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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诞生的。从南昌起义开始，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
除了政治建军，重视文化建设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克敌制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那么，党为何如此重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文化强军在各个时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新时代的强军建设有何启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文将围绕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来解读百年大党的强军密码。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从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的。那时，北洋系的军官很多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如段祺瑞等人便是德国留学生。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素质也不低，保定系、黄埔系、留学生等一大堆，但他们始终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共情，也始终没能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
文化素养作为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从红军时代开始，我军就是一支重视文化的军队。
红军高级将领自不必说，读书参军者，比比皆是。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罗荣桓等都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不少人还有留学经历。至于徐向前、彭德怀、林彪等将领，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讲武堂的学生，也都是文化人。
红军中层干部也都是逐渐培训出来的。井冈山会师不久，红四军就在军官教导队基础上开设随营学校（后改为红军学校），重点培训红军的中层干部，传授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这支部队除了打仗之外，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学习。据开国中将刘忠回忆：1929年12月，还是赤卫队队员的他率上杭县才溪乡17人到此学习。在这里，他的普通话水平大为提高，射击成绩更是名列全校第一，毕业后任红军排长，后来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红军学校成为我军早期干部成长的摇篮。1933年红军学校扩建成红军大学，旨在培训营团级以上干部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当时，毛泽东讲授中国历史、外国侵华史、组织群众的方法和革命理论，朱德则重点讲授军事技术。一边学习，一边打仗，战斗结束后，再召集会议总结经验。注重军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红军军事指挥在战役战斗中的正确性。
1937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期一科部分学员在延安合影
接下来，则是普通士兵的文化学习。蒋介石有一句话：“打仗就是打将。”所以在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只注重笼络他看好的学生和军官；但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部队即学校，打仗非全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同样重要。这就是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
实际上，红军战士从入伍那天起，先进行的不是军事训练，而是扫盲。有资料说，红军战士从入伍时起，就要求认识500个字，做到阅读信件时基本没有障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曾对美国记者说，1927年她15岁时，虽然参加了少共团，但是不识字，1929年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才开始参加识字班，“先从标语口号之类学起”，到了1930年下半年，就能阅读报纸，写一些材料了。
那时，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知识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开国中将刘飞参加红军时，因为不识字，自己的本名“刘松卿”被文书错写成“刘松清”，他也浑然不觉。刘松清作战十分勇猛，可他却因不识字而深感烦恼：“干革命光能冲冲杀杀不行，没有文化，只能糊里糊涂干革命。”于是，在战斗间隙他就经常缠着文书识字：“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没文化。我杀一个敌人，你就教我认一个字，怎么样？”1931年3月9日，在广水县双桥镇战斗中，他一人砍杀国民党军20余人。战后，文书教会了刘松清20多个字。
长征开始后，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战斗之频繁，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红军的学习运动仍搞得如火如荼。为此，毛泽东要求：“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300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
红一军团第一师党总支书记萧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1934年10月29日，夜里，抓紧时间看了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宣传红军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要犯错误。”
针对大部分红军战士是文盲的状况，周恩来、刘伯承、蔡畅等亲自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徐特立教女战士学拼音学文字。张闻天发明了“看后背”的学习方法。行军时，战士们背着识字牌，牌上写的字就是行军的内容。如四渡赤水时，上面写的就是“渡河”“打运动战”。
为教战士们学习政治和文化，有的连队编出《十问十答歌》，红军宣传员陈靖还编了《行军不忘学习》的快板诗：“号音落，歌声起，今天走了60里，现在原地小休息。红军战士任务重，行军不要忘学习。掏出本，拿起笔，昨天的文化课，首先要复习：反对小日本，打倒蒋介石。”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当行军休息时，就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宿营时，有些连队举行识字游戏晚会，教唱识字歌，办识字展览，搞识字测验和学习比赛，并给优胜者发奖。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道理。
据资料，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但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发现红军战士的识字率在70%以上，剩下30%属于新招收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教育培训。因此，论军队的整体文化水平，红军远远领先同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性作品”——《红军长征记》，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拿惯了枪杆子的红军指战员。
革命理想高于天，穿着草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工农红军是当时代表最先进文化的革命群体。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们所展现的崭新的精神面貌，也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自愿地加入革命队伍。湖南通道县保存下来的中央红军长征时写的标语中，就有“喂！农夫也要识字啊”的内容。在遵义，徐特立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赠送给热情帮助红军的进步青年徐选华。中央红军途经贵州锦屏县者蒙时，将《红军识字课本》等书赠送给当地群众，有个名叫杨鸿炳的少年读了后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愿望。 列宁说过：“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如果说学习文化只是红军打胜仗的一个层面，那么，红军真正的战斗力可理解为通过学习文化而导致的觉醒。当国民党的士兵抱着“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的观念来参军时，当地方军阀的部队还带着大烟枪打仗时，红军战士已经通过学习文化真正领会了革命道理，真正塑造起军队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才是打不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如何全面提升军队的素质，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总政治部强调，为了将来的革命目标，“应当有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丰富的知识武装着自己的头脑”，八路军绝非“‘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
1939年，延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年5月，中组部部长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论述“共产党员的标准”时指出：“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的进行识字与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進步。”因此，军队里也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后来，八路军对所属各部进行整军，以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借此，八路军总部把文化教育提高到了与政治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文化对于军事、军队有多重要？毛泽东说：“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么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毛泽东还举了北伐时期的例子，说新军队比旧军队好，是同建立黄埔军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所以其他军队也就比不上了。
当年的延安，有著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培养各类军政干部的学校。除了在抗大这样的正规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部队指战员外，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还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扫盲教育活动，如开设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开展边区冬学活动、识字活动等，整个延安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部分干部都曾接受过抗日军政大学和教导队的培训。抗大学生在政治上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在文化课上学习日文、地理、数学、自然；在军事上学习游击战，步兵战术与战略，测绘，地形，筑城和救护等，可谓是全面教育，全面发展。
1942年，参加学习讨论会的八路军战士（摄影/沙飞）
在前线作战部队，晋察冀军区采用识字卡片，打识字牌，识字路牌，识字站岗等方式教识字。129师则在新军中把生字贴到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干部文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读报、记日记。为了提高效果，八路军要求规定自习的时间、科目，并加强督促与检査。在具体实施上，规定“营团以上的干部，应该把阅读书报杂志当作是必修课程，每天定时阅读，按期阅读；并经常学写文章……连排干部也要尽可能看上述书报，并每天写日记”。
1941年后，中共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转入全面巩固阶段。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调査中发现，干部文化教育中的问题尤为突出。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称“有的说罗斯福就是罗主任，这简直把我变了质，因为我并不是资产阶级啊！有的说莫斯科就是孙科的弟弟，把克利浦斯弄成了哈里法克斯，把铁莫辛哥弄成了德国的将军……”鉴于这种情况，总政治部做出了旨在加强部队文化教育，特别是部队干部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指示。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八路军各部官兵的文化学习兴趣逐渐增强。129师经过大普测后，全师干部都很重视文化，“特别是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提高了。例如过去从未写过文章的，现在已能向分区机关写报告、写简短稿子，还有的过去只能认一些单字，现在则能填字造句”。115师“很多炊事员亲见过那些识字不多的司务长上下求人记账的痛苦，所以也愿意学习。他们在伙房挂着识字牌，一边揉面烧火，一面念着牌上的‘大白菜’，下半周则又改为‘黄花鱼’了”。
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南泥湾的359旅在打仗、生产的同时，将训练时间的30%用于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尤其读书写字是每天的必修功课，上课的结果是80%的战士能够阅读普通的报纸，其余20%的新兵也认得至少100个到500个汉字，足以阅读特别简易化的前线简讯。这种情形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文化教育改变了八路军部队工作的面貌，过去一些战士看不懂宣传材料，对外宣传自然不会讲也不会写，学习了文化后则不仅能讲会写，还抢着写标语。更重要的是，文化教育提高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效果。过去一些战士听不懂讲课，开展文化教育后不仅能听懂，而且能自学。军事训练热情也普遍高涨，有的还琢磨军事技术的改进。
到了1944年，开展文化教育成为党和军队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文化的力量有多大？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军队教育问题时给大家举了个例子：“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这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干脆用了更为直接的语言来提醒部队干部战士重视文化建设：“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37年成立的抗大共有13所分校，先后培养出学员20万之多，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骨干，也成为抗战的主力，“连队中的政治文化教员，全是抗大的学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骨架就是这么形成的。 “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深入生活的外国记者们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后，最终认为，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对战士和群众进行文化教育，“这就是共产党所以得人心的一个原因”。
文化教育给人民军队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也为在抗战时期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改善和加强边区军民建设，到后来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军事报告中说：“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过去有成绩，近年来做得更好……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就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国防骨干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生产与文化的干部。所以将来我们军队的复员，是不会给人民与国家造成困难的。”
抗战时期，新四军重视文化人才是出了名的。军长叶挺深知文化知识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通过多种方式为新四军引进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既包括叶辅平、叶钦和、叶育青、叶天流等亲属，也包括朱克靖、黄序周、吴振邦等原北伐军中的旧属，还有一些优秀文化人士，如钱俊瑞、任光、沈其震、林植夫等，均是在叶挺的邀请和号召下来到新四军工作的。
工人出身的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对引进人才同样高度重视。1937年11月项英首次到延安时，就向中组部、军委总政治部请求为新四军配备一批“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同志担任团级以上职务。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周子昆、冯达飞、李一氓等赴新四军工作。应项英要求，此后中央又分几批派袁国平、赖传珠、宋裕和、胡立教等到新四军任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为新四军输送了很多人才，其中有施奇、杨志华、毛中玉、毛维青、冯玲等优秀知识青年。
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1939年，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时，称赞“速记人员培养得好，速记的质量高，记录和整理的速度快”，离开时还特意将速记员吴博、方卓芬带到重庆工作。
为了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还成立了教导队（后扩展为教导总队）。教导总队的干部，多从延安抗大调来新四军的红军干部中选拔，项英、袁国平等军部领导多次为学员们授课、做报告。新四军教导队的教育方针和内容与延安抗大基本相同，但在教学上更注重联系实际，研究战术、技术，掌握杀敌本领。当时，新四军规定，团以上干部的津贴费每人每月仅为4元，营连干部3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可领津贴十多元至数十元，少数的每月在100元以上。文艺工作者扬帆初来皖南新四军工作时，袁国平知道他喜爱抽烟，便给予“每天两包烟”的特殊待遇，这令扬帆十分感动。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在皖南军部时期，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干部四五千人，这让“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他部队已高得多了”。“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
1940年，陈毅在苏中海安文化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以伟大的文化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总方向。”新四軍的文化强军建设始终围绕这个目的来展开，较好地发挥了凝聚军心，鼓舞斗志，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作用。
在新四军创立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建设服务于军事斗争的事例俯拾皆是。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韦岗伏击战的胜利，陈毅闻讯当即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词曲作者许晴、孟波根据新四军东进取得的战绩，创作了歌曲《中华民族好儿郎》。新四军内部文化氛围很浓，部队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老百姓一听到歌声就知道是新四军的部队。新四军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歌曲就有500多首。这些贴近战斗的文艺作品，无时不在鼓舞着全军将士英勇战斗。
对军队来说，文化建设塑造人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皖南事变后，一部分新四军官兵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铁窗中，他们套用《歌唱八百壮士》的歌谱，重新填写了歌词，来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塘马战斗中，新四军以500多人的兵力，抗击8倍于我的敌人，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500多人。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及270多名指战员在血战中壮烈牺牲，为我军树立了殊死抗战的光辉范例。
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转战于平原水网地带，斗争艰苦卓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是根本立不住脚的。新四军刚组建一年多的时间，陈毅就与项英、袁国平等人一起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新四军军歌》，并很快在全军传唱开来。新四军初期在云岭建有战地服务团，后来在各支队和基层部队也组建了服务团。他们以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的每一件作品、每一场演出、每一处墙报画刊，都紧贴对敌斗争，他们的演出往往利用战事的间隙进行。1939年 7月1日，日军空袭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燃烧弹使云岭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但是，计划中的服务团演出仍在军部大礼堂进行，那振聋发聩的歌声、那排山倒海的阵势深深震撼着现场观众，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一边观看一边连连赞叹：“奇迹！奇迹！”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双堆集前沿阵地举办战地影展，深受解放军战士欢迎（摄影/袁克忠）
在历次战斗前后，新四军文艺战士书写标语，散发报纸、传单，发表演讲动员，进行慰问演出，使新四军迸发出极大的战斗激情。无怪乎新四军在东进苏南、转战苏北、五战繁昌、黄桥决战、两次皖南反“扫荡”、激战皖东半塔等战役中屡屡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显示了“铁军”攻无不摧、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高达550万，其中空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部队的数量很小。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为适应现代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在决定将军队精简缩编的同时，全方位、正规化和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计划也在全军全面展开。
1950年8月1日，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了梯次递进、逐步提高的目标任务：“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1952年8月2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运动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赛（摄影/岳国芳）
当时，党中央之所以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部队现实情况。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二是国防建设任务要求我军必须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需要。
指示下达后，全军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向文化大进军”学习运动。各大军区和部队结合实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教育形式。如提出了易于被广大官兵接受的“向文化进军”“攻占文化山”等学习口号，把生字看作“敌人”，认字称为“抓俘虏”，把难认难记的字看作“敌人碉堡火力点”，认这些字叫“攻碉堡”，等等。
当时，以祁建华为代表的“速成识字法”等各种教学方法应运而生，文化教育活动以超出常规的规模与力度，取得了巨大成效。到1953年，全军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达到了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逐步吸收的一批知识分子，人民军队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军队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除了在部队开办文化夜校、文化补习班、文化训练队、速成小学、速成中学等，从1954年到1959年，中央军委根据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全军院校进行调整，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并按军兵种分别建立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军兵种的高等院校。为提高部队官兵整体文化素质，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学校，培养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1950年11月，刘伯承辞去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祖国。”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刘伯承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奠定了解放军军官培养的基本模式，即要经过军校培训才能被提拔为干部。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建设，逐步实现由文化扫盲、识字向正规文化教育的跨越，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升科技水平，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倾注了许多心血。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提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科学技术，军队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战斗力。1955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要求部队要加强原子能方面的理论研究，要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民军队中的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先后参与了发展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1954年，毛泽东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自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因此，党对军队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也做了规定，即从1956年起，少校以上军官，一般在5年内必须学完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5门课；大尉以下军官，一般要求在3年内学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党的基本常识等3门课程。各部队通过安排干部轮流进院校学习、组织短期离职学习、开办马克思主义夜校等途径，有效提升了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进而推动了部队的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9年的10年间，经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1959年1月14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又要求以10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全军再次掀起向文化进军的热潮。1964年6月，借军队“大練兵”之机，毛泽东在检阅北京、济南军区部队时，依旧强调了部队的文化教育：“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英雄赞歌》，至今传唱不衰。在我军的光辉征程中，从来不乏英雄模范，而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英雄模范也成为鼓舞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人人当英雄、事事做模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军强军的一贯思想。 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给予全军英雄模范莫大的褒奖和崇高的荣誉，极大地激励了全军广大官兵。不久后奔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将士们因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少部队采取“回忆旧荣誉，争取创造新荣誉”的方式，增强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荣誉感，激发广大指战员争取立功的热情。如铁道兵某部英雄杨连弟，在解放战争中曾获“登高英雄”称号，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反轰炸斗争中英勇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弟连”。志愿军后勤战线通过广泛开展向杨连弟学习活动，涌现了数以万计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克服极为恶劣的环境和极其严重的困难，最终打败装备精良的多国部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沈阳军区工程兵某运输连战士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解放军战士，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军通过广播宣传，举行事迹报告会、座谈会，出黑板报等形式，宣传和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人人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原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驻扎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上，14年来，八连官兵保持和发扬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出色地完成了执勤、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号召全军部队向八连学习。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还为八连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解放军官兵。
1998年夏，在长江流域抗洪抢险战斗中的人民解放军（摄影/乔天富）
从红军时期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董存瑞，到抗美援朝时期的黄继光、邱少云；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欧阳海，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苏宁、李向群、杨业功、张超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引领广大官兵不断步入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对我军的强军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解放军到了，人心就定了。”“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尤其是当李向群等年轻的官兵牺牲在抗洪、抗震前线时，当15名年轻的空降兵从4999米的高空冒死跳伞探索大地震灾情时，当武警战士荆利杰在指挥员下令紧急规避余震，还跪在地上哭喊着“让我再救一个”时，当济南军区某部士官潘明旺在危房将倾之际，舍生忘死保护灾区群众光荣负伤时……广大官兵大力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不怕一切困难和牺牲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生成和发挥了强大战斗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这也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八路军的热血在新时代的青年官兵身上流淌。
“能否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关系军队生死存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会不会改变颜色。”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优良传统的激励下，人民军队中诞生了一系列不朽的精神，如戰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视使命高于生命，视责任重于泰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加大国防科技攻关突破，“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一次次发射，各种不同类型的卫星上天，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进入军队作战序列，科技创新极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当前，我军不但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和考验，同时还要面临社会价值多样、多元、多变的冲击和改革利益调整的考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如何搞好强军建设？答案就是：大力弘扬革命优良传统精神，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念。
“文化”这一概念，正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领导和推进部队建设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尤其是现代军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新时代，重温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感悟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历史智慧，对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意义。
除了政治建军，重视文化建设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克敌制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那么，党为何如此重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文化强军在各个时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新时代的强军建设有何启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文将围绕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来解读百年大党的强军密码。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从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的。那时，北洋系的军官很多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如段祺瑞等人便是德国留学生。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素质也不低，保定系、黄埔系、留学生等一大堆，但他们始终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共情，也始终没能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
红军是最有文化和信仰的部队
文化素养作为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从红军时代开始，我军就是一支重视文化的军队。
红军高级将领自不必说，读书参军者，比比皆是。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罗荣桓等都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不少人还有留学经历。至于徐向前、彭德怀、林彪等将领，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讲武堂的学生，也都是文化人。
红军中层干部也都是逐渐培训出来的。井冈山会师不久，红四军就在军官教导队基础上开设随营学校（后改为红军学校），重点培训红军的中层干部，传授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这支部队除了打仗之外，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学习。据开国中将刘忠回忆：1929年12月，还是赤卫队队员的他率上杭县才溪乡17人到此学习。在这里，他的普通话水平大为提高，射击成绩更是名列全校第一，毕业后任红军排长，后来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红军学校成为我军早期干部成长的摇篮。1933年红军学校扩建成红军大学，旨在培训营团级以上干部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当时，毛泽东讲授中国历史、外国侵华史、组织群众的方法和革命理论，朱德则重点讲授军事技术。一边学习，一边打仗，战斗结束后，再召集会议总结经验。注重军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红军军事指挥在战役战斗中的正确性。
接下来，则是普通士兵的文化学习。蒋介石有一句话：“打仗就是打将。”所以在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只注重笼络他看好的学生和军官；但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部队即学校，打仗非全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同样重要。这就是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
实际上，红军战士从入伍那天起，先进行的不是军事训练，而是扫盲。有资料说，红军战士从入伍时起，就要求认识500个字，做到阅读信件时基本没有障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曾对美国记者说，1927年她15岁时，虽然参加了少共团，但是不识字，1929年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才开始参加识字班，“先从标语口号之类学起”，到了1930年下半年，就能阅读报纸，写一些材料了。
那时，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知识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开国中将刘飞参加红军时，因为不识字，自己的本名“刘松卿”被文书错写成“刘松清”，他也浑然不觉。刘松清作战十分勇猛，可他却因不识字而深感烦恼：“干革命光能冲冲杀杀不行，没有文化，只能糊里糊涂干革命。”于是，在战斗间隙他就经常缠着文书识字：“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没文化。我杀一个敌人，你就教我认一个字，怎么样？”1931年3月9日，在广水县双桥镇战斗中，他一人砍杀国民党军20余人。战后，文书教会了刘松清20多个字。
长征开始后，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战斗之频繁，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红军的学习运动仍搞得如火如荼。为此，毛泽东要求：“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300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
红一军团第一师党总支书记萧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1934年10月29日，夜里，抓紧时间看了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宣传红军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要犯错误。”
针对大部分红军战士是文盲的状况，周恩来、刘伯承、蔡畅等亲自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徐特立教女战士学拼音学文字。张闻天发明了“看后背”的学习方法。行军时，战士们背着识字牌，牌上写的字就是行军的内容。如四渡赤水时，上面写的就是“渡河”“打运动战”。
为教战士们学习政治和文化，有的连队编出《十问十答歌》，红军宣传员陈靖还编了《行军不忘学习》的快板诗：“号音落，歌声起，今天走了60里，现在原地小休息。红军战士任务重，行军不要忘学习。掏出本，拿起笔，昨天的文化课，首先要复习：反对小日本，打倒蒋介石。”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当行军休息时，就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宿营时，有些连队举行识字游戏晚会，教唱识字歌，办识字展览，搞识字测验和学习比赛，并给优胜者发奖。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道理。
据资料，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但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发现红军战士的识字率在70%以上，剩下30%属于新招收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教育培训。因此，论军队的整体文化水平，红军远远领先同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性作品”——《红军长征记》，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拿惯了枪杆子的红军指战员。
革命理想高于天，穿着草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工农红军是当时代表最先进文化的革命群体。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们所展现的崭新的精神面貌，也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自愿地加入革命队伍。湖南通道县保存下来的中央红军长征时写的标语中，就有“喂！农夫也要识字啊”的内容。在遵义，徐特立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赠送给热情帮助红军的进步青年徐选华。中央红军途经贵州锦屏县者蒙时，将《红军识字课本》等书赠送给当地群众，有个名叫杨鸿炳的少年读了后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愿望。 列宁说过：“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如果说学习文化只是红军打胜仗的一个层面，那么，红军真正的战斗力可理解为通过学习文化而导致的觉醒。当国民党的士兵抱着“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的观念来参军时，当地方军阀的部队还带着大烟枪打仗时，红军战士已经通过学习文化真正领会了革命道理，真正塑造起军队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才是打不垮的。
八路军：骨干“全是抗大的学生”
红军到达陕北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如何全面提升军队的素质，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总政治部强调，为了将来的革命目标，“应当有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丰富的知识武装着自己的头脑”，八路军绝非“‘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
1939年，延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年5月，中组部部长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论述“共产党员的标准”时指出：“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的进行识字与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進步。”因此，军队里也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后来，八路军对所属各部进行整军，以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借此，八路军总部把文化教育提高到了与政治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文化对于军事、军队有多重要？毛泽东说：“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么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毛泽东还举了北伐时期的例子，说新军队比旧军队好，是同建立黄埔军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所以其他军队也就比不上了。
当年的延安，有著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培养各类军政干部的学校。除了在抗大这样的正规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部队指战员外，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还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扫盲教育活动，如开设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开展边区冬学活动、识字活动等，整个延安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部分干部都曾接受过抗日军政大学和教导队的培训。抗大学生在政治上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在文化课上学习日文、地理、数学、自然；在军事上学习游击战，步兵战术与战略，测绘，地形，筑城和救护等，可谓是全面教育，全面发展。
在前线作战部队，晋察冀军区采用识字卡片，打识字牌，识字路牌，识字站岗等方式教识字。129师则在新军中把生字贴到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干部文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读报、记日记。为了提高效果，八路军要求规定自习的时间、科目，并加强督促与检査。在具体实施上，规定“营团以上的干部，应该把阅读书报杂志当作是必修课程，每天定时阅读，按期阅读；并经常学写文章……连排干部也要尽可能看上述书报，并每天写日记”。
1941年后，中共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转入全面巩固阶段。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调査中发现，干部文化教育中的问题尤为突出。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称“有的说罗斯福就是罗主任，这简直把我变了质，因为我并不是资产阶级啊！有的说莫斯科就是孙科的弟弟，把克利浦斯弄成了哈里法克斯，把铁莫辛哥弄成了德国的将军……”鉴于这种情况，总政治部做出了旨在加强部队文化教育，特别是部队干部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指示。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八路军各部官兵的文化学习兴趣逐渐增强。129师经过大普测后，全师干部都很重视文化，“特别是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提高了。例如过去从未写过文章的，现在已能向分区机关写报告、写简短稿子，还有的过去只能认一些单字，现在则能填字造句”。115师“很多炊事员亲见过那些识字不多的司务长上下求人记账的痛苦，所以也愿意学习。他们在伙房挂着识字牌，一边揉面烧火，一面念着牌上的‘大白菜’，下半周则又改为‘黄花鱼’了”。
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南泥湾的359旅在打仗、生产的同时，将训练时间的30%用于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尤其读书写字是每天的必修功课，上课的结果是80%的战士能够阅读普通的报纸，其余20%的新兵也认得至少100个到500个汉字，足以阅读特别简易化的前线简讯。这种情形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文化教育改变了八路军部队工作的面貌，过去一些战士看不懂宣传材料，对外宣传自然不会讲也不会写，学习了文化后则不仅能讲会写，还抢着写标语。更重要的是，文化教育提高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效果。过去一些战士听不懂讲课，开展文化教育后不仅能听懂，而且能自学。军事训练热情也普遍高涨，有的还琢磨军事技术的改进。
到了1944年，开展文化教育成为党和军队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文化的力量有多大？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军队教育问题时给大家举了个例子：“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这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干脆用了更为直接的语言来提醒部队干部战士重视文化建设：“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37年成立的抗大共有13所分校，先后培养出学员20万之多，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骨干，也成为抗战的主力，“连队中的政治文化教员，全是抗大的学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骨架就是这么形成的。 “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深入生活的外国记者们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后，最终认为，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对战士和群众进行文化教育，“这就是共产党所以得人心的一个原因”。
文化教育给人民军队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也为在抗战时期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改善和加强边区军民建设，到后来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军事报告中说：“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过去有成绩，近年来做得更好……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就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国防骨干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生产与文化的干部。所以将来我们军队的复员，是不会给人民与国家造成困难的。”
新四军：文艺作品赋能抗日斗争
抗战时期，新四军重视文化人才是出了名的。军长叶挺深知文化知识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通过多种方式为新四军引进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既包括叶辅平、叶钦和、叶育青、叶天流等亲属，也包括朱克靖、黄序周、吴振邦等原北伐军中的旧属，还有一些优秀文化人士，如钱俊瑞、任光、沈其震、林植夫等，均是在叶挺的邀请和号召下来到新四军工作的。
工人出身的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对引进人才同样高度重视。1937年11月项英首次到延安时，就向中组部、军委总政治部请求为新四军配备一批“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同志担任团级以上职务。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周子昆、冯达飞、李一氓等赴新四军工作。应项英要求，此后中央又分几批派袁国平、赖传珠、宋裕和、胡立教等到新四军任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为新四军输送了很多人才，其中有施奇、杨志华、毛中玉、毛维青、冯玲等优秀知识青年。
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1939年，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时，称赞“速记人员培养得好，速记的质量高，记录和整理的速度快”，离开时还特意将速记员吴博、方卓芬带到重庆工作。
为了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还成立了教导队（后扩展为教导总队）。教导总队的干部，多从延安抗大调来新四军的红军干部中选拔，项英、袁国平等军部领导多次为学员们授课、做报告。新四军教导队的教育方针和内容与延安抗大基本相同，但在教学上更注重联系实际，研究战术、技术，掌握杀敌本领。当时，新四军规定，团以上干部的津贴费每人每月仅为4元，营连干部3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可领津贴十多元至数十元，少数的每月在100元以上。文艺工作者扬帆初来皖南新四军工作时，袁国平知道他喜爱抽烟，便给予“每天两包烟”的特殊待遇，这令扬帆十分感动。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在皖南军部时期，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干部四五千人，这让“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他部队已高得多了”。“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
1940年，陈毅在苏中海安文化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以伟大的文化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总方向。”新四軍的文化强军建设始终围绕这个目的来展开，较好地发挥了凝聚军心，鼓舞斗志，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作用。
在新四军创立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建设服务于军事斗争的事例俯拾皆是。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韦岗伏击战的胜利，陈毅闻讯当即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词曲作者许晴、孟波根据新四军东进取得的战绩，创作了歌曲《中华民族好儿郎》。新四军内部文化氛围很浓，部队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老百姓一听到歌声就知道是新四军的部队。新四军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歌曲就有500多首。这些贴近战斗的文艺作品，无时不在鼓舞着全军将士英勇战斗。
对军队来说，文化建设塑造人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皖南事变后，一部分新四军官兵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铁窗中，他们套用《歌唱八百壮士》的歌谱，重新填写了歌词，来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塘马战斗中，新四军以500多人的兵力，抗击8倍于我的敌人，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500多人。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及270多名指战员在血战中壮烈牺牲，为我军树立了殊死抗战的光辉范例。
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转战于平原水网地带，斗争艰苦卓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是根本立不住脚的。新四军刚组建一年多的时间，陈毅就与项英、袁国平等人一起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新四军军歌》，并很快在全军传唱开来。新四军初期在云岭建有战地服务团，后来在各支队和基层部队也组建了服务团。他们以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的每一件作品、每一场演出、每一处墙报画刊，都紧贴对敌斗争，他们的演出往往利用战事的间隙进行。1939年 7月1日，日军空袭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燃烧弹使云岭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但是，计划中的服务团演出仍在军部大礼堂进行，那振聋发聩的歌声、那排山倒海的阵势深深震撼着现场观众，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一边观看一边连连赞叹：“奇迹！奇迹！”
在历次战斗前后，新四军文艺战士书写标语，散发报纸、传单，发表演讲动员，进行慰问演出，使新四军迸发出极大的战斗激情。无怪乎新四军在东进苏南、转战苏北、五战繁昌、黄桥决战、两次皖南反“扫荡”、激战皖东半塔等战役中屡屡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显示了“铁军”攻无不摧、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努力学习，保卫祖国”
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高达550万，其中空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部队的数量很小。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为适应现代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在决定将军队精简缩编的同时，全方位、正规化和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计划也在全军全面展开。
1950年8月1日，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了梯次递进、逐步提高的目标任务：“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当时，党中央之所以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部队现实情况。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二是国防建设任务要求我军必须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需要。
指示下达后，全军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向文化大进军”学习运动。各大军区和部队结合实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教育形式。如提出了易于被广大官兵接受的“向文化进军”“攻占文化山”等学习口号，把生字看作“敌人”，认字称为“抓俘虏”，把难认难记的字看作“敌人碉堡火力点”，认这些字叫“攻碉堡”，等等。
当时，以祁建华为代表的“速成识字法”等各种教学方法应运而生，文化教育活动以超出常规的规模与力度，取得了巨大成效。到1953年，全军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和半文盲，普遍达到了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加上逐步吸收的一批知识分子，人民军队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军队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除了在部队开办文化夜校、文化补习班、文化训练队、速成小学、速成中学等，从1954年到1959年，中央军委根据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全军院校进行调整，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并按军兵种分别建立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军兵种的高等院校。为提高部队官兵整体文化素质，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学校，培养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1950年11月，刘伯承辞去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祖国。”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刘伯承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奠定了解放军军官培养的基本模式，即要经过军校培训才能被提拔为干部。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建设，逐步实现由文化扫盲、识字向正规文化教育的跨越，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升科技水平，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倾注了许多心血。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提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科学技术，军队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战斗力。1955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要求部队要加强原子能方面的理论研究，要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民军队中的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先后参与了发展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1954年，毛泽东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自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因此，党对军队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也做了规定，即从1956年起，少校以上军官，一般在5年内必须学完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5门课；大尉以下军官，一般要求在3年内学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党的基本常识等3门课程。各部队通过安排干部轮流进院校学习、组织短期离职学习、开办马克思主义夜校等途径，有效提升了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进而推动了部队的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9年的10年间，经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1959年1月14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又要求以10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全军再次掀起向文化进军的热潮。1964年6月，借军队“大練兵”之机，毛泽东在检阅北京、济南军区部队时，依旧强调了部队的文化教育：“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用革命优良传统培塑官兵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英雄赞歌》，至今传唱不衰。在我军的光辉征程中，从来不乏英雄模范，而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英雄模范也成为鼓舞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人人当英雄、事事做模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军强军的一贯思想。 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给予全军英雄模范莫大的褒奖和崇高的荣誉，极大地激励了全军广大官兵。不久后奔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将士们因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少部队采取“回忆旧荣誉，争取创造新荣誉”的方式，增强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荣誉感，激发广大指战员争取立功的热情。如铁道兵某部英雄杨连弟，在解放战争中曾获“登高英雄”称号，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反轰炸斗争中英勇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弟连”。志愿军后勤战线通过广泛开展向杨连弟学习活动，涌现了数以万计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克服极为恶劣的环境和极其严重的困难，最终打败装备精良的多国部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沈阳军区工程兵某运输连战士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解放军战士，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军通过广播宣传，举行事迹报告会、座谈会，出黑板报等形式，宣传和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人人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原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驻扎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上，14年来，八连官兵保持和发扬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出色地完成了执勤、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号召全军部队向八连学习。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还为八连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解放军官兵。
从红军时期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董存瑞，到抗美援朝时期的黄继光、邱少云；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欧阳海，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苏宁、李向群、杨业功、张超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引领广大官兵不断步入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对我军的强军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解放军到了，人心就定了。”“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尤其是当李向群等年轻的官兵牺牲在抗洪、抗震前线时，当15名年轻的空降兵从4999米的高空冒死跳伞探索大地震灾情时，当武警战士荆利杰在指挥员下令紧急规避余震，还跪在地上哭喊着“让我再救一个”时，当济南军区某部士官潘明旺在危房将倾之际，舍生忘死保护灾区群众光荣负伤时……广大官兵大力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不怕一切困难和牺牲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生成和发挥了强大战斗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这也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八路军的热血在新时代的青年官兵身上流淌。
“能否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关系军队生死存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会不会改变颜色。”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优良传统的激励下，人民军队中诞生了一系列不朽的精神，如戰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视使命高于生命，视责任重于泰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加大国防科技攻关突破，“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一次次发射，各种不同类型的卫星上天，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进入军队作战序列，科技创新极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当前，我军不但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和考验，同时还要面临社会价值多样、多元、多变的冲击和改革利益调整的考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如何搞好强军建设？答案就是：大力弘扬革命优良传统精神，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念。
“文化”这一概念，正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领导和推进部队建设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尤其是现代军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新时代，重温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感悟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历史智慧，对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