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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市、区两级政府机关大楼在特定时间内关闭景观灯。这一切都与NCO的游说密切相关。
当陆家嘴地区灯火渐次熄灭的时候，高达267米的东方明珠旋转餐厅里烛影摇曳。王利民坐在一些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中间，静静聆听着电台的直播，见证浦东迎来这黑暗一刻。
为了将那些五彩缤纷的灯光切断，王利民主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项目办公室忙活了3个月。对于此事他们最初几乎不曾抱有什么期望。
“我们是小小一个非政府组织，要在大大一个政府国度里面推动一件全民性工作，这是很难想象的，”王利民说，“以前我们(在上海)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结果却足以令人沸腾。
3月28日晚上20点30分，浦东最高的三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于同一时段内关闭电闸。据估计，上海当晚约有163栋商业楼宇、15所高校、32所中小学幼儿园、71个社区、100余家企业也一道加入熄灯行列。
“地球一小时”城市熄灯活动由WWF发起。上海是中国三座官方承诺并公开宣布加入此项活动的城市之一。其他两座城市分别是香港特区和河北省保定市。在非官方主导下，另约有20多座城市熄灭了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灯光。
根据以往经验，行事风格较为内敛的中国官方一般很少愿意投身非政府组织牵头的游戏框架之内，更难见到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过公开支持与认可。这是比较罕见的一次。
政府的态度对他们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WWF北京代表处对外联络部主任荆卉对本刊记者说，就这样一项活动而言，“政府完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特别的关键。”
吹风
早在去年，WWF即制定了目标，希望能够促成全球1000座城市在今年3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熄灭“不必要”的灯光，借此向即将参与新一轮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各国传递信号——在气候变化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达成一项新的应对协议已成共识。
该次会议将于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由于即将失效的《京都议定书》未能使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取得一致，预计哥本哈根会议的与会各方仍将继续争吵和不妥协。
在超过600座城市之中，经过一番筛选，WWF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纳入全球熄灯计划，他们需要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群予以配合。差不多与北京奥运会同步，北京办事处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要求各驻地办公室全力推动熄灯计划落地。
“大家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没有信心。”王利民说，“这么大个事儿，需要政府支持，这是最关键的；还要企业参与、社区投入、媒体关注，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在上海折腾，感觉很为难。”
接到命题后，王利民排出了四个主攻方向，分别是政府、企业、社区和媒体，再相应集中人力去游说攻关，这纯粹是出于“试一试”的用意，东边不亮西边亮，他们相信总有一方面会取得成功的。
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政府。像上海这样一座素以“不夜城”闻名的城市，熄灯从来就不是一件拉下电闸即可的事情，它涉及一个严密和交叉的管理系统，职能划分中包括发改委、环保、市容绿化、规划、旅游、供电、灯光控制等部门。对于景观灯光的管理和控制，分不同时段、不同地段而定，自成规则。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牵动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谁都不能拍板说这件事就这么干了。
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低效、拖拉的官僚行政体系，但在王利民那里，却需要他以一種完全正面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他认为在职能分配严密和相互牵制背后，也有一定的优越性，否则中国不可能稳定发展这么多年。
“只有从正面看待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官僚体系，看不到指望，就会找不到和他们合作的心态。你就在家里坐着吧，这事是办不成的。”
王利民并非没有做过心理权衡。在加入WWF之前，他曾在农业部东海渔政局工作了15年，对于官方的内部运作和行事方式心知肚明，深知游说之难。但鉴于政府力量之大，想有成效而不能不去争取。
WWF被政府归为外事口负责，他们的游说工作是透过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进行的。要想确保信息最终递到主管副市长的办公桌上，他们需要就一小时项目颠来倒去地和这些负责传递信息的部门进行介绍和沟通。在取得他们理解后，再开始通过外事办向政府方面递送专门信件。
在此前后，WWF的全球总部和中国总部已经分头向上海市方面吹风。他们请求“一小时”项目的首发城市悉尼市市长与上海市进行官方沟通，帮助他们传递希望上海能够接纳“一小时”活动的信息。自2007年以来，wwF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在与上海市高层官员会面的时候，亦将“一小时”内容作为要点与他们进行交流。
wwF与上海市高层的接触得益于他们之前已在当地打下一个稳固基础。这种合作既使得他们与上海市企业建立了合作网络，同时也更多地延及政府。这个机构2006年正式在上海设立办公室，先后建立“河口综合管理”、“上海水源地保护示范”、“低碳城市建设示范”等项目。去年他们还与上海市方面签署了一份主题为“河口综合管理”的世博会参展合同。
不过，这依然不等于在“关灯”这件事情上就一切顺利。在与外事办进行反复沟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反馈意见，这让他们有些担忧。荆卉说，“我们心想，事情会不会有点悬?”
王利民心里也在犯嘀咕，一种自我矮化的情绪不时泛起。他想，政府案台上也是千头万绪，你这事儿算什么?具体到中国乃至上海的发展，这微不足道。
“我们要把这事做成，不能老想着这事怎么好，政府应该怎么做。他们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这么多人要吃饭，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
在怀有这种自我否定心态的奔跑过程中，王利民取得了一小步突破。他得知在他们的信件传递到主管副市长的案台上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副市长已将信件批转到“相关负责部门”。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头，”王说，“还需要各部门分头落实。”
反复
副市长批转信件的用意，并不是就此决定要参与“一小时”项目，而是要求各事涉“关灯”的职能部门展开调研，提供决策参考所需依据。
这时候，王利民和他的同事依旧坐不住。他说，“在家坐等各部门的意见是守株待兔，要主动去找各分管部门的负责人介绍情况，进行沟通，推销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从1月开始到3月24日之前，王利民和另一位同事分头行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敲门拜访。按照分工，副总监级且年龄较长的王利民专门约访局长级的部门负责人，普通职员身份的同事则与经办关灯事宜的各部门具体科室对接，更翔实地推销想法和情况。
王利民此时心里还是没底，他只是告诫 同事，即使碰壁也不要紧，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交流了想法，结交了朋友，也算得上是一种收获。
逐一登门拜访的过程中，王利民发现对方都比较谦虚，容易接受新事物新信息，所以愿意坐下来交流。然而政府部门毕竟是政府部门，愿意倾听并给予肯定，就是不拍板做决定。这当中的症结在于，由于事涉多部门，每个部门都不清楚最终会形成何种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
“他们会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绝不说我支持这事儿。一旦落实到书面上，他会尤其慎重。”
不愉快的事情基于分歧而起。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问题，有一些部门觉得事情不好办。举例来说，旅游委就提出异议。根据上海市的相关管理文件，城市景观灯光关闭时间一般在夜间21：30至22：00之间，“一小时”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关闭，对于旅游委这是不可接受的。
上海的景观灯光管理自1990年代就分别写进了不同的政府公文与条例之中，重要一条即景观灯光本身是旅游观光活动基本内容之一，大上海、不夜城——这几乎成为人们列于上海的重要认知。相关资料显示，上海的景观灯光布局覆盖面积已达140平方公里，提前关闭灯光令人担心这对于旅游观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王利民有不同想法，认为在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下，不能再抱着大上海、不夜城的观念不放，“你可能要把熄灯当做一个新亮点推出来，要把大上海变成浪漫城、时尚城，不能再提不夜城了。”他说，“我们也不是要把整个上海给灭掉，只是关掉景观灯。”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友善沟通几次之后，对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坚持。王利民于是也没办法了。
WWF上海办公室市场推广副总监郭锦连先后参加了两次内部会议，她对本刊记者说，跟这些部门的接触真是太困难了，“他们就说，啊，你们自己玩吧，我们不参与了。”
不过事情还是有了转机。在各部门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外事办汇总上报的时候，分歧的存在没有被递交到更高决策者那里。外事办和环保局出面进行了协调，这些内部协调会议没有外人在场，WWF一方也没有被邀请列座，他们只会被口头通知进展以及难点，要求提供可以支撑的材料。
外事办没有接受采访，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
旅游委被最后说服，或者说没有被说服但转而表示支持，是因为WWF的关灯只限于一个小时。21：30之后，景观照明依旧继续。
3月24日，上海市外事办正式给WWF上海办公室一个礼节性回函，确认上海市政府作出承诺，4天后将正式参与一小时活动。同时由当地的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在WWF内部，这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就像“一小时”由最初的1000座城市的目标到最后近4000座城市参与一样。官方的公开表态，对于WWF的后期工作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很多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企业和媒体也纷纷主动找上门来。
“政府出來说同意参与，这就传递出一种政治正确的概念。我们的活动得到政府首肯，对于吸引更多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参与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荆卉说，“否则我们只是非常民间的活动。”
突破?
3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市、区两级政府机关大楼在特定时间内关闭景观灯。同时倡议全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社区和市民以不同形式加入，参与和见证这项“地球一小时”全球行动，并呼吁人们在生活、工作中养成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习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努力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政府表态后，我们感觉后面4天的工作状况和前面一个多月相比变化太大了，”何琴对本刊记者说，她喜欢用博弈这个词来形容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比如跟媒体合作，一开始我们是弱势一方，媒体参与意愿不强。政府表示支持后，《新民晚报》头版头条马上就出来了’很多媒体就来找我们。”
何琴是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上海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今年春节后被派入WWF担当全职志愿者，是“一小时”项目方案在上海具体实施的总负责人。普华永道在全球一直是“一小时”的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支持。当晚他们那座位子上海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普华永道中心自发强制熄灯一小时。
3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更是罕见地用了超过两分钟时间报道“一小时”在中国及国外的接力活动。何琴说，我们的媒体目标有很多，也包括中央电视台，但没有《新闻联播》，“这是NGO在中国取得突破性的事件，是历史性的一刻，我很高兴自己尽了一份力。”
政治正确不只发生在上海。在河北省保定市，距离活动举行的一个月前，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加入，保定市市长以倡议人的身份透过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一则倡议，这使他们成为中国首个以官方名义加入的城市。
3月28日晚间，当地市长等主要官员出现在活动现场，并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表示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上要积极采取行动。
保定与WWF关系密切，这是他们加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和上海一样，保定是WWF的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试点城市，这已是保定对外的一张名片。因此当他们收到WWF的信件之后，未作犹豫就签字批复。WWF也在他们对外发布的消息里着重提到了这个城市。
更多城市由于事先没有出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公函给WWF，因此名字无法出现在他们的公开消息之中。在此之后，他们联络到北京办事处，希望能将自己城市的名字挂上去。北京办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政府出一个加盖公章的函，否则无法证明当地政府有意加入。
为什么他们热衷此事，让自己出现在名单中?对于这个问题，荆卉回答，“对中国的城市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全球展示自己的机会，你看，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国外报道会说中国有这么多城市加入，都会说出是哪个城市参加了。”
WWF在中国取得的突破一方面与其官方亲和力不无关系。他们1980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现在的挂靠单位是林业局。他们的行事风格与一般好激进举动的非政府组织截然两样。北京办事处介绍说，我们奉行务实作风，通常低头做事，以图影响决策者，因为决策者的理念是能够深入到各个层面和部门的，“官方对于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但在中国，他们不愿让人们认为自己是在感化政府，促使政府在一些事情上产生觉悟和转变。
“一小时”也许更加切合当前中国的需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节能减排，以减低对于能源的无谓消耗。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的项目协调员陈璘对本刊记者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拍即合吧。”
绿洲中心是上海一家经由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由一些生态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担任了“一小时”活动的社区、高校发起参与工作，曾试图说服上海市物业管理协会以其名义向各物业公司发出倡议加入熄灯活动，但是遭到了拒绝。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璘是上海人，她认为上海参与此次活动能在全国起表率作用，也能向世界表明立场。她说上海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明年，上海即将迎来世博会，这是自我展示的一个窗口。
她表示，气候变化对上海的威胁是很明显的，黄浦江边的堤坝已经树得很高了，江水远远高于市区地面，“游玩黄浦江时你会发现，你需要上一个台阶。”
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今年发布的一份《中国海平面公报》，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批城市成为海平面上升脆弱区，其中包括上海。一些国际组织甚至发出吓人的声音，认为上海不久将被淹没于水下。严峻的现实也许给了_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展开建设性干预行动的机会。
何琴说，“NGO在中国也正慢慢发展，这是一个过程。”
当陆家嘴地区灯火渐次熄灭的时候，高达267米的东方明珠旋转餐厅里烛影摇曳。王利民坐在一些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中间，静静聆听着电台的直播，见证浦东迎来这黑暗一刻。
为了将那些五彩缤纷的灯光切断，王利民主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项目办公室忙活了3个月。对于此事他们最初几乎不曾抱有什么期望。
“我们是小小一个非政府组织，要在大大一个政府国度里面推动一件全民性工作，这是很难想象的，”王利民说，“以前我们(在上海)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结果却足以令人沸腾。
3月28日晚上20点30分，浦东最高的三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于同一时段内关闭电闸。据估计，上海当晚约有163栋商业楼宇、15所高校、32所中小学幼儿园、71个社区、100余家企业也一道加入熄灯行列。
“地球一小时”城市熄灯活动由WWF发起。上海是中国三座官方承诺并公开宣布加入此项活动的城市之一。其他两座城市分别是香港特区和河北省保定市。在非官方主导下，另约有20多座城市熄灭了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灯光。
根据以往经验，行事风格较为内敛的中国官方一般很少愿意投身非政府组织牵头的游戏框架之内，更难见到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过公开支持与认可。这是比较罕见的一次。
政府的态度对他们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WWF北京代表处对外联络部主任荆卉对本刊记者说，就这样一项活动而言，“政府完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特别的关键。”
吹风
早在去年，WWF即制定了目标，希望能够促成全球1000座城市在今年3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熄灭“不必要”的灯光，借此向即将参与新一轮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各国传递信号——在气候变化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达成一项新的应对协议已成共识。
该次会议将于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由于即将失效的《京都议定书》未能使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取得一致，预计哥本哈根会议的与会各方仍将继续争吵和不妥协。
在超过600座城市之中，经过一番筛选，WWF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纳入全球熄灯计划，他们需要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群予以配合。差不多与北京奥运会同步，北京办事处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要求各驻地办公室全力推动熄灯计划落地。
“大家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没有信心。”王利民说，“这么大个事儿，需要政府支持，这是最关键的；还要企业参与、社区投入、媒体关注，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在上海折腾，感觉很为难。”
接到命题后，王利民排出了四个主攻方向，分别是政府、企业、社区和媒体，再相应集中人力去游说攻关，这纯粹是出于“试一试”的用意，东边不亮西边亮，他们相信总有一方面会取得成功的。
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政府。像上海这样一座素以“不夜城”闻名的城市，熄灯从来就不是一件拉下电闸即可的事情，它涉及一个严密和交叉的管理系统，职能划分中包括发改委、环保、市容绿化、规划、旅游、供电、灯光控制等部门。对于景观灯光的管理和控制，分不同时段、不同地段而定，自成规则。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牵动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谁都不能拍板说这件事就这么干了。
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低效、拖拉的官僚行政体系，但在王利民那里，却需要他以一種完全正面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他认为在职能分配严密和相互牵制背后，也有一定的优越性，否则中国不可能稳定发展这么多年。
“只有从正面看待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官僚体系，看不到指望，就会找不到和他们合作的心态。你就在家里坐着吧，这事是办不成的。”
王利民并非没有做过心理权衡。在加入WWF之前，他曾在农业部东海渔政局工作了15年，对于官方的内部运作和行事方式心知肚明，深知游说之难。但鉴于政府力量之大，想有成效而不能不去争取。
WWF被政府归为外事口负责，他们的游说工作是透过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进行的。要想确保信息最终递到主管副市长的办公桌上，他们需要就一小时项目颠来倒去地和这些负责传递信息的部门进行介绍和沟通。在取得他们理解后，再开始通过外事办向政府方面递送专门信件。
在此前后，WWF的全球总部和中国总部已经分头向上海市方面吹风。他们请求“一小时”项目的首发城市悉尼市市长与上海市进行官方沟通，帮助他们传递希望上海能够接纳“一小时”活动的信息。自2007年以来，wwF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在与上海市高层官员会面的时候，亦将“一小时”内容作为要点与他们进行交流。
wwF与上海市高层的接触得益于他们之前已在当地打下一个稳固基础。这种合作既使得他们与上海市企业建立了合作网络，同时也更多地延及政府。这个机构2006年正式在上海设立办公室，先后建立“河口综合管理”、“上海水源地保护示范”、“低碳城市建设示范”等项目。去年他们还与上海市方面签署了一份主题为“河口综合管理”的世博会参展合同。
不过，这依然不等于在“关灯”这件事情上就一切顺利。在与外事办进行反复沟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反馈意见，这让他们有些担忧。荆卉说，“我们心想，事情会不会有点悬?”
王利民心里也在犯嘀咕，一种自我矮化的情绪不时泛起。他想，政府案台上也是千头万绪，你这事儿算什么?具体到中国乃至上海的发展，这微不足道。
“我们要把这事做成，不能老想着这事怎么好，政府应该怎么做。他们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这么多人要吃饭，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
在怀有这种自我否定心态的奔跑过程中，王利民取得了一小步突破。他得知在他们的信件传递到主管副市长的案台上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副市长已将信件批转到“相关负责部门”。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头，”王说，“还需要各部门分头落实。”
反复
副市长批转信件的用意，并不是就此决定要参与“一小时”项目，而是要求各事涉“关灯”的职能部门展开调研，提供决策参考所需依据。
这时候，王利民和他的同事依旧坐不住。他说，“在家坐等各部门的意见是守株待兔，要主动去找各分管部门的负责人介绍情况，进行沟通，推销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从1月开始到3月24日之前，王利民和另一位同事分头行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敲门拜访。按照分工，副总监级且年龄较长的王利民专门约访局长级的部门负责人，普通职员身份的同事则与经办关灯事宜的各部门具体科室对接，更翔实地推销想法和情况。
王利民此时心里还是没底，他只是告诫 同事，即使碰壁也不要紧，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交流了想法，结交了朋友，也算得上是一种收获。
逐一登门拜访的过程中，王利民发现对方都比较谦虚，容易接受新事物新信息，所以愿意坐下来交流。然而政府部门毕竟是政府部门，愿意倾听并给予肯定，就是不拍板做决定。这当中的症结在于，由于事涉多部门，每个部门都不清楚最终会形成何种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
“他们会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绝不说我支持这事儿。一旦落实到书面上，他会尤其慎重。”
不愉快的事情基于分歧而起。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问题，有一些部门觉得事情不好办。举例来说，旅游委就提出异议。根据上海市的相关管理文件，城市景观灯光关闭时间一般在夜间21：30至22：00之间，“一小时”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关闭，对于旅游委这是不可接受的。
上海的景观灯光管理自1990年代就分别写进了不同的政府公文与条例之中，重要一条即景观灯光本身是旅游观光活动基本内容之一，大上海、不夜城——这几乎成为人们列于上海的重要认知。相关资料显示，上海的景观灯光布局覆盖面积已达140平方公里，提前关闭灯光令人担心这对于旅游观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王利民有不同想法，认为在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下，不能再抱着大上海、不夜城的观念不放，“你可能要把熄灯当做一个新亮点推出来，要把大上海变成浪漫城、时尚城，不能再提不夜城了。”他说，“我们也不是要把整个上海给灭掉，只是关掉景观灯。”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友善沟通几次之后，对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坚持。王利民于是也没办法了。
WWF上海办公室市场推广副总监郭锦连先后参加了两次内部会议，她对本刊记者说，跟这些部门的接触真是太困难了，“他们就说，啊，你们自己玩吧，我们不参与了。”
不过事情还是有了转机。在各部门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外事办汇总上报的时候，分歧的存在没有被递交到更高决策者那里。外事办和环保局出面进行了协调，这些内部协调会议没有外人在场，WWF一方也没有被邀请列座，他们只会被口头通知进展以及难点，要求提供可以支撑的材料。
外事办没有接受采访，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
旅游委被最后说服，或者说没有被说服但转而表示支持，是因为WWF的关灯只限于一个小时。21：30之后，景观照明依旧继续。
3月24日，上海市外事办正式给WWF上海办公室一个礼节性回函，确认上海市政府作出承诺，4天后将正式参与一小时活动。同时由当地的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在WWF内部，这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就像“一小时”由最初的1000座城市的目标到最后近4000座城市参与一样。官方的公开表态，对于WWF的后期工作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很多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企业和媒体也纷纷主动找上门来。
“政府出來说同意参与，这就传递出一种政治正确的概念。我们的活动得到政府首肯，对于吸引更多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参与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荆卉说，“否则我们只是非常民间的活动。”
突破?
3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市、区两级政府机关大楼在特定时间内关闭景观灯。同时倡议全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社区和市民以不同形式加入，参与和见证这项“地球一小时”全球行动，并呼吁人们在生活、工作中养成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习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努力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政府表态后，我们感觉后面4天的工作状况和前面一个多月相比变化太大了，”何琴对本刊记者说，她喜欢用博弈这个词来形容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比如跟媒体合作，一开始我们是弱势一方，媒体参与意愿不强。政府表示支持后，《新民晚报》头版头条马上就出来了’很多媒体就来找我们。”
何琴是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上海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今年春节后被派入WWF担当全职志愿者，是“一小时”项目方案在上海具体实施的总负责人。普华永道在全球一直是“一小时”的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支持。当晚他们那座位子上海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普华永道中心自发强制熄灯一小时。
3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更是罕见地用了超过两分钟时间报道“一小时”在中国及国外的接力活动。何琴说，我们的媒体目标有很多，也包括中央电视台，但没有《新闻联播》，“这是NGO在中国取得突破性的事件，是历史性的一刻，我很高兴自己尽了一份力。”
政治正确不只发生在上海。在河北省保定市，距离活动举行的一个月前，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加入，保定市市长以倡议人的身份透过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一则倡议，这使他们成为中国首个以官方名义加入的城市。
3月28日晚间，当地市长等主要官员出现在活动现场，并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表示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上要积极采取行动。
保定与WWF关系密切，这是他们加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和上海一样，保定是WWF的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试点城市，这已是保定对外的一张名片。因此当他们收到WWF的信件之后，未作犹豫就签字批复。WWF也在他们对外发布的消息里着重提到了这个城市。
更多城市由于事先没有出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公函给WWF，因此名字无法出现在他们的公开消息之中。在此之后，他们联络到北京办事处，希望能将自己城市的名字挂上去。北京办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政府出一个加盖公章的函，否则无法证明当地政府有意加入。
为什么他们热衷此事，让自己出现在名单中?对于这个问题，荆卉回答，“对中国的城市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全球展示自己的机会，你看，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国外报道会说中国有这么多城市加入，都会说出是哪个城市参加了。”
WWF在中国取得的突破一方面与其官方亲和力不无关系。他们1980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现在的挂靠单位是林业局。他们的行事风格与一般好激进举动的非政府组织截然两样。北京办事处介绍说，我们奉行务实作风，通常低头做事，以图影响决策者，因为决策者的理念是能够深入到各个层面和部门的，“官方对于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但在中国，他们不愿让人们认为自己是在感化政府，促使政府在一些事情上产生觉悟和转变。
“一小时”也许更加切合当前中国的需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节能减排，以减低对于能源的无谓消耗。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的项目协调员陈璘对本刊记者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拍即合吧。”
绿洲中心是上海一家经由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由一些生态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担任了“一小时”活动的社区、高校发起参与工作，曾试图说服上海市物业管理协会以其名义向各物业公司发出倡议加入熄灯活动，但是遭到了拒绝。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璘是上海人，她认为上海参与此次活动能在全国起表率作用，也能向世界表明立场。她说上海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明年，上海即将迎来世博会，这是自我展示的一个窗口。
她表示，气候变化对上海的威胁是很明显的，黄浦江边的堤坝已经树得很高了，江水远远高于市区地面，“游玩黄浦江时你会发现，你需要上一个台阶。”
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今年发布的一份《中国海平面公报》，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批城市成为海平面上升脆弱区，其中包括上海。一些国际组织甚至发出吓人的声音，认为上海不久将被淹没于水下。严峻的现实也许给了_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展开建设性干预行动的机会。
何琴说，“NGO在中国也正慢慢发展，这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