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再选择传媒行业吗？”
　　这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问题，它事关选择，事关人生路应该如何去走。
　　
　　我的回答是，我还会这样选择。
　　不过，最初做这个选择，并非是因为我有多么深谋远虑，而是因为在那时我更多地属于被选择方。工作几年后，我也开始有一些怀疑，因此只身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时，我选择的是国际事务学。更多的学习和体验，反而让我逐渐坚定了从事传媒行业的决心。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选择既是深思熟虑的，也是完全忠于内心的。
　　选择无分对错，只有好坏。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好的选择，盡管它并不会顺风顺水。但因为忠于真实的自己，我才能更有勇气和力量去抵挡风雨。
　　做一个好的选择，需要些什么？简单来说，是远见、洞察力、勇气，但最重要的是：无论成败，忠于内心。
　　我曾经到访一所小学，那里的孩子问我：“杨澜阿姨，我们怎么样才能成功啊？”听到这个问题，我既惊讶又无奈。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对于成功的宣传，让很多年轻人既振奋又迷茫。
　　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曾经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当我采访了700多位精英人士后，却对成功的定义产生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
　　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撞着这个又碰到那个，来不及把他们扶起来，抱歉地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不曾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我们似乎患上了一种叫作“成功综合征”的病。
　　在美国，曾经有一种说法，说“股神”巴菲特只会赚钱，不会做父亲。因为他们家的后代看起来似乎远远比不上洛克菲勒家族里的孩子们，那些人都子承父业，在财经界大有作为。
　　而巴菲特家的三个孩子全都从大学辍学，大儿子霍华德从小喜欢挖掘机，后来成了一个农场主和摄影师，女儿苏茜是一名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儿子彼得·巴菲特如今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音乐家。
　　17岁时，彼得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斯坦福大学念书。大学二年级，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让他陷入了对音乐的狂热与痴迷。很快，他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
　　他忐忑不安地向父亲寻求意见，巴菲特考虑了一夜，第二天把彼得叫到了家中的办公室，对儿子说：“儿子，无论你选择做什么，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
　　2010年，彼得出版了自传——《做你自己》，在序言里他说，人生何其短暂，做自己最快乐的事，不要左右于他人的眼光，由自己去定义成功，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拥抱幸福。
　　在《杨澜访谈录·正青春》节目现场，一名大学生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对走出象牙塔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很迷茫，究竟应该顺应自己的心声，还是随波逐流？”
　　面对这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常碰到的难题，嘉宾李亚鹏用自己20年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年这名标准的理工男因为偶然的机缘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从第一堂课就因为失去自我而无声落泪，之后虽然收获了名与利，但那种错位感带给他的是20多年的人生迷茫，直到最近才重新找到自己。
　　有时候，我也会回顾：我这20多年都做了些什么？我发现我最恐慌的时候，是在我20多岁成名时。那时，我好像是一夜成名，获得了很多的专业奖项，所有人都觉得杨澜实在太幸运了，央视主持人这个位置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啊！
　　但我当时却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我的职位是很容易被人替代的。但凡有女孩子，给她一个麦克风，有人写好了词，她顺畅地把那几句话说出来就行了。
　　于是，我开始向自己发问：
　　“20年以后我还敢说我能够拥有这只话筒吗？”
　　“20年以后我还能为我的职业感到充实和骄傲吗？”
　　当时的我不能够给自己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决定放下这一切，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去留学充实自己，去明确自己的职业追求。
　　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媒体这个行业。不一样的是，我确定了：这就是我自己想要也有能力去走的路。
　　因此，如果非要给成功一个回答，我要说：“先问醒你自己，然后勇敢地做自己吧。”编辑/天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