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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破格晋升，他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痴迷“冷门”学科，他谢绝了“同乡+同学”去搞金融的邀请；关注残疾人事业，他被残联副理事长程凯誉为中国残疾人就业研究的“NO.1”……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赖德胜。
搞学术：
专研“冷门”弃金融
用现在的话说，赖德胜可谓名副其实的学霸。1984年，在江西赣州安远偏僻农村长大的他，以县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但由于所处环境极其闭塞，“没有电，交通也不方便，读高中才第二次去县里”，他从不知“经济学”为何物。
高中期间，在县里生活的姑姑和表哥对赖德胜十分照顾，常常招呼他去家里吃饭。“我表哥是上个世纪60年代江西大学物理系毕业，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物资局工作。”当时，金属材料、机电产品、雷管炸药等商品，都是由各地物资局统一采购再向当地销售。但是，赖德胜的表哥认为，中国经济迟早会走向市场。因此，在数理化、历史、哲学等专业大热的80年代，赖德胜听从表哥的建议，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他觉得我应该来北京，这是全中国都敬仰的地方。但是当时我的估分不高，不敢报北大、清华。另外，我的兄弟姐妹较多，家里又比较穷，师范类院校不仅免学费，而且每月还有20多块钱的助学金。综合这几方面考虑，就填报了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赖德胜回忆说。
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赖德胜更是一直保持着总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唯一不圆满的，大概就是他的体育“挂过科”了。
“那时候体育要考前滚翻、后滚翻，我比较笨拙，考试没及格。论学习成绩本来有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但因为体育有过不及格，后来也不能保送。”赖德胜笑着说。但所幸他的“背功深厚”、“考试能力超强”，顺利地考取了北师大经济系，跟随导师朱元珍教授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也因此开启了此后20余年不辍的劳动经济学研究。
“我的导师是做收入分配研究的，但是他不懂英语。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收入分配变动的‘倒U型假设’，他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就让我去帮他查。”第二天一大早，赖德胜就钻进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找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章。“那时候，中国经济学很多杂志的论文不要求把参考文献列出来，但是外国的文献是有参考文献的。我就找那些外文文献，再顺着它列出来的参考文献找。”一本一本纯用手翻，顺藤摸瓜，一直查到晚上才找到“倒U型假设”的来源。
天天泡图书馆，查文献、读资料，在读研究生期间，赖德胜还主持翻译了阿塔纳修斯·阿西马科普洛斯编著的《收入分配理论》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一段时间，我对‘收入分配’这几个字特别敏感。几乎是见人就问‘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女朋友就批评我：‘你这样问人家很不礼貌。’到了书店也一样，只要看到收入分配的书，我就买。到最后，家里有一柜子关于收入分配的书。”赖德胜自觉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投入了相当的沉没成本，停下来搞别的很不合算”。
所以，当他的江西同乡、博士生同学、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邀请他转行做金融研究时，赖德胜思量再三还是谢绝了。“尽管做金融研究，可能回报更高，但是我不愿意去搞。一来我对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很有兴趣，已有比较多的积累，二来金融领域已经集聚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大脑，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我更愿意在劳动、教育、收入分配等领域里继续研究。”
搞经营：推动出版改革
2003年，毫无出版经验的赖德胜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他自己也深觉出乎意料。“领导觉得我适合，我也就服从组织安排了。”
然而，彼时彼刻，全中国的出版社都顶着莫大的压力：“转企改制”迫在眉睫，文化体制改革又初露端倪，在如此紧要关口，赖德胜又该如何为这支码洋（指图书定价总额）达5.2亿元、拥有近两百位员工的团队掌舵？
“那时，出版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产业。”这是赖德胜就职社长后通过调研的发现。
图书是不是商品、出版的产业属性等问题，当时都还在讨论之中。而2001年教材改革后，中小学教材由“一纲一本”（指一个教学大纲和由人教社出版的一个版本的教材）转换为“一纲多本”，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固有的垄断格局。但北师大出版社试水的教材，推广起来却非常困难。
“地方出版社都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租教材型版，然后自己印制、发行教材。再按照定价的3%，返给人教社，也就是俗称的‘租型’。”北师大出版社最初也这么做，但赖德胜经过细致了解后发现：假如教材的印刷成本占其定价总额的40%，发行成本占30%，还剩下30%的毛利空间。按当时的做法，教材的原创出版社得3%，租型单位则得27%。“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要改革，要打破。”
后来北师大出版社在有关省份进行试点，不再租型给当地出版社，而是另找代理，利润对半分。“北师大出版社15%，代理商15%。同时这个钱，不再是对方返给我，而是全部收入进入出版社，由出版社再返还给合作伙伴。若此，不仅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了现金流，还很安全。”
当然，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些既得利益，好多地方不理解。赖德胜找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讲了事情原委。“他很支持，‘教材的审定权、编写权、出版权、发行权、使用权等，如何分割和协调，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你们的探索值得肯定。’这是他的原话。”
在赖德胜看来，其曾经接受的经济学训练对于理解和推动出版社的改革十分必要。“我觉得图书也是商品，要协调好它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在不违背国家规定的前提下，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做。”等到2007年，赖德胜卸任社长回归经管学院时，出版社码洋已从5.2亿元增至10.2亿元，翻了将近一倍。
从师道：回报社会，行为世范
从1984年考入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到1991年留校任教至今，赖德胜当过教师，做过行政，管理过出版社。但是他从未忘却父母亲“尽量帮助别人”的教诲，一直保留着淳朴的天性。
“我记得高考后家里做了一个酒席，好多乡亲都过来祝贺。农村人淳朴，他觉得你考上大学了，他有责任帮你，应该拿点钱来资助你读书。”父老乡亲的这份恩情，赖德胜一直记在心里。若干年后，家乡修路，他出钱出力；乡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常常会资助学费。“凡是考上大学的乡亲，毕业时我都会积极协助他们找工作。老家只要来人，我都会热情接待。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要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这是一种情怀，这是一种习惯。”
而在对青年教师的提携方面，赖德胜更是不遗余力。“我觉得自己很幸运，33岁就当上了教授，比别人走得更快，因此我对年轻教师全力帮助，给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希望他们早点成才。”
一般情况下，任讲师5年后才有资格评副教授，任副教授5年后才有资格评教授。但上世纪90年代，人才青黄不接，“所以就有了破格的‘口子’。每年有几个破格副教授、破格教授的指标，全校竞争。文科、理科各搞一个评审委员会。如果委员会认为你确实达到水平了，就可以通过。”正因如此，赖德胜用了6年时间，就从讲师晋升至教授，成为了北师大当时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谈到学生培养的理念，赖德胜显得有几分激动。“我们每年招收700多万的大学生，肯定有一些人是要‘仰望星空’的。”在他看来，就业导向的培养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像北师大、北大、清华的学生，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95%以上。他们的就业没问题。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北师大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学生之一，你们不仅要学好‘术’，更要学‘道’。一时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了什么工作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20年后，中国和国际的主流经济学或管理学圈子里面，北师大的毕业生多不多？”
搞学术：
专研“冷门”弃金融
用现在的话说，赖德胜可谓名副其实的学霸。1984年，在江西赣州安远偏僻农村长大的他，以县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但由于所处环境极其闭塞，“没有电，交通也不方便，读高中才第二次去县里”，他从不知“经济学”为何物。
高中期间，在县里生活的姑姑和表哥对赖德胜十分照顾，常常招呼他去家里吃饭。“我表哥是上个世纪60年代江西大学物理系毕业，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物资局工作。”当时，金属材料、机电产品、雷管炸药等商品，都是由各地物资局统一采购再向当地销售。但是，赖德胜的表哥认为，中国经济迟早会走向市场。因此，在数理化、历史、哲学等专业大热的80年代，赖德胜听从表哥的建议，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他觉得我应该来北京，这是全中国都敬仰的地方。但是当时我的估分不高，不敢报北大、清华。另外，我的兄弟姐妹较多，家里又比较穷，师范类院校不仅免学费，而且每月还有20多块钱的助学金。综合这几方面考虑，就填报了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赖德胜回忆说。
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赖德胜更是一直保持着总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唯一不圆满的，大概就是他的体育“挂过科”了。
“那时候体育要考前滚翻、后滚翻，我比较笨拙，考试没及格。论学习成绩本来有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但因为体育有过不及格，后来也不能保送。”赖德胜笑着说。但所幸他的“背功深厚”、“考试能力超强”，顺利地考取了北师大经济系，跟随导师朱元珍教授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也因此开启了此后20余年不辍的劳动经济学研究。
“我的导师是做收入分配研究的，但是他不懂英语。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收入分配变动的‘倒U型假设’，他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就让我去帮他查。”第二天一大早，赖德胜就钻进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找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章。“那时候，中国经济学很多杂志的论文不要求把参考文献列出来，但是外国的文献是有参考文献的。我就找那些外文文献，再顺着它列出来的参考文献找。”一本一本纯用手翻，顺藤摸瓜，一直查到晚上才找到“倒U型假设”的来源。
天天泡图书馆，查文献、读资料，在读研究生期间，赖德胜还主持翻译了阿塔纳修斯·阿西马科普洛斯编著的《收入分配理论》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一段时间，我对‘收入分配’这几个字特别敏感。几乎是见人就问‘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女朋友就批评我：‘你这样问人家很不礼貌。’到了书店也一样，只要看到收入分配的书，我就买。到最后，家里有一柜子关于收入分配的书。”赖德胜自觉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投入了相当的沉没成本，停下来搞别的很不合算”。
所以，当他的江西同乡、博士生同学、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邀请他转行做金融研究时，赖德胜思量再三还是谢绝了。“尽管做金融研究，可能回报更高，但是我不愿意去搞。一来我对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很有兴趣，已有比较多的积累，二来金融领域已经集聚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大脑，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我更愿意在劳动、教育、收入分配等领域里继续研究。”
搞经营：推动出版改革
2003年，毫无出版经验的赖德胜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他自己也深觉出乎意料。“领导觉得我适合，我也就服从组织安排了。”
然而，彼时彼刻，全中国的出版社都顶着莫大的压力：“转企改制”迫在眉睫，文化体制改革又初露端倪，在如此紧要关口，赖德胜又该如何为这支码洋（指图书定价总额）达5.2亿元、拥有近两百位员工的团队掌舵？
“那时，出版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产业。”这是赖德胜就职社长后通过调研的发现。
图书是不是商品、出版的产业属性等问题，当时都还在讨论之中。而2001年教材改革后，中小学教材由“一纲一本”（指一个教学大纲和由人教社出版的一个版本的教材）转换为“一纲多本”，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固有的垄断格局。但北师大出版社试水的教材，推广起来却非常困难。
“地方出版社都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租教材型版，然后自己印制、发行教材。再按照定价的3%，返给人教社，也就是俗称的‘租型’。”北师大出版社最初也这么做，但赖德胜经过细致了解后发现：假如教材的印刷成本占其定价总额的40%，发行成本占30%，还剩下30%的毛利空间。按当时的做法，教材的原创出版社得3%，租型单位则得27%。“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要改革，要打破。”
后来北师大出版社在有关省份进行试点，不再租型给当地出版社，而是另找代理，利润对半分。“北师大出版社15%，代理商15%。同时这个钱，不再是对方返给我，而是全部收入进入出版社，由出版社再返还给合作伙伴。若此，不仅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了现金流，还很安全。”
当然，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些既得利益，好多地方不理解。赖德胜找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讲了事情原委。“他很支持，‘教材的审定权、编写权、出版权、发行权、使用权等，如何分割和协调，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你们的探索值得肯定。’这是他的原话。”
在赖德胜看来，其曾经接受的经济学训练对于理解和推动出版社的改革十分必要。“我觉得图书也是商品，要协调好它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在不违背国家规定的前提下，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做。”等到2007年，赖德胜卸任社长回归经管学院时，出版社码洋已从5.2亿元增至10.2亿元，翻了将近一倍。
从师道：回报社会，行为世范
从1984年考入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到1991年留校任教至今，赖德胜当过教师，做过行政，管理过出版社。但是他从未忘却父母亲“尽量帮助别人”的教诲，一直保留着淳朴的天性。
“我记得高考后家里做了一个酒席，好多乡亲都过来祝贺。农村人淳朴，他觉得你考上大学了，他有责任帮你，应该拿点钱来资助你读书。”父老乡亲的这份恩情，赖德胜一直记在心里。若干年后，家乡修路，他出钱出力；乡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常常会资助学费。“凡是考上大学的乡亲，毕业时我都会积极协助他们找工作。老家只要来人，我都会热情接待。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要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这是一种情怀，这是一种习惯。”
而在对青年教师的提携方面，赖德胜更是不遗余力。“我觉得自己很幸运，33岁就当上了教授，比别人走得更快，因此我对年轻教师全力帮助，给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希望他们早点成才。”
一般情况下，任讲师5年后才有资格评副教授，任副教授5年后才有资格评教授。但上世纪90年代，人才青黄不接，“所以就有了破格的‘口子’。每年有几个破格副教授、破格教授的指标，全校竞争。文科、理科各搞一个评审委员会。如果委员会认为你确实达到水平了，就可以通过。”正因如此，赖德胜用了6年时间，就从讲师晋升至教授，成为了北师大当时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谈到学生培养的理念，赖德胜显得有几分激动。“我们每年招收700多万的大学生，肯定有一些人是要‘仰望星空’的。”在他看来，就业导向的培养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像北师大、北大、清华的学生，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95%以上。他们的就业没问题。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北师大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学生之一，你们不仅要学好‘术’，更要学‘道’。一时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了什么工作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20年后，中国和国际的主流经济学或管理学圈子里面，北师大的毕业生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