人爱物”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大智慧。在我们言必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时，重温这些来自远古的识见，当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并将汗颜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