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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民间手工艺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演变。现在，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成了需要挽救、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大约是法国游客最幸运的日子，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旅游胜地也在免费开放之列。私立博物馆门票降价，损失不必自己承担，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全国免费和降价的参观点达1万多个。这就是法国的“文化遗产日”，在这一天，人们扶老携幼，举家出动，向历史文化遗产致敬。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根据《公约》的释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典故与传说等）；2.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与竞技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传统节日、民族节日和传统习俗）；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传统医药、宗教信仰等）；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包括民间美术和公益类、生产类、商贸类手工技艺）。
从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跟随着非遗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原来，我们祖辈传下来的这些手艺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名字和更加深远的含义。
民间手工艺是劳动人民靠家族的世代传承，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手工艺遭受的冲击不言而喻。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民间手工艺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演变。现在，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成了需要挽救、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一架葡萄开始
1894年甲午海战之际，慈禧太后正在颐和园内庆贺自己的60大寿，园中摆满了全国各地朝贡的寿礼。慈禧做寿是当时全国一等一的大事，宫里的造办处也是挖空心思搜罗民间的新奇玩意献给慈禧。造办处听到韩其哈日布制作的葡萄工艺品几可乱真，就命其制作一架葡萄献寿，摆在慈禧去戏台的路上。当慈禧来到德和园大戏楼准备听戏时，自然看见了这架葡萄，葡萄颗颗晶莹剔透，果肉莹润，上面还挂着霜。慈禧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已经是深冬，葡萄早已过了生长季。慈禧惊奇万分，当即传旨采摘食用。此时太监才禀明，说这是用玻璃做的假葡萄。慈禧听后大为惊讶，随即召见了做假葡萄的工匠韩其哈日布，赐其夫人名常在，并赐匾“天义常”，还鼓励韩其哈日布去做葡萄工艺品的买卖。韩其哈日布受到皇封之事轰动京城，因他擅长做玻璃葡萄，后民间称之为“葡萄常”。常家制作的“子孙万代”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葡萄常”技艺被称为绝技。
手工艺史上，受过皇封的不多，慈禧经常将常家制作的葡萄当作御制供品，赐给王宫大臣及家人，各王公大臣、富贾大儒，都以有常家的葡萄为荣。
“葡萄常”传人常弘介绍说，很多留存于民间的手工艺都是当年玩出来的。“旗人当时祖祖辈辈没什么事，某些人喜欢什么就深入研究什么。清末，朝廷入不敷出，平民旗人生活不充裕了。一些沒有手艺的就拉车，有手艺的就靠手艺赚钱养家。创造‘葡萄常’手艺的第一人韩其哈日布小时候衣食无忧，可以在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到了清代末年，钱粮发不下来了，他也得自己想办法吃饭。于是他想到了泥塑，用细芦苇穿上上色的泥球，做成葡萄的样子，竟然真的能卖钱。后来，韩其哈日布想到了把玻璃融化，再像吹气球一样，把玻璃吹成空心的珠子，珠子上色后穿成串，做成葡萄串。”
“葡萄常”制作的葡萄采用低温玻璃为主要原材料，要经过砌炉灶、点火化料、蘸火吹制、做梗、做叶、上色、上“霜”、攒活等11道工序，是以纯手工方式操作做珠，将做成的一串串各种形状的葡萄，经设计构思和组合操作造型制做成各式样的工艺品。葡萄上色、挂霜为家传绝技，配方也秘不外传。
“葡萄常的工艺诀窍在于上色。葡萄常用原色玻璃后上色。玻璃是滑的、圆的，一点上颜色，就滑下去了。原来都是用矿物质颜料，是有配方的。其他的手工艺很多，有很多传承人。他们的工艺是一种，之所以有很多家，只是每家风格不同。‘葡萄常’只此一家。颜料与霜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百年坎坷见证世事沉浮
1915年，“葡萄常”应邀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一等奖。从此，“葡萄常”名震海内外，产品远销英法等20多个国家。
然而，即使是这么一个有名气的手工艺品，在战乱的时候也难逃厄运。战争中的中国，人们自顾不暇，更无心顾及衣食住行之上的心理需求，所以“葡萄常”这类的手工艺找不到销路，只得关张。
常弘在她的自传里写到，“葡萄常”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脉紧密相连，国家动荡，“葡萄常”沉寂，国家兴旺，“葡萄常”复兴。“葡萄常”的兴衰沉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手工技艺命运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特意提到要保护王麻子剪刀和“葡萄常”这类的手工艺，文章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50年7月刘少奇在《合作社目的和性质》中阐述，手工业合作社的目的是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自愿地当做生产者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的生产组织，专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合理化及提高技术，以便扩大合作的市场，比较高价地卖出产品和比较廉价地买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曾三访“葡萄常”，写出了现在还作为新闻范文的《访“葡萄常”》，并有感于“葡萄常”家族的传奇，赠诗《画春堂》。
作为手工艺精品，在合作化高潮下，1956年1月，“葡萄常”并入到北京绢花厂，并将常弘的父亲常秀厚从崇文区政府调到绢花厂任党支部副书记、厂长，“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玉龄任葡萄车间主任。1957年，“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桂禄获得“老艺人”称号，并当选为崇文区政协委员。常弘回忆，“葡萄常”入社前后也是波涛暗涌，“当时被找到了，说要公私合营——入社。入社就要把手艺传给合作社，教徒弟。但是，祖训说的手艺不外传，这五位传人也不想把手艺传给外人，所以最开始是拒绝入社的。我父亲调到社里工作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父亲趁着我的姑奶奶午睡的时候，用车把家里的东西都拉到了厂里。东西在那，要开工就必须去社里，我的姑奶奶们也就找了几个徒弟。那时‘葡萄常’做得很好，在1957年的一个展会上，一单就定了5万多只葡萄。” 上世纪60年代，由于文革等历史原因“葡萄常”的生产再一次被迫中断。“‘葡萄常’断断续续，确实跟着社会的动荡起伏在走。1966年‘葡萄常’以四旧的名号被迫停产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文革，百废待兴，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加上当地的待业青年，就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手艺类工作是人工密集型工业，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
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经李先念副主席提起，在东花市街道的支持下，“葡萄常”又重新恢复生产，当时“葡萄常五处女”之四位已然作古，只有常玉龄健在，已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初期，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对于市场的理解还不透彻，所以，在某些领域的改革有心无力。常弘回忆：“政府找到了常玉龄。她非常激动，因为自己多年的手艺终于后继有人了。常玉龄无条件地传授。招聘了40多个待业青年，从吹珠开始学。男孩子学吹珠，女孩子学做活。这个联社做了一年多，可惜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有打开销路，就散了。”
改革后第一次尝试复兴失败，但是“葡萄常”的光辉没有被埋没，又有人找上门来，要生产“葡萄常”。这一次“葡萄常”的百年技艺大放光彩，“1980年到1986年常玉龄在世时，销量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葡萄常”销量开始走下坡路。每一门手工艺都讲究精，如果没有钻研之心，就难以达到技艺的顶端。虽然“葡萄常”这次再放光芒，但是如果缺少了核心的手艺人，也是难以为继的。
手工藝传承需要商业逻辑与责任
“葡萄常”百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的兴衰，也记录了社会的变迁，每一种手工艺的产生与发展，乃至消亡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前，“葡萄常”完全靠自力更生生存于市场之中。而随着战时与战后的长期贫困，获得足够的物质产品能够活下去是第一需求，而“葡萄常”作为观赏艺术品，自然被放在了必需品之外。所以，与众多非实用性的手工艺一样，“葡萄常”在太平时兴盛，在动荡时衰败。
“葡萄常”在改革开放后两次恢复生产，一次因为没有市场理念而失败，另一次因为缺乏具有匠人精神的传承人而失败。
农耕社会的手工技艺五花八门，手艺人层出不穷，这是当时社会对手工艺品和手艺人的需求。从事手工艺的人员可以通过变卖作品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使得个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手工艺，或许起于个人兴趣，却传于社会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手艺人如果只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又何谈匠人精神？
虽然把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手工艺商业化会让其走上歧路，但是不利用商业逻辑去思考手工艺的传承也是难以持久的。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手工艺收入不高，一些手艺人的子女不愿继承父母的老行当，一些手工艺人也不希望孩子像他们一样靠手艺吃饭，因此，家族传承手工艺出现断档的情况与日俱增。
市场前景是衡量一个行业能否兴盛的重要因素，手工业也不例外。工业化让人们的生活用品标准化，产品生产快速且高效，而手工产品不能满足标准化需求，同时生产速度慢，价格昂贵，因此市场被抢占。另外，一些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复杂，学会需要很长时间。再加上，看不到明确的前景，手工艺很难成为一项年轻人喜爱的工作。学会一门手艺，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学成之前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很难坚持到底。切莫说在当今社会，即使在过去，也经常见有人在徒学过程中转行，去寻求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效益的行当。
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不能创造效益，手工艺的传承就只能依靠热情和责任了。
责任，是常弘对自己作为传承人感受最深的一点。常弘从小耳濡目染了几十年，虽然没有从事制作，但是她也对“葡萄常”积累了深厚的感情。2003年，她在《京华时报》看到一篇题为《“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再》的评论，恍然大悟：有着辉煌历史的百年绝技“葡萄常”已后继无人，作为传承人的自己，应该做些事情了。于是，她和妹妹常燕有了重振“葡萄常”的想法。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回忆整理制作“葡萄常”的配方和技艺，从头开始制作。“为了恢复葡萄常，我找遍了能找到的资料。一串葡萄每一颗都不同，所以我们要的珠子每颗也不一样，这是机器无法完成的。我先去找吹珠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会吹珠的人了。我碰到人就问，终于问到在河北有会吹盔头的人。凤冠上的盔头也是玻璃珠，不一样的是，盔头是两头贯穿的，而我要的珠子是有一头封死一头带孔的。我找到了这个小伙子，谁知他完全不懂。我们又给他画图，又给他讲解，他总算学会了。我就请他在吹盔头的业余时间给我吹珠。”常弘说。
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常弘与常燕终于将这几度中断的百年技艺重新恢复出来。并在当年北京文联主办的“建国55周年世纪坛民间工艺展”中首度亮相。在2007年中国文联评选全国首批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北京市只有7人，常弘就是其中之一。随后“葡萄常”先后进入了区级、市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与发展之惑
濒危的手工艺需要传承与保护是毋庸置疑的现实，这也是非遗的意义所在，如何传承才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传承，必须把人放在首位。现在，手工艺行业的从业人员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热情与责任而从事这份职业，但也不乏一部分人把它仅仅当成一份谋生的工作。而行业内更多的人是介于以上两种人之间的，这大多数人既有热情，也希望能够得到物质回报。
一边是传承者们的一腔热情，另一边是赚钱养家的生活所求，在手工艺行业内，大部分从业人员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的作用是为传承者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所需，让他们能够安心做手艺。
传统手工业得不到传承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类似情况。世界大战摧毁了大量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几乎整个欧洲都致力于兴建公共住宅，在城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大兴土木再一次让大量的古迹被破坏。同时，工业化的推进对手工业造成威胁。专家介绍，上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法国的手工艺也遭受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但是通过成立手工艺培训班，鼓励手工艺师傅与艺术家、建筑家一起合作，共同开发一些市场欢迎的产品；同时，对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手工艺品生产企业命名并给予免税政策，国家或地方政府建立公共性的手工艺创新基地，设立集研究、推广、传播、协调于一体的国家手工艺研究院。这些措施已让法国的手工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常弘认为，“80年代合作社的形式很好。我觉得应该政府牵头，把一些小众的、濒临灭绝的小手工艺项目聚合起来，再找一些懂市场的人去做销售。可以给一些税收政策扶持，把这些手工艺先养起来。国家有这笔资金，不用把资金分别地投在非遗项目上，把钱投到合作社里，给这些人发工资，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踏踏实实学。国家在非遗上有很大的投入，比如景泰蓝厂、雕漆厂，一给几百万。这些厂子都有效益的，自己有销路，并不需要这笔钱去帮助传承。但是，像我们这种很小众的非遗，就很需要帮助。国家给资金帮助是好事，关键是这钱要怎么花。政府给的经是好经，政策是好政策，关键看怎么念。”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大约是法国游客最幸运的日子，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旅游胜地也在免费开放之列。私立博物馆门票降价，损失不必自己承担，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全国免费和降价的参观点达1万多个。这就是法国的“文化遗产日”，在这一天，人们扶老携幼，举家出动，向历史文化遗产致敬。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根据《公约》的释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典故与传说等）；2.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与竞技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传统节日、民族节日和传统习俗）；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传统医药、宗教信仰等）；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包括民间美术和公益类、生产类、商贸类手工技艺）。
从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跟随着非遗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原来，我们祖辈传下来的这些手艺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名字和更加深远的含义。
民间手工艺是劳动人民靠家族的世代传承，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手工艺遭受的冲击不言而喻。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民间手工艺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演变。现在，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成了需要挽救、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一架葡萄开始
1894年甲午海战之际，慈禧太后正在颐和园内庆贺自己的60大寿，园中摆满了全国各地朝贡的寿礼。慈禧做寿是当时全国一等一的大事，宫里的造办处也是挖空心思搜罗民间的新奇玩意献给慈禧。造办处听到韩其哈日布制作的葡萄工艺品几可乱真，就命其制作一架葡萄献寿，摆在慈禧去戏台的路上。当慈禧来到德和园大戏楼准备听戏时，自然看见了这架葡萄，葡萄颗颗晶莹剔透，果肉莹润，上面还挂着霜。慈禧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已经是深冬，葡萄早已过了生长季。慈禧惊奇万分，当即传旨采摘食用。此时太监才禀明，说这是用玻璃做的假葡萄。慈禧听后大为惊讶，随即召见了做假葡萄的工匠韩其哈日布，赐其夫人名常在，并赐匾“天义常”，还鼓励韩其哈日布去做葡萄工艺品的买卖。韩其哈日布受到皇封之事轰动京城，因他擅长做玻璃葡萄，后民间称之为“葡萄常”。常家制作的“子孙万代”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葡萄常”技艺被称为绝技。
手工艺史上，受过皇封的不多，慈禧经常将常家制作的葡萄当作御制供品，赐给王宫大臣及家人，各王公大臣、富贾大儒，都以有常家的葡萄为荣。
“葡萄常”传人常弘介绍说，很多留存于民间的手工艺都是当年玩出来的。“旗人当时祖祖辈辈没什么事，某些人喜欢什么就深入研究什么。清末，朝廷入不敷出，平民旗人生活不充裕了。一些沒有手艺的就拉车，有手艺的就靠手艺赚钱养家。创造‘葡萄常’手艺的第一人韩其哈日布小时候衣食无忧，可以在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到了清代末年，钱粮发不下来了，他也得自己想办法吃饭。于是他想到了泥塑，用细芦苇穿上上色的泥球，做成葡萄的样子，竟然真的能卖钱。后来，韩其哈日布想到了把玻璃融化，再像吹气球一样，把玻璃吹成空心的珠子，珠子上色后穿成串，做成葡萄串。”
“葡萄常”制作的葡萄采用低温玻璃为主要原材料，要经过砌炉灶、点火化料、蘸火吹制、做梗、做叶、上色、上“霜”、攒活等11道工序，是以纯手工方式操作做珠，将做成的一串串各种形状的葡萄，经设计构思和组合操作造型制做成各式样的工艺品。葡萄上色、挂霜为家传绝技，配方也秘不外传。
“葡萄常的工艺诀窍在于上色。葡萄常用原色玻璃后上色。玻璃是滑的、圆的，一点上颜色，就滑下去了。原来都是用矿物质颜料，是有配方的。其他的手工艺很多，有很多传承人。他们的工艺是一种，之所以有很多家，只是每家风格不同。‘葡萄常’只此一家。颜料与霜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百年坎坷见证世事沉浮
1915年，“葡萄常”应邀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一等奖。从此，“葡萄常”名震海内外，产品远销英法等20多个国家。
然而，即使是这么一个有名气的手工艺品，在战乱的时候也难逃厄运。战争中的中国，人们自顾不暇，更无心顾及衣食住行之上的心理需求，所以“葡萄常”这类的手工艺找不到销路，只得关张。
常弘在她的自传里写到，“葡萄常”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脉紧密相连，国家动荡，“葡萄常”沉寂，国家兴旺，“葡萄常”复兴。“葡萄常”的兴衰沉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手工技艺命运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特意提到要保护王麻子剪刀和“葡萄常”这类的手工艺，文章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50年7月刘少奇在《合作社目的和性质》中阐述，手工业合作社的目的是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自愿地当做生产者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的生产组织，专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合理化及提高技术，以便扩大合作的市场，比较高价地卖出产品和比较廉价地买到原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曾三访“葡萄常”，写出了现在还作为新闻范文的《访“葡萄常”》，并有感于“葡萄常”家族的传奇，赠诗《画春堂》。
作为手工艺精品，在合作化高潮下，1956年1月，“葡萄常”并入到北京绢花厂，并将常弘的父亲常秀厚从崇文区政府调到绢花厂任党支部副书记、厂长，“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玉龄任葡萄车间主任。1957年，“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桂禄获得“老艺人”称号，并当选为崇文区政协委员。常弘回忆，“葡萄常”入社前后也是波涛暗涌，“当时被找到了，说要公私合营——入社。入社就要把手艺传给合作社，教徒弟。但是，祖训说的手艺不外传，这五位传人也不想把手艺传给外人，所以最开始是拒绝入社的。我父亲调到社里工作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父亲趁着我的姑奶奶午睡的时候，用车把家里的东西都拉到了厂里。东西在那，要开工就必须去社里，我的姑奶奶们也就找了几个徒弟。那时‘葡萄常’做得很好，在1957年的一个展会上，一单就定了5万多只葡萄。” 上世纪60年代，由于文革等历史原因“葡萄常”的生产再一次被迫中断。“‘葡萄常’断断续续，确实跟着社会的动荡起伏在走。1966年‘葡萄常’以四旧的名号被迫停产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文革，百废待兴，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加上当地的待业青年，就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手艺类工作是人工密集型工业，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
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经李先念副主席提起，在东花市街道的支持下，“葡萄常”又重新恢复生产，当时“葡萄常五处女”之四位已然作古，只有常玉龄健在，已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初期，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对于市场的理解还不透彻，所以，在某些领域的改革有心无力。常弘回忆：“政府找到了常玉龄。她非常激动，因为自己多年的手艺终于后继有人了。常玉龄无条件地传授。招聘了40多个待业青年，从吹珠开始学。男孩子学吹珠，女孩子学做活。这个联社做了一年多，可惜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有打开销路，就散了。”
改革后第一次尝试复兴失败，但是“葡萄常”的光辉没有被埋没，又有人找上门来，要生产“葡萄常”。这一次“葡萄常”的百年技艺大放光彩，“1980年到1986年常玉龄在世时，销量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葡萄常”销量开始走下坡路。每一门手工艺都讲究精，如果没有钻研之心，就难以达到技艺的顶端。虽然“葡萄常”这次再放光芒，但是如果缺少了核心的手艺人，也是难以为继的。
手工藝传承需要商业逻辑与责任
“葡萄常”百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的兴衰，也记录了社会的变迁，每一种手工艺的产生与发展，乃至消亡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前，“葡萄常”完全靠自力更生生存于市场之中。而随着战时与战后的长期贫困，获得足够的物质产品能够活下去是第一需求，而“葡萄常”作为观赏艺术品，自然被放在了必需品之外。所以，与众多非实用性的手工艺一样，“葡萄常”在太平时兴盛，在动荡时衰败。
“葡萄常”在改革开放后两次恢复生产，一次因为没有市场理念而失败，另一次因为缺乏具有匠人精神的传承人而失败。
农耕社会的手工技艺五花八门，手艺人层出不穷，这是当时社会对手工艺品和手艺人的需求。从事手工艺的人员可以通过变卖作品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使得个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手工艺，或许起于个人兴趣，却传于社会需求。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手艺人如果只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又何谈匠人精神？
虽然把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手工艺商业化会让其走上歧路，但是不利用商业逻辑去思考手工艺的传承也是难以持久的。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手工艺收入不高，一些手艺人的子女不愿继承父母的老行当，一些手工艺人也不希望孩子像他们一样靠手艺吃饭，因此，家族传承手工艺出现断档的情况与日俱增。
市场前景是衡量一个行业能否兴盛的重要因素，手工业也不例外。工业化让人们的生活用品标准化，产品生产快速且高效，而手工产品不能满足标准化需求，同时生产速度慢，价格昂贵，因此市场被抢占。另外，一些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复杂，学会需要很长时间。再加上，看不到明确的前景，手工艺很难成为一项年轻人喜爱的工作。学会一门手艺，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学成之前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很难坚持到底。切莫说在当今社会，即使在过去，也经常见有人在徒学过程中转行，去寻求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效益的行当。
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不能创造效益，手工艺的传承就只能依靠热情和责任了。
责任，是常弘对自己作为传承人感受最深的一点。常弘从小耳濡目染了几十年，虽然没有从事制作，但是她也对“葡萄常”积累了深厚的感情。2003年，她在《京华时报》看到一篇题为《“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再》的评论，恍然大悟：有着辉煌历史的百年绝技“葡萄常”已后继无人，作为传承人的自己，应该做些事情了。于是，她和妹妹常燕有了重振“葡萄常”的想法。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回忆整理制作“葡萄常”的配方和技艺，从头开始制作。“为了恢复葡萄常，我找遍了能找到的资料。一串葡萄每一颗都不同，所以我们要的珠子每颗也不一样，这是机器无法完成的。我先去找吹珠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会吹珠的人了。我碰到人就问，终于问到在河北有会吹盔头的人。凤冠上的盔头也是玻璃珠，不一样的是，盔头是两头贯穿的，而我要的珠子是有一头封死一头带孔的。我找到了这个小伙子，谁知他完全不懂。我们又给他画图，又给他讲解，他总算学会了。我就请他在吹盔头的业余时间给我吹珠。”常弘说。
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常弘与常燕终于将这几度中断的百年技艺重新恢复出来。并在当年北京文联主办的“建国55周年世纪坛民间工艺展”中首度亮相。在2007年中国文联评选全国首批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北京市只有7人，常弘就是其中之一。随后“葡萄常”先后进入了区级、市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与发展之惑
濒危的手工艺需要传承与保护是毋庸置疑的现实，这也是非遗的意义所在，如何传承才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传承，必须把人放在首位。现在，手工艺行业的从业人员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热情与责任而从事这份职业，但也不乏一部分人把它仅仅当成一份谋生的工作。而行业内更多的人是介于以上两种人之间的，这大多数人既有热情，也希望能够得到物质回报。
一边是传承者们的一腔热情，另一边是赚钱养家的生活所求，在手工艺行业内，大部分从业人员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的作用是为传承者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所需，让他们能够安心做手艺。
传统手工业得不到传承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类似情况。世界大战摧毁了大量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几乎整个欧洲都致力于兴建公共住宅，在城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大兴土木再一次让大量的古迹被破坏。同时，工业化的推进对手工业造成威胁。专家介绍，上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法国的手工艺也遭受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但是通过成立手工艺培训班，鼓励手工艺师傅与艺术家、建筑家一起合作，共同开发一些市场欢迎的产品；同时，对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手工艺品生产企业命名并给予免税政策，国家或地方政府建立公共性的手工艺创新基地，设立集研究、推广、传播、协调于一体的国家手工艺研究院。这些措施已让法国的手工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常弘认为，“80年代合作社的形式很好。我觉得应该政府牵头，把一些小众的、濒临灭绝的小手工艺项目聚合起来，再找一些懂市场的人去做销售。可以给一些税收政策扶持，把这些手工艺先养起来。国家有这笔资金，不用把资金分别地投在非遗项目上，把钱投到合作社里，给这些人发工资，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踏踏实实学。国家在非遗上有很大的投入，比如景泰蓝厂、雕漆厂，一给几百万。这些厂子都有效益的，自己有销路，并不需要这笔钱去帮助传承。但是，像我们这种很小众的非遗，就很需要帮助。国家给资金帮助是好事，关键是这钱要怎么花。政府给的经是好经，政策是好政策，关键看怎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