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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每夜噩梦,梦中仍是“文革”,醒来一身大汗,心脏剧烈跳动。最严重时,他不敢接电话,不敢逛商店。独处也让他难受,他甚至不愿拉开窗帘
屠岸
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等,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等,其中《济慈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我父亲最不喜欢黑色。”章建在电话那边温情地絮叨。
“冬天,他不得已做了件黑棉袄。夏天他只穿白衬衫,顶多上面有条纹。他这一辈子做人就喜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今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封面右上角的照片里,屠岸穿的正是一件白底条纹衬衫。
“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我不敢自称‘诗人’,我觉得自己还缺一点什么。”后记中,他如此谦逊。
她送给我《圣经》,
我给她讲革命道理
屠岸原名蒋璧厚。父亲蒋骥早年曾与瞿秋白同学,毕业于东京工业学院,主修土木工程与建筑学,力主科技救国,
“父亲为我起这个名,是寄望我成为一块美玉。这个‘璧’字后来常常被人错写错印成‘壁’,我也不去改正。做一面厚实坚固的墙壁,保家卫国,也不错。”
1983年6月11日,在写给读者JQ的一封信中,屠岸回忆了自己的早年:
那是在1934,1935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每晚,母亲教我读《古文观止》。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三十遍。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
……1938年秋天大病初愈的时候……我开始偷偷地做起诗来……
1942年8月,屠岸遵从父命,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转入交通大学学习铁道管理。3年半后,因患肺病,中途辍学。
1945年4月,在好友、著名木刻家王麦杆的婚礼上——
新娘子的伴娘是她的妹妹,叫董申生。只有十七岁。婚礼进行时,下午的阳光从教堂彩窗外射进来,照进她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圣洁的光彩。她的睫毛是有生命的。我伴着新郎,她伴着新娘,一起走到牧师前。我被她深深吸引了,不,不仅仅是吸引,是被震撼了。我真是一见钟情。
“屠岸对女性一直倾向于精神上的审美。他的母亲、妻子、诗友,特别是他的初恋。”《屠岸自述》整理者之一李晋西告诉记者。
和申生的初恋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的美。外表和内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是统一的,但在申生是统一的。她长得非常漂亮,是一种纯粹的美,真情的美……
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条子给她:“我想拥抱你,亲吻你一下。”条子是封在信封里的,散步时我交给她,让她回家看。但第二天见面时我就不敢吻她了。真是一种遗憾,到今年我85岁了,还感到是一种遗憾……
更遗憾的是,申生不愿与他共赴苏北解放区。
她说你要去,我阻止不了。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认识我的时候,送给我《圣经》,我呢,给她讲革命道理,给她看毛泽东著作。她不反共,但对这些也不感兴趣。因为她的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杀,所以她害怕将来跟我结合后,也会有同样的后果。
纯美的初恋到了那年冬天就结束了。申生最终去了台湾。
初恋的感觉影响了我一生,为什么我感觉到人生是一个美好的存在?人是宇宙间一种美的结晶?跟这场恋爱有关系。
“岂止爱情,我们整个青春都是美丽的!”耄耋之年的女诗人成幼殊回想起早年岁月,掩饰不住激动。
“1945年,屠岸在交大,我在圣约翰大学,我们互不认识。那会儿大家写的都是新诗,新诗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反叛。”
有一天,他们共同的朋友缪鹏问屠岸,我有本《追踪集》,作者是成幼殊,你要不要看看?
屠岸后来才知道,这位优秀的女诗人不仅是报人成舍我的女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追求真善美是屠岸诗歌一以贯之的风格。”成幼殊记忆犹新的,是1943年屠岸在江苏吕城创作的《中元节》、《夜渔》、《八月》等,这些诗篇里有乡村的美,也有民间疾苦。
1945年冬,屠岸与成幼殊、陈鲁直等人成立了“野火诗歌会”。“野火”成员之一章妙英,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她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个儿不高,谈吐不俗,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屠岸一脸温柔。
那段时间是他深深怀念的“盛产期”。
1945年,他与“野火诗歌会”的伙伴们编辑油印诗刊《野火》第一期;他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英国诗人布朗宁、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作;1948年底,翻译并自费出版惠特曼诗集《鼓声》;
1946年3月15日,他第一次用笔名“屠岸”发表作品;
1950年11月,他的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我父母特意选择了这年的11月7日举行婚礼。他们新婚非常幸福,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章建说。
抑郁症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展开。组织上开始查我的所谓胡风问题,撤消了我的党小组长职务,停止了我的党组织生活。
1954年屠岸在中国剧协创办的《戏剧报》当编辑。1957年,党中央号召鸣放。他在《戏剧报》发表社论《开放剧目,提倡竞赛》。
很快,“鸣放”转为“反右”,报社不少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屠岸的好友、诗人唐湜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到黑龙江农场劳改。
屠岸开始不安。他的言论比某些右派更严重。1956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婉转的粗暴》,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戏曲不懂行,往往随便否定一次演出,枪毙一个剧目。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我打成右派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没被打成右派。我觉得,那是剧协党组,主要是田汉与伊兵保护我过了关。
“伊兵在‘文革’中受迫害,活活憋死,但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也属积极分子。有人评价伊兵是品质问题。屠老起先没表态。后来他表示,伊兵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理解‘文革’中一些人的做法,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李晋西说。
我一直在写检查。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剧协干部会议上宣布,想不到屠岸有这么多错误。
1958年1月,屠岸下放到河北怀来县土木乡劳动。他陷入极度痛苦和惶恐之中,以致肺病复发。同年5月,他回京再作检查。
有半年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
他得了抑郁症。
提及“文革”中逝去的一代知识分子,最令他动容的莫过于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
第一个批示下来,剧协的同志们在西山八大处一处文联休养所学习检查了好几天。检查的重点在田汉,大家和风细雨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满意,要重新来。……当时命令我参加,我把田汉的文章摘录下来,写在卡片上。虽然讲道理,但讲的其实是歪理。1964年的秋天,有一次批判会完了后,田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孺子可教也。”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别人批我都是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你还认真。”
2001年,屠岸参与《田汉全集》的编辑工作。在写给田汉基金会的一封信中,他忏悔道:“对田老,我是有愧的。……每念及此,我即痛悔惭愧流泪不止。为‘全集’做了些许工作,何能赎我之罪于万一!”
放弃自杀
李晋西不满于《生正逢时》定稿前,书中的“个性”被屠岸及其子女一再删减。
“真正的狠劲埋藏在他的日记中。在那里面,对于某些事某些人,他有鲜明尖锐的观点。他看重人的才华,更看重人的品质。
“他在日记里写道,他跟家人聊及‘文革’中不屈赴死的马正秀、张志新,饱受冤屈、晚年自杀的关露时,不仅深表同情,还流露出激烈的义愤。
“这股愤怒中包含了他对自己软弱的自责。他认为,她们像镜子一样立在他面前,照出自己达不到的高度。”
“按说他在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与诗人牛汉等人相比,不算最厉害,而他患上了抑郁症,还两度想到自杀。”成幼殊提起这段往事,口吻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和平里的住宅里,屠岸指给她看自己企图自杀的地方——一扇窗子。
“他想在那里上吊。窗棂难以承受人的重量,他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他见到小女儿章燕。那会儿孩子才4岁,当他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小脸,对他充满依恋的眼神时,他心软了。”成幼殊说。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章燕印象至深的却是,有一回,一帮人来抄家,“他们拉开抽屉。我特别紧张,喊‘爸爸’。他不作声,铁青着脸,一改往日对我的怜爱。我更胆怯了,我叫我妈,她一把把我抱起来。”
母亲参加革命比父亲早。在章燕与哥哥、姐姐心目中,母亲最坚强。若干年后,他们才得知,母亲曾打算与父亲一起,双双自尽。
屠岸对李晋西回忆说,那天夜里,他们夫妇坐在床上讨论结束生命的方式,内心充满了哀伤。
“惟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感情太深挚了!”屠岸一字一顿。
他记得,恋爱时,妻子从没跟他说过“我爱你”,只是说,“我是你的。”
“引爆了一颗炸弹”
“我对屠岸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自述的另一位整理者何启治在电话里直言不讳。
“文革”刚结束,何启治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屠岸已担任社领导,“我把干校里的破家具全带回来,财务科不给我报销。我找屠岸解决,他一副两头为难受气的模样。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不是一位强势的头儿。”何笑着说。
这位不强势的头儿却“引爆了一颗炸弹”。据何启治回忆,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被誉为文艺界的自我解冻。在这种大背景下,1979年1月18日,在人文社党委会上,现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屠岸提出,应该由社里召集部分小说家座谈,旨在活跃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创作。
座谈会2月6日至13日于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老中青三代作家,济济一堂。中心话题是文学创作与解放思想。
2月9日,屠岸在大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指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违反组织原则;打倒“走资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夺权”破坏宪法;“破四旧”导致“四旧”大泛滥……还说自己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适用于一切方面,文学作品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慷慨陈词,相当激动。
会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告诉屠岸:有作家说你在会上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屠岸对于当领导没有心理准备。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和党委书记。
这个“官”不好当,必须小心谨慎,诚惶诚恐以防触雷——政治失误。因政治而惊心,也因政治而违心。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时代已变,体制已更迭,政治依然是一道门槛。
“1985年,我父亲第3次犯抑郁症。”章建、章燕告诉记者。
“单位里人事关系需要他处理,比如评职称,争房子。往往他下班了还不能回家,回到家还有人找他。父亲不懂得拒绝,生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可他本质上又是个诗人,他被这些事纠缠得心烦意乱,久而久之形成压力,无法排解。
“他几乎每夜噩梦,梦中仍是‘文革’,醒来一身大汗,心脏剧烈跳动。最严重时,他不敢接电话,不敢逛商店。独处也让他难受,他甚至不愿拉开窗帘。”
“唉,诗歌界的人与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布满了血泪。像他这么柔顺的人,还是不能幸免。抑郁症是不流血的流血,跟流血一样痛苦。”老诗人牛汉长叹一声。
1986年8月,屠岸与牛汉接受邀请共赴新疆,度过了两个月“自由自在的时光”。
屠岸对牛汉谈到了自己的病,让牛汉好奇至今的是:“大热天的,我都快光膀子了,他居然还穿着毛衣。到晚上,我一躺下就着,可他连睡觉都不脱衣服。”
“80年代初,他与母亲共同翻译了罗伯特
屠岸
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等,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等,其中《济慈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我父亲最不喜欢黑色。”章建在电话那边温情地絮叨。
“冬天,他不得已做了件黑棉袄。夏天他只穿白衬衫,顶多上面有条纹。他这一辈子做人就喜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今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封面右上角的照片里,屠岸穿的正是一件白底条纹衬衫。
“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我不敢自称‘诗人’,我觉得自己还缺一点什么。”后记中,他如此谦逊。
她送给我《圣经》,
我给她讲革命道理
屠岸原名蒋璧厚。父亲蒋骥早年曾与瞿秋白同学,毕业于东京工业学院,主修土木工程与建筑学,力主科技救国,
“父亲为我起这个名,是寄望我成为一块美玉。这个‘璧’字后来常常被人错写错印成‘壁’,我也不去改正。做一面厚实坚固的墙壁,保家卫国,也不错。”
1983年6月11日,在写给读者JQ的一封信中,屠岸回忆了自己的早年:
那是在1934,1935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每晚,母亲教我读《古文观止》。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三十遍。我就不能只读二十九遍……
……1938年秋天大病初愈的时候……我开始偷偷地做起诗来……
1942年8月,屠岸遵从父命,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转入交通大学学习铁道管理。3年半后,因患肺病,中途辍学。
1945年4月,在好友、著名木刻家王麦杆的婚礼上——
新娘子的伴娘是她的妹妹,叫董申生。只有十七岁。婚礼进行时,下午的阳光从教堂彩窗外射进来,照进她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圣洁的光彩。她的睫毛是有生命的。我伴着新郎,她伴着新娘,一起走到牧师前。我被她深深吸引了,不,不仅仅是吸引,是被震撼了。我真是一见钟情。
“屠岸对女性一直倾向于精神上的审美。他的母亲、妻子、诗友,特别是他的初恋。”《屠岸自述》整理者之一李晋西告诉记者。
和申生的初恋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的美。外表和内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是统一的,但在申生是统一的。她长得非常漂亮,是一种纯粹的美,真情的美……
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条子给她:“我想拥抱你,亲吻你一下。”条子是封在信封里的,散步时我交给她,让她回家看。但第二天见面时我就不敢吻她了。真是一种遗憾,到今年我85岁了,还感到是一种遗憾……
更遗憾的是,申生不愿与他共赴苏北解放区。
她说你要去,我阻止不了。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认识我的时候,送给我《圣经》,我呢,给她讲革命道理,给她看毛泽东著作。她不反共,但对这些也不感兴趣。因为她的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杀,所以她害怕将来跟我结合后,也会有同样的后果。
纯美的初恋到了那年冬天就结束了。申生最终去了台湾。
初恋的感觉影响了我一生,为什么我感觉到人生是一个美好的存在?人是宇宙间一种美的结晶?跟这场恋爱有关系。
“岂止爱情,我们整个青春都是美丽的!”耄耋之年的女诗人成幼殊回想起早年岁月,掩饰不住激动。
“1945年,屠岸在交大,我在圣约翰大学,我们互不认识。那会儿大家写的都是新诗,新诗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反叛。”
有一天,他们共同的朋友缪鹏问屠岸,我有本《追踪集》,作者是成幼殊,你要不要看看?
屠岸后来才知道,这位优秀的女诗人不仅是报人成舍我的女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追求真善美是屠岸诗歌一以贯之的风格。”成幼殊记忆犹新的,是1943年屠岸在江苏吕城创作的《中元节》、《夜渔》、《八月》等,这些诗篇里有乡村的美,也有民间疾苦。
1945年冬,屠岸与成幼殊、陈鲁直等人成立了“野火诗歌会”。“野火”成员之一章妙英,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她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个儿不高,谈吐不俗,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屠岸一脸温柔。
那段时间是他深深怀念的“盛产期”。
1945年,他与“野火诗歌会”的伙伴们编辑油印诗刊《野火》第一期;他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英国诗人布朗宁、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作;1948年底,翻译并自费出版惠特曼诗集《鼓声》;
1946年3月15日,他第一次用笔名“屠岸”发表作品;
1950年11月,他的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我父母特意选择了这年的11月7日举行婚礼。他们新婚非常幸福,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章建说。
抑郁症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展开。组织上开始查我的所谓胡风问题,撤消了我的党小组长职务,停止了我的党组织生活。
1954年屠岸在中国剧协创办的《戏剧报》当编辑。1957年,党中央号召鸣放。他在《戏剧报》发表社论《开放剧目,提倡竞赛》。
很快,“鸣放”转为“反右”,报社不少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屠岸的好友、诗人唐湜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到黑龙江农场劳改。
屠岸开始不安。他的言论比某些右派更严重。1956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婉转的粗暴》,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戏曲不懂行,往往随便否定一次演出,枪毙一个剧目。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我打成右派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没被打成右派。我觉得,那是剧协党组,主要是田汉与伊兵保护我过了关。
“伊兵在‘文革’中受迫害,活活憋死,但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也属积极分子。有人评价伊兵是品质问题。屠老起先没表态。后来他表示,伊兵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理解‘文革’中一些人的做法,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李晋西说。
我一直在写检查。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剧协干部会议上宣布,想不到屠岸有这么多错误。
1958年1月,屠岸下放到河北怀来县土木乡劳动。他陷入极度痛苦和惶恐之中,以致肺病复发。同年5月,他回京再作检查。
有半年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
他得了抑郁症。
提及“文革”中逝去的一代知识分子,最令他动容的莫过于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
第一个批示下来,剧协的同志们在西山八大处一处文联休养所学习检查了好几天。检查的重点在田汉,大家和风细雨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满意,要重新来。……当时命令我参加,我把田汉的文章摘录下来,写在卡片上。虽然讲道理,但讲的其实是歪理。1964年的秋天,有一次批判会完了后,田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孺子可教也。”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别人批我都是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你还认真。”
2001年,屠岸参与《田汉全集》的编辑工作。在写给田汉基金会的一封信中,他忏悔道:“对田老,我是有愧的。……每念及此,我即痛悔惭愧流泪不止。为‘全集’做了些许工作,何能赎我之罪于万一!”
放弃自杀
李晋西不满于《生正逢时》定稿前,书中的“个性”被屠岸及其子女一再删减。
“真正的狠劲埋藏在他的日记中。在那里面,对于某些事某些人,他有鲜明尖锐的观点。他看重人的才华,更看重人的品质。
“他在日记里写道,他跟家人聊及‘文革’中不屈赴死的马正秀、张志新,饱受冤屈、晚年自杀的关露时,不仅深表同情,还流露出激烈的义愤。
“这股愤怒中包含了他对自己软弱的自责。他认为,她们像镜子一样立在他面前,照出自己达不到的高度。”
“按说他在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与诗人牛汉等人相比,不算最厉害,而他患上了抑郁症,还两度想到自杀。”成幼殊提起这段往事,口吻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和平里的住宅里,屠岸指给她看自己企图自杀的地方——一扇窗子。
“他想在那里上吊。窗棂难以承受人的重量,他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他见到小女儿章燕。那会儿孩子才4岁,当他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小脸,对他充满依恋的眼神时,他心软了。”成幼殊说。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章燕印象至深的却是,有一回,一帮人来抄家,“他们拉开抽屉。我特别紧张,喊‘爸爸’。他不作声,铁青着脸,一改往日对我的怜爱。我更胆怯了,我叫我妈,她一把把我抱起来。”
母亲参加革命比父亲早。在章燕与哥哥、姐姐心目中,母亲最坚强。若干年后,他们才得知,母亲曾打算与父亲一起,双双自尽。
屠岸对李晋西回忆说,那天夜里,他们夫妇坐在床上讨论结束生命的方式,内心充满了哀伤。
“惟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感情太深挚了!”屠岸一字一顿。
他记得,恋爱时,妻子从没跟他说过“我爱你”,只是说,“我是你的。”
“引爆了一颗炸弹”
“我对屠岸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自述的另一位整理者何启治在电话里直言不讳。
“文革”刚结束,何启治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屠岸已担任社领导,“我把干校里的破家具全带回来,财务科不给我报销。我找屠岸解决,他一副两头为难受气的模样。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不是一位强势的头儿。”何笑着说。
这位不强势的头儿却“引爆了一颗炸弹”。据何启治回忆,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被誉为文艺界的自我解冻。在这种大背景下,1979年1月18日,在人文社党委会上,现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屠岸提出,应该由社里召集部分小说家座谈,旨在活跃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创作。
座谈会2月6日至13日于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老中青三代作家,济济一堂。中心话题是文学创作与解放思想。
2月9日,屠岸在大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指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违反组织原则;打倒“走资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夺权”破坏宪法;“破四旧”导致“四旧”大泛滥……还说自己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适用于一切方面,文学作品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慷慨陈词,相当激动。
会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告诉屠岸:有作家说你在会上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屠岸对于当领导没有心理准备。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和党委书记。
这个“官”不好当,必须小心谨慎,诚惶诚恐以防触雷——政治失误。因政治而惊心,也因政治而违心。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时代已变,体制已更迭,政治依然是一道门槛。
“1985年,我父亲第3次犯抑郁症。”章建、章燕告诉记者。
“单位里人事关系需要他处理,比如评职称,争房子。往往他下班了还不能回家,回到家还有人找他。父亲不懂得拒绝,生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可他本质上又是个诗人,他被这些事纠缠得心烦意乱,久而久之形成压力,无法排解。
“他几乎每夜噩梦,梦中仍是‘文革’,醒来一身大汗,心脏剧烈跳动。最严重时,他不敢接电话,不敢逛商店。独处也让他难受,他甚至不愿拉开窗帘。”
“唉,诗歌界的人与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布满了血泪。像他这么柔顺的人,还是不能幸免。抑郁症是不流血的流血,跟流血一样痛苦。”老诗人牛汉长叹一声。
1986年8月,屠岸与牛汉接受邀请共赴新疆,度过了两个月“自由自在的时光”。
屠岸对牛汉谈到了自己的病,让牛汉好奇至今的是:“大热天的,我都快光膀子了,他居然还穿着毛衣。到晚上,我一躺下就着,可他连睡觉都不脱衣服。”
“80年代初,他与母亲共同翻译了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