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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通过比较英国牛津运动和晚清清流派爱国运动的差异性与共性，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牛津运动”中清流派爱国运动。其次，通过对清流派的典型人物状元王仁堪、张謇爱国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个人爱国思想的异同性，并分析一个以直言敢谏著称，最后成为以仁心行实政的爱民清官；一个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兴办公益扬名，最后成为著名爱国实业家。从而，挖掘清流派的爱国思想、行为的深刻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清流派 牛津运动 王仁堪 张謇 爱国
一、中、英牛津运动之异同
1833年7月14日，牛津大学的院士兼牛津大学钦定神学讲座教授约翰·基布尔（JohnKeble，1792—1866），在发表了名为“举国叛教”的布道后揭开了牛津运动的序幕，一场英国国教的宗教复兴运动从此开始了。在此之后，一群年轻的并通过友谊和学术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牛津文学硕士们和导师团体，在纽曼（John Henry Newman）等人的领导下也相继在十二年中发表了一系列书册宣传其主张，谓之《时代书册》，而这些为此奉献的人们也被称为“书册派”。
然而，这一切的开始主要因为19世纪英国国教危机日益严重，不信奉国教诸派势力日益蔓延，并且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上开始倡导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于是具有浓厚的英国国教特性的牛津学人显然与这些精神内涵格格不入。牛津大学内部存在强势的教派特征，不信奉国教诸派复兴，自由主义和唯理主义蔓延，迫使牛津和剑桥正在朝着明显的世俗化方向发展。为了挽救信仰危机，约翰·基布尔、纽曼等人发起了这场英国国教复兴运动。仅从牛津运动的内容出发看，它可以被定义为“一场纯粹宗教性质的运动，也是一场英国圣公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宗教复兴运动。”但是，如果将这样一场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局限在宗教方面，便过于狭隘，因为它是一场“更广泛的精神和文化运动”[1]34。“既是一种精英文化，又是一种普世文化，实质上是精英文化领导下的普世文化”的运动[2]5。
同样在十九世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晚于英国半个世纪后也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而牛津大学之于英国，正如翰林院之于中国，都是贵族知识分子群英荟萃的场所，那些支持这场运动的翰林们就如同书册派的学士们和导师们一样，希望作为国教的精神与思想能够在社会当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场运动被辜鸿铭称为“中国牛津运动”[3]15。中国牛津运动的发起，就是为了反抗“在李鸿章领导下的中国，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3]27。“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反对当时李鸿章和中国自由党人所推许的外国方法和外国思想的同时，通过倡导全国遵照儒家教义，使生活更为严谨，净化国民生活的潮流”[3]38。
这些翰林们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支较有影响力的政治派别，因为它曾掀起了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此派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且直接的关系：民族危机的产生激化着各个社会阶级的矛盾，但日益腐败的清政府却在逐渐沦为列强的傀儡，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也是相互纷争不断。各派都希望为了保全地位而用清流提高自己，打击他派，这样的契机为清流派的发展留出了很适宜的空间，促使它逐渐壮大。
清流派的清议思想正是指导并支配着清议活动的理论源泉，而清议思想又为清议观所主导。它对内主张整饬纲纪，改革弊政，主要是维持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朝士大夫便要秉持儒家“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的传统诤谏信念，清流派所主要体现的即为“纳直言，广开言路”，由此体现中国文人的正气与卫道精神，是“爱民”的民本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为政顺应民心正好符合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的愿望，官僚士大夫都始终具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宏伟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用“达，则兼济天下”勉励自己。对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忠君爱国，带有“尊王攘夷”的儒家传统民族意识。
虽说清流派的出现与形成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不妨碍它在倡导举国遵照儒家教义时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上的高贵品质，毕竟，对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视是引导整个社会健全并正常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英国的书册派对英国国教的复兴正能证明这一点，类似的，翰林士大夫们推崇儒家教义净化人民思想。
不论是英国也好，中国也好，东西方社会文化孕育出的不同的“牛津运动”在形成背景方面有共通之处，都是处于社会的过渡期，不仅是社会变革的见证，更是对变革做出的反应，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再者，当时的社会都出现了一定的自由氛围，虽说二者都是对自由主义极力批判并反对的一方，但不得不承认，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正是一个理性民族所应具有的品质，而这样的年代正好能为培养这种品质提供必然的社会条件。并且，尽管从社会的进展历程看，对旧文化的执著本应该属于此阶级的落后属性，但是如果立在当时的社会角度，就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变革时的合理反应，在一部分人试图抹杀所谓的“旧文化”“旧思想”的同时，必须有人维持能代表它的思想精髓，此民族才能有其“根”，虽说实为保守，但未必不可。
二、中国牛津运动中异趣同旨的爱国观
正如前面所说，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所熏陶下的封建士大夫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通过“修身”得以“立人”，它所追求的是在个人德行的自我完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符合封建秩序的社会。这一点，清流派更是不例外，毕竟整个清流派成员都具有最高科举功名，面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国内现状，都希冀能从社会意识方面加强传统伦理观念来挽救整个衰世。然而在中国牛津动动中，清流派的两位状元以他们不同的爱国表现赢得了世人赞颂褒奖，一位是臣心如水的镇江知府王仁堪，另一位是躬亲劬劳的实业家张謇，一人为官一人经商，二人阐释了清议观中“顺民心”和“厚民生”两种不同的爱国道路。
（一）直谏爱国躬亲子民 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人，清光绪三年（187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山西学政，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等。作为清流派的政治精英，他的果敢与正直都能体现出对儒家忠义观念的践行——忠于国家、子爱人民，始终秉承君子节操，在清末混乱不堪的政坛上依旧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用尽一生阐释清流派之“清”的最好典范。
1.刚直不阿，一秉忠诚。
晚清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统治者已经呈现出衰颓之势，王仁堪在任翰林院修撰时，是当时朝中力主改革时弊的清流派重要成员。光绪五年（1879）6月，清政府任命权贵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同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允许，擅自与沙俄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吉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条约签订后，举国哗然，新科状元王仁堪和前科状元曹鸿勋等官员上疏弹劾有卖国罪的崇厚：“崇厚举屡次廷寄置若罔闻，倾心附敌，擅增多款，是为违训……请将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断而更前约。”[4]284-285在朝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崇厚被朝廷判下狱定斩，并不承认崇厚所订卖国条约。王仁堪在此事件中显示出的铮铮铁骨得到时论嘉许。
光绪十四年（1888），国内外局势动荡。“自琉球灭，越南失，缅甸亡，倭谋朝鲜以伺我东，英扰卫藏以窥我西，法扩商务觊觎滇粤，俄增战舰现造铁路，自彼得罗堡直达珲春，逼我东三省，羽翼尽剪，将及腹心。外患尽深，财力穷尽”[4]320。而就在国难当头之时，朝廷依旧为了筹备慈禧太后之寿辰庆典，动用准备建海军的经费而肆意大兴土木。王仁堪等人观此状，痛心之余直言进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发出“朝廷何能执不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4]322的感慨，认为这种行为“侵削小民之膏血”，如果不加以制止，这行为就如同“竭泽而渔”[3]323，后果不堪。他认为修缮颐和园之举并非当务之急，直谏道“颐和园虽极壮丽，在皇太后所处，不过一室之间所览，不过一山一水之胜”[4]323，希望太后能停止此项工程，以体恤百姓之苦，使“民力稍纾”[4]323。同时，他希望朝廷能广开言路，万不可闭塞，认为“纳言之诚伪不可欺”，朝中应有群臣进谏的正气之风，“士气振，下情通，内治可成，而外患可攘也”[4]325。最后还根据当时状况建议停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
这样一位直谏敢言之士却因触怒了慈禧太后，被贬至镇江任知府，尽管如此，王仁堪在地方却表现出造福百姓以乐天下的理想。
2.没世遗爱，民有馀思。
光绪十七年（1891），王仁堪出任镇江知府，政治上，他在丹阳教案发生后合理公正地处理了此事，顾全了大局；经济上，因向朝廷申请不到经费，他便自筹钱财，为民兴修水利；教育上，他创办南泠学舍和榛思书社；民生上，他打击匪患，赈济灾民……王仁堪殚精竭虑，事必躬亲，任满时为全省考绩之首。在任三年后转任苏州知府，不久即因殚精竭虑而病逝，消息不胫而走，镇江百姓闻讯后“士废业，商罢市，野辍耕，无不唏嘘流涕，设位而祭”[4]278。即使进入民国年间，清官王仁堪依然被百姓、被官府铭记于心。在镇江，王仁堪曾亲自带人疏浚早已湮没的中泠泉，使“天下第一泉”古迹复出，并保存至今，民国年间当地人思之不已，共谋在中泠泉楼上设祠祭奠，“距君之殁，已三十年，镇江士绅相聚而谋曰：乐其乐，利其利，前王殁世不忘也。宅尔宅，畋尔畋，有功于民则祀之。请以此楼为先生祠堂，永奉木主”[4]210。由此可见，他遗爱在民的公仆形象诚然可谓深入人心。
（二）实业救国兴办公益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十六岁考中秀才，后曾充任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等人的幕僚，继于书院掌教。期间，屡试不第。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恩科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甲午战争时期，张謇通过清流派首领翁同龢在朝廷政治上的影响，以新授翰林院修撰的身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宜。面对李鸿章的主和思想，张謇一向反对，并主张严惩李鸿章，于是多次进言弹劾“（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3]23-24。早年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目睹晚清政府官僚腐败、国事日非，他遂毅然放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由于和清流派有所结识，外加他个人思想的日趋成熟，成为清流派中的要员。
1.“化人为我”须开放。
张謇作为时代的领军型人物，认为开放意识是近代中国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要求中国主动顺应世界的大势，破除传统观念，吸收国外文化精髓，化人为我，从而引发政治、经济、教育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变革。
他的“开放主义”意识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形成的救国存亡、自强不息精神，在日记中他写道：“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6]487于是他在实业上也积极奉行这一理念，表现一为引进资金，二为引进设备，三为引进人才。
现代有学者统计：资金方面，1910年，张謇与美国实业界代表团团长签订中美合营银行、航运的初步方案；1912年与日本人沧知商议中日合资兴业公司事宜；1914年，议设中法劝业银行，组织游美实业报聘团；为导淮工程，与美国红十字会洽谈借2000万美金；设备方面，他分别从英美购买压榨油机，从日本购进自动织布机；人才方面，聘任比利时的平爵内，英国的葛雷夫，瑞典的施美德等人负责水利工程；又聘请日本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人为通州师范学校讲习；聘用德国夏德门博士到医科任教[7]69。有了“开放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张謇在践行中始终保持“世界眼光”，在实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至柔至刚”振实业。
秉承“至柔惟棉，至刚惟铁”之理的张謇，以大力发展棉、铁两大工业为起点和中心，提出以“棉铁主义”有序推进工业发展。张謇说：“实业亦必有的”，“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及，犹非计也。何在？在棉铁。”[8]155他提出这个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工业时将轻重工业并举的做法值得效仿，这一提议是站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结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选择首先发展“棉”“铁”二工业。“棉”是包括种棉和纺纱、织布两个方面，“铁”则是开矿和冶炼。 张謇的棉铁主义一来是为了抵制洋商的棉铁倾销，海关贸易册是张謇提出此主义的主要基础，他较早而又较系统地研究过海关贸易册。自海禁骤开，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倾销不断，我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百姓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时，张謇与各行省到会者发起联合研究会，希望以此引起国人对海关贸易册的重视。他披览光绪、宣统两朝海关贸易册，最终悟出“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9]784-785。
3.“仁义爱民”办公益。
在实业救国的同时，张謇还产生了“教育与实业相迭为用的思想”。他提出“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0]。张謇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在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普及教育基础。1920年他把医、纺、农三校合并形成南通大学，1924年他申请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新增哲学、历史、地理、经济四个部分。使当时南通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教育体系。同时，张謇在南通增设图书馆、气象台、博物馆、剧院、公园、医院、铁路、公路等诸多公益设施，形成当时享誉中外的“南通模式”，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謇的实业救国及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产生在中国危亡的关头，这是清流派对于中国救国道路的新探索，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中、英牛津运动，都具有由社会精英引导，秉承传统精神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牛津运动的情形更加复杂，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文中所分析的两位清流派状元的不同爱国表现，但是追溯其源，他们都能秉承儒家“仁者爱人”和“经世致用”思想，与其说是“爱国”，更切实地说是“恤民”，“体恤民生以聚民心”的“民本”思想，以此实现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1]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3）.
[2]靳爱心，金良友，王慧.精英文化领导下的普世文化——英国牛津运动的文化理念探析[J].怀化学院学报，2007（5）.
[3]辜鸿铭著.语桥译.清流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4]王孝绳编.王苏州遗书[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3.
[5]张诒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政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实业[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0]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艺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10299038）；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4年立项省级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10299038Z）“晚清中国牛津运动爱国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
指导教师：王勇
关键词： 清流派 牛津运动 王仁堪 张謇 爱国
一、中、英牛津运动之异同
1833年7月14日，牛津大学的院士兼牛津大学钦定神学讲座教授约翰·基布尔（JohnKeble，1792—1866），在发表了名为“举国叛教”的布道后揭开了牛津运动的序幕，一场英国国教的宗教复兴运动从此开始了。在此之后，一群年轻的并通过友谊和学术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牛津文学硕士们和导师团体，在纽曼（John Henry Newman）等人的领导下也相继在十二年中发表了一系列书册宣传其主张，谓之《时代书册》，而这些为此奉献的人们也被称为“书册派”。
然而，这一切的开始主要因为19世纪英国国教危机日益严重，不信奉国教诸派势力日益蔓延，并且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上开始倡导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于是具有浓厚的英国国教特性的牛津学人显然与这些精神内涵格格不入。牛津大学内部存在强势的教派特征，不信奉国教诸派复兴，自由主义和唯理主义蔓延，迫使牛津和剑桥正在朝着明显的世俗化方向发展。为了挽救信仰危机，约翰·基布尔、纽曼等人发起了这场英国国教复兴运动。仅从牛津运动的内容出发看，它可以被定义为“一场纯粹宗教性质的运动，也是一场英国圣公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宗教复兴运动。”但是，如果将这样一场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局限在宗教方面，便过于狭隘，因为它是一场“更广泛的精神和文化运动”[1]34。“既是一种精英文化，又是一种普世文化，实质上是精英文化领导下的普世文化”的运动[2]5。
同样在十九世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晚于英国半个世纪后也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而牛津大学之于英国，正如翰林院之于中国，都是贵族知识分子群英荟萃的场所，那些支持这场运动的翰林们就如同书册派的学士们和导师们一样，希望作为国教的精神与思想能够在社会当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场运动被辜鸿铭称为“中国牛津运动”[3]15。中国牛津运动的发起，就是为了反抗“在李鸿章领导下的中国，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3]27。“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反对当时李鸿章和中国自由党人所推许的外国方法和外国思想的同时，通过倡导全国遵照儒家教义，使生活更为严谨，净化国民生活的潮流”[3]38。
这些翰林们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支较有影响力的政治派别，因为它曾掀起了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此派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且直接的关系：民族危机的产生激化着各个社会阶级的矛盾，但日益腐败的清政府却在逐渐沦为列强的傀儡，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也是相互纷争不断。各派都希望为了保全地位而用清流提高自己，打击他派，这样的契机为清流派的发展留出了很适宜的空间，促使它逐渐壮大。
清流派的清议思想正是指导并支配着清议活动的理论源泉，而清议思想又为清议观所主导。它对内主张整饬纲纪，改革弊政，主要是维持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朝士大夫便要秉持儒家“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的传统诤谏信念，清流派所主要体现的即为“纳直言，广开言路”，由此体现中国文人的正气与卫道精神，是“爱民”的民本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为政顺应民心正好符合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的愿望，官僚士大夫都始终具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宏伟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用“达，则兼济天下”勉励自己。对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忠君爱国，带有“尊王攘夷”的儒家传统民族意识。
虽说清流派的出现与形成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不妨碍它在倡导举国遵照儒家教义时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上的高贵品质，毕竟，对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视是引导整个社会健全并正常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英国的书册派对英国国教的复兴正能证明这一点，类似的，翰林士大夫们推崇儒家教义净化人民思想。
不论是英国也好，中国也好，东西方社会文化孕育出的不同的“牛津运动”在形成背景方面有共通之处，都是处于社会的过渡期，不仅是社会变革的见证，更是对变革做出的反应，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再者，当时的社会都出现了一定的自由氛围，虽说二者都是对自由主义极力批判并反对的一方，但不得不承认，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正是一个理性民族所应具有的品质，而这样的年代正好能为培养这种品质提供必然的社会条件。并且，尽管从社会的进展历程看，对旧文化的执著本应该属于此阶级的落后属性，但是如果立在当时的社会角度，就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变革时的合理反应，在一部分人试图抹杀所谓的“旧文化”“旧思想”的同时，必须有人维持能代表它的思想精髓，此民族才能有其“根”，虽说实为保守，但未必不可。
二、中国牛津运动中异趣同旨的爱国观
正如前面所说，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所熏陶下的封建士大夫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通过“修身”得以“立人”，它所追求的是在个人德行的自我完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符合封建秩序的社会。这一点，清流派更是不例外，毕竟整个清流派成员都具有最高科举功名，面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国内现状，都希冀能从社会意识方面加强传统伦理观念来挽救整个衰世。然而在中国牛津动动中，清流派的两位状元以他们不同的爱国表现赢得了世人赞颂褒奖，一位是臣心如水的镇江知府王仁堪，另一位是躬亲劬劳的实业家张謇，一人为官一人经商，二人阐释了清议观中“顺民心”和“厚民生”两种不同的爱国道路。
（一）直谏爱国躬亲子民 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人，清光绪三年（187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山西学政，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等。作为清流派的政治精英，他的果敢与正直都能体现出对儒家忠义观念的践行——忠于国家、子爱人民，始终秉承君子节操，在清末混乱不堪的政坛上依旧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用尽一生阐释清流派之“清”的最好典范。
1.刚直不阿，一秉忠诚。
晚清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统治者已经呈现出衰颓之势，王仁堪在任翰林院修撰时，是当时朝中力主改革时弊的清流派重要成员。光绪五年（1879）6月，清政府任命权贵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同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允许，擅自与沙俄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吉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条约签订后，举国哗然，新科状元王仁堪和前科状元曹鸿勋等官员上疏弹劾有卖国罪的崇厚：“崇厚举屡次廷寄置若罔闻，倾心附敌，擅增多款，是为违训……请将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断而更前约。”[4]284-285在朝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崇厚被朝廷判下狱定斩，并不承认崇厚所订卖国条约。王仁堪在此事件中显示出的铮铮铁骨得到时论嘉许。
光绪十四年（1888），国内外局势动荡。“自琉球灭，越南失，缅甸亡，倭谋朝鲜以伺我东，英扰卫藏以窥我西，法扩商务觊觎滇粤，俄增战舰现造铁路，自彼得罗堡直达珲春，逼我东三省，羽翼尽剪，将及腹心。外患尽深，财力穷尽”[4]320。而就在国难当头之时，朝廷依旧为了筹备慈禧太后之寿辰庆典，动用准备建海军的经费而肆意大兴土木。王仁堪等人观此状，痛心之余直言进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发出“朝廷何能执不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4]322的感慨，认为这种行为“侵削小民之膏血”，如果不加以制止，这行为就如同“竭泽而渔”[3]323，后果不堪。他认为修缮颐和园之举并非当务之急，直谏道“颐和园虽极壮丽，在皇太后所处，不过一室之间所览，不过一山一水之胜”[4]323，希望太后能停止此项工程，以体恤百姓之苦，使“民力稍纾”[4]323。同时，他希望朝廷能广开言路，万不可闭塞，认为“纳言之诚伪不可欺”，朝中应有群臣进谏的正气之风，“士气振，下情通，内治可成，而外患可攘也”[4]325。最后还根据当时状况建议停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
这样一位直谏敢言之士却因触怒了慈禧太后，被贬至镇江任知府，尽管如此，王仁堪在地方却表现出造福百姓以乐天下的理想。
2.没世遗爱，民有馀思。
光绪十七年（1891），王仁堪出任镇江知府，政治上，他在丹阳教案发生后合理公正地处理了此事，顾全了大局；经济上，因向朝廷申请不到经费，他便自筹钱财，为民兴修水利；教育上，他创办南泠学舍和榛思书社；民生上，他打击匪患，赈济灾民……王仁堪殚精竭虑，事必躬亲，任满时为全省考绩之首。在任三年后转任苏州知府，不久即因殚精竭虑而病逝，消息不胫而走，镇江百姓闻讯后“士废业，商罢市，野辍耕，无不唏嘘流涕，设位而祭”[4]278。即使进入民国年间，清官王仁堪依然被百姓、被官府铭记于心。在镇江，王仁堪曾亲自带人疏浚早已湮没的中泠泉，使“天下第一泉”古迹复出，并保存至今，民国年间当地人思之不已，共谋在中泠泉楼上设祠祭奠，“距君之殁，已三十年，镇江士绅相聚而谋曰：乐其乐，利其利，前王殁世不忘也。宅尔宅，畋尔畋，有功于民则祀之。请以此楼为先生祠堂，永奉木主”[4]210。由此可见，他遗爱在民的公仆形象诚然可谓深入人心。
（二）实业救国兴办公益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十六岁考中秀才，后曾充任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等人的幕僚，继于书院掌教。期间，屡试不第。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恩科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甲午战争时期，张謇通过清流派首领翁同龢在朝廷政治上的影响，以新授翰林院修撰的身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宜。面对李鸿章的主和思想，张謇一向反对，并主张严惩李鸿章，于是多次进言弹劾“（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3]23-24。早年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目睹晚清政府官僚腐败、国事日非，他遂毅然放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回故里南通创办实业。由于和清流派有所结识，外加他个人思想的日趋成熟，成为清流派中的要员。
1.“化人为我”须开放。
张謇作为时代的领军型人物，认为开放意识是近代中国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要求中国主动顺应世界的大势，破除传统观念，吸收国外文化精髓，化人为我，从而引发政治、经济、教育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变革。
他的“开放主义”意识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形成的救国存亡、自强不息精神，在日记中他写道：“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6]487于是他在实业上也积极奉行这一理念，表现一为引进资金，二为引进设备，三为引进人才。
现代有学者统计：资金方面，1910年，张謇与美国实业界代表团团长签订中美合营银行、航运的初步方案；1912年与日本人沧知商议中日合资兴业公司事宜；1914年，议设中法劝业银行，组织游美实业报聘团；为导淮工程，与美国红十字会洽谈借2000万美金；设备方面，他分别从英美购买压榨油机，从日本购进自动织布机；人才方面，聘任比利时的平爵内，英国的葛雷夫，瑞典的施美德等人负责水利工程；又聘请日本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人为通州师范学校讲习；聘用德国夏德门博士到医科任教[7]69。有了“开放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张謇在践行中始终保持“世界眼光”，在实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至柔至刚”振实业。
秉承“至柔惟棉，至刚惟铁”之理的张謇，以大力发展棉、铁两大工业为起点和中心，提出以“棉铁主义”有序推进工业发展。张謇说：“实业亦必有的”，“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及，犹非计也。何在？在棉铁。”[8]155他提出这个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工业时将轻重工业并举的做法值得效仿，这一提议是站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结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选择首先发展“棉”“铁”二工业。“棉”是包括种棉和纺纱、织布两个方面，“铁”则是开矿和冶炼。 张謇的棉铁主义一来是为了抵制洋商的棉铁倾销，海关贸易册是张謇提出此主义的主要基础，他较早而又较系统地研究过海关贸易册。自海禁骤开，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倾销不断，我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百姓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时，张謇与各行省到会者发起联合研究会，希望以此引起国人对海关贸易册的重视。他披览光绪、宣统两朝海关贸易册，最终悟出“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9]784-785。
3.“仁义爱民”办公益。
在实业救国的同时，张謇还产生了“教育与实业相迭为用的思想”。他提出“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0]。张謇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在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普及教育基础。1920年他把医、纺、农三校合并形成南通大学，1924年他申请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新增哲学、历史、地理、经济四个部分。使当时南通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教育体系。同时，张謇在南通增设图书馆、气象台、博物馆、剧院、公园、医院、铁路、公路等诸多公益设施，形成当时享誉中外的“南通模式”，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謇的实业救国及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产生在中国危亡的关头，这是清流派对于中国救国道路的新探索，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中、英牛津运动，都具有由社会精英引导，秉承传统精神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牛津运动的情形更加复杂，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文中所分析的两位清流派状元的不同爱国表现，但是追溯其源，他们都能秉承儒家“仁者爱人”和“经世致用”思想，与其说是“爱国”，更切实地说是“恤民”，“体恤民生以聚民心”的“民本”思想，以此实现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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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孝绳编.王苏州遗书[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3.
[5]张诒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政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实业[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0]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艺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10299038）；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4年立项省级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10299038Z）“晚清中国牛津运动爱国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
指导教师：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