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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之后，许多失意的文人往往以“归去来”相标榜，津津乐道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趣。对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以下简称《归去》），论者们也似乎多见其乐，未详其忧，窃以为不取也。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归去”亦然。我在读诵、教学《归去》一文时，心领其“归去”之乐，亦神会其“归去”之忧，故作此文以抛砖引玉。
“归去”之乐，想而可见：《东山》有西归之咏，张翰有莼羹鲈脍之思，即使《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路上心中也还牵挂着个高老庄、花果山。在《归去》一文中，作为文学大师的陶渊明用传神的笔写出了他的“归去”之乐：你看“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是多么的轻松惬意；“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是如此的归心似箭；还有在“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些节奏欢快的短句中，他初抵家门的无比喜悦，溢于言表；而“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中他的自得、舒畅，简直显得有点不可一世了。
“归去”之乐，何止于此！还有“亲戚之情话”、“消忧”之“琴书”；春天“将有事于西畴”——躬耕于垄亩之中，农闲可“命巾车”、“棹孤舟”，放浪于山水之间；还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不亦乐乎！
如果我们再联系他做官的烦恼：“心为形役”、“惆怅而独悲”，对比之下，反差巨大，“归去”之思，不由陶渊明不生。于是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他“觉今是而昨非”。
“归去”之乐，乐则乐矣，然而只是隐居生活的一个方面。激情总是一时的，《归去》一文中，在极写初抵家门的雀跃、欢愉之后，又回到平时的居家生活：“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自然，这里的“成趣”、“流憩”、“遐观”中有一种平静肃穆的愉悦，固然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抚孤松而盘桓”也有些沉醉乃至于流连忘返。但毕竟“古来圣贤皆寂寞”，尤其是当隐居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之时，因此他看到云起鸟飞时不禁想到自身，云之“无心”、鸟之“倦飞”也暗示着他自己的无奈、归去的不得已——“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再看“景翳翳以将入”中的夕阳意象，不正和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很接近吗？而孤独的“我”在日落时分，“抚孤松而盘桓”，不是也显示出深深的寂寞孤单吗？元代王冕有“抱膝长吟罢，天边日又斜”（《村居》）之句，可能深谙隐居的个中三昧。
正因为“归去”之后亦有忧从中来，所以下文作者还得重申自己的“归去”之志：“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还得规劝自己：“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也说明了他的“归去”并非只是因为“性本爱丘山”，而是出于“少无适俗韵”、“与世相违”的无奈之举。再看“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里，陶本人不是也承认他“归去”之后仍有忧吗？正因为“归去”有忧，下文才想象躬耕之乐，想象宴游山水之乐，聊以自慰。而且在这心驰神往的想象中，还不觉陶醉。但万物的生机勃勃、正“得时”却又与自己的背时（既不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又无法混迹官场，赖以谋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朱自清说的：“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荷塘月色》），于是不免感慨万千：“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人生的痛苦与无奈，再一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正因为在“乐山乐水”中，夹杂着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以末段陶渊明才会再一次告诫自己：“已矣乎！”（算了吧），然后连用三个反问句（“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和两个否定句（“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继续说服自己。为什么需如此强化对自己的告诫？这不是在说明他内心还没能“委心任去留”，还在“惶惶欲何之”吗？所以，隐居不是一了百了，乐在其中，忧亦在其中。
因为隐居生活苦乐杂糅，所以他才会反复告诫自己；也正因为这一点，最后他还要设计隐居生活蓝图，从正面来引导自己：“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强调隐居生活的悠闲自在，自得其乐，但这些句子多少显得有些凝重，与前面赴家路上与初抵家门时的那种“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载欣载奔”的轻快奔放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看来，“归去”自有其乐，亦有其忧，甚至可以说“归去”之忧，不是疥癣小疾，而是心腹大患，尤其是陶在“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归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陶多年来时仕时隐、举棋不定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场灵与肉的拉锯战中，陶最终战胜自我，决意“归去”才显得难能可贵，体现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表现出他洁身自好的人格。在艰难困苦中，他那忧也罢、乐也罢、苦也罢、甘也罢，一切顺其自然（即“聊乘化以归尽”）的处世方法，他那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是那么的具有灵魂的震撼力。
其实，就陶的生平来讲，“归去”之忧远不止这些。此后陶连遭火灾、水灾、旱灾、虫灾的袭击，贫病交加，甚而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地乞食，但他无怨无悔，乐天安命，虽朝廷多次征召，封疆大吏多次造访，而终不复仕，表现出一个真正隐者的风范。
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归去”亦然。虽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我们更要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生命的本真状态。如果文章只写“归去”之乐，虽写得其乐融融无以复加，也终是流于肤浅自欺欺人。陶渊明在歌唱“归去”之乐的同时，亦不讳言“归去”之忧，如实地展现隐居生活的真实状态，可谓真诚人也。因此，元好问认为他的作品“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辛弃疾也高度评价说：“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既认真地写出“归去”之忧，又有毫不回避地承受它的勇气，更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神释》）的超越这一切的境界，于是，陶渊明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从苏轼到朱光潜，后人对他的诗歌与人品推崇备至。而在当时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和尚也千方百计想把他拉入莲社。
同时，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归去》写其乐亦写其忧，实为一张一弛，于谋篇布局至关重要：归途之乐与抵家之乐是起，写其乐；“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等句是伏，流露出忧。心头既有动摇，遂重申归隐之志以自勉，何以解忧？遂想象躬耕之乐、宴游山水之乐以自慰，又是起；紧接着，“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显得感慨万千，又是落。至于“已矣乎！”诸句显然是由“感吾生之行休”所引发的议论：从反面告诫自己，自坚其意；“怀良辰以孤往”诸句则是从正面规划隐居生活，自励其行；而最后归结为“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豁达从容，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很明显，这种“乐中之忧”在行文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试想，如果文中没有这个“乐中之忧”，文章能写得这样波澜起伏吗？作者能如此曲尽其意吗？可以说，这个“归去之忧”无意中对这篇千古绝唱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一些杰出的作品往往都存在这种内在的矛盾（用英美新批评的术语来讲，就是悖论），如《离骚》中的欲走还留，徐志摩《云游》中爱与美的矛盾，无不向我们展示了灵魂的冲突，显示出生命的震撼力与艺术的张力。
（周宗培，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归去”亦然。我在读诵、教学《归去》一文时，心领其“归去”之乐，亦神会其“归去”之忧，故作此文以抛砖引玉。
“归去”之乐，想而可见：《东山》有西归之咏，张翰有莼羹鲈脍之思，即使《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路上心中也还牵挂着个高老庄、花果山。在《归去》一文中，作为文学大师的陶渊明用传神的笔写出了他的“归去”之乐：你看“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是多么的轻松惬意；“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是如此的归心似箭；还有在“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些节奏欢快的短句中，他初抵家门的无比喜悦，溢于言表；而“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中他的自得、舒畅，简直显得有点不可一世了。
“归去”之乐，何止于此！还有“亲戚之情话”、“消忧”之“琴书”；春天“将有事于西畴”——躬耕于垄亩之中，农闲可“命巾车”、“棹孤舟”，放浪于山水之间；还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不亦乐乎！
如果我们再联系他做官的烦恼：“心为形役”、“惆怅而独悲”，对比之下，反差巨大，“归去”之思，不由陶渊明不生。于是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他“觉今是而昨非”。
“归去”之乐，乐则乐矣，然而只是隐居生活的一个方面。激情总是一时的，《归去》一文中，在极写初抵家门的雀跃、欢愉之后，又回到平时的居家生活：“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自然，这里的“成趣”、“流憩”、“遐观”中有一种平静肃穆的愉悦，固然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抚孤松而盘桓”也有些沉醉乃至于流连忘返。但毕竟“古来圣贤皆寂寞”，尤其是当隐居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之时，因此他看到云起鸟飞时不禁想到自身，云之“无心”、鸟之“倦飞”也暗示着他自己的无奈、归去的不得已——“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再看“景翳翳以将入”中的夕阳意象，不正和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很接近吗？而孤独的“我”在日落时分，“抚孤松而盘桓”，不是也显示出深深的寂寞孤单吗？元代王冕有“抱膝长吟罢，天边日又斜”（《村居》）之句，可能深谙隐居的个中三昧。
正因为“归去”之后亦有忧从中来，所以下文作者还得重申自己的“归去”之志：“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还得规劝自己：“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也说明了他的“归去”并非只是因为“性本爱丘山”，而是出于“少无适俗韵”、“与世相违”的无奈之举。再看“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里，陶本人不是也承认他“归去”之后仍有忧吗？正因为“归去”有忧，下文才想象躬耕之乐，想象宴游山水之乐，聊以自慰。而且在这心驰神往的想象中，还不觉陶醉。但万物的生机勃勃、正“得时”却又与自己的背时（既不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又无法混迹官场，赖以谋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朱自清说的：“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荷塘月色》），于是不免感慨万千：“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人生的痛苦与无奈，再一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正因为在“乐山乐水”中，夹杂着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以末段陶渊明才会再一次告诫自己：“已矣乎！”（算了吧），然后连用三个反问句（“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和两个否定句（“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继续说服自己。为什么需如此强化对自己的告诫？这不是在说明他内心还没能“委心任去留”，还在“惶惶欲何之”吗？所以，隐居不是一了百了，乐在其中，忧亦在其中。
因为隐居生活苦乐杂糅，所以他才会反复告诫自己；也正因为这一点，最后他还要设计隐居生活蓝图，从正面来引导自己：“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强调隐居生活的悠闲自在，自得其乐，但这些句子多少显得有些凝重，与前面赴家路上与初抵家门时的那种“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载欣载奔”的轻快奔放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看来，“归去”自有其乐，亦有其忧，甚至可以说“归去”之忧，不是疥癣小疾，而是心腹大患，尤其是陶在“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归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陶多年来时仕时隐、举棋不定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场灵与肉的拉锯战中，陶最终战胜自我，决意“归去”才显得难能可贵，体现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表现出他洁身自好的人格。在艰难困苦中，他那忧也罢、乐也罢、苦也罢、甘也罢，一切顺其自然（即“聊乘化以归尽”）的处世方法，他那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是那么的具有灵魂的震撼力。
其实，就陶的生平来讲，“归去”之忧远不止这些。此后陶连遭火灾、水灾、旱灾、虫灾的袭击，贫病交加，甚而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地乞食，但他无怨无悔，乐天安命，虽朝廷多次征召，封疆大吏多次造访，而终不复仕，表现出一个真正隐者的风范。
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归去”亦然。虽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我们更要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生命的本真状态。如果文章只写“归去”之乐，虽写得其乐融融无以复加，也终是流于肤浅自欺欺人。陶渊明在歌唱“归去”之乐的同时，亦不讳言“归去”之忧，如实地展现隐居生活的真实状态，可谓真诚人也。因此，元好问认为他的作品“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辛弃疾也高度评价说：“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既认真地写出“归去”之忧，又有毫不回避地承受它的勇气，更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神释》）的超越这一切的境界，于是，陶渊明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从苏轼到朱光潜，后人对他的诗歌与人品推崇备至。而在当时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和尚也千方百计想把他拉入莲社。
同时，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归去》写其乐亦写其忧，实为一张一弛，于谋篇布局至关重要：归途之乐与抵家之乐是起，写其乐；“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等句是伏，流露出忧。心头既有动摇，遂重申归隐之志以自勉，何以解忧？遂想象躬耕之乐、宴游山水之乐以自慰，又是起；紧接着，“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显得感慨万千，又是落。至于“已矣乎！”诸句显然是由“感吾生之行休”所引发的议论：从反面告诫自己，自坚其意；“怀良辰以孤往”诸句则是从正面规划隐居生活，自励其行；而最后归结为“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豁达从容，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很明显，这种“乐中之忧”在行文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试想，如果文中没有这个“乐中之忧”，文章能写得这样波澜起伏吗？作者能如此曲尽其意吗？可以说，这个“归去之忧”无意中对这篇千古绝唱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一些杰出的作品往往都存在这种内在的矛盾（用英美新批评的术语来讲，就是悖论），如《离骚》中的欲走还留，徐志摩《云游》中爱与美的矛盾，无不向我们展示了灵魂的冲突，显示出生命的震撼力与艺术的张力。
（周宗培，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