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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重要的改革运动。作为众多改革措施之一的分户令，学术界众说纷纭、观点迥异。一些学者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认为商鞅通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采取了强制分户的举措，将大家庭结构分异为核心小家庭。这种观点误解了史籍记载的本意，忽视了商鞅变法的宗旨，并无真凭实据。事实上分户令不是惩罚性法令，只是一条规定性法令。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是政府向农民多收钱，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关键词］商鞅变法；分户令；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27-02
《史记•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释：“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两课。”张氏将“分异”解作“别为活”，“倍其赋”释为“一人出两课”。《七国考》卷12《秦刑法》载：“《荀子注》云：‘秦国罚赋’。余按卫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疑即罚赋。”因此，后来的学者多依此认为，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以建立小家庭制度。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商鞅强制分户说”提出了异议。例如中山大学曾宪礼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①青海师范大学魏道明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误会、臆测之处甚多，并不可信。”②但是，一部分学者仍然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两种论断针锋相对、分庭抗礼。那么，哪种观点更贴近史籍记载的本意、更符合商鞅变法的宗旨呢？
问题在于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解释。许多学者对这句话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赋”上。林剑鸣认为：“‘倍其赋’的根据是人口……也就是后来董仲舒说的……‘口赋’。”③田昌五认为：“这里的‘赋’指军赋，包括服役当兵。所以，有两个男子而不分户的要加倍征收，扩大兵源。”④崔瑞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将“赋”仅仅解释为“税赋”，究竟是哪种赋税，没有详细说明。宁江英也指出：“赋，‘敛也。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赋’包括田租、户赋和刍稿。”⑤以上学者均认为，“倍其赋”的征收对象是个人，通过这项法令，商鞅把家庭析分到最小限度，使人口全部投身农耕，以增加国家收入。然而，“商鞅强制分户说”的反对者们将“赋”解释为“户赋”，他们认为“户”才是赋税单位，该法令没有强制分户的意向，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笔者认为，“倍”是揭开谜底的关键字。“倍”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有的学者却视“倍”为“罚”的同义字，将一条规定性法令看成惩罚性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规定性法令，“其”指“户”，“赋”指“户赋”。相反，“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惩罚性法令，“其”指“个人”，“赋”指“口赋”。那么，“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规定性法令，还是惩罚性法令呢？我们可以从商鞅变法的目标中寻找事实的真相。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改革。这次变法之所以引人瞩目、影响深远，是因为商鞅使嬴秦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既是变法的起点，又是终点。正如商鞅说的那样：“故治国者，其专力也，以富国强兵也。”⑥那么，为了目标和理想，商鞅坚持了功利主义。众所周知，法家是实用主义者的政治团体，商鞅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急功近利思想伴其一生。同样，“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⑦历史的巧合，让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个实用主义的学派和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走到了一起，嬴秦的民族性格助长了商鞅的功利色彩。因此，决定了商鞅政治目标的单一性，即凡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支持；凡有害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反对。因此，商鞅强制分户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成为解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关键。
笔者认为，商鞅强制分户不利于富国强兵。
其一，战国初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显现，一是农民离开昔日的土地，踏上了躲避战争的征途；二是商人异常活跃，人数剧增，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大量农民有转化为商人的可能；三是士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周游列国，远离农业生产，不仅范围广阔，而且人数众多。这些现象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各国土地大量荒芜，需要更多农民从事耕作；另一方面，人口或流浪或经商或作士，大都脱离生产。这种地多人少的局面使各国财政收入减少，兵源日益枯竭。因此，如何将人口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各国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面对这样的统治危机，商鞅认为，秦“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⑧而赵、魏诸国“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⑨为此，商鞅采取了“徕民”之策，凡是来秦国落户的农业人口，“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⑩这项政策使人口基数小的秦国短期内增加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将人口和土地很好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商鞅还“使商无得籴”、⑾“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⑿“重关市之赋”，⒀裁抑商人及商业活动，以“抑商”达“重农”之目的，彻底根除农民转化为商人的可能，将人口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否也有利于人地矛盾的缓解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一是“秦国人口严重匮乏，如果采用人口自然增殖的方法来增加人口，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效率太慢了。尤其是在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的条件下，人口自然增殖远远满足不了‘农战’并举的秦国对人口的需要，也就解决不了秦国‘人少地多’的矛盾”。⒁二是商鞅变法的最终目标不仅要富国更要强兵。如果商鞅将大家庭分异为核心小家庭，即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男丁，那么毫无疑问，“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可以把大家族里多余的劳动力全部挖掘出来，使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秦国的实际耕种土地必定会增加，与土地挂钩的田租、户赋和刍稿也会水涨船高，秦国必将富强。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秦国如何征兵，从哪里征兵？如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真的是强制分户令，那么，秦国的家庭模式必定是一家一丁。仅有的男丁要么耕要么战，耕意味着不能战，战意味着不能耕。也就是说，强制分户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一个方面，即要富国不能强兵、要强兵不能富国。因此，“商鞅强制分户说”不符合商鞅变法的宗旨。
其二，有些学者认为，到了战国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使更适合应付新时代、新挑战的小家庭大量出现，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似乎难以成立。商鞅时代，秦是否“耕牛遍地”，即使“耕牛遍地”，人力和畜力如何配备？纵观农耕史，人力和畜力的组合方式逐渐由多人多牛向一人一牛发展。“武帝末年……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⒂根据西汉武帝末年的二牛三人耦犁方式，嬴秦农耕所需的人力和畜力应该大于或者等于三人二牛。很显然，一般小家庭很难拥有这样的畜力条件。如果商鞅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即使有牛，一家之内也将无足够的劳动人手进行牛耕，影响农业生产，不利于富国强兵。商鞅完全可以增加每户授田数，最大限度地挖掘农夫一家可耕之地的潜力。事实上，商鞅也是这么做的，他变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增加了每户授田数量。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强制推行小家庭制有利于打击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可否认，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最大限度地瓦解血缘组织，打击宗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商鞅制定了一系列精施。例如“令民为什伍”，⒃将全民编组成大大小小的网络，以达到有效监管和瓦解血缘组织的目的；“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三十一县”，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地方贵胄势力，加强了君权。但是，如果商鞅要用强制推行小家庭制的方式来打击宗族势力，除非将一个家族迁徙到若干个地方，否则不会达到打击宗族势力的目的。因为，宗族势力的壮大和依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依附关系又与小农抗风险能力密切结合。小农抗风险能力下降，必然导致与宗族势力的依附关系加强、宗族势力加大。那么，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致使小农家庭规模变小，抗风险能力下降，日益赤贫，转向农奴，小农对宗族势力的依附加强。这不仅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反而会助长地方分裂势力。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执政者，不利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决不会推行。很多学者从“秦国罚赋”入手，视其为惩罚性法令，然后以此为起点推断该法令是通过重赋形式来强制推行小家庭制。从逻辑上讲，这无疑是用结论推导结论，使人难以信服。所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不是惩罚性法令，只是一条规定性法令，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是政府向农民多收钱，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注释］
①曾宪礼：《“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义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71～77页。
②魏道明：《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5～58页。
③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④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⑤宁江英：《秦商鞅分异之术再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7年第8辑，第566～575页。
⑥高亨：《商君书注译•壹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页。
⑦董平均：《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第110～115页。
⑧⑨⑩高亨：《商君书注译•徕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0页、第320页。
⑾⑿⒀高亨：《商君书注译•垦令》，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页、第34页、第49页。
⒁陈健夫：《人口•土地•富国——商鞅人口经济思想初探》，《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34～38页。
⒂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8页。
⒃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0页。
⒄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2页。
［关键词］商鞅变法；分户令；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27-02
《史记•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释：“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两课。”张氏将“分异”解作“别为活”，“倍其赋”释为“一人出两课”。《七国考》卷12《秦刑法》载：“《荀子注》云：‘秦国罚赋’。余按卫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疑即罚赋。”因此，后来的学者多依此认为，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以建立小家庭制度。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商鞅强制分户说”提出了异议。例如中山大学曾宪礼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①青海师范大学魏道明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误会、臆测之处甚多，并不可信。”②但是，一部分学者仍然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两种论断针锋相对、分庭抗礼。那么，哪种观点更贴近史籍记载的本意、更符合商鞅变法的宗旨呢？
问题在于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解释。许多学者对这句话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赋”上。林剑鸣认为：“‘倍其赋’的根据是人口……也就是后来董仲舒说的……‘口赋’。”③田昌五认为：“这里的‘赋’指军赋，包括服役当兵。所以，有两个男子而不分户的要加倍征收，扩大兵源。”④崔瑞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将“赋”仅仅解释为“税赋”，究竟是哪种赋税，没有详细说明。宁江英也指出：“赋，‘敛也。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赋’包括田租、户赋和刍稿。”⑤以上学者均认为，“倍其赋”的征收对象是个人，通过这项法令，商鞅把家庭析分到最小限度，使人口全部投身农耕，以增加国家收入。然而，“商鞅强制分户说”的反对者们将“赋”解释为“户赋”，他们认为“户”才是赋税单位，该法令没有强制分户的意向，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笔者认为，“倍”是揭开谜底的关键字。“倍”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有的学者却视“倍”为“罚”的同义字，将一条规定性法令看成惩罚性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规定性法令，“其”指“户”，“赋”指“户赋”。相反，“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惩罚性法令，“其”指“个人”，“赋”指“口赋”。那么，“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规定性法令，还是惩罚性法令呢？我们可以从商鞅变法的目标中寻找事实的真相。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改革。这次变法之所以引人瞩目、影响深远，是因为商鞅使嬴秦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既是变法的起点，又是终点。正如商鞅说的那样：“故治国者，其专力也，以富国强兵也。”⑥那么，为了目标和理想，商鞅坚持了功利主义。众所周知，法家是实用主义者的政治团体，商鞅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急功近利思想伴其一生。同样，“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⑦历史的巧合，让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个实用主义的学派和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走到了一起，嬴秦的民族性格助长了商鞅的功利色彩。因此，决定了商鞅政治目标的单一性，即凡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支持；凡有害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反对。因此，商鞅强制分户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成为解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关键。
笔者认为，商鞅强制分户不利于富国强兵。
其一，战国初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显现，一是农民离开昔日的土地，踏上了躲避战争的征途；二是商人异常活跃，人数剧增，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大量农民有转化为商人的可能；三是士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周游列国，远离农业生产，不仅范围广阔，而且人数众多。这些现象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各国土地大量荒芜，需要更多农民从事耕作；另一方面，人口或流浪或经商或作士，大都脱离生产。这种地多人少的局面使各国财政收入减少，兵源日益枯竭。因此，如何将人口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各国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面对这样的统治危机，商鞅认为，秦“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⑧而赵、魏诸国“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⑨为此，商鞅采取了“徕民”之策，凡是来秦国落户的农业人口，“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⑩这项政策使人口基数小的秦国短期内增加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将人口和土地很好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商鞅还“使商无得籴”、⑾“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⑿“重关市之赋”，⒀裁抑商人及商业活动，以“抑商”达“重农”之目的，彻底根除农民转化为商人的可能，将人口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否也有利于人地矛盾的缓解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一是“秦国人口严重匮乏，如果采用人口自然增殖的方法来增加人口，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效率太慢了。尤其是在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的条件下，人口自然增殖远远满足不了‘农战’并举的秦国对人口的需要，也就解决不了秦国‘人少地多’的矛盾”。⒁二是商鞅变法的最终目标不仅要富国更要强兵。如果商鞅将大家庭分异为核心小家庭，即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男丁，那么毫无疑问，“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可以把大家族里多余的劳动力全部挖掘出来，使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秦国的实际耕种土地必定会增加，与土地挂钩的田租、户赋和刍稿也会水涨船高，秦国必将富强。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秦国如何征兵，从哪里征兵？如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真的是强制分户令，那么，秦国的家庭模式必定是一家一丁。仅有的男丁要么耕要么战，耕意味着不能战，战意味着不能耕。也就是说，强制分户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一个方面，即要富国不能强兵、要强兵不能富国。因此，“商鞅强制分户说”不符合商鞅变法的宗旨。
其二，有些学者认为，到了战国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使更适合应付新时代、新挑战的小家庭大量出现，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似乎难以成立。商鞅时代，秦是否“耕牛遍地”，即使“耕牛遍地”，人力和畜力如何配备？纵观农耕史，人力和畜力的组合方式逐渐由多人多牛向一人一牛发展。“武帝末年……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⒂根据西汉武帝末年的二牛三人耦犁方式，嬴秦农耕所需的人力和畜力应该大于或者等于三人二牛。很显然，一般小家庭很难拥有这样的畜力条件。如果商鞅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即使有牛，一家之内也将无足够的劳动人手进行牛耕，影响农业生产，不利于富国强兵。商鞅完全可以增加每户授田数，最大限度地挖掘农夫一家可耕之地的潜力。事实上，商鞅也是这么做的，他变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增加了每户授田数量。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强制推行小家庭制有利于打击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可否认，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最大限度地瓦解血缘组织，打击宗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商鞅制定了一系列精施。例如“令民为什伍”，⒃将全民编组成大大小小的网络，以达到有效监管和瓦解血缘组织的目的；“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三十一县”，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地方贵胄势力，加强了君权。但是，如果商鞅要用强制推行小家庭制的方式来打击宗族势力，除非将一个家族迁徙到若干个地方，否则不会达到打击宗族势力的目的。因为，宗族势力的壮大和依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依附关系又与小农抗风险能力密切结合。小农抗风险能力下降，必然导致与宗族势力的依附关系加强、宗族势力加大。那么，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致使小农家庭规模变小，抗风险能力下降，日益赤贫，转向农奴，小农对宗族势力的依附加强。这不仅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反而会助长地方分裂势力。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执政者，不利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决不会推行。很多学者从“秦国罚赋”入手，视其为惩罚性法令，然后以此为起点推断该法令是通过重赋形式来强制推行小家庭制。从逻辑上讲，这无疑是用结论推导结论，使人难以信服。所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不是惩罚性法令，只是一条规定性法令，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是政府向农民多收钱，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注释］
①曾宪礼：《“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义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71～77页。
②魏道明：《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5～58页。
③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④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⑤宁江英：《秦商鞅分异之术再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7年第8辑，第566～575页。
⑥高亨：《商君书注译•壹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页。
⑦董平均：《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第110～115页。
⑧⑨⑩高亨：《商君书注译•徕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0页、第320页。
⑾⑿⒀高亨：《商君书注译•垦令》，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页、第34页、第49页。
⒁陈健夫：《人口•土地•富国——商鞅人口经济思想初探》，《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34～38页。
⒂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8页。
⒃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0页。
⒄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