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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是作者在“敦煌莫高窟专题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作为考古学者，他认为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莫高窟在结构、功能上，与印度及中国新疆石窟有所不同，但是与中原豪强多墓室的墓葬壁画更为相似。在这一点上，作者赞同与会学者沙尔夫教授与索尼娅·李及汪悦进等人的观点：即便是非常明显的叙事性壁画，其彩绘装饰也不一定是说教性的；敦煌莫高窟的造像本质上是用来自我表现的，与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非常相似。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墓葬壁画；石窟壁画；藏经洞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28-0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oncluding remarks spoken by the author of“Cave Temples at Dunhuang： History， Art and Materiality.”As an archaeologist， the author regards that throughout its recorded history Dunhuang remained the westernmost instance of a full-fledged， mainstream Han-Chinese community. In accord with Professor Scharf’s thinking， the Mogao Grottoes site can thus be understood to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e multi-chambered tombs of the elite that emerged in the Chinese heartland during the Han period， the planning and building techniques of which would be used under subsequent dynasties for centuries. The author agrees with Professor Sonya Lee and Professor Eugene Wang’s ideas that the painted decoration， even when ostensibly narrative， was not necessarily meant to be didactic， and especially with Professor Wang’s idea that the iconography was essentially designed to perform itself， very much in parallel with the painted décor of Chinese chamber tombs.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tomb murals； cave murals； the Library Cave
首先，我要表达能有机会参与组织这一令人难忘的研讨会而喜悦的心情。在过去的两天里，从会议上发表的各种论文中，我已学到很多东西。这些演讲使我们对盖蒂中心举办的这一盛大展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近年来，我们在洛杉矶很少有机会观看与中国艺术及文化相关的一流展览，因此非常感谢盖蒂中心让我们分享他们与敦煌研究院数十年成功合作的成果。我想我可以代表在座的每个人说，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在无尽的未来继续蓬勃发展。
当然，我不是敦煌学专家，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我曾分别见过敦煌研究院（其前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四位院长。为了给子孙后代传承敦煌无与伦比的财富，他们四位非凡的人物都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1979—1981年间，当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我曾被引荐给常书鸿所长（1904—1994，1944—1982年任所长）。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常所长带着我去北京首都剧院观看戏剧《芨芨草》的首演，他是该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剧，不知道自那以来该剧本是否被改编过，但应该改编过。后来，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我见到了赴美演讲的前任院长段文杰（1917—2011，1982—1998年任所长、院长）。我第一次认识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敬爱的樊院长，是在1980年我唯一一次造访敦煌的时候，自那以来我们已经多次见面。我也十分高兴有几次机会见到樊院长的继任者王旭东院长（自2015年以来任院长），我非常钦佩他对于敦煌研究院以及敦煌石窟基于科学保护的远见卓识。
虽然专题讨论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过去两天所讨论的内容，我还想补充一些简要评论。因为我并非敦煌学专家，而且只在很久前去过敦煌一次，所以我确实有点诚惶诚恐。但是，古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专家们因其在细节上的博学而见树不见林的时候，旁观者反而能看清全局。因此请再给我几分钟，允许我再提出一些可能有关研讨会整体的观点。
像我这样的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当地的视角看问题：对于我们最熟悉的遗址，我们的世界观是由遗址向外扩展的，这主要因为遗址是我们自己发掘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与中央欧亚历史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相契合。我觉得学者们现在已经摆脱了19世纪丝绸之路的浪漫概念，据说这条线路连接了欧亚大陆东西地缘；相反，他们努力聚焦于亚欧之间这片广阔的领域，专注于其间的众多贸易路线网络，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对该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慎的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于每一局部地区的本土居民来说，所谓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关系总是次于南北关系——即山脉南部和北部大草原，绿洲城镇居民与其邻居之间经常不稳定的、且不停变换的关系。这些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轨迹在各地都有所不同，需要在其局部的复杂背景下来理解。 幸亏藏经洞中发现的这些独特的原始材料，敦煌为这种情况提供了目前为止最知名的例子。敦煌位于连接中国中原腹地与中亚的河西走廊的西端，当然在地缘政治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曾是横贯大陆贸易的中转站。正因为如此，敦煌无疑也是文化交汇之地。但是这至少不是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而且据我所知，自那时以来，敦煌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与多民族的社区。相反，在其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敦煌是西部边陲成熟的、以汉族为主流的社区。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新疆以及更西边的绿洲社区。多亏各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物的出色研究，我们对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中敦煌的社会生活与其他内部运作的了解，胜过了汉文化圈中其他同时代的任何社区。
的确，敦煌地区的本地地名，甚至包括敦煌与莫高窟这两个地名，很可能有印欧起源，即是与更西部相关联的早期定居族群的遗风。但是，根据藏经洞发现的文献记载，当时敦煌从种族上看，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而且，虽然藏经洞中出土了至少九种不同语言的文书，但是鉴于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汉文文献，因此毫无疑问，当时敦煌绿洲的本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是北方汉语方言。的确，佛教最初也是外来宗教，但是敦煌文献记载的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与印度及伊朗的佛教原型有很大的不同。
敦煌及河西走廊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证明，汉朝（前206—220）时敦煌人口的主流是汉族。五胡十六国时期（317—439），中原地区陷入战乱，在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敦煌则成为汉文化传统的庇护所。莫高窟属于该时期的早期石窟明显记录了佛教的宗教意识及佛教艺术形式被改编，以符合当地汉民族的需求，即与数世纪成长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相结合的需求。佛教能够，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宗教，其原因是佛教成功地与较早的宗教传统嫁接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取代传统宗教。典型的例子是，藏经洞中发现的文书证明，在莫高窟石窟寺中，中国民间信仰和道教也成了佛教专家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
同样，敦煌佛教石窟绝不可能跟随传教僧人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或工匠的创作。如果是这样，可以想象，这些作品应比实际上看起来更类似所公认的印度、伊朗和新疆地区的佛教原型。相反，莫高窟（以及河西走廊的其他石窟与中国内地石窟）在布局与建造工艺方面，与多墓室的豪族墓葬更为相似。这种墓葬在中国内地广泛使用，并在其后的朝代中继续沿用。对于这种相似性，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石窟可能也是由建造这些墓葬的专业建筑人员修建的，同样，两种建筑的壁画也是同一专业绘画团队所绘制的。当然，这些都是以汉民族为主、根据古老汉族社会模式组织的专业团队，他们不太可能为任何强势的宗教思想所指引，但是他们有能力并且准备好利用不同的图像体系，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艺术作品。
在本次会议中，这一点被罗伯特·沙尔夫教授的佛教学观点所证实。沙尔夫教授指出，莫高窟不仅在形制与装饰上，而且在功能上，都可能不同于西部与南部的其他石窟。根据对相关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沙尔夫教授已经可以证明，石窟寺极有可能不是公共礼拜场所（比如在印度和新疆所发现的综合性的石窟建筑），而是当地不同家族委托建造的纪念堂。
另外，我还想指出，沙尔夫教授对石窟的解译完全符合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的关于图像学项目的部分探讨，特别是索尼娅·李和汪悦进的论文。他们两人都强调，即便是非常明显的叙事性壁画，彩绘装饰也不一定是说教性的。尤其是汪悦进教授的观点，他认为造像本质上是用来自我表现的——永久性的，没有一个观众在场，与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非常相似。当与沙尔夫教授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时，这一点更是特别令人深思。当然这些细节必须由专家们来补充。
对于之前几天会议上所发表和讨论的内容，我想补充这些基于考古学认知的看法。由于时间有限，虽然对于会议上发表的每一篇论文还有不少评论，但我不能再多说了。最后，面对这些鼓舞人心、引人深思的论文，我想向所有论文发表者祝贺。就我个人来说，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我相信并不只有我感觉如此。
谢谢。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墓葬壁画；石窟壁画；藏经洞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28-0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oncluding remarks spoken by the author of“Cave Temples at Dunhuang： History， Art and Materiality.”As an archaeologist， the author regards that throughout its recorded history Dunhuang remained the westernmost instance of a full-fledged， mainstream Han-Chinese community. In accord with Professor Scharf’s thinking， the Mogao Grottoes site can thus be understood to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e multi-chambered tombs of the elite that emerged in the Chinese heartland during the Han period， the planning and building techniques of which would be used under subsequent dynasties for centuries. The author agrees with Professor Sonya Lee and Professor Eugene Wang’s ideas that the painted decoration， even when ostensibly narrative， was not necessarily meant to be didactic， and especially with Professor Wang’s idea that the iconography was essentially designed to perform itself， very much in parallel with the painted décor of Chinese chamber tombs.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tomb murals； cave murals； the Library Cave
首先，我要表达能有机会参与组织这一令人难忘的研讨会而喜悦的心情。在过去的两天里，从会议上发表的各种论文中，我已学到很多东西。这些演讲使我们对盖蒂中心举办的这一盛大展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近年来，我们在洛杉矶很少有机会观看与中国艺术及文化相关的一流展览，因此非常感谢盖蒂中心让我们分享他们与敦煌研究院数十年成功合作的成果。我想我可以代表在座的每个人说，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在无尽的未来继续蓬勃发展。
当然，我不是敦煌学专家，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敦煌研究院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我曾分别见过敦煌研究院（其前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四位院长。为了给子孙后代传承敦煌无与伦比的财富，他们四位非凡的人物都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1979—1981年间，当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我曾被引荐给常书鸿所长（1904—1994，1944—1982年任所长）。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常所长带着我去北京首都剧院观看戏剧《芨芨草》的首演，他是该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剧，不知道自那以来该剧本是否被改编过，但应该改编过。后来，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我见到了赴美演讲的前任院长段文杰（1917—2011，1982—1998年任所长、院长）。我第一次认识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敬爱的樊院长，是在1980年我唯一一次造访敦煌的时候，自那以来我们已经多次见面。我也十分高兴有几次机会见到樊院长的继任者王旭东院长（自2015年以来任院长），我非常钦佩他对于敦煌研究院以及敦煌石窟基于科学保护的远见卓识。
虽然专题讨论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过去两天所讨论的内容，我还想补充一些简要评论。因为我并非敦煌学专家，而且只在很久前去过敦煌一次，所以我确实有点诚惶诚恐。但是，古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专家们因其在细节上的博学而见树不见林的时候，旁观者反而能看清全局。因此请再给我几分钟，允许我再提出一些可能有关研讨会整体的观点。
像我这样的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当地的视角看问题：对于我们最熟悉的遗址，我们的世界观是由遗址向外扩展的，这主要因为遗址是我们自己发掘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与中央欧亚历史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相契合。我觉得学者们现在已经摆脱了19世纪丝绸之路的浪漫概念，据说这条线路连接了欧亚大陆东西地缘；相反，他们努力聚焦于亚欧之间这片广阔的领域，专注于其间的众多贸易路线网络，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对该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慎的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于每一局部地区的本土居民来说，所谓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关系总是次于南北关系——即山脉南部和北部大草原，绿洲城镇居民与其邻居之间经常不稳定的、且不停变换的关系。这些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轨迹在各地都有所不同，需要在其局部的复杂背景下来理解。 幸亏藏经洞中发现的这些独特的原始材料，敦煌为这种情况提供了目前为止最知名的例子。敦煌位于连接中国中原腹地与中亚的河西走廊的西端，当然在地缘政治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曾是横贯大陆贸易的中转站。正因为如此，敦煌无疑也是文化交汇之地。但是这至少不是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而且据我所知，自那时以来，敦煌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与多民族的社区。相反，在其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敦煌是西部边陲成熟的、以汉族为主流的社区。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新疆以及更西边的绿洲社区。多亏各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物的出色研究，我们对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中敦煌的社会生活与其他内部运作的了解，胜过了汉文化圈中其他同时代的任何社区。
的确，敦煌地区的本地地名，甚至包括敦煌与莫高窟这两个地名，很可能有印欧起源，即是与更西部相关联的早期定居族群的遗风。但是，根据藏经洞发现的文献记载，当时敦煌从种族上看，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而且，虽然藏经洞中出土了至少九种不同语言的文书，但是鉴于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汉文文献，因此毫无疑问，当时敦煌绿洲的本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是北方汉语方言。的确，佛教最初也是外来宗教，但是敦煌文献记载的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与印度及伊朗的佛教原型有很大的不同。
敦煌及河西走廊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证明，汉朝（前206—220）时敦煌人口的主流是汉族。五胡十六国时期（317—439），中原地区陷入战乱，在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敦煌则成为汉文化传统的庇护所。莫高窟属于该时期的早期石窟明显记录了佛教的宗教意识及佛教艺术形式被改编，以符合当地汉民族的需求，即与数世纪成长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相结合的需求。佛教能够，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宗教，其原因是佛教成功地与较早的宗教传统嫁接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取代传统宗教。典型的例子是，藏经洞中发现的文书证明，在莫高窟石窟寺中，中国民间信仰和道教也成了佛教专家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
同样，敦煌佛教石窟绝不可能跟随传教僧人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或工匠的创作。如果是这样，可以想象，这些作品应比实际上看起来更类似所公认的印度、伊朗和新疆地区的佛教原型。相反，莫高窟（以及河西走廊的其他石窟与中国内地石窟）在布局与建造工艺方面，与多墓室的豪族墓葬更为相似。这种墓葬在中国内地广泛使用，并在其后的朝代中继续沿用。对于这种相似性，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石窟可能也是由建造这些墓葬的专业建筑人员修建的，同样，两种建筑的壁画也是同一专业绘画团队所绘制的。当然，这些都是以汉民族为主、根据古老汉族社会模式组织的专业团队，他们不太可能为任何强势的宗教思想所指引，但是他们有能力并且准备好利用不同的图像体系，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艺术作品。
在本次会议中，这一点被罗伯特·沙尔夫教授的佛教学观点所证实。沙尔夫教授指出，莫高窟不仅在形制与装饰上，而且在功能上，都可能不同于西部与南部的其他石窟。根据对相关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沙尔夫教授已经可以证明，石窟寺极有可能不是公共礼拜场所（比如在印度和新疆所发现的综合性的石窟建筑），而是当地不同家族委托建造的纪念堂。
另外，我还想指出，沙尔夫教授对石窟的解译完全符合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的关于图像学项目的部分探讨，特别是索尼娅·李和汪悦进的论文。他们两人都强调，即便是非常明显的叙事性壁画，彩绘装饰也不一定是说教性的。尤其是汪悦进教授的观点，他认为造像本质上是用来自我表现的——永久性的，没有一个观众在场，与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非常相似。当与沙尔夫教授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时，这一点更是特别令人深思。当然这些细节必须由专家们来补充。
对于之前几天会议上所发表和讨论的内容，我想补充这些基于考古学认知的看法。由于时间有限，虽然对于会议上发表的每一篇论文还有不少评论，但我不能再多说了。最后，面对这些鼓舞人心、引人深思的论文，我想向所有论文发表者祝贺。就我个人来说，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我相信并不只有我感觉如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