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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鞍山的志愿者杨宁近路骑行、远路乘车，自费10多万元，足迹遍布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河北、江西、山东、广西等8个省、自治区大小200余座烈士陵园，走访村屯195个，行程1.5万公里——
“这是国家的事，你个人去办太费力了！”
“能找到一个算一个！”
2021年清明节的清晨，辽宁省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迎来一群特别的访客。他们大多来自贵州农村，第一次来到锦州，是为了祭拜去世多年的亲人。“大外公刘定芳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我们一直在网上搜不到他的名字，直到2020年他出现在一份名单里。”烈士亲属钟明梅感慨万千。她说的名单，出自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志愿者——杨宁之手。
现年61岁的杨宁，自小就崇拜英雄。他从辽宁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到鞍山市台安县博物馆工作。2007年，在进行考古普查的过程中，他走访多个烈士陵园，得知几十年来许多烈士一直无亲人来祭拜，“这让我很是痛心，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同时，杨宁在《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史》一书中看到，有台安籍烈士埋骨他乡，而家中亲人并不知情。思考许久，杨宁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工作之余，投入一部分精力寻找烈士的安葬地，帮烈士“回家”。杨宁把烈士陵园中信息不翔实、没有联系到亲人的烈士名字用手抄下来，回到家里进行整理，同时发挥在博物馆工作的优势，反复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寻找线索。起初，他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的烈士。他将烈士信息编成号，然后逐一攻关，为烈士们寻找亲属。
“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士亲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他们的亲属，也是对烈士莫大的安慰。”同事们原以为杨宁收集整理烈士信息是为了写论文晋职称，后来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后，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但也有人劝他：“这是国家的事，你个人去办太费力了！”杨宁不为所动：“能找到一个算一个！”
就这样，杨宁靠着一辆自行车，踏上了为烈士寻亲之路。每到休息日，他白天外出走访，晚上整理材料，经常奔波数日却一无所获。杨宁不甘心，决定跨省寻找。利用节假日，他一次又一次奔赴外地，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自掏腰包。妻子不乐意了：“一分钱都不给报销，孩子上大学正需要钱，哪头重要你自己不清楚吗？”杨宁耐心做妻子的工作。直到2016年，杨宁获评鞍山市道德模范，妻子才转变态度。
在辽宁，两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杨宁都骑自行车过去。他出行时要带两件宝贝，一个黑色的旧书包和一辆自行车。两百公里的距离，杨宁要骑行一天的时间，如果遇到天气不好，不能到达目的地，他便花费15至20元在途中小旅馆里休息一晚。为赶路，杨宁途中餐饮十分简单，用保温杯帶上开水，饿了泡一包方面便或是啃一点面包充饥。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为烈士寻亲，不提钱。”
就这样，连续8年他为230余位烈士寻找到了亲属。2019年，杨宁被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还被辽宁省慈善总会授予“辽宁公益红人”称号。
“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非常感谢杨宁。”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
2015年，杨宁在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走访时，听闻埋在这里的五六百名志愿军烈士几乎没有后人来祭拜过，决定为他们寻亲。经过初步整理，他发现这里来自贵州的烈士多达109人。这些烈士都是一人一墓，大多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当年立下的墓碑经过几十年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
由于年代久远，拍摄低矮墓碑上的字，必须蹲下身子仔细辨认。只要看到有“贵州”两字，杨宁都会立即蹲下细看，并拿起相机寻找合适的角度进行拍摄。“我要把所有贵州籍的烈士墓碑都拍下来，留作资料。”一行行寻找，一个个辨认，蹲下，起立，又蹲下……不一会儿，杨宁就大汗淋漓，累得直不起腰了。他稍作休息，咬牙给自己鼓劲：“就算跪着，我也要全部拍完。给烈士们下跪，应该的。”杨宁足足花了3天时间把所有的贵州籍烈士墓碑都辨认了一遍，拍下了一百多张资料照片。
如果是辽宁地区的烈士，杨宁会马上行动，到烈士家乡拜访当地民政部门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继续核对原籍地登记的烈士信息，再据此寻找烈士家属。可贵州路太远了，涉及的烈士又多，“我只能整理好烈士的所有信息资料，等待时机”。
2020年3月，杨宁给贵州方面寄去寻亲信，为长眠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的109名贵州籍烈士寻亲。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对杨宁的来信极为重视，立即调动全省有关部门及媒体力量，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同时找到了23位烈士的家属。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卢刚由衷赞叹：“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非常感谢杨宁。”
“为英烈找亲人，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以后也会一直做下去。我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得，那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到各地寻访烈士的相关信息，常有人好奇地问杨宁：“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的什么人啊？”为少费口舌，杨宁经常“扯谎”，“他是我二叔”“他是我舅舅”，后来，他干脆只回答两个字：“亲人。”
在杨宁眼中，每一位牺牲的烈士都是亲人，“没有他们的舍身报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他都陪同他们前往陵园祭拜，并默默用手机记录下他们祭拜的一幕幕画面。
2014年，杨宁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时，偶然看到“李继堂”3个字，感觉有些熟悉，便详细打听。陵园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位李继堂烈士生前是志愿军一名连长，在朝鲜战场负重伤后，被转移到吉林野战医院救治，送来时已经说不出话，牺牲后被就地安葬在这里。得知李继堂的籍贯在辽宁，杨宁立刻到市民政局档案中查询。几万人的名单，杨宁饿着肚子查了4个多小时，终于在发黄的重伤员档案卡片上印证了他的记忆：李继堂，辽宁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人。
仿佛将埋藏在地下的宝贝挖出来一样，杨宁兴奋得直掉眼泪，连夜坐火车往家赶。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再次确认后，他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走遍全村，他从一位老党员口中得知，李继堂没有子女，其他亲属全部搬到了本溪，唯有一个侄女生活在附近的侯家村。不顾劳累，杨宁又蹬上自行车骑了六七里路，终于在侯家村找到李继堂的小侄女。“我二叔参加抗美援朝后就没回来，60多年了，我们都以为他死在了朝鲜，原来他埋在长春。”李继堂的侄女说完，立即打电话给住在本溪的姐姐，告诉了她这个消息。80岁的老姐姐听闻惊呆了，说她还能记起叔叔的往事，也存有李继堂的照片。第三天早上，李家人赶到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跪在李继堂墓碑前痛哭……此时，陵园工作人员将杨宁的手紧紧握住，在他们眼中，这位瘦弱的志愿者，也是英雄。
多年来，从不被理解到获得全社会的赞誉，杨宁吃了不少苦，但他从不觉得苦：“和牺牲的烈士比，我这点付出算得了什么！”
14年间，近路骑行，远路乘车，杨宁自费10多万元，足迹遍布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河北、江西、山东、广西等8个省、自治区大小200余座烈士陵园，走访村屯195个，行程1.5万公里，已为400多位英烈找到了亲人。2020年12月4日，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报了杨宁为烈士寻亲的事迹，播出时间长达10分钟。
2021年4月，作为全国唯一的烈士寻亲志愿者代表，杨宁到北京参加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的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随后，央视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并专门采访了杨宁。说起这么多年的经历，他十分感慨：“为英烈找亲人，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以后也会一直做下去。我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得，那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编辑：潘金瑞】
“这是国家的事，你个人去办太费力了！”
“能找到一个算一个！”
2021年清明节的清晨，辽宁省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里迎来一群特别的访客。他们大多来自贵州农村，第一次来到锦州，是为了祭拜去世多年的亲人。“大外公刘定芳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我们一直在网上搜不到他的名字，直到2020年他出现在一份名单里。”烈士亲属钟明梅感慨万千。她说的名单，出自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志愿者——杨宁之手。
现年61岁的杨宁，自小就崇拜英雄。他从辽宁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到鞍山市台安县博物馆工作。2007年，在进行考古普查的过程中，他走访多个烈士陵园，得知几十年来许多烈士一直无亲人来祭拜，“这让我很是痛心，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同时，杨宁在《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史》一书中看到，有台安籍烈士埋骨他乡，而家中亲人并不知情。思考许久，杨宁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工作之余，投入一部分精力寻找烈士的安葬地，帮烈士“回家”。杨宁把烈士陵园中信息不翔实、没有联系到亲人的烈士名字用手抄下来，回到家里进行整理，同时发挥在博物馆工作的优势，反复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寻找线索。起初，他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的烈士。他将烈士信息编成号，然后逐一攻关，为烈士们寻找亲属。
“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士亲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他们的亲属，也是对烈士莫大的安慰。”同事们原以为杨宁收集整理烈士信息是为了写论文晋职称，后来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后，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但也有人劝他：“这是国家的事，你个人去办太费力了！”杨宁不为所动：“能找到一个算一个！”
就这样，杨宁靠着一辆自行车，踏上了为烈士寻亲之路。每到休息日，他白天外出走访，晚上整理材料，经常奔波数日却一无所获。杨宁不甘心，决定跨省寻找。利用节假日，他一次又一次奔赴外地，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自掏腰包。妻子不乐意了：“一分钱都不给报销，孩子上大学正需要钱，哪头重要你自己不清楚吗？”杨宁耐心做妻子的工作。直到2016年，杨宁获评鞍山市道德模范，妻子才转变态度。
在辽宁，两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杨宁都骑自行车过去。他出行时要带两件宝贝，一个黑色的旧书包和一辆自行车。两百公里的距离，杨宁要骑行一天的时间，如果遇到天气不好，不能到达目的地，他便花费15至20元在途中小旅馆里休息一晚。为赶路，杨宁途中餐饮十分简单，用保温杯帶上开水，饿了泡一包方面便或是啃一点面包充饥。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为烈士寻亲，不提钱。”
就这样，连续8年他为230余位烈士寻找到了亲属。2019年，杨宁被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还被辽宁省慈善总会授予“辽宁公益红人”称号。
“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非常感谢杨宁。”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
2015年，杨宁在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走访时，听闻埋在这里的五六百名志愿军烈士几乎没有后人来祭拜过，决定为他们寻亲。经过初步整理，他发现这里来自贵州的烈士多达109人。这些烈士都是一人一墓，大多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当年立下的墓碑经过几十年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
由于年代久远，拍摄低矮墓碑上的字，必须蹲下身子仔细辨认。只要看到有“贵州”两字，杨宁都会立即蹲下细看，并拿起相机寻找合适的角度进行拍摄。“我要把所有贵州籍的烈士墓碑都拍下来，留作资料。”一行行寻找，一个个辨认，蹲下，起立，又蹲下……不一会儿，杨宁就大汗淋漓，累得直不起腰了。他稍作休息，咬牙给自己鼓劲：“就算跪着，我也要全部拍完。给烈士们下跪，应该的。”杨宁足足花了3天时间把所有的贵州籍烈士墓碑都辨认了一遍，拍下了一百多张资料照片。
如果是辽宁地区的烈士，杨宁会马上行动，到烈士家乡拜访当地民政部门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继续核对原籍地登记的烈士信息，再据此寻找烈士家属。可贵州路太远了，涉及的烈士又多，“我只能整理好烈士的所有信息资料，等待时机”。
2020年3月，杨宁给贵州方面寄去寻亲信，为长眠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的109名贵州籍烈士寻亲。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对杨宁的来信极为重视，立即调动全省有关部门及媒体力量，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同时找到了23位烈士的家属。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卢刚由衷赞叹：“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非常感谢杨宁。”
“为英烈找亲人，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以后也会一直做下去。我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得，那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到各地寻访烈士的相关信息，常有人好奇地问杨宁：“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的什么人啊？”为少费口舌，杨宁经常“扯谎”，“他是我二叔”“他是我舅舅”，后来，他干脆只回答两个字：“亲人。”
在杨宁眼中，每一位牺牲的烈士都是亲人，“没有他们的舍身报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他都陪同他们前往陵园祭拜，并默默用手机记录下他们祭拜的一幕幕画面。
2014年，杨宁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时，偶然看到“李继堂”3个字，感觉有些熟悉，便详细打听。陵园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位李继堂烈士生前是志愿军一名连长，在朝鲜战场负重伤后，被转移到吉林野战医院救治，送来时已经说不出话，牺牲后被就地安葬在这里。得知李继堂的籍贯在辽宁，杨宁立刻到市民政局档案中查询。几万人的名单，杨宁饿着肚子查了4个多小时，终于在发黄的重伤员档案卡片上印证了他的记忆：李继堂，辽宁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人。
仿佛将埋藏在地下的宝贝挖出来一样，杨宁兴奋得直掉眼泪，连夜坐火车往家赶。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再次确认后，他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走遍全村，他从一位老党员口中得知，李继堂没有子女，其他亲属全部搬到了本溪，唯有一个侄女生活在附近的侯家村。不顾劳累，杨宁又蹬上自行车骑了六七里路，终于在侯家村找到李继堂的小侄女。“我二叔参加抗美援朝后就没回来，60多年了，我们都以为他死在了朝鲜，原来他埋在长春。”李继堂的侄女说完，立即打电话给住在本溪的姐姐，告诉了她这个消息。80岁的老姐姐听闻惊呆了，说她还能记起叔叔的往事，也存有李继堂的照片。第三天早上，李家人赶到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跪在李继堂墓碑前痛哭……此时，陵园工作人员将杨宁的手紧紧握住，在他们眼中，这位瘦弱的志愿者，也是英雄。
多年来，从不被理解到获得全社会的赞誉，杨宁吃了不少苦，但他从不觉得苦：“和牺牲的烈士比，我这点付出算得了什么！”
14年间，近路骑行，远路乘车，杨宁自费10多万元，足迹遍布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河北、江西、山东、广西等8个省、自治区大小200余座烈士陵园，走访村屯195个，行程1.5万公里，已为400多位英烈找到了亲人。2020年12月4日，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报了杨宁为烈士寻亲的事迹，播出时间长达10分钟。
2021年4月，作为全国唯一的烈士寻亲志愿者代表，杨宁到北京参加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的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随后，央视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并专门采访了杨宁。说起这么多年的经历，他十分感慨：“为英烈找亲人，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以后也会一直做下去。我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得，那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