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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孙姨？”史铁生问。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他的同学回答。
1970年代的史铁生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孙姨，就是曾经如耀眼的流星滑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这个公众视野中多少有些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也曾红极一时，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张北梅”之誉。
她，原名孙嘉瑞，所以熟人晚辈叫她孙姨，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梅娘，是笔名，意思即“没娘”。梅娘自幼丧母，在后妈的冷眼冷遇中长大，因此她长大感怀身世，以“没娘”谐音作为笔名，是要牢记自己的出身之痛。
2013年5月7日，梅娘，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93岁。繁花落尽君辞去，飘泊亦如人命薄！红过，带给梅娘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创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滚滚红尘之中，多少悲欢离合？梅娘，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而已，却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无情变迁。
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初期，梅娘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肃反运动一开始，厄运就开始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列为“日本特务嫌疑”，是误解？是栽赃？在那样一个复杂变幻的时代，谁又能说得清楚？此时的梅娘，投诉无门，欲哭无泪，只能默默忍受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批判，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
虽然梅娘曾留学日本，成名也是在日据华北时期，但是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公开投敌，而恰恰相反，在她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抗日的作家和志士。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九一八”事变之前是东北实业巨子，幼年随家人从山东招远出发闯关东，12岁开始在英国商人开的洋行里做小使，也曾供职于沙俄和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懂日、俄、英三国语言，很快就在商界崭露头角。张作霖驻长春的镇守使看中了这位如意快婿，将其招至门下（梅娘的生母为孙志远在海参崴时的情人，生下梅娘后搬入孙家，被孙妻逼走自尽），此后，孙志远在长春市内更是如鱼得水，迅速成为长春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孙志远的人生轨迹，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他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拒绝受聘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他晚年还曾联络各地军政大员试图共谋反满抗日，但终究未果。1936年，孙志远忧愤成疾，不幸病逝，年仅42岁。
父亲去世后，梅娘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她送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在日本，16岁的梅娘遇到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渐生感情。孙家极力反对，因为他们早为梅娘在长春订下一门婚事，对方显然要比穷小子柳龙光家境优越得多。对于追求妇女独立自由的梅娘来说，她可不想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做一个孙家要求的“贤妻良母”，那一时期，她已读了不少马列和鲁迅、萧军等人的著作，早已不是东北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了。
孙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梅娘失去经济来源，无力继续在日本的求学，被迫一人回到长春。不想，柳光龙非常坚定，他追到长春，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伪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创办了《文丛》杂志。《文丛》刊出的梅娘系列短篇小说，后结集成她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年），被认为是“伪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这一时期是梅娘创作的高峰期，她先后在《大同报》、《中国文艺》、《中国文学》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水族三部曲《鱼》、《蚌》、《蟹》等传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梅娘：“同样是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活遭遇，梅娘的叙述要比张爱玲‘俗’，却比苏青‘雅’。”
梅娘说她的写作没有大的野心，只想成为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也许正是那种细腻文字中的温暖让读者为之感动。
其时，柳龙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委托柳龙光到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梅娘和两个女儿随他一起去了台湾，没有想到，就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时，他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不幸遇难。年仅28岁的梅娘得知噩耗如五雷轰顶，当时她正怀了柳龙光和她的第三个孩子，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怎么支撑？怎么活下去？
台湾和日本大阪方面都曾希望她留在当地任教，她一一拒绝了，1949年，建国前夕，梅娘带着两个女儿和即将临盆的遗腹子，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北京。刘仁安排她进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953年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等待她的是怎么样的命运呢？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无尽的磨难。
她没有嚎哭的权利
“肃反”清查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梅娘终难逃一劫，被打为“右派”，定位“文艺汉奸”，被迫接受审查、批判，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在华北沦陷区时获的“大东亚文学赏赏外佳作”和“副赏”，成为她最大的污点。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她被开除公职16年，很长一段时间以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当保姆不能在附近街道做，只有走很远的路，跨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街道，她才找到一点人的尊严。史铁生第一次见到梅娘时，她就正要去当保姆，瑞虎告诉史铁生：“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文革”中，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其间，体弱多病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后来病死在救济院里；大女儿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靠变卖家具、衣服勉强度日，弟弟因患流行性肝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于1972年去世。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梅娘一次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打击后，眼泪哭干了，她说：“我完全没有伤逝的情怀！” 那些撕心裂肺的日子。是心如止水，尝尽世态炎凉之后的无望、绝望乃至麻木？还是个性坚强？恐怕是后者。
梅娘在回忆文章《往事》中就记录了“文革”中，她和四个审查她的军队人员的对答。
“你这么说不脸红吗？你丈夫是日本法西斯的走狗，你是亲日派大资本家的千金小姐，王卓（梅娘丈夫的战友）是大汉奸臧式毅的亲外甥，统统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还大谈革命，配吗？”审查她的首长声嘶力竭地说。
梅娘据理力争：“那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通通投狱，通通枪决，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不要破罐破摔，判处你反革命徒刑，有理有据。”首长继续义正词严。
梅娘后来说：“我没有嚎哭的权利。从1952年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我就披肝沥胆，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世，舍弃优裕生活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点点滴滴如实奉告组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审查，使我明白了：我是命定的反革命。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什么是真格的？运动中只有斗争、争斗。”在狭窄而曲折的东四六条流水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鸽哨时远时近，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吹在她刀刻一般的皱纹上。
她默默忍受人生赠予她的一切不公与苦难。活着。她靠给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谋生：“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最少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10件活便是整整的22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100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孩子，还是死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组织上为她平反，她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1979年，她以“柳青娘”为笔名，在香港《大公报》上一口气发了11篇文章。从1986年开始，她在大陆发表的作品恢复使用笔名“梅娘”。先后在上海、深圳、吉林、北京等地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1997年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寂了大半个世纪，此时，她才如出土文物般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和张爱玲般的如火如荼相比，还是那么寂寞。很多寄到她的工作单位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信件被以查无此人退回，因为连农影厂的同事都不知道，该厂的老员工孙嘉瑞就是写进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与张爱玲
梅娘和张爱玲，虽然并称“南张北梅”，可是事实上她们从未见过面。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当时梅娘在上海，朋友们对她说：你不要去看看吗？顺便认识一下张爱玲？
她想好，于是拣出一本《倾城之恋》，细细读起来：“第一次看到罗兰排戏，她穿着一件蓝布罩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张爱玲将古典的意蕴和现代摩登的都会情怀结合得那么恰当，让梅娘一见难忘，她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
可是，那天，等梅娘赶到兰心大戏院，排练已经结束，梅娘看到张爱玲从人群簇拥中走下台来，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她直觉这就是白流苏那样怯怯的身材，小说和现实，在这一刹那，如此妥帖地在梅娘眼中重合在一起。她觉得真好，小说好，人也好。但是她只是远远地看着，要上去搭话？从未谋面，方便吗？梅娘犹豫了一下，看着张爱玲像明星一样，众星捧月于众多艺人当中，因而错过。
第二次，是1995年初夏，那一年，她去美国探亲，在女儿柳青家小住。得知张爱玲住在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她联系张爱玲，很想和她见面一叙，朋友捎话去，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错过，就是一生。两个月后，张爱玲在加州孤独病逝。梅娘和张爱玲，1920年出生的同龄人，得知这个消息，梅娘怔在那里，甚为感慨，两个女人，同以写作为生，坎坷一生，多少荣辱，多少辛酸？都付东流。
梅娘生前说：“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如今，梅娘也驾鹤西去，时光的烙印不再是人体上的斑斑皱纹，而只留下发黄的书页和文字上的流痕。天意弄人，人生如戏，这样一位奇女子悲情的一生，是造化的恶谑，也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若梦，都去了。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他的同学回答。
1970年代的史铁生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孙姨，就是曾经如耀眼的流星滑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这个公众视野中多少有些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也曾红极一时，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张北梅”之誉。
她，原名孙嘉瑞，所以熟人晚辈叫她孙姨，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梅娘，是笔名，意思即“没娘”。梅娘自幼丧母，在后妈的冷眼冷遇中长大，因此她长大感怀身世，以“没娘”谐音作为笔名，是要牢记自己的出身之痛。
2013年5月7日，梅娘，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93岁。繁花落尽君辞去，飘泊亦如人命薄！红过，带给梅娘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创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滚滚红尘之中，多少悲欢离合？梅娘，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而已，却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无情变迁。
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初期，梅娘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肃反运动一开始，厄运就开始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列为“日本特务嫌疑”，是误解？是栽赃？在那样一个复杂变幻的时代，谁又能说得清楚？此时的梅娘，投诉无门，欲哭无泪，只能默默忍受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批判，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
虽然梅娘曾留学日本，成名也是在日据华北时期，但是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公开投敌，而恰恰相反，在她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抗日的作家和志士。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九一八”事变之前是东北实业巨子，幼年随家人从山东招远出发闯关东，12岁开始在英国商人开的洋行里做小使，也曾供职于沙俄和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懂日、俄、英三国语言，很快就在商界崭露头角。张作霖驻长春的镇守使看中了这位如意快婿，将其招至门下（梅娘的生母为孙志远在海参崴时的情人，生下梅娘后搬入孙家，被孙妻逼走自尽），此后，孙志远在长春市内更是如鱼得水，迅速成为长春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孙志远的人生轨迹，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他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拒绝受聘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他晚年还曾联络各地军政大员试图共谋反满抗日，但终究未果。1936年，孙志远忧愤成疾，不幸病逝，年仅42岁。
父亲去世后，梅娘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她送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在日本，16岁的梅娘遇到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渐生感情。孙家极力反对，因为他们早为梅娘在长春订下一门婚事，对方显然要比穷小子柳龙光家境优越得多。对于追求妇女独立自由的梅娘来说，她可不想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做一个孙家要求的“贤妻良母”，那一时期，她已读了不少马列和鲁迅、萧军等人的著作，早已不是东北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了。
孙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梅娘失去经济来源，无力继续在日本的求学，被迫一人回到长春。不想，柳光龙非常坚定，他追到长春，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伪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创办了《文丛》杂志。《文丛》刊出的梅娘系列短篇小说，后结集成她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年），被认为是“伪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这一时期是梅娘创作的高峰期，她先后在《大同报》、《中国文艺》、《中国文学》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水族三部曲《鱼》、《蚌》、《蟹》等传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梅娘：“同样是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活遭遇，梅娘的叙述要比张爱玲‘俗’，却比苏青‘雅’。”
梅娘说她的写作没有大的野心，只想成为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也许正是那种细腻文字中的温暖让读者为之感动。
其时，柳龙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委托柳龙光到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梅娘和两个女儿随他一起去了台湾，没有想到，就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时，他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不幸遇难。年仅28岁的梅娘得知噩耗如五雷轰顶，当时她正怀了柳龙光和她的第三个孩子，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怎么支撑？怎么活下去？
台湾和日本大阪方面都曾希望她留在当地任教，她一一拒绝了，1949年，建国前夕，梅娘带着两个女儿和即将临盆的遗腹子，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北京。刘仁安排她进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953年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等待她的是怎么样的命运呢？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无尽的磨难。
她没有嚎哭的权利
“肃反”清查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梅娘终难逃一劫，被打为“右派”，定位“文艺汉奸”，被迫接受审查、批判，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在华北沦陷区时获的“大东亚文学赏赏外佳作”和“副赏”，成为她最大的污点。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她被开除公职16年，很长一段时间以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当保姆不能在附近街道做，只有走很远的路，跨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街道，她才找到一点人的尊严。史铁生第一次见到梅娘时，她就正要去当保姆，瑞虎告诉史铁生：“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文革”中，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其间，体弱多病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后来病死在救济院里；大女儿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靠变卖家具、衣服勉强度日，弟弟因患流行性肝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于1972年去世。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梅娘一次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打击后，眼泪哭干了，她说：“我完全没有伤逝的情怀！” 那些撕心裂肺的日子。是心如止水，尝尽世态炎凉之后的无望、绝望乃至麻木？还是个性坚强？恐怕是后者。
梅娘在回忆文章《往事》中就记录了“文革”中，她和四个审查她的军队人员的对答。
“你这么说不脸红吗？你丈夫是日本法西斯的走狗，你是亲日派大资本家的千金小姐，王卓（梅娘丈夫的战友）是大汉奸臧式毅的亲外甥，统统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还大谈革命，配吗？”审查她的首长声嘶力竭地说。
梅娘据理力争：“那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通通投狱，通通枪决，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不要破罐破摔，判处你反革命徒刑，有理有据。”首长继续义正词严。
梅娘后来说：“我没有嚎哭的权利。从1952年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我就披肝沥胆，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世，舍弃优裕生活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点点滴滴如实奉告组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审查，使我明白了：我是命定的反革命。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什么是真格的？运动中只有斗争、争斗。”在狭窄而曲折的东四六条流水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鸽哨时远时近，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吹在她刀刻一般的皱纹上。
她默默忍受人生赠予她的一切不公与苦难。活着。她靠给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谋生：“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最少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10件活便是整整的22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100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孩子，还是死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组织上为她平反，她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1979年，她以“柳青娘”为笔名，在香港《大公报》上一口气发了11篇文章。从1986年开始，她在大陆发表的作品恢复使用笔名“梅娘”。先后在上海、深圳、吉林、北京等地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1997年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寂了大半个世纪，此时，她才如出土文物般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和张爱玲般的如火如荼相比，还是那么寂寞。很多寄到她的工作单位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信件被以查无此人退回，因为连农影厂的同事都不知道，该厂的老员工孙嘉瑞就是写进文学史的梅娘！
梅娘与张爱玲
梅娘和张爱玲，虽然并称“南张北梅”，可是事实上她们从未见过面。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当时梅娘在上海，朋友们对她说：你不要去看看吗？顺便认识一下张爱玲？
她想好，于是拣出一本《倾城之恋》，细细读起来：“第一次看到罗兰排戏，她穿着一件蓝布罩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张爱玲将古典的意蕴和现代摩登的都会情怀结合得那么恰当，让梅娘一见难忘，她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
可是，那天，等梅娘赶到兰心大戏院，排练已经结束，梅娘看到张爱玲从人群簇拥中走下台来，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她直觉这就是白流苏那样怯怯的身材，小说和现实，在这一刹那，如此妥帖地在梅娘眼中重合在一起。她觉得真好，小说好，人也好。但是她只是远远地看着，要上去搭话？从未谋面，方便吗？梅娘犹豫了一下，看着张爱玲像明星一样，众星捧月于众多艺人当中，因而错过。
第二次，是1995年初夏，那一年，她去美国探亲，在女儿柳青家小住。得知张爱玲住在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她联系张爱玲，很想和她见面一叙，朋友捎话去，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错过，就是一生。两个月后，张爱玲在加州孤独病逝。梅娘和张爱玲，1920年出生的同龄人，得知这个消息，梅娘怔在那里，甚为感慨，两个女人，同以写作为生，坎坷一生，多少荣辱，多少辛酸？都付东流。
梅娘生前说：“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如今，梅娘也驾鹤西去，时光的烙印不再是人体上的斑斑皱纹，而只留下发黄的书页和文字上的流痕。天意弄人，人生如戏，这样一位奇女子悲情的一生，是造化的恶谑，也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若梦，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