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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名叫迪恩的文学爱好者来到上海，他没有去陆家嘴观赏林立的高楼，因为那里的风景在他家乡已经司空见惯。他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繁华的南京西路，走进一幢毗邻人民公园的30年代英式风格的楼宇，这里原来是上海美术馆，现在是巴金文学馆。迪恩步入典雅的大厅，首先在那里浏览参观导图以及这一天的活动安排，他看到一楼的几个文学教室里讲座满满，有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讲座，也有针对青少年的课堂，二楼正在召开某个作家的新书发布会，某个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三楼有外国的文学团过来访问交流。文学馆里有非常多的展厅，还有研究中心，阅览室，休闲区等。迪恩来到了作家巴金的展厅，他看到巴金写的各种版本的书，各种丰富的藏品，令他惊喜的是，他还看到了他的祖国法国颁发给巴金的“骑士勋章”。他流连于各个展区：鲁迅、柯灵、张爱玲、王安忆……
回到法国后，他写了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并出版，一年后，巴金文学馆来函希望收藏他小说的手稿，他愉快地答应了，之后他更加频繁地来到上海，这里俨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好吧，就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坦白，这只是我臆想中的一个关于巴金文学馆的故事。事实上，连这个馆都是臆想的，更确切的说，我是把众多文化人士对我描述的心目中的文学馆形象融合起来，延展开来。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景，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呼吁。
今年年初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作家孙甘露提交了“关于建设巴金文学馆”的提案，这个提案得到了十多位上海政协委员的联署，包括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导演江海洋、作家潘向黎和薛舒、评论家毛时安和谭帆，以及吴芝麟、吕京、方方、许云倩、俞亮鑫、唐宁等。在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王安忆、赵丽宏、曹可凡等全国政协委员也发出了建立巴金文学馆的呼吁。
事实上，前几年，上海作协很多人就在一起努力促成这个事情。早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赵丽宏就建设巴金文学馆曾做出提案。
在国外，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个城市文学馆，如日本近代文学馆、柏林文学馆、慕尼黑文学馆、汉堡文学馆等。在中国，福建有冰心文学馆，山东有莫言文学馆，台湾台南市有台湾文学馆。去年年底，香港文学生活馆成立，梁文道、马家辉、陈冠中、邓小桦等10多位作家学者以“文学刺青：在身体上书写”的方式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关注该馆。同时，广东文学馆和浙江文学馆也正在筹建之中……
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等已发挥出辐射效应，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国际舞蹈艺术中心、崧泽遗址博物馆等正在筹建，各个艺术门类都有一个绽放的固定场所，唯独缺少文学。
当然，文学馆的需要决不只是一种跟风。
欲望时代，国际化大都市里充斥着各种喧嚣，那股席卷而来的韩流让粉丝们尖叫、痴狂，甚至为见偶像挤得头破血流，这样火爆的场景让人无法漠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每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上那股宁静的力量，不大的场馆涌入了太多的听众，熙熙攘攘的人群保持了统一的安静节奏，只为了聆听作家们的心声。
快节奏的时代，忙碌的人们需要快餐充饥，但终需要在精疲力竭的时刻补碗心灵鸡汤；时尚的追逐者们进行着“炸鸡和啤酒”这类新生活方式的狂欢，也总有人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读书会上孤独着品味文学的茶茗；纵有再多人狂呼来自星星的“叫兽” 去哪儿了，其中也终有人会转向揪心的询问：“马航失联飞机去哪儿了”。
初春的雾霾里，生命的脆弱，世事的复杂，会把人们从喧闹中拉回来，缄默下来思索，疲惫而孤寂的心灵终会需要一个精神的休憩地、润泽地——这就是文学馆。
巴金80个书架，只能在故居里展示39个
步入武康路上的巴金故居，随处可见巴金生活、写作场景和难以计数的文物、图片、资料，处处都在还原着真实的巴金，诉说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在巴金的卧室里，一切都保持着巴老生前起居时的状态。客厅古朴典雅，柜子里放着巴金从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在这里巴老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的访客。一楼的走廊是故居里最阳光明媚的地方，被巴老称为“太阳间”，晚年行动不便的巴老就经常在这里散步、思考，或趴在小缝纫机上写作。《随想录》后半部分正是在这里写成。
自1923年春搬至上海，巴金在沪数次迁居。1955年9月，巴金一家迁入武康路，在武康路寓所里生活、写作长达半个世纪。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故居中，像巴金故居一样拥有如此完整的初始环境，且拥有时间跨度如此长、中间没有中断、相对完整的作家文献资料的，极少。
巴金故居自对公众开放以后，受到欢迎。不过不少观众还是意犹未尽，提出了各种意见：希望看到的展品更多一些，希望多办点演讲会、读书会……
“实在是空间有限，现在故居里展示出来的只占总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有个很形象的说法，这个故居原来有80个书架，现在放回来大概39个。故居里保存了巴老的几乎所有的衣物，但没有地方展示出来。一些展览还需要向外借场地，有的场子是公益的，有些场子还要花钱。我们也办了一些读书会，但只能挤在最多容纳20人的小会议室里。”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感慨道。三楼的储藏间里也是“书满为患”，其中几个大书柜塞满了上世纪50年代到巴老去世期间读者给他的来信，还没有开始整理，“现在还有好几百箱资料封在那儿，时间久了，保存也会存在问题。目前比较着急的是首先要把资料编目，整理上架，现在原则上不接待研究者，没有登记的书无法让人查阅。其实故居的功能就是作家写作、生活环境的原貌展示，其他方面需要纪念馆来完成，这样才能达到公众的需求。”周立民叹道。
赵丽宏介绍，中国现代重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老舍、曹禺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纪念馆，有些还不止一处。在故居之外，设立可供公众参观、作为研究者活动场所的纪念馆是通行的做法。如鲁迅在北京、上海两地，均设有故居和纪念馆，故居作为纪念馆的一部分。冰心在长乐的文学馆面积达4500平米，而目前的巴金故居主楼不足700平米，从资料的储藏量来说，巴金的数倍于冰心。 那么巴金纪念馆为何迟迟无法建立呢？赵丽宏解释，主要是受制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建纪念馆的有关规定。2006年，即巴老逝世后第二年，赵丽宏联合冯骥才、贾平凹、张抗抗等几位作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在上海筹建巴金故居博物馆。2007年，巴金故居建设项目获得上海市政府立项。因为巴金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设纪念馆或博物馆须上报中央批准，故项目论证时决定：先开放巴金故居，日后再考虑纪念馆建设问题。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努力，巴金故居于2011年秋季向公众开放，但空间局限成为一大难题。
“众所周知，巴金是世界著名的当代文学大师，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国务院授予的‘人民作家’，可见无论政府和公众，都是将巴金首先视为作家。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巴金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决定是否建立纪念馆。”赵丽宏强调道。2012年和2013年，他又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建设巴金纪念馆的建议”：不仅展出巴金的资料，而且展出他同时代作家的文献资料。今年，孙甘露的提案又做了延展，要展示上海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做成上海现当代文学馆。
那么，上海的城市文学馆为何要以巴金命名呢？
“以文学大师或标志性人物命名一座城市文学馆，既是常见的做法，又能突出城市的标志性人物、使公众感受到亲和力。巴金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更是上海文学的骄傲和荣耀。巴金长期生活在上海，他的重要文学成就都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巴金先生的文学生涯纵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文学历程，并且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具有其他作家不具备的代表性。巴金还是二十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新文学作家之一，在几代读者中享有崇高声誉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曾被读者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为了向巴金先生致敬，我们建议以巴金先生个人名字来命名文学馆。”孙甘露解释道。
巴金曾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则指出，“有了巴金文库，上海的城市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
巴金故居拥有的文献资料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连续80余年，文献收藏不中断，它们是巴金一生经历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重要见证。巴金收藏的个人著作、译作的中外文版本书，既相对完整，又版本众多，目前从图书馆难以查阅如此全、坊间更是难以搜集到。更难得的是很多书是巴金或同时代作家的校改本，上面有很多他们校改的手迹，为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修改留下宝贵资料。
周立民感慨，巴老非常具有史料意识，好多人办过出版社，没留下什么，巴金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了近百部的作家手稿，是办文化出版社的时候留下来的。“巴老喜欢收藏，哪怕一个纸片都留着。有一次他在四川，沙汀去他的招待所看他，正恰巴老出去了，沙汀就在台历上留了个便条，写的大致是，今天晚上我请你看戏。想不到这个条子，巴老竟然撕下来带回了上海，保存到现在，这些细节非常多。巴老是五四之后的第二代作家，贯穿了新文学的整个过程，他1904年出生，2005年去世，接触到各个时期的一流作家，包括国外的作家，所以巴老的资料不是属于他个人的，是可以勾连整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的。”
用文学馆展示上海文学的整体脉络
如今，一提到上海文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爱玲。张爱玲俨然成为了上海的金字招牌、代言人，却也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上海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前两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为主要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20多卷的规模，精选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230多位作家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品，约5000万字。鲁迅、巴金、柯灵、施蛰存、丁玲……在现代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家的生活、写作都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在上海长久居住，或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短住过，或书在上海出版。
“有些作家作品很好，但是他的作品没有传世，书不再版就慢慢被人遗忘。如果语文课本里没有收入《背影》，朱自清就很可能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优秀作家一样被人忘记。上海这个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商业化的，其实上海很有文化底蕴，当年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文学重镇，解放后也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现在的上海文学也很有特色。从开埠以来各个时期都有非常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优秀的小说、散文、诗歌，这些都不应该被人忘记。这就需要有个文学馆把这些资料全部保存下来，融合起来，把历史比较完整、形象地保留下来、展现出来，让后人知道、了解，同时还可以弘扬、延续，包括可促进出版，有些作家不仅仅需要纪念，他的书还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再版。”赵丽宏说道。
“我去过河南的文学馆，看了以后很惊讶，河南历史上文学大家太多了，展览从古代一直展示到当代，把整个河南这块土地上文学变迁的过程很清楚地展示出来。以前虽然学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像杜甫，白居易等具体是哪里人，因为时间久了，就模糊了，一看文学馆就一目了然了。”陈子善说道，由此他也联想到上海，“其实上海开埠以后，100多年历史中，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就诞生在上海，《新青年》杂志就在上海创刊，鲁迅晚年的十年生活在上海，左联在上海成立，《现代》《新月》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也在上海，有了文学馆就能全面展示上海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关于某个文学事件、某位作家，可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有些传说可能跟事实完全背离的，而一般读者不会看学者论文，那么展览馆也可以普及正确的文学历史知识。”
近几年来，名人手迹逐渐成为拍卖的新热点，继去年鲁迅的一页手稿拍出690万元高价后，今年1月在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茅盾的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1207.5万元的成交价创造了中国文人手稿拍卖的最高纪录。当文化资源越来越成为金钱筹码时，博物馆对于资料的收集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只有公藏这些资料才更有可能与大众见面。 “巴老生前曾无数次说过，成立文学馆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存，还在于公开，要面向读者、研究者，把资料公之于众。巴金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创始人和主要出力量的人。”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回忆道。
巴金晚年曾表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建一座专事作家文物收藏、展览、研究的现代文学馆。1979年春天，受到国外一些博物馆、文学馆的启发，巴金形成了在中国应该建立一座文学馆的想法，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促成这件事情。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召开成立会并挂牌，巴金捐款15万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基金。
“巴金认为，建现代文学馆除了抓紧收集、保存珍贵的资料外，也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应该让后代子孙看到中国新文学做了哪些贡献。”舒乙说道，“在巴金思想中，文学馆是体现文学的最重要的阵地，是培养革命战士、知识青年，乃至培养大众的学校。”
对于巴金文学馆，舒乙感言，全力赞成。那么北京已经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了，上海的文学馆是否会重复，如何体现自身的特色呢？“中国现代文学馆太全了，反映不出地方色彩，上海一定要体现地方特色，上海那么多文人，文学流派，以及上海各种报的副刊，过去有大量读者，非常重要，所以上海有大量研究的余地和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一些特别重要的作家才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很多重要作家的资料怎么收都收不全，上海的文学馆就能很好地体现，所以跟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点矛盾也没有，而且是互补的。”
作家陆天明强调，办上海城市文学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发展上海的文学事业，鼓舞更多的人从事文学创作。“馆若建立起来，不能只是吃巴金老本，若张爱玲、王安忆之后，没有新生的创作力量，反而展示了上海文学的一种窘相。所以要培养、鼓舞、宣扬上海的文学队伍，文学力量，要鼓励关于上海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上海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上海乃至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的创作。”
孙甘露则认为文学馆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起到激励和推广作用，“这不是作家排座次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认祖归宗，作家作为序列里的一员，处在上海文学的这个脉络里，会更深入地认识、传承上海文学的传统。”
上海需要一片“文学森林”
去年12月中旬，一群香港文化人以民间的方式成立了“香港文学生活馆”，目前落户于湾仔富德楼，与文学生活馆的建立同步的是一场名为“文学刺青——在身体上书写”的行为艺术活动。书法家徐沛之在不同的作家和文人身上书写香港文学作品的书名，譬如，诗人廖伟棠在手臂上书写了“雷声与蝉鸣”，这是他对知名作家也斯的致敬。他认为，《雷声与蝉鸣》是香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集，香港诗歌从这本诗集开始确立它的形式、地位或意义。
文学生活馆虽然冠以“香港”的大名，但是主要活动空间却十分寒酸局促，只有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间，主要的家具就是三面墙的书架，一张不大的工作桌、几把座椅。为何香港文化人要大费周章地建“香港文学生活馆”，哪怕只能挤在一间“陋室”？这源于香港文学日渐式微的尴尬处境以及香港文化人的自省与焦虑。“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叹息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活动在香港都是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官方似乎没有将‘文学’纳入‘文化’的范畴，让香港文学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香港的作家和文化人即使进行聚会，也常常只是一餐饭，一餐茶，并没有一丁点‘文学沙龙’的感觉。” “香港文学生活馆” 理事之一邓小桦带着惋惜的口吻叹道。
因此，香港文学圈子产生了“自救”的念头，他们不能让文学彻底地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2009年，香港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组成了一个“香港文学馆倡议小组”，为即将建立的西九文化区划出一块属于文学的版图据理力争，虽然最终化为一腔遗憾，却也没有浇灭香港文化人的执着，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施舍，而是自救，在官方以外的天地开辟自己的江湖。
“文学生活馆”能给香港人带来什么？顾名思义，它试图促进文学与生活的融合及互相渗透，试图把“文学”变成香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同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文坛，巴黎的文学沙龙门庭若市，几乎每天都有小型的作家论坛、茶话会，啖茶论笔、头脑风暴……文人们的思想、创意在这里毫无设防地交流、互动，如今看来已属高端、小众、曲高和寡的文人聚会，在当时却是十分普及的。而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巴金文学馆的倡议者们所期待的。
陆天明至今依然很怀念延安西路200号里曾经的文艺会堂，“当时那里是上海文艺界的活动场所，文艺界人士可以在那办活动，喝咖啡谈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可以吃到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 陆天明回忆道，嘴角露出一份眷恋。“现在的天津诗人还在自己组织朗诵会、诗歌沙龙，自己朗诵自己的诗，大家评点一下，把作品发到网上，大家还是有这个愿望的。若有一个固定的文学会馆，提供一个场所让作家可以在这里举办活动，会谈，就能够很人情味、人性化地吸引大家过来。而且上海也有能力建这样的沙龙。”陆天明每年都会从北京回到上海住一段时间，一般“窝”在家里，不常走动，“别的地方跟我们作家没什么关系，如果有个会馆，我就很可能去转一圈，碰到熟人就聊一会。”
在台北有个纪州庵文学森林，余光中等一些作家曾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里依然是文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也有很多出版社、书店，作家和出版社谈稿子、记者采访都在这里。布满钢筋水泥的上海也需要这样一片茂盛而温暖的“文学森林”。文学是柔软的，是无法硬性拼凑的，它应该像树木一样自由地生长。
“经过多年运作，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三大国际文学活动品牌——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和上海国际儿童作家节。这些国际文学品牌活动期间都要举办大量的文学活动，迫切需要一个专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文学场所。”孙甘露指出，“现在上海作协也有多功能厅，还真是‘多功能’，作协机关开会在里面，中午食堂在里面，吃完饭把桌子一擦又变成了会场。有时举办活动还要借场地，去年新疆作家团过来，也只能在郊区青浦举行活动。” 今年2月15日开始，每周六，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在思南公馆与上海读者见面，贯穿全年。思南读书会首场活动是“孙顒的小说：让过去告诉未来”，活动主讲嘉宾是作家孙顒，作家王安忆担任主持。此活动也是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的延伸——让类似上海国际文学周上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其实，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举行着各种文学沙龙，朗诵会，读书会，但规模很小、场地也不固定，未能形成规模，很多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专业人士圈里，公众参与度并不高，影响力也有限。倘若有了文学馆这个固定的文学场所和交流平台，就能把分散在城市各处的涓涓文化细流汇聚起来。
当然，在文化人看来，文学力量的汇聚点也应该在城市的中心，因此孙甘露建议，位于人民广场的老上海美术馆是建巴金文学馆的最佳之选。“作为历史文化建筑，它横跨两个时代，与上海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匹配；从图书馆、美术馆到文学馆，在使用功能的转换上都是作为文学艺术项目，符合市民的心理期待；从面积、使用功能的要求上符合巴金文学馆的功能需求；从资源节约的角度而言，文学馆进驻后，整体不需要改动和大的修缮，只是根据功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即可。”
如今，博物馆的功能早已多元化，从象牙塔走向大众，因而文学馆不再纯粹是一个图书馆或者资料馆，故纸堆的盛放场所，而是在传统“文学博物馆”的基础上的一个新型的、现代的文化空间。只有当高端的资源走出保险柜转化为公众可以利用的资源，文献资料才真正又有了生命；只有当高高在上的、私人化的文学走入公众领域，成为在地文学，才能真正在人们身上产生精神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公众文化生活。
文学馆可以成为上海的又一文化地标
“我是大连人，是被文学中描述的上海吸引来上海的。其实外地人对上海的了解都是从文字上开始的。”周立民笑着坦言。在他看来，上海有个实体的城和虚幻的城，这个虚幻的文字塑造的城垫起了上海很多的形象，包括当年的冒险家乐园、人间天堂，现在的魔都，“从茅盾、穆时英、张爱玲、周而复到王安忆、金宇澄、唐颖等，他们都整个参与了虚幻城市的制造，有时候虽然与实际见到的不一样，但是会进到你的感觉里，如果上海这个城市没有文学记忆存在的话，会变得很单薄。比如大连跟上海是差不多开埠的城市，规模没有上海大，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现代化程度不输上海，但是它的文学书写远远低于上海，所以大连整个城市形象都是模糊的，不会有那么多感性的记忆，可见文学文化对这个城市的塑造作用。”
如今，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但凡有点条件都会设个书房，放个书架，一是方便取阅，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孙甘露认为一个城市也需要书房、书架，文学馆就是上海城市的书房。“上海有那么丰富的现当代文学历史传统资源，没有理由不造一个文学馆。这也是对文学、对历史的尊重。从上海整个城市文化建设横向的观察，现当代文学历史纵向的考虑，以及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海需要一个文学馆，政府现在也有能力做这个事。”
为建文学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人士正鼓与呼，但也有圈外人冷眼旁观，觉得是一群文化人在起劲。“这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事，如果最后建不成馆的话，这不是我们文化人的耻辱，是上海人的耻辱。”导演江海洋一脸严肃地反驳道。 “不是巴金需要建一个文学馆，而是上海需要。有巴金在上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福分，建文学馆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上海应该起劲的事。这是提升上海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对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化所产生的能量，有时是经济远不能达到的，挣的不是钱，是形象，事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风气。”
对此，赵丽宏也是感同身受，“建有水平、有规模的文学馆，绝对不是文化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保留上海的文化遗产、记忆，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品位。”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曾是包括谢晋、孙道临在内的几代上海电影人的梦想，“到我们稍微有条件的时候，就把梦想变成现实。博物馆建立有这样的理念：第一传承历史，第二用最现代的手段。自去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其意义正在不断地被加深认识，价值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上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任仲伦说道。《国王的演讲》的导演汤姆·霍珀参观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后，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迪斯尼前主席参观后直言，好莱坞想搞这个博物馆提了8年多没有建成，你们用了2年多就建成了，真是很了不起。
上影集团在改造自己厂房的时候，没有弄成商城，而是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传承上海电影历史的博物馆，这让世界都刮目相看，也很好地输出了上海的文化形象。
“去年半年左右，有十几万人次参观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包括专题放映，博物馆变成中小学生了解上海电影历史的很好平台，它的价值正在释放出来。上海也是一个文学的重镇，建文学博物馆与上海电影博物馆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代表了上海的创造精神，我相信上海的城市文学馆，也应该具有这样的魅力，也可以变成当下文化亮点，上海的文化地标。”任仲伦如是说。
“纽约虽有华尔街，但如果没有大都会博物馆，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不可能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陈子善表示，“以前集中搞经济，文化可能顾不过来，但到了今天，就要补课，要深化改革，原来有的不合理的要改革，没有的也应该有。”
目前，虽然文化正在被边缘化，但它依然是各个艺术领域，乃至其他领域的绕不过去的存在。
“国外有个上海学很热门，研究上海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但都会从文学中、作家对上海的描述中寻找资源，所以我们把文学馆做好，对上海学研究也是文学层面上的一个推动。” 陈子善说。
“巴老有很多版税单和版权合同，从上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他去世都保存完好，当时印数多少册，版税多少，作家拿多少稿费，如果展示出来，这不等于一部中国近代出版史嘛。巴老50年代到文革前，戏单有好几箱，如果把戏单都整理出来搞展出，不是上海现代戏剧演出史嘛。近百年来，在上海也有不少外国人从事文学活动，写了关于上海的作品，比如犹太人的文学活动，也可以从中研究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周立民介绍道。 在上海曾生活过非常多的文化名人，也留下了很多故居，“只是上海能够开放的故居少得可怜，有个统计，现在能够对外开放的上海文化名人故居，只有 20余处，其中文学家故居只有三五个。”周立民叹息道，他建议可以依托文学馆，再做一份城市文化地图，把上海的文人故居都连起来，读者可以体验一次文学一日游，“可以弄一个联票，不一定一次逛完，五年内有效。通过这样的感性的文学体验，哪怕不爱好文学的人，也可能会不由得记住几个书名，几个文学片段，感受一下鲁迅、巴金、茅盾等生活的地方。城市的美好记忆由此走入我们当代生活中，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个城市有了文学的参与，这个城市就会有个柔软的心灵。”
现在都流行网购，上海的一些大商场已经渐渐失去竞争力，各地的“造楼大潮”也让上海的高楼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上海怎么吸引人，怎么留住人？还是得靠上海文化的魅力。比如那名声在外的武康路的落叶，彰显了大都市的另一种情调，比如走过茅盾笔下的外白渡桥，王安忆写过的弄堂，现实空间与历史空间链接起来，诞生了一种新的意趣，作家和小说或许也变得更可亲了，这不就是我们家以前住过的地方嘛，这个家具我们家也有啊。当这个城市有了更多感性的文学空间，提供给整个城市每日的营养，城市与居民才能有更宽广而富足的心灵。
想象中的文学馆
“文学的想象力，是一个地方的精神自由度的标尺。文学的空中楼阁，应该是包容无量可能的场所。当空中楼阁落实为一座地上的建筑，或为容纳所有这些空中楼阁的一所共同的文学馆，它必须贯彻文学的核心精神，也即是以想象力为建设原则。我们想象中的文学馆，应该是一座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馆。”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他还描述了他想象中的香港文学馆：里面既有类似《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式视觉安排，把不同的香港小说、诗歌和散文的街道书写汇流成河；有展现香港文学作品《对倒》《剪纸》等中出现的意象的空间装置和文化活动；他甚至希望，文学馆变成可以扎营露宿、探讨文学的“草地文学营”。文学馆虽然也是建筑，但它毕竟不像城中的万丈高楼，馆内的文学空间会营造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想象世界，如同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空中楼阁。而在文化人的心目中，上海的文学馆也是现代的、多元的、独特的、具有创造精神的。
赵丽宏：
可以依托文学馆办国际文学节、文学奖
巴金文学馆是展现上海现代文学的机构，可以在这里搞各种现代文学展，包括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的纪念性展览。文学馆要有专业的团队搞学术研究，开各种国际型的研讨会。可以依托文学馆，一年举行一次上海国际文学节，请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到上海来交流，文学节包含研讨，朗诵，演讲等各种活动，面向大众，最后在闭幕盛典上颁布一个国际性的文学奖——巴金国际文学奖。中国文学一直被外国评，中国人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只要中国认真的做，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坚持公正，不被意识形态左右，相信会慢慢形成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
孙甘露：
巴金文学馆也是上海市的一个专业城市文学馆
作为上海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巴金文学馆将承担收藏展示、文学研究、对外交流、作品研讨、文学教育培训、公众文学活动平台等综合功能。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青少年普及教育会，青年作家的培训活动，读书活动的推广，外国作家代表团的来访……每天文学馆的活动都可以排得满满的。
展览方面，常设展览以上海现代文学展为中心，集中展现上海文学20世纪文学成就、文学出版及文人生活的综合文学成就。专题展，可以设立巴金等重要作家专题展厅；同时，根据资料征集、研究的需要，每年度安排相应的作家纪念专题展，比如逢作家百岁诞辰、重要创作纪念日等，并且与世界各地文学馆展开交流和合作展览，扩大上海文学的世界影响。巴金文学馆也将成为上海市的一个专业的城市文学馆。一些作家同时是画家、书法家，也可以展示一下他们的书画作品。此外，文学馆里还可设作家书店，小型图书馆。
舒乙：
全部上海文学的资料，无论好坏都要收入文学馆
文学馆大致包含四个部分：第一，档案，把手稿、书信、日记、录音带、录像带等作家创作整个过程中留下的东西都收起来；第二，创作的成品，即图书，各种版本的图书，有的小说特畅销，有三十个版本，所有的版本都要收集；第三，展览馆，把作家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展示出来，包括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文房四宝，起居用品，包括床、书桌等都统统搬来；第四，研究中心，有大量的人员在里面搞研究，也提供有兴趣的人去研究。
文学馆的宗旨就是要全，关于上海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收进来，过去解放前上海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鸳鸯蝴蝶派都收进来，要研究整个历史时期，比如新文学时期全部的文学现象都应该在这个馆里得到展现、研究，而不是任意加以舍取，不能光展示进步的、好的，坏的、反动的、色情的、黄色的统统要，研究那个时期全部的文学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反映一个非常全面的历史概况，文学概况，发展脉络。
陆天明：
文学馆要成为文化人的家
想象中文学馆除了有陈列中心、活动中心外，还要有培训中心，设鲁迅文学院那样的文学院，定期、不定期地搞写作培训，由此团结吸引更多文学青年，包括业余作者，培养一支写作队伍。
文学馆还要发挥会馆的功能，不能成为严肃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圣殿，要成为文人的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可以经常在这里搞搞沙龙活动，与读者交流。我曾在俄罗斯看到一群青年艺术家，寒风瑟瑟中在普希金村的街头演出，无伴奏演唱，小提琴演奏，诗歌朗诵，水平非常高。我们如果有个文学馆，也可以经常搞些艺术活动，上海艺术院校也多，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各个大学有影视系，都可以到那里去演出，搞活动，形成一种很好的艺术氛围。巴金文学馆还可以跟外国的文学馆、作家故居，跟上海的电影博物馆、美术馆等互动。
任仲伦： 文学馆要跟城市的精神、变迁融合在一起
一个文学馆除了有经典作家、作品的展存外，还要跟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变迁、环境，紧密融合在一起，上海文学馆不仅要记载经典作家、作品的诞生，还要连带展示诞生这些作家、作品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背景。
想象中，文学馆应该是以人物作为基本的主题，最主要的是文学大家和经典著作，这两个是主线，辅之以城市的历史变迁、上海文学的历史变迁的线索，线和点结合起来，然后借助于现在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尤其是影像的展示手段加以补充，使得这些资料灵动起来。其实文学跟影视关系密切，很多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可以变成文学馆的展示内容，也增强了视觉效果。
江海洋：
文学馆可以成为文学跟影视衔接的一个美丽的场所
作为一个读书长大的孩子，我一定会去文学馆，如果有开放的休闲区，我会经常到那里去谈事，讨论剧本，甚至跟作者沟通，签约，我们有时要买作家小说版权，将来可以把与作者的签约仪式放在那里，过去一般是没有这种仪式的，不妨在文学馆这个神圣的地方，大家订一个契约，今后若有版权问题，谁也赖不了。甚至可以把那份合同复印下来，交给文学馆作为馆藏。文学馆可以成为文学跟影视衔接的一个美丽的场所。将来拍成电影、电视剧还可以做成碟片、带子送给博物馆。文学馆还可以开辟小型放映厅，办一个上海文学电影院，放那些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卖相对便宜的票，读者可以在那里观看。
陈子善：
文学馆可以给学者提供新思路
文学馆应该具备多种功能，展示、研究这两样不能偏废，其中研究功能也要分好几个层次，包括文学馆自己的工作人员的研究，同时有可以接纳馆外的研究者。现在网络发达，可以把一些资料放在网上供大众查阅。上海作协当然有研究功能，但不能跟研究机构划上等号，但是文学馆就可以设立一个更加专业的研究机构，还可以跟大学、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沟通，合作。很多时候研究者写论文往往只注重观点要正确，可能就忽略了有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作家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文学馆的资料可以促发学者进一步思考，拓展他的选题，课题。比如有一年我去绍兴看了蔡元培故居的展览，发现了一封沈从文写给蔡元培的信，内容是后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被国民党抓去，希望蔡元培去保释他。这么重要的一封信没有收入第一版《沈从文全集》，但在展览中出现了。之后我看到有人根据这封信专门写了研究文章，可见学者多参观文学馆会从中受到启发，作家的藏书，互相间的馈赠，笔记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以开拓眼界，获得新知识。
周立民：
形成巴金文学馆一日游体验
有了文学馆后，巴金故居主要作为遗址开放，各种关于巴金的专题展览可以在文学馆推出，比如巴金的生活世界，巴金的文学世界。巴老捐出去的书可能有8万册，虽然不能再要回来，但是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汇聚过来，使这里成为巴金研究中心。文学馆还应有更广阔的针对市民的空间，吸引读者去文学馆体验一整天，如同去上海科技馆一日游一样。设想可以设几个公益性的文学教室，形成固定的讲座菜单，可以请教授过来，在两三个月里讲《红楼梦》等名著，甚至这个教室可以向社会招标，每年把教室可以供给社会使用的时间公布出来，专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可以应标，经委员会同意后，挂牌讲课二个月，如果反响好，可做第二期。这里也可以开展孩子们的文学教育，请作家来给他们讲课本中的文学作品，这肯定跟老师讲得不一样。文学要走向公众和公众的日常生活，比如端午节搞些跟屈原有关的文学活动。上海有很多读书会，可以为他们免费提供活动空间，以便把全社会的资源都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跟电视台，电台结合起来，把一些好的活动记录下来，还可以把视频放到网站上播出。
回到法国后，他写了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并出版，一年后，巴金文学馆来函希望收藏他小说的手稿，他愉快地答应了，之后他更加频繁地来到上海，这里俨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好吧，就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坦白，这只是我臆想中的一个关于巴金文学馆的故事。事实上，连这个馆都是臆想的，更确切的说，我是把众多文化人士对我描述的心目中的文学馆形象融合起来，延展开来。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景，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呼吁。
今年年初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作家孙甘露提交了“关于建设巴金文学馆”的提案，这个提案得到了十多位上海政协委员的联署，包括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导演江海洋、作家潘向黎和薛舒、评论家毛时安和谭帆，以及吴芝麟、吕京、方方、许云倩、俞亮鑫、唐宁等。在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王安忆、赵丽宏、曹可凡等全国政协委员也发出了建立巴金文学馆的呼吁。
事实上，前几年，上海作协很多人就在一起努力促成这个事情。早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赵丽宏就建设巴金文学馆曾做出提案。
在国外，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个城市文学馆，如日本近代文学馆、柏林文学馆、慕尼黑文学馆、汉堡文学馆等。在中国，福建有冰心文学馆，山东有莫言文学馆，台湾台南市有台湾文学馆。去年年底，香港文学生活馆成立，梁文道、马家辉、陈冠中、邓小桦等10多位作家学者以“文学刺青：在身体上书写”的方式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关注该馆。同时，广东文学馆和浙江文学馆也正在筹建之中……
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等已发挥出辐射效应，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国际舞蹈艺术中心、崧泽遗址博物馆等正在筹建，各个艺术门类都有一个绽放的固定场所，唯独缺少文学。
当然，文学馆的需要决不只是一种跟风。
欲望时代，国际化大都市里充斥着各种喧嚣，那股席卷而来的韩流让粉丝们尖叫、痴狂，甚至为见偶像挤得头破血流，这样火爆的场景让人无法漠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每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上那股宁静的力量，不大的场馆涌入了太多的听众，熙熙攘攘的人群保持了统一的安静节奏，只为了聆听作家们的心声。
快节奏的时代，忙碌的人们需要快餐充饥，但终需要在精疲力竭的时刻补碗心灵鸡汤；时尚的追逐者们进行着“炸鸡和啤酒”这类新生活方式的狂欢，也总有人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读书会上孤独着品味文学的茶茗；纵有再多人狂呼来自星星的“叫兽” 去哪儿了，其中也终有人会转向揪心的询问：“马航失联飞机去哪儿了”。
初春的雾霾里，生命的脆弱，世事的复杂，会把人们从喧闹中拉回来，缄默下来思索，疲惫而孤寂的心灵终会需要一个精神的休憩地、润泽地——这就是文学馆。
巴金80个书架，只能在故居里展示39个
步入武康路上的巴金故居，随处可见巴金生活、写作场景和难以计数的文物、图片、资料，处处都在还原着真实的巴金，诉说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在巴金的卧室里，一切都保持着巴老生前起居时的状态。客厅古朴典雅，柜子里放着巴金从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在这里巴老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的访客。一楼的走廊是故居里最阳光明媚的地方，被巴老称为“太阳间”，晚年行动不便的巴老就经常在这里散步、思考，或趴在小缝纫机上写作。《随想录》后半部分正是在这里写成。
自1923年春搬至上海，巴金在沪数次迁居。1955年9月，巴金一家迁入武康路，在武康路寓所里生活、写作长达半个世纪。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故居中，像巴金故居一样拥有如此完整的初始环境，且拥有时间跨度如此长、中间没有中断、相对完整的作家文献资料的，极少。
巴金故居自对公众开放以后，受到欢迎。不过不少观众还是意犹未尽，提出了各种意见：希望看到的展品更多一些，希望多办点演讲会、读书会……
“实在是空间有限，现在故居里展示出来的只占总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有个很形象的说法，这个故居原来有80个书架，现在放回来大概39个。故居里保存了巴老的几乎所有的衣物，但没有地方展示出来。一些展览还需要向外借场地，有的场子是公益的，有些场子还要花钱。我们也办了一些读书会，但只能挤在最多容纳20人的小会议室里。”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感慨道。三楼的储藏间里也是“书满为患”，其中几个大书柜塞满了上世纪50年代到巴老去世期间读者给他的来信，还没有开始整理，“现在还有好几百箱资料封在那儿，时间久了，保存也会存在问题。目前比较着急的是首先要把资料编目，整理上架，现在原则上不接待研究者，没有登记的书无法让人查阅。其实故居的功能就是作家写作、生活环境的原貌展示，其他方面需要纪念馆来完成，这样才能达到公众的需求。”周立民叹道。
赵丽宏介绍，中国现代重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老舍、曹禺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纪念馆，有些还不止一处。在故居之外，设立可供公众参观、作为研究者活动场所的纪念馆是通行的做法。如鲁迅在北京、上海两地，均设有故居和纪念馆，故居作为纪念馆的一部分。冰心在长乐的文学馆面积达4500平米，而目前的巴金故居主楼不足700平米，从资料的储藏量来说，巴金的数倍于冰心。 那么巴金纪念馆为何迟迟无法建立呢？赵丽宏解释，主要是受制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建纪念馆的有关规定。2006年，即巴老逝世后第二年，赵丽宏联合冯骥才、贾平凹、张抗抗等几位作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在上海筹建巴金故居博物馆。2007年，巴金故居建设项目获得上海市政府立项。因为巴金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设纪念馆或博物馆须上报中央批准，故项目论证时决定：先开放巴金故居，日后再考虑纪念馆建设问题。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努力，巴金故居于2011年秋季向公众开放，但空间局限成为一大难题。
“众所周知，巴金是世界著名的当代文学大师，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国务院授予的‘人民作家’，可见无论政府和公众，都是将巴金首先视为作家。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巴金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决定是否建立纪念馆。”赵丽宏强调道。2012年和2013年，他又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建设巴金纪念馆的建议”：不仅展出巴金的资料，而且展出他同时代作家的文献资料。今年，孙甘露的提案又做了延展，要展示上海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做成上海现当代文学馆。
那么，上海的城市文学馆为何要以巴金命名呢？
“以文学大师或标志性人物命名一座城市文学馆，既是常见的做法，又能突出城市的标志性人物、使公众感受到亲和力。巴金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更是上海文学的骄傲和荣耀。巴金长期生活在上海，他的重要文学成就都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巴金先生的文学生涯纵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文学历程，并且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具有其他作家不具备的代表性。巴金还是二十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新文学作家之一，在几代读者中享有崇高声誉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曾被读者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为了向巴金先生致敬，我们建议以巴金先生个人名字来命名文学馆。”孙甘露解释道。
巴金曾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则指出，“有了巴金文库，上海的城市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
巴金故居拥有的文献资料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连续80余年，文献收藏不中断，它们是巴金一生经历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重要见证。巴金收藏的个人著作、译作的中外文版本书，既相对完整，又版本众多，目前从图书馆难以查阅如此全、坊间更是难以搜集到。更难得的是很多书是巴金或同时代作家的校改本，上面有很多他们校改的手迹，为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修改留下宝贵资料。
周立民感慨，巴老非常具有史料意识，好多人办过出版社，没留下什么，巴金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了近百部的作家手稿，是办文化出版社的时候留下来的。“巴老喜欢收藏，哪怕一个纸片都留着。有一次他在四川，沙汀去他的招待所看他，正恰巴老出去了，沙汀就在台历上留了个便条，写的大致是，今天晚上我请你看戏。想不到这个条子，巴老竟然撕下来带回了上海，保存到现在，这些细节非常多。巴老是五四之后的第二代作家，贯穿了新文学的整个过程，他1904年出生，2005年去世，接触到各个时期的一流作家，包括国外的作家，所以巴老的资料不是属于他个人的，是可以勾连整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的。”
用文学馆展示上海文学的整体脉络
如今，一提到上海文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爱玲。张爱玲俨然成为了上海的金字招牌、代言人，却也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上海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前两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为主要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20多卷的规模，精选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230多位作家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品，约5000万字。鲁迅、巴金、柯灵、施蛰存、丁玲……在现代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家的生活、写作都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在上海长久居住，或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短住过，或书在上海出版。
“有些作家作品很好，但是他的作品没有传世，书不再版就慢慢被人遗忘。如果语文课本里没有收入《背影》，朱自清就很可能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优秀作家一样被人忘记。上海这个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商业化的，其实上海很有文化底蕴，当年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文学重镇，解放后也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现在的上海文学也很有特色。从开埠以来各个时期都有非常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优秀的小说、散文、诗歌，这些都不应该被人忘记。这就需要有个文学馆把这些资料全部保存下来，融合起来，把历史比较完整、形象地保留下来、展现出来，让后人知道、了解，同时还可以弘扬、延续，包括可促进出版，有些作家不仅仅需要纪念，他的书还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再版。”赵丽宏说道。
“我去过河南的文学馆，看了以后很惊讶，河南历史上文学大家太多了，展览从古代一直展示到当代，把整个河南这块土地上文学变迁的过程很清楚地展示出来。以前虽然学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像杜甫，白居易等具体是哪里人，因为时间久了，就模糊了，一看文学馆就一目了然了。”陈子善说道，由此他也联想到上海，“其实上海开埠以后，100多年历史中，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就诞生在上海，《新青年》杂志就在上海创刊，鲁迅晚年的十年生活在上海，左联在上海成立，《现代》《新月》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也在上海，有了文学馆就能全面展示上海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关于某个文学事件、某位作家，可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有些传说可能跟事实完全背离的，而一般读者不会看学者论文，那么展览馆也可以普及正确的文学历史知识。”
近几年来，名人手迹逐渐成为拍卖的新热点，继去年鲁迅的一页手稿拍出690万元高价后，今年1月在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茅盾的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1207.5万元的成交价创造了中国文人手稿拍卖的最高纪录。当文化资源越来越成为金钱筹码时，博物馆对于资料的收集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只有公藏这些资料才更有可能与大众见面。 “巴老生前曾无数次说过，成立文学馆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存，还在于公开，要面向读者、研究者，把资料公之于众。巴金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创始人和主要出力量的人。”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回忆道。
巴金晚年曾表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建一座专事作家文物收藏、展览、研究的现代文学馆。1979年春天，受到国外一些博物馆、文学馆的启发，巴金形成了在中国应该建立一座文学馆的想法，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促成这件事情。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召开成立会并挂牌，巴金捐款15万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基金。
“巴金认为，建现代文学馆除了抓紧收集、保存珍贵的资料外，也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应该让后代子孙看到中国新文学做了哪些贡献。”舒乙说道，“在巴金思想中，文学馆是体现文学的最重要的阵地，是培养革命战士、知识青年，乃至培养大众的学校。”
对于巴金文学馆，舒乙感言，全力赞成。那么北京已经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了，上海的文学馆是否会重复，如何体现自身的特色呢？“中国现代文学馆太全了，反映不出地方色彩，上海一定要体现地方特色，上海那么多文人，文学流派，以及上海各种报的副刊，过去有大量读者，非常重要，所以上海有大量研究的余地和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一些特别重要的作家才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很多重要作家的资料怎么收都收不全，上海的文学馆就能很好地体现，所以跟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点矛盾也没有，而且是互补的。”
作家陆天明强调，办上海城市文学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发展上海的文学事业，鼓舞更多的人从事文学创作。“馆若建立起来，不能只是吃巴金老本，若张爱玲、王安忆之后，没有新生的创作力量，反而展示了上海文学的一种窘相。所以要培养、鼓舞、宣扬上海的文学队伍，文学力量，要鼓励关于上海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上海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上海乃至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的创作。”
孙甘露则认为文学馆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起到激励和推广作用，“这不是作家排座次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认祖归宗，作家作为序列里的一员，处在上海文学的这个脉络里，会更深入地认识、传承上海文学的传统。”
上海需要一片“文学森林”
去年12月中旬，一群香港文化人以民间的方式成立了“香港文学生活馆”，目前落户于湾仔富德楼，与文学生活馆的建立同步的是一场名为“文学刺青——在身体上书写”的行为艺术活动。书法家徐沛之在不同的作家和文人身上书写香港文学作品的书名，譬如，诗人廖伟棠在手臂上书写了“雷声与蝉鸣”，这是他对知名作家也斯的致敬。他认为，《雷声与蝉鸣》是香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集，香港诗歌从这本诗集开始确立它的形式、地位或意义。
文学生活馆虽然冠以“香港”的大名，但是主要活动空间却十分寒酸局促，只有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间，主要的家具就是三面墙的书架，一张不大的工作桌、几把座椅。为何香港文化人要大费周章地建“香港文学生活馆”，哪怕只能挤在一间“陋室”？这源于香港文学日渐式微的尴尬处境以及香港文化人的自省与焦虑。“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叹息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活动在香港都是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官方似乎没有将‘文学’纳入‘文化’的范畴，让香港文学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香港的作家和文化人即使进行聚会，也常常只是一餐饭，一餐茶，并没有一丁点‘文学沙龙’的感觉。” “香港文学生活馆” 理事之一邓小桦带着惋惜的口吻叹道。
因此，香港文学圈子产生了“自救”的念头，他们不能让文学彻底地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2009年，香港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组成了一个“香港文学馆倡议小组”，为即将建立的西九文化区划出一块属于文学的版图据理力争，虽然最终化为一腔遗憾，却也没有浇灭香港文化人的执着，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施舍，而是自救，在官方以外的天地开辟自己的江湖。
“文学生活馆”能给香港人带来什么？顾名思义，它试图促进文学与生活的融合及互相渗透，试图把“文学”变成香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同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文坛，巴黎的文学沙龙门庭若市，几乎每天都有小型的作家论坛、茶话会，啖茶论笔、头脑风暴……文人们的思想、创意在这里毫无设防地交流、互动，如今看来已属高端、小众、曲高和寡的文人聚会，在当时却是十分普及的。而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巴金文学馆的倡议者们所期待的。
陆天明至今依然很怀念延安西路200号里曾经的文艺会堂，“当时那里是上海文艺界的活动场所，文艺界人士可以在那办活动，喝咖啡谈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可以吃到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 陆天明回忆道，嘴角露出一份眷恋。“现在的天津诗人还在自己组织朗诵会、诗歌沙龙，自己朗诵自己的诗，大家评点一下，把作品发到网上，大家还是有这个愿望的。若有一个固定的文学会馆，提供一个场所让作家可以在这里举办活动，会谈，就能够很人情味、人性化地吸引大家过来。而且上海也有能力建这样的沙龙。”陆天明每年都会从北京回到上海住一段时间，一般“窝”在家里，不常走动，“别的地方跟我们作家没什么关系，如果有个会馆，我就很可能去转一圈，碰到熟人就聊一会。”
在台北有个纪州庵文学森林，余光中等一些作家曾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里依然是文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也有很多出版社、书店，作家和出版社谈稿子、记者采访都在这里。布满钢筋水泥的上海也需要这样一片茂盛而温暖的“文学森林”。文学是柔软的，是无法硬性拼凑的，它应该像树木一样自由地生长。
“经过多年运作，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三大国际文学活动品牌——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和上海国际儿童作家节。这些国际文学品牌活动期间都要举办大量的文学活动，迫切需要一个专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文学场所。”孙甘露指出，“现在上海作协也有多功能厅，还真是‘多功能’，作协机关开会在里面，中午食堂在里面，吃完饭把桌子一擦又变成了会场。有时举办活动还要借场地，去年新疆作家团过来，也只能在郊区青浦举行活动。” 今年2月15日开始，每周六，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在思南公馆与上海读者见面，贯穿全年。思南读书会首场活动是“孙顒的小说：让过去告诉未来”，活动主讲嘉宾是作家孙顒，作家王安忆担任主持。此活动也是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的延伸——让类似上海国际文学周上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其实，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举行着各种文学沙龙，朗诵会，读书会，但规模很小、场地也不固定，未能形成规模，很多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专业人士圈里，公众参与度并不高，影响力也有限。倘若有了文学馆这个固定的文学场所和交流平台，就能把分散在城市各处的涓涓文化细流汇聚起来。
当然，在文化人看来，文学力量的汇聚点也应该在城市的中心，因此孙甘露建议，位于人民广场的老上海美术馆是建巴金文学馆的最佳之选。“作为历史文化建筑，它横跨两个时代，与上海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匹配；从图书馆、美术馆到文学馆，在使用功能的转换上都是作为文学艺术项目，符合市民的心理期待；从面积、使用功能的要求上符合巴金文学馆的功能需求；从资源节约的角度而言，文学馆进驻后，整体不需要改动和大的修缮，只是根据功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即可。”
如今，博物馆的功能早已多元化，从象牙塔走向大众，因而文学馆不再纯粹是一个图书馆或者资料馆，故纸堆的盛放场所，而是在传统“文学博物馆”的基础上的一个新型的、现代的文化空间。只有当高端的资源走出保险柜转化为公众可以利用的资源，文献资料才真正又有了生命；只有当高高在上的、私人化的文学走入公众领域，成为在地文学，才能真正在人们身上产生精神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公众文化生活。
文学馆可以成为上海的又一文化地标
“我是大连人，是被文学中描述的上海吸引来上海的。其实外地人对上海的了解都是从文字上开始的。”周立民笑着坦言。在他看来，上海有个实体的城和虚幻的城，这个虚幻的文字塑造的城垫起了上海很多的形象，包括当年的冒险家乐园、人间天堂，现在的魔都，“从茅盾、穆时英、张爱玲、周而复到王安忆、金宇澄、唐颖等，他们都整个参与了虚幻城市的制造，有时候虽然与实际见到的不一样，但是会进到你的感觉里，如果上海这个城市没有文学记忆存在的话，会变得很单薄。比如大连跟上海是差不多开埠的城市，规模没有上海大，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现代化程度不输上海，但是它的文学书写远远低于上海，所以大连整个城市形象都是模糊的，不会有那么多感性的记忆，可见文学文化对这个城市的塑造作用。”
如今，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但凡有点条件都会设个书房，放个书架，一是方便取阅，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孙甘露认为一个城市也需要书房、书架，文学馆就是上海城市的书房。“上海有那么丰富的现当代文学历史传统资源，没有理由不造一个文学馆。这也是对文学、对历史的尊重。从上海整个城市文化建设横向的观察，现当代文学历史纵向的考虑，以及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海需要一个文学馆，政府现在也有能力做这个事。”
为建文学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人士正鼓与呼，但也有圈外人冷眼旁观，觉得是一群文化人在起劲。“这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事，如果最后建不成馆的话，这不是我们文化人的耻辱，是上海人的耻辱。”导演江海洋一脸严肃地反驳道。 “不是巴金需要建一个文学馆，而是上海需要。有巴金在上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福分，建文学馆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上海应该起劲的事。这是提升上海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对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化所产生的能量，有时是经济远不能达到的，挣的不是钱，是形象，事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风气。”
对此，赵丽宏也是感同身受，“建有水平、有规模的文学馆，绝对不是文化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保留上海的文化遗产、记忆，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品位。”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曾是包括谢晋、孙道临在内的几代上海电影人的梦想，“到我们稍微有条件的时候，就把梦想变成现实。博物馆建立有这样的理念：第一传承历史，第二用最现代的手段。自去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其意义正在不断地被加深认识，价值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上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任仲伦说道。《国王的演讲》的导演汤姆·霍珀参观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后，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迪斯尼前主席参观后直言，好莱坞想搞这个博物馆提了8年多没有建成，你们用了2年多就建成了，真是很了不起。
上影集团在改造自己厂房的时候，没有弄成商城，而是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传承上海电影历史的博物馆，这让世界都刮目相看，也很好地输出了上海的文化形象。
“去年半年左右，有十几万人次参观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包括专题放映，博物馆变成中小学生了解上海电影历史的很好平台，它的价值正在释放出来。上海也是一个文学的重镇，建文学博物馆与上海电影博物馆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代表了上海的创造精神，我相信上海的城市文学馆，也应该具有这样的魅力，也可以变成当下文化亮点，上海的文化地标。”任仲伦如是说。
“纽约虽有华尔街，但如果没有大都会博物馆，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不可能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陈子善表示，“以前集中搞经济，文化可能顾不过来，但到了今天，就要补课，要深化改革，原来有的不合理的要改革，没有的也应该有。”
目前，虽然文化正在被边缘化，但它依然是各个艺术领域，乃至其他领域的绕不过去的存在。
“国外有个上海学很热门，研究上海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但都会从文学中、作家对上海的描述中寻找资源，所以我们把文学馆做好，对上海学研究也是文学层面上的一个推动。” 陈子善说。
“巴老有很多版税单和版权合同，从上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他去世都保存完好，当时印数多少册，版税多少，作家拿多少稿费，如果展示出来，这不等于一部中国近代出版史嘛。巴老50年代到文革前，戏单有好几箱，如果把戏单都整理出来搞展出，不是上海现代戏剧演出史嘛。近百年来，在上海也有不少外国人从事文学活动，写了关于上海的作品，比如犹太人的文学活动，也可以从中研究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周立民介绍道。 在上海曾生活过非常多的文化名人，也留下了很多故居，“只是上海能够开放的故居少得可怜，有个统计，现在能够对外开放的上海文化名人故居，只有 20余处，其中文学家故居只有三五个。”周立民叹息道，他建议可以依托文学馆，再做一份城市文化地图，把上海的文人故居都连起来，读者可以体验一次文学一日游，“可以弄一个联票，不一定一次逛完，五年内有效。通过这样的感性的文学体验，哪怕不爱好文学的人，也可能会不由得记住几个书名，几个文学片段，感受一下鲁迅、巴金、茅盾等生活的地方。城市的美好记忆由此走入我们当代生活中，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个城市有了文学的参与，这个城市就会有个柔软的心灵。”
现在都流行网购，上海的一些大商场已经渐渐失去竞争力，各地的“造楼大潮”也让上海的高楼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上海怎么吸引人，怎么留住人？还是得靠上海文化的魅力。比如那名声在外的武康路的落叶，彰显了大都市的另一种情调，比如走过茅盾笔下的外白渡桥，王安忆写过的弄堂，现实空间与历史空间链接起来，诞生了一种新的意趣，作家和小说或许也变得更可亲了，这不就是我们家以前住过的地方嘛，这个家具我们家也有啊。当这个城市有了更多感性的文学空间，提供给整个城市每日的营养，城市与居民才能有更宽广而富足的心灵。
想象中的文学馆
“文学的想象力，是一个地方的精神自由度的标尺。文学的空中楼阁，应该是包容无量可能的场所。当空中楼阁落实为一座地上的建筑，或为容纳所有这些空中楼阁的一所共同的文学馆，它必须贯彻文学的核心精神，也即是以想象力为建设原则。我们想象中的文学馆，应该是一座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馆。”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他还描述了他想象中的香港文学馆：里面既有类似《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式视觉安排，把不同的香港小说、诗歌和散文的街道书写汇流成河；有展现香港文学作品《对倒》《剪纸》等中出现的意象的空间装置和文化活动；他甚至希望，文学馆变成可以扎营露宿、探讨文学的“草地文学营”。文学馆虽然也是建筑，但它毕竟不像城中的万丈高楼，馆内的文学空间会营造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想象世界，如同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空中楼阁。而在文化人的心目中，上海的文学馆也是现代的、多元的、独特的、具有创造精神的。
赵丽宏：
可以依托文学馆办国际文学节、文学奖
巴金文学馆是展现上海现代文学的机构，可以在这里搞各种现代文学展，包括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的纪念性展览。文学馆要有专业的团队搞学术研究，开各种国际型的研讨会。可以依托文学馆，一年举行一次上海国际文学节，请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到上海来交流，文学节包含研讨，朗诵，演讲等各种活动，面向大众，最后在闭幕盛典上颁布一个国际性的文学奖——巴金国际文学奖。中国文学一直被外国评，中国人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只要中国认真的做，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坚持公正，不被意识形态左右，相信会慢慢形成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
孙甘露：
巴金文学馆也是上海市的一个专业城市文学馆
作为上海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巴金文学馆将承担收藏展示、文学研究、对外交流、作品研讨、文学教育培训、公众文学活动平台等综合功能。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青少年普及教育会，青年作家的培训活动，读书活动的推广，外国作家代表团的来访……每天文学馆的活动都可以排得满满的。
展览方面，常设展览以上海现代文学展为中心，集中展现上海文学20世纪文学成就、文学出版及文人生活的综合文学成就。专题展，可以设立巴金等重要作家专题展厅；同时，根据资料征集、研究的需要，每年度安排相应的作家纪念专题展，比如逢作家百岁诞辰、重要创作纪念日等，并且与世界各地文学馆展开交流和合作展览，扩大上海文学的世界影响。巴金文学馆也将成为上海市的一个专业的城市文学馆。一些作家同时是画家、书法家，也可以展示一下他们的书画作品。此外，文学馆里还可设作家书店，小型图书馆。
舒乙：
全部上海文学的资料，无论好坏都要收入文学馆
文学馆大致包含四个部分：第一，档案，把手稿、书信、日记、录音带、录像带等作家创作整个过程中留下的东西都收起来；第二，创作的成品，即图书，各种版本的图书，有的小说特畅销，有三十个版本，所有的版本都要收集；第三，展览馆，把作家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展示出来，包括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文房四宝，起居用品，包括床、书桌等都统统搬来；第四，研究中心，有大量的人员在里面搞研究，也提供有兴趣的人去研究。
文学馆的宗旨就是要全，关于上海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收进来，过去解放前上海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鸳鸯蝴蝶派都收进来，要研究整个历史时期，比如新文学时期全部的文学现象都应该在这个馆里得到展现、研究，而不是任意加以舍取，不能光展示进步的、好的，坏的、反动的、色情的、黄色的统统要，研究那个时期全部的文学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反映一个非常全面的历史概况，文学概况，发展脉络。
陆天明：
文学馆要成为文化人的家
想象中文学馆除了有陈列中心、活动中心外，还要有培训中心，设鲁迅文学院那样的文学院，定期、不定期地搞写作培训，由此团结吸引更多文学青年，包括业余作者，培养一支写作队伍。
文学馆还要发挥会馆的功能，不能成为严肃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圣殿，要成为文人的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可以经常在这里搞搞沙龙活动，与读者交流。我曾在俄罗斯看到一群青年艺术家，寒风瑟瑟中在普希金村的街头演出，无伴奏演唱，小提琴演奏，诗歌朗诵，水平非常高。我们如果有个文学馆，也可以经常搞些艺术活动，上海艺术院校也多，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各个大学有影视系，都可以到那里去演出，搞活动，形成一种很好的艺术氛围。巴金文学馆还可以跟外国的文学馆、作家故居，跟上海的电影博物馆、美术馆等互动。
任仲伦： 文学馆要跟城市的精神、变迁融合在一起
一个文学馆除了有经典作家、作品的展存外，还要跟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变迁、环境，紧密融合在一起，上海文学馆不仅要记载经典作家、作品的诞生，还要连带展示诞生这些作家、作品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背景。
想象中，文学馆应该是以人物作为基本的主题，最主要的是文学大家和经典著作，这两个是主线，辅之以城市的历史变迁、上海文学的历史变迁的线索，线和点结合起来，然后借助于现在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尤其是影像的展示手段加以补充，使得这些资料灵动起来。其实文学跟影视关系密切，很多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可以变成文学馆的展示内容，也增强了视觉效果。
江海洋：
文学馆可以成为文学跟影视衔接的一个美丽的场所
作为一个读书长大的孩子，我一定会去文学馆，如果有开放的休闲区，我会经常到那里去谈事，讨论剧本，甚至跟作者沟通，签约，我们有时要买作家小说版权，将来可以把与作者的签约仪式放在那里，过去一般是没有这种仪式的，不妨在文学馆这个神圣的地方，大家订一个契约，今后若有版权问题，谁也赖不了。甚至可以把那份合同复印下来，交给文学馆作为馆藏。文学馆可以成为文学跟影视衔接的一个美丽的场所。将来拍成电影、电视剧还可以做成碟片、带子送给博物馆。文学馆还可以开辟小型放映厅，办一个上海文学电影院，放那些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卖相对便宜的票，读者可以在那里观看。
陈子善：
文学馆可以给学者提供新思路
文学馆应该具备多种功能，展示、研究这两样不能偏废，其中研究功能也要分好几个层次，包括文学馆自己的工作人员的研究，同时有可以接纳馆外的研究者。现在网络发达，可以把一些资料放在网上供大众查阅。上海作协当然有研究功能，但不能跟研究机构划上等号，但是文学馆就可以设立一个更加专业的研究机构，还可以跟大学、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沟通，合作。很多时候研究者写论文往往只注重观点要正确，可能就忽略了有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作家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文学馆的资料可以促发学者进一步思考，拓展他的选题，课题。比如有一年我去绍兴看了蔡元培故居的展览，发现了一封沈从文写给蔡元培的信，内容是后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被国民党抓去，希望蔡元培去保释他。这么重要的一封信没有收入第一版《沈从文全集》，但在展览中出现了。之后我看到有人根据这封信专门写了研究文章，可见学者多参观文学馆会从中受到启发，作家的藏书，互相间的馈赠，笔记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以开拓眼界，获得新知识。
周立民：
形成巴金文学馆一日游体验
有了文学馆后，巴金故居主要作为遗址开放，各种关于巴金的专题展览可以在文学馆推出，比如巴金的生活世界，巴金的文学世界。巴老捐出去的书可能有8万册，虽然不能再要回来，但是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汇聚过来，使这里成为巴金研究中心。文学馆还应有更广阔的针对市民的空间，吸引读者去文学馆体验一整天，如同去上海科技馆一日游一样。设想可以设几个公益性的文学教室，形成固定的讲座菜单，可以请教授过来，在两三个月里讲《红楼梦》等名著，甚至这个教室可以向社会招标，每年把教室可以供给社会使用的时间公布出来，专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可以应标，经委员会同意后，挂牌讲课二个月，如果反响好，可做第二期。这里也可以开展孩子们的文学教育，请作家来给他们讲课本中的文学作品，这肯定跟老师讲得不一样。文学要走向公众和公众的日常生活，比如端午节搞些跟屈原有关的文学活动。上海有很多读书会，可以为他们免费提供活动空间，以便把全社会的资源都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跟电视台，电台结合起来，把一些好的活动记录下来，还可以把视频放到网站上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