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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编著《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这本书时，就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他们都认为，要完成一部完整的张仃研究专著难度是非常大的。张仃所处的历史时代跨度很大，该如何评说？他涉猎的艺术领域又如此宽阔，复杂的社会变革，曲折的文化艺术发展路径，以及人性与思想的交合，想要准确把握和定位是很难的，也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弄不好会得不偿失的。我一直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细说。但我心里明白，我编写这部专著，既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科研项目，更不是受了张仃的私人委托。我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任何功利因素，所以也就没有患得患失，没有对时间和精力成本的考虑。因此，我始终是愉快而又执着地做着这件事情。现在细思量，我编写这本书的原动力，主要还是来自于作为张仃所开创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后来人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自觉吧。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情怀，也就是对培育我成长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怀有的深情，以及对学院老一辈创建者、开拓者和名师大家所怀有的敬意和感恩之心。
張仃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者、开拓者、举旗人，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们学院的精神象征。在张仃这一代人的开创和奋斗下，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佼佼者，成为一个时代的领军旗帜，引领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蓬勃发展，并让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他们的学术思想照耀下健康成长。我们每一个在这所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在张仃这面旗帜下，对学院的文脉和精神充满了自信，成为学院文脉的传承人，并为学院的艺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术地位的影响力感到骄傲。
我第一次见到老院长张仃先生，是在全国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张仃先生一头银发，双手拄着拐杖，两眼闪耀着慈祥智慧之光。那年，张仃先生61岁，“文革”结束，他刚刚复出。他在台前那么一站，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大的人格魅力。张仃先生个头不高，却像一座大山耸立在我们学子的面前，让人高山仰止，也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崇敬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在学院工作，既见证到学院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力，更见证到张仃先生在文化艺术界的艺术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后来我在参与整理编纂我们学院院史的过程中和日常工作中，又接触到张仃等一批名师大家在不同历史时代留下的相关文史资料，从中看到并感受到张仃那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为这所学校和新中国艺术事业所付出的艰辛，看到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担当，看到他们为学院和国家艺术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我终于领悟和感受到张仃以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和时代精神以及杰出的艺术成就、奉献精神所铸就的人格品质和魅力。我感叹，张仃无愧为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杰出代表和典范。这时，我对张仃的崇敬，不再充满神秘感，而是逐渐变成真实的存在。我正是通过读书到工作的延续，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拓展，逐步加深了对张仃先生的认识和对学院的感情。
其实，我对学院的深情，又具体关联着对老一代开创者的深情。可以说，张仃的人格魅力，其实也正是这所学院的魅力所在。这是学院文脉承前启后的关系和情缘。我们有责任守望和挖掘他们的宝贵精神遗产，继承并发扬光大。
其二，是职责，其实就是我在学院履行的职务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担当什么工作，就要负其职责，要把这个责任坚持到底。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张仃和一批名师大家相继离退休，常沙娜教授接替了张仃先生的院长职务。这期间我接任了院长办公室主任一职。虽然张仃先生他们这一代杰出的艺术家先后离退休，但他们的学术地位正如日中天，他们活跃的艺术创新思想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仍然引领时代的艺术潮流。当时学院为了发挥这些名师大家的艺术思想和学术影响力，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新的时期朝向更高的学术层面迈进，专门设立了院顾问委员会，张仃先生任顾问委员会主任。为了加强学院与几位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名师大家的联系，常沙娜院长特指定我作为张仃、吴冠中、白雪石三位名师大家的联系人。
由于履职的关系，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和了解张仃，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人生，也能够进一步深入理解、体悟和研究思考很多与张仃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能够洞察到很多关于学术问题与时代历史背景的事件、人事关联问题。当然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张仃同时代的朋友、战友、同道、学生以及相关的文学艺术家，并从他们言谈和回忆中透视到张仃的人格魅力与艺术境界、人生路径的必然关系，对他的过去、现在和当下的艺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及人格境界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学院与张仃先生很多鲜为人知或知而不全的关联问题，或者在社会误传、误写、误读的问题，哪些是八卦，哪些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心里基本是有数的。这样，我与其他一般理论专家就有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因此，学院凡涉及他们这几位名师大家的大小事情，基本先由我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工作方案或意见报院里，最后落实又约定俗成地将全部具体工作责任落在我的身上。以至后来，我虽然工作职务变动，但学院基本上已不论我是否还在履职，相关他们这几位名师大家的事宜和工作仍然归到我这儿，而这三位名师大家以及他们的亲属，也不管我是否还在主管他们的事情，也都有事仍然找我。再后来，创建和筹办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的具体事宜和工作也均由我来操办，以致最后两个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也都由我担任。
我受学院委托主管张仃等前辈的各项事宜，那么，怎样客观准确地评价和概括张仃先生这一代艺术名师大家的艺术思想，怎样评价他们对中国艺术教育以及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怎样继承和弘扬他们的艺术精神，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一种挥之不去的履职责任。
其三，说得高大上一些，是学者的使命担当。我们是历史的在场者，应当将一代人的杰出历史贡献告诉未来，这是应有的学术使命。 研究张仃艺术的学术群体在社会上大概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文艺理论界主流的美术史论专家学者的研究群体；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张仃先生感情亲近的，以美学家王鲁湘等为主的，从事文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等方面学者和专家的研究群体；第三主要是张仃先生的亲朋好友、师生及同事等。前两个层次的研究基本都是以张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内容和形式为主体，从某个角度出发，提出个人的观点和评论，但大多集中在张仃的水墨和焦墨，中国画的创新方面；第三个层面的多是对张仃人格魅力的情感回忆。这三个层面的张仃艺术研究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窥一斑，见全豹”。但是上述这三个研究层面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每一篇研究文章都只能看到张仃的一个局部，张仃的艺术全貌和人格魅力基本上被碎片化了。研究的点很多，但是却缺乏纵横主线的贯穿。单从这些片段性的专项研究文章来看，一般人是很难窥见到张仃的艺术魅力、人格境界和杰出贡献的全貌的，对张仃艺术贡献的总体学术评价和历史定位涉及较少。有些文章缺乏美术史论的专业基础，有些概念和定位的提法不够准确，也有个别背离历史時代的主流史实，按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推理和判断；还有一些文章明显存在功利倾向，深入研究的准备不够，流于概念化，显得比较单薄，因而得不到主流艺术理论和专家学者的认可。这些问题无形遮蔽了张仃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仅将张仃局限于焦墨山水画或某个艺术领域，淡化了张仃在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所占有的学术地位和所作出的杰出的艺术贡献。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伪“艺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艺术市场上“李鬼”与“李逵”不分，真正的艺术大家的艺术作品反而影响有限，以致很多人不知道张仃的艺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张仃的艺术甚至有边缘化倾向。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价值判断系统出了问题，另一个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推广不到位，未能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主流价值。
对张仃的艺术研究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张仃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已积淀为历史事实，是不可撼动的。只是需要我们呼唤高度概括和全面评价张仃艺术人生和杰出贡献的有权威性、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问世，引导主流的学术价值认知，把张仃的艺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达到一部权威和经典专著在手，即可读尽张仃。大学作为一个储备知识、传播思想和研究创新的发散之地，本应对我们学院自己的名师大家的艺术研究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但是十分遗憾，我院与上述社会各界研究张仃艺术的状况相比，可以说是缺位或缺席的。
当然，不仅对张仃先生的研究现状如此，像吴冠中、白雪石等先生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就是说，学院没有一个权威的、主流的声音，也没有全面而又系统的，且又有大量史料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立在那里，为这些名师大家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做出准确的历史叙述和定位。这个问题，在我内心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学术自责和遗憾。
现在大学里，每一个学者都有选择自己研究方向的自由和自觉，我不可能去左右别人。特别是张仃老院长，已是过往，而不是当下。因此，我只能以学者的使命自觉背负起学校指派给我的工作责任，并思考怎样把一个完整的张仃呈现给我们的时代和社会。
正是在以上这三个方面因素的驱使下，在2005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为张仃先生主办回顾展和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从已准备的5万多字的文稿中缩写出15000多字的《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一文，对张仃一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艺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概括。在张仃艺术回顾展开幕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当天，呈献给了张仃先生的这个重要展览，呈献给了艺术理论界和社会大众。虽然并没有学院任何领导指派，完全是我个人的自觉担当，但是在世人来看，这篇文章代表了学院的观点和态度。可以说在张仃先生这个重要的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学院终于没有缺席和缺位，正式发出了我们学院的声音。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学术研讨会上受到很多著名文艺理论家，如刘骁纯、水天中、薛永年、王玉良等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一篇全面总结张仃一生艺术成就，准确概括张仃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文章，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将一个完整的张仃及他的人格和艺术魅力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后来，我几次到张仃先生家，都见到张仃先生将这张报纸始终放在手边，听张仃先生说，他阅读了数次。每次他见我都温厚地笑问我：“新华，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学界的反馈和张先生的这一问，不仅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而且对我也是一个很大激励。我知道，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这只是我研究张仃的一个缩略版本，还有许多闪耀着张仃人格魅力的、有血有肉的丰富内容没有深入展开，还要深入研究论证。
此后的十多年中，我继续关注张仃先生的研究，没有中断对张仃艺术史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并对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史料进行分析引证。
2010年张仃先生逝世，由我为他起草生平，我又进入张仃的艺术人生研究。转眼就到了2017年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校非常重视这项纪念活动，组成了专门的班子，策划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无疑，这个纪念展览不仅对于张仃来说具有盖棺定论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新时代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来说，就是要通过对20世纪一代杰出革命文艺家的个案研究，展现他们的艺术精神和风范，再现他们举起的艺术创新旗帜，激励年轻一代的学子和艺术家承前启后，砥励前行，奋力创新。
我们想集思广益，首先专门邀请了社会上研究张仃先生的专家学者一起策划展览方案和撰写展览文本，但直到展览即将进入制作审定阶段，所请的专家也没有响应。我们深知这个主办方是中国文联和我们清华大学，也理解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难以承担和全面把握的苦衷。随即我们启动了学校自己策展和撰写展览文本的团队。最后以《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这篇文章的七个板块内容作为展览文本和展示总体的结构框架，经过多次的文字和内容的修改，提炼出了七个板块的主题内容以及整个展览的主题词：“张仃——中国革命文艺的先锋，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这七个部分的文本与张仃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作品和历史图片组成了完整的展览内容，再加上视觉展示空间设计的形式语意与之完美结合，一个鲜活而有魅力的张仃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让走进展区的人们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敬意油然而生，不由得脱口而出：张仃是中国艺术的骄傲！张仃无愧于中国艺术的骄傲！这个展览的形式和内容，在当代纪念名师大家百年诞辰的众多展览中可谓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媒体为此做了展览的专题片在主流媒体传播。可以说，为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但在我看来，展览固然很完美，但是展览的视觉形式与一部完整的著作相比，传播的时限性和内容的深度仍有其局限性。虽然我们同期出版了精美的展览图录，但展览图录中的文字部分基于视觉展示的语言形式而过于提炼，很多有血有肉、鲜为人知的研究内容没有得到全面展开，这是一个遗憾。
由此我想到，我手上还有很多史料和鲜活的内容没派上用场，还有社会上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引用和展开，在此之际，还需要编著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性研究专著，来弥补展览图录的局限，并展现学院对张仃艺术研究的视角和丰富史料，展现我们对张仃能够做出准确定位和评价的学术依据，当然也同时表达我们的研究价值的方向和判断的态度。这既关系到如何传承一代杰出艺术典范张仃的思想和精神，也包含着让历史的真实告诉未来的意义，为后续的张仃艺术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此外，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当下“艺术大师”“名师”“大家”帽子满天飞，肆意炒作的时代，通过张仃艺术人生的案例研究，告诉世人，告诉年轻一代艺术家，什么样的艺术人生是一代艺术大家、大师的风范，他们是怎样把自己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品格境界，是怎样地忘我奉献和敢于担当，而堪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一个艺术大家或大师，他究竟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了什么样的杰出贡献，他们的艺术思想和作品是怎样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他们是怎样高举创新的旗帜，开宗立派，怎样影响到几代艺术家的……说到底，就是要通过张仃的艺术人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格境界是真正的藝术大家、大师的人格境界，并促使我们自身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再度高高举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面艺术旗帜。
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美术学院的领导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组委会，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感到，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时代的在场者，怀有同样的心境，我们都感受到了张仃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发展的贡献、意义和价值。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这部专著现在出版发行了！这让我终于释怀，让我感到欣慰。当然，编著这本书的想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来已久的，也是在大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最后水到渠成的。这本专著的主体是张仃，是对他的艺术生涯、成就、贡献以及人格魅力的描述和解读，其实也是对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或者说对我们今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解读，当然，也是对20世纪张仃他们那一代人和所处的文艺时代的解读。
那些曾经提问的朋友和校友，看到成书后也都纷纷说：值了！这个代价没有白花。张仃的确是中国艺术的骄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拥有张仃而骄傲！张仃夫人、著名诗人理昭先生说：终于看到，由张仃曾举旗领导下的这所学院的后来人为张仃做了最后的人生总结和定论，这所学院不愧是张仃带领的学院，人才辈出，我为这所学院感到欣慰，也为张仃感到欣慰。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其一，是情怀，也就是对培育我成长的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怀有的深情，以及对学院老一辈创建者、开拓者和名师大家所怀有的敬意和感恩之心。
張仃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者、开拓者、举旗人，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们学院的精神象征。在张仃这一代人的开创和奋斗下，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佼佼者，成为一个时代的领军旗帜，引领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蓬勃发展，并让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他们的学术思想照耀下健康成长。我们每一个在这所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在张仃这面旗帜下，对学院的文脉和精神充满了自信，成为学院文脉的传承人，并为学院的艺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术地位的影响力感到骄傲。
我第一次见到老院长张仃先生，是在全国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张仃先生一头银发，双手拄着拐杖，两眼闪耀着慈祥智慧之光。那年，张仃先生61岁，“文革”结束，他刚刚复出。他在台前那么一站，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大的人格魅力。张仃先生个头不高，却像一座大山耸立在我们学子的面前，让人高山仰止，也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崇敬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在学院工作，既见证到学院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力，更见证到张仃先生在文化艺术界的艺术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后来我在参与整理编纂我们学院院史的过程中和日常工作中，又接触到张仃等一批名师大家在不同历史时代留下的相关文史资料，从中看到并感受到张仃那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为这所学校和新中国艺术事业所付出的艰辛，看到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担当，看到他们为学院和国家艺术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我终于领悟和感受到张仃以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和时代精神以及杰出的艺术成就、奉献精神所铸就的人格品质和魅力。我感叹，张仃无愧为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杰出代表和典范。这时，我对张仃的崇敬，不再充满神秘感，而是逐渐变成真实的存在。我正是通过读书到工作的延续，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拓展，逐步加深了对张仃先生的认识和对学院的感情。
其实，我对学院的深情，又具体关联着对老一代开创者的深情。可以说，张仃的人格魅力，其实也正是这所学院的魅力所在。这是学院文脉承前启后的关系和情缘。我们有责任守望和挖掘他们的宝贵精神遗产，继承并发扬光大。
其二，是职责，其实就是我在学院履行的职务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担当什么工作，就要负其职责，要把这个责任坚持到底。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张仃和一批名师大家相继离退休，常沙娜教授接替了张仃先生的院长职务。这期间我接任了院长办公室主任一职。虽然张仃先生他们这一代杰出的艺术家先后离退休，但他们的学术地位正如日中天，他们活跃的艺术创新思想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仍然引领时代的艺术潮流。当时学院为了发挥这些名师大家的艺术思想和学术影响力，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新的时期朝向更高的学术层面迈进，专门设立了院顾问委员会，张仃先生任顾问委员会主任。为了加强学院与几位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名师大家的联系，常沙娜院长特指定我作为张仃、吴冠中、白雪石三位名师大家的联系人。
由于履职的关系，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和了解张仃，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人生，也能够进一步深入理解、体悟和研究思考很多与张仃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能够洞察到很多关于学术问题与时代历史背景的事件、人事关联问题。当然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张仃同时代的朋友、战友、同道、学生以及相关的文学艺术家，并从他们言谈和回忆中透视到张仃的人格魅力与艺术境界、人生路径的必然关系，对他的过去、现在和当下的艺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及人格境界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学院与张仃先生很多鲜为人知或知而不全的关联问题，或者在社会误传、误写、误读的问题，哪些是八卦，哪些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心里基本是有数的。这样，我与其他一般理论专家就有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因此，学院凡涉及他们这几位名师大家的大小事情，基本先由我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工作方案或意见报院里，最后落实又约定俗成地将全部具体工作责任落在我的身上。以至后来，我虽然工作职务变动，但学院基本上已不论我是否还在履职，相关他们这几位名师大家的事宜和工作仍然归到我这儿，而这三位名师大家以及他们的亲属，也不管我是否还在主管他们的事情，也都有事仍然找我。再后来，创建和筹办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的具体事宜和工作也均由我来操办，以致最后两个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也都由我担任。
我受学院委托主管张仃等前辈的各项事宜，那么，怎样客观准确地评价和概括张仃先生这一代艺术名师大家的艺术思想，怎样评价他们对中国艺术教育以及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怎样继承和弘扬他们的艺术精神，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一种挥之不去的履职责任。
其三，说得高大上一些，是学者的使命担当。我们是历史的在场者，应当将一代人的杰出历史贡献告诉未来，这是应有的学术使命。 研究张仃艺术的学术群体在社会上大概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文艺理论界主流的美术史论专家学者的研究群体；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张仃先生感情亲近的，以美学家王鲁湘等为主的，从事文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等方面学者和专家的研究群体；第三主要是张仃先生的亲朋好友、师生及同事等。前两个层次的研究基本都是以张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内容和形式为主体，从某个角度出发，提出个人的观点和评论，但大多集中在张仃的水墨和焦墨，中国画的创新方面；第三个层面的多是对张仃人格魅力的情感回忆。这三个层面的张仃艺术研究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窥一斑，见全豹”。但是上述这三个研究层面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每一篇研究文章都只能看到张仃的一个局部，张仃的艺术全貌和人格魅力基本上被碎片化了。研究的点很多，但是却缺乏纵横主线的贯穿。单从这些片段性的专项研究文章来看，一般人是很难窥见到张仃的艺术魅力、人格境界和杰出贡献的全貌的，对张仃艺术贡献的总体学术评价和历史定位涉及较少。有些文章缺乏美术史论的专业基础，有些概念和定位的提法不够准确，也有个别背离历史時代的主流史实，按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推理和判断；还有一些文章明显存在功利倾向，深入研究的准备不够，流于概念化，显得比较单薄，因而得不到主流艺术理论和专家学者的认可。这些问题无形遮蔽了张仃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仅将张仃局限于焦墨山水画或某个艺术领域，淡化了张仃在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所占有的学术地位和所作出的杰出的艺术贡献。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伪“艺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艺术市场上“李鬼”与“李逵”不分，真正的艺术大家的艺术作品反而影响有限，以致很多人不知道张仃的艺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张仃的艺术甚至有边缘化倾向。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价值判断系统出了问题，另一个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推广不到位，未能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主流价值。
对张仃的艺术研究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张仃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已积淀为历史事实，是不可撼动的。只是需要我们呼唤高度概括和全面评价张仃艺术人生和杰出贡献的有权威性、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问世，引导主流的学术价值认知，把张仃的艺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达到一部权威和经典专著在手，即可读尽张仃。大学作为一个储备知识、传播思想和研究创新的发散之地，本应对我们学院自己的名师大家的艺术研究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但是十分遗憾，我院与上述社会各界研究张仃艺术的状况相比，可以说是缺位或缺席的。
当然，不仅对张仃先生的研究现状如此，像吴冠中、白雪石等先生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就是说，学院没有一个权威的、主流的声音，也没有全面而又系统的，且又有大量史料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立在那里，为这些名师大家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成就做出准确的历史叙述和定位。这个问题，在我内心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学术自责和遗憾。
现在大学里，每一个学者都有选择自己研究方向的自由和自觉，我不可能去左右别人。特别是张仃老院长，已是过往，而不是当下。因此，我只能以学者的使命自觉背负起学校指派给我的工作责任，并思考怎样把一个完整的张仃呈现给我们的时代和社会。
正是在以上这三个方面因素的驱使下，在2005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为张仃先生主办回顾展和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从已准备的5万多字的文稿中缩写出15000多字的《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一文，对张仃一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艺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概括。在张仃艺术回顾展开幕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当天，呈献给了张仃先生的这个重要展览，呈献给了艺术理论界和社会大众。虽然并没有学院任何领导指派，完全是我个人的自觉担当，但是在世人来看，这篇文章代表了学院的观点和态度。可以说在张仃先生这个重要的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学院终于没有缺席和缺位，正式发出了我们学院的声音。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学术研讨会上受到很多著名文艺理论家，如刘骁纯、水天中、薛永年、王玉良等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一篇全面总结张仃一生艺术成就，准确概括张仃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文章，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将一个完整的张仃及他的人格和艺术魅力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后来，我几次到张仃先生家，都见到张仃先生将这张报纸始终放在手边，听张仃先生说，他阅读了数次。每次他见我都温厚地笑问我：“新华，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学界的反馈和张先生的这一问，不仅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而且对我也是一个很大激励。我知道，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这只是我研究张仃的一个缩略版本，还有许多闪耀着张仃人格魅力的、有血有肉的丰富内容没有深入展开，还要深入研究论证。
此后的十多年中，我继续关注张仃先生的研究，没有中断对张仃艺术史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并对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史料进行分析引证。
2010年张仃先生逝世，由我为他起草生平，我又进入张仃的艺术人生研究。转眼就到了2017年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校非常重视这项纪念活动，组成了专门的班子，策划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无疑，这个纪念展览不仅对于张仃来说具有盖棺定论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新时代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来说，就是要通过对20世纪一代杰出革命文艺家的个案研究，展现他们的艺术精神和风范，再现他们举起的艺术创新旗帜，激励年轻一代的学子和艺术家承前启后，砥励前行，奋力创新。
我们想集思广益，首先专门邀请了社会上研究张仃先生的专家学者一起策划展览方案和撰写展览文本，但直到展览即将进入制作审定阶段，所请的专家也没有响应。我们深知这个主办方是中国文联和我们清华大学，也理解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难以承担和全面把握的苦衷。随即我们启动了学校自己策展和撰写展览文本的团队。最后以《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这篇文章的七个板块内容作为展览文本和展示总体的结构框架，经过多次的文字和内容的修改，提炼出了七个板块的主题内容以及整个展览的主题词：“张仃——中国革命文艺的先锋，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这七个部分的文本与张仃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作品和历史图片组成了完整的展览内容，再加上视觉展示空间设计的形式语意与之完美结合，一个鲜活而有魅力的张仃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让走进展区的人们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敬意油然而生，不由得脱口而出：张仃是中国艺术的骄傲！张仃无愧于中国艺术的骄傲！这个展览的形式和内容，在当代纪念名师大家百年诞辰的众多展览中可谓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媒体为此做了展览的专题片在主流媒体传播。可以说，为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但在我看来，展览固然很完美，但是展览的视觉形式与一部完整的著作相比，传播的时限性和内容的深度仍有其局限性。虽然我们同期出版了精美的展览图录，但展览图录中的文字部分基于视觉展示的语言形式而过于提炼，很多有血有肉、鲜为人知的研究内容没有得到全面展开，这是一个遗憾。
由此我想到，我手上还有很多史料和鲜活的内容没派上用场，还有社会上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引用和展开，在此之际，还需要编著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性研究专著，来弥补展览图录的局限，并展现学院对张仃艺术研究的视角和丰富史料，展现我们对张仃能够做出准确定位和评价的学术依据，当然也同时表达我们的研究价值的方向和判断的态度。这既关系到如何传承一代杰出艺术典范张仃的思想和精神，也包含着让历史的真实告诉未来的意义，为后续的张仃艺术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此外，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当下“艺术大师”“名师”“大家”帽子满天飞，肆意炒作的时代，通过张仃艺术人生的案例研究，告诉世人，告诉年轻一代艺术家，什么样的艺术人生是一代艺术大家、大师的风范，他们是怎样把自己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品格境界，是怎样地忘我奉献和敢于担当，而堪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一个艺术大家或大师，他究竟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了什么样的杰出贡献，他们的艺术思想和作品是怎样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他们是怎样高举创新的旗帜，开宗立派，怎样影响到几代艺术家的……说到底，就是要通过张仃的艺术人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格境界是真正的藝术大家、大师的人格境界，并促使我们自身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再度高高举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面艺术旗帜。
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美术学院的领导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组委会，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感到，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时代的在场者，怀有同样的心境，我们都感受到了张仃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发展的贡献、意义和价值。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这部专著现在出版发行了！这让我终于释怀，让我感到欣慰。当然，编著这本书的想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来已久的，也是在大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最后水到渠成的。这本专著的主体是张仃，是对他的艺术生涯、成就、贡献以及人格魅力的描述和解读，其实也是对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或者说对我们今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解读，当然，也是对20世纪张仃他们那一代人和所处的文艺时代的解读。
那些曾经提问的朋友和校友，看到成书后也都纷纷说：值了！这个代价没有白花。张仃的确是中国艺术的骄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拥有张仃而骄傲！张仃夫人、著名诗人理昭先生说：终于看到，由张仃曾举旗领导下的这所学院的后来人为张仃做了最后的人生总结和定论，这所学院不愧是张仃带领的学院，人才辈出，我为这所学院感到欣慰，也为张仃感到欣慰。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