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记得母亲的头上总爱搭条头巾。头巾似乎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母亲的头巾很简单，是那种花九角钱就能从商店里买到的洗脸毛巾。但母亲搭头巾却很讲究一定要搭出棱角，里面还会衬张报纸，不像隔壁阿三婆的头巾总是耷拉着，活像童话插图里的巫婆。后来母亲有了头痛的毛病，就常常把头巾扎得更紧些。“扎紧些，痛就轻些。”母亲说。
　　 至今我仍记得，母亲的头巾曾经救过我一命。那是一个冬天，我与小伙伴们在村后石板塘玩水，不小心滑了进去。那塘很深很大，传说里面还有水怪。我怕得要命，死死抓着泥岸，岸很陡很滑，怎么也固定不住。正值危难之际，只见母亲飞奔而来，风扬起她的头巾梢子，我仿佛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母亲人未到塘边，头巾已经摘下甩了过来，我抓住头巾，被母亲拉上了岸。
　　 当晚我发起了高烧，还说胡话，阿三婆说怕是丢魂了。于是母亲便给我喊魂，用她的头巾牵着我，打落水处往家走，一路走一路唤我名字，我就一路应着。说来也怪，不出几天，我便长了饭量长了精神。母亲说那是丧魂还体，落魄归家了。
　　 告别母亲的头巾，是在１７岁远渡长江北上念书时。那个秋天，父亲挑担送我，母亲送我们父子俩。等我们上船很久了，母亲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远远地见她摘下头巾，挥一挥又低下头去擦眼泪。
　　 再次见到母亲的头巾，是一段令我十分惭愧的记忆。
　　 到学校后，热气腾腾的大学生活，五光十色的都市风光，让我有些乐不思蜀，甚至连信也懒得写一封。可母亲日夜想我，就一个人坐车到学校来了。那天我们刚好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个乡下女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目。那是母亲！她拎着打补丁的灰布包裹，满面风尘。尤其是那条头巾让同学们觉得挺可笑，还有朵大红的印花火辣辣的显眼。
　　 刹那间，我的脸烧得通红，面前那样熟悉的母亲陡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竟是那样土气！一时间，我真为母亲的形象难为情。我低低地叫了声妈，就默默地领着她往寝室走，并小声叫她摘掉头巾。母亲一愣，把头巾解下顺便抽打身上的灰尘。母亲说了许多，问了许多，我只悻悻地答着或不作声。母亲看出了我的不高兴，仿佛很抱歉，说妈来了影响你学习，就不再言语，而是默默地洗了我的蚊帐、被褥。第二天，母亲就走了。
　　 母亲走时，我没有送，等她离去后却怅然若失。终于觉得惭愧，便疯了似的往车站跑。车站人很多，突然，我发现车厢里有个戴头巾的人，正是母亲。这时车已开动，我冲过去喊妈妈。检票口堵住去路，待我绕过去，火车已驶离车站。我顺着铁路回校，一路上把石子踢得飞溅。
　　 寒假到了，我把省吃俭用的零花钱加起来买了条真正的全羊毛头巾，我要送给母亲。车驰船行，一别半年的故乡近了，我有些不安，像所有内心有愧的人那样不自在起来，隐隐觉得对不起故乡。正思量着，远远见母亲从村口老榕树下迎来。近了，我才发现母亲没搭头巾，已换了顶城里老太戴的绒线编织的瓜皮帽。我下意识地捏捏包里那条绵软的羊毛头巾，不禁鼻梁一酸，母亲呵！
　　 转眼十多年过去，母亲的瓜皮帽换了一顶又一顶，帽下的头发也渐渐稀白。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见母亲搭过头巾，可母亲也许不知道，那头巾却成了我永远的内疚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