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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18万亿元。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于8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十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二十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强调。
对此，高连奎提出了“五增五减”的财税改革方案。一是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二是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三是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四是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五是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新财税理论：个人所得税地方化
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新财税主义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个国家的财税必须得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得量化，古代一般的税10%，后来提高到20%，工业化初期到20%。后来到发展中国家提高到了30%，社会主义国家40%，欧洲发达国家在50%左右。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到初期工业国到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再到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它的税收从10%提高到50%，这是自然规律。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中国的收入水平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GDP接近一万美元，但是纯税收27%左右。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现在靠土地财政，靠税收早就财政不行了，主要就是靠土地财政。这几年爆发的财政问题非常严重。
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的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以前不需要政府收入，也不需要政府治理空气污染，古代什么都不需要政府。只需要政府维持治安。现在政府什么都得做，经济越发展，越现代化，社会分工越细，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依赖越高，公共产品越需要政府来提供。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越高，政府需要增加税收，从而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教育、医疗、养老等都需要政府。最终70%的事需要政府来做，修路和治理空气以及教育和医疗都是得靠政府的。政府不可避免的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所以政府不可避免的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这种债务危机需要财税来调整解决，但是如果不财税调整的话，赤字累计成赤字，越累计越多。
高连奎表示，“税收问题是最难解决的，税收问题第一步是影响了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一旦下滑，民间支出必须得马上下滑，因为民间支出和政府支出是一个挤出效应。一万块钱政府花了六千块钱，民间剩了四千块钱，其实货币学不是这样的，政府用政府财政，民间用民间老百姓的钱，没有冲突。政府花一万块钱不花老百姓一分钱，这是没有关系的。货币是可以不同的人同时用的，一万块钱政府可以用，老百姓可以用。政府投资压制了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上不去，民间投资必然掉下来，现在到了这样的情况。民间投资下降，很多人说到了2.8，接近零增长。简政放权，放宽限制这是微观的解决方法，但是面临的是宏观的问题。企业融资成本太高，简政放权解决不了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民间投资下降首先得解决政府投资问题，政府投资上来，民间投资就上来。”
新财税理论从财税改革角度对经济危机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改革建议：
首先，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高连奎认为，有的人占了很多的资源，如果不对他进行征税这是不平等的。巴菲特提出向我征税，因为他感觉到不平等。占社会资源多的人，有责任多交税。这是追求平等。你让马云多交税他也不会反对的，马云公司的前台可以多征税就反对。但是如何追求平等，这需要科学。我们不是增税派，也不是减税派，我们是科学的税收调整。
第二，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苹果七到8000块钱，这是高科技的产品，华为卖三千。成熟产品多收一点税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高科技的产品不要征税收了，促进它成熟，让它快速的成熟就可以。华为不要征税了，成熟产品不需要科技投入就是纯生产，华为手机90%的钱都给了科研人员，生产不需要什么钱。一旦成熟了以后成本可以降低90%左右，成熟产品多征税，科技产品不要征税。国家有首台套政策，国家都是有补贴的。90%的产品都是成熟的产品，可以增加一点税收，补贴10%不成熟的产品。
第三，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越来越贵，贵到你消费不起。小的时候理发一块钱，现在最低15块钱。我们如果用一次性的纸杯两块钱买了很多，提高到了5块钱的话是不是大家用不起了呢，不是的，这是机械化的生产很便宜的。现在盐都是规模化生产的，都是很便宜的，一包才两块钱。手工产品很贵，家具很贵，没有办法机械化。我买一双皮鞋一两千块钱，一台冰箱和彩电十年都坏不了，买鞋一年穿坏了，买衬衫一千多水洗就旧了，这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东莞生产的东西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都转移到了越南。现在白领支出大部分都是衣服和鞋，在家里买彩电可以花多少钱，冰箱可以花多少钱，电风扇可以花多少钱。空调一两千，风扇几十块钱，但是天天买衣服企业家都有可能买穷了。
第四，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企业为社会做贡献，企业的税收应该是降低，消费应该增加一点税。政府专项服务和政府专项建设增值税，美国修高速公路是靠专项征税来的，就是通过燃油税。美国罗斯福搞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艾森豪威尔搞了燃油税。现在说简政放权，所有的都免费，政府免费了以后钱压到了企业身上。可能政府很多的服务，可能政府收几块钱的工本费。政府服务应该收费，政府给谁服务，应该收谁的钱，给谁办证就收谁的钱。办证难需要解决，但是没有人说办证贵，中国应该办证难的问题，但是现在解决办证不贵还有降费的问题。钱是压倒企业最后一根稻草，办证的钱收上来以后，把企业的钱下降。 高连奎认为，“个人所得税地方化，欧洲国家要有个人所得税根本就不可能，一万块钱在北京是低收入群体，在地方是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在地方立法，但不能在全国立法。个人所得税是成为地方的财政支柱，土地财政是一次性的。中国地方政府用个人所得税来替代，个人所得税地方人大来立法，地方费办地方事，替代土地财政，这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本来债是市政府借的，但是发债券换一下，这就是债务置换，其实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换给省政府，下次是不是给中央政府，中国银行买单，最终还是需要解决问题的，利用个人所得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利用房产税来解决财政问题。税不解决，如果财政问题解决不了，利率永远是零利率，稍微有一点利率美国和日本就不敢搞，利率提高了一点政府就破产了，因为政府要还利息。如果说政府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和日本的结果加息敢吗，日本20年都不敢加息了，加息有破产。利息低是好事吗，错了，利息高是好事。金融的没钱赚，大家都没钱赚的，为什么现在金融火，因为它有钱赚，利息高，所以做金融才好。现在利息高，所以大家都玩金融，人人创投，人人天使。日本的信托原来是做企业贷款的，现在日本是做私人理财的，因为利息太低没得做。利息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做信托的不做了，做创投的不做了，做银行的也干不下去了，做保险和销售的也做不了。利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有的金融板块都没得干。没有人给实体企业做融资，企业自己融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体企业是不可能发展的。中国的金融非常好。但是还得把利息低一点。因为现在严重地分化，新企业好，老企业都死了，本身就是好的企业，就是因为融资成本太高，财务成本太高成了僵尸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话，财务成本低一点，那都是好企业了。中国人均杠杆跟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跟美国差不多，中国的需求还要翻番。中国的货币太紧，导致百业箫条，其实根本不过剩。”
减税利大于弊
“在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减税更加利大于弊。中国十几年号称总体的财政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的税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的，因为通过计算机系统联网了以后，征收也是越来越高的。”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两岸金融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濂强调。
“现在中国拉动经济，一带一路，特别是今年以来加大了财政支出，财政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支出已经超过原来的规模。”
郭濂认为，在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减税更加利大于弊。目前增加财政，一方面是中国十几年号称总体的财政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的税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的，因为通过计算机系统联网了以后，征收也是越来越高的。另一方面，今年税基也增大，目前财政支出除了基本的公共支出以外，很多都是支出在经济建设方面，但是经济建设投下去总体的效率，效果不是很好。
增加支出了以后需要补，基本上都补贴到大方面了。比如说去产能，国营的可以得到补助，但是民营得不到补助，还不如减税，减税的话都是比较公平的。特别是有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它们也是可以得到减税的优惠。不管是减税还是增税。最关键的就是优化税收征收的结构和税收的使用结构。但是总体比较而言，如果不得不选的话，我个人赞成多减税，少增加政府的支出。最近这几年政府支出的效率并不高，用于经济建设和扶贫的经济效益都不高。
房产税应该纳入其中
著名经济学家冯清表示，“以美国政府为例，所得税主要就是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人征收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2010年占40%，再加上企业所得税50%，社会保险税就是三块大的税收。地方政府的税负34%基本上来自于财产税，38%来自于消费税。我们国家的财产税没有征收，这是一个空缺，财产税的征收应该把房产税纳入财产税，房产税征收是没有道理的，交了土地使用金以后，房产税应该作为财产合并在财产税里面。对多数工薪阶层和多数百姓应该有豁免值，三千万以上征收。以下的豁免。”
冯清认为，中国社会今后出现的问题，腐败是一个，现在越来越浓厚的问题是在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两极分化将来会造成社会的很多势力抬头，这是很正常的。应该考虑征收财产税，财产税里面进行房产税，这会缩小两极分化，有利于社会进步，对多数工薪阶层不会有影响的。财政部应该考虑在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税收种类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征税是师出无名。税收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政府保护国民，它给国民提供服务，最早是马帮，慢慢变成地方政府，变成了国家政府，所以政府提供税收使纳税人有纳税义务，对纳税人进行保护，这是合理的。
政府加杠杆换取企业减杠杆
“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适当的政府加杠杆来换取企业减杠杆，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这还是必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强调。
他提出，当前需要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因为现在是过剩的阶段，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恐怕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现在提出共享发展，比如说在落实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这一种模式是政府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当然财政杠杆，税收的杠杆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杠杆不是的。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很多领域供给不足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力不从心干不了，市场和民间想自己干也干不成，通过改革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他表示，通过提升政府财力也不仅仅靠增加税收，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国有资产的无偿划拨，这是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地方，这是底牌。别的国家没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把这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解决社会保障，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是可行的。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是可以促进消费的，但是过度的福利弊端也是有的。过去我们看到西方民粹主义盛行，财政逼到了困境，这方面的教训需要吸取。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债务利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短期甚至是中期之内还是可以的。我们公共负债率跟GDP的比重现在不到60%。我们每年利息不到四千亿，三千亿的支出相对于10几万亿的财政收入来讲，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当期的财政赤字在3%左右，去年是2.4%，从现金流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担忧是对的，但是现实来看有一点为时尚早。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适当的政府加杠杆来换取企业减杠杆，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这还是必要的。”徐洪才强调。
他认为，仅仅强调优化税收结构还不够，还有金融结构和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税收的制度。也包括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的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
促增长，加税还是减税？
“经济增长现在很多人的共识就是来自生产与创新和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好的财税政策就把经济拯救，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把财税政策。政府收钱用来开支买东西，认为这个作用是不敢改变经济增长的，只是影响当时短暂时期的社会总开支以及经济增长。只是引起了波动而已。如果要把税收政策的作用说成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拉动经济走出危机，需要多一些论证。”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吴欣望提出质疑。
“我们在GDP大蛋糕里面增加税收，虽然可以为进一步的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来源，但同时肯定会从总量上挤占一部分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中国的消费支出在世界上偏低，如果挤占的话那么GDP的结构是否会不合理。我们国家目前民间投资下滑很厉害，如果征税这部分投资支出是不是进一步下行。”
对于吴欣望提出的疑问，高连奎指出。只有加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减税和美国减税是两种方法，中国是比例税，根本不需要减税，中国的税主要就是企业交的，本身就是按照比例交的，企业效益不好不需要交税。你有亏损交什么所得税，中国经济效益好的时候才能交税，倒闭的企业不需要交所得税。美国减个人所得税，中国本身就是有自减税的机制。税种机制自动减税的，没有必要再人为的搞减税，不减税已经减税。”
高连奎进一步表示，“政府生产和私人生产，私人生产永远是属于过剩状态，政府生产永远处于短缺状态。政府修路很多照样堵车，因为公共产品永远是短缺的状态。高铁修了半天还是满足不了需求，高速公路修了半天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没有说闲置的时候。市内的公路永远都是堵车的状态，一修路老百姓增长的需求很快，修一点经济增长量点，老百姓的需求扩大三点，永远赶不上老百姓的需求。但是私人企业扩张这是成倍的扩张。政府扩张是有约束的。这是一点点的扩张，扩张不了很多。公共产品一旦增加了以后，跟私人产品会达到一种平衡，经济危机可以避免，就可以达到交换的平衡。”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于8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十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二十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强调。
对此，高连奎提出了“五增五减”的财税改革方案。一是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二是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三是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四是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五是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新财税理论：个人所得税地方化
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新财税主义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个国家的财税必须得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得量化，古代一般的税10%，后来提高到20%，工业化初期到20%。后来到发展中国家提高到了30%，社会主义国家40%，欧洲发达国家在50%左右。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到初期工业国到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再到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它的税收从10%提高到50%，这是自然规律。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中国的收入水平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GDP接近一万美元，但是纯税收27%左右。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现在靠土地财政，靠税收早就财政不行了，主要就是靠土地财政。这几年爆发的财政问题非常严重。
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的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以前不需要政府收入，也不需要政府治理空气污染，古代什么都不需要政府。只需要政府维持治安。现在政府什么都得做，经济越发展，越现代化，社会分工越细，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依赖越高，公共产品越需要政府来提供。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越高，政府需要增加税收，从而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教育、医疗、养老等都需要政府。最终70%的事需要政府来做，修路和治理空气以及教育和医疗都是得靠政府的。政府不可避免的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所以政府不可避免的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这种债务危机需要财税来调整解决，但是如果不财税调整的话，赤字累计成赤字，越累计越多。
高连奎表示，“税收问题是最难解决的，税收问题第一步是影响了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一旦下滑，民间支出必须得马上下滑，因为民间支出和政府支出是一个挤出效应。一万块钱政府花了六千块钱，民间剩了四千块钱，其实货币学不是这样的，政府用政府财政，民间用民间老百姓的钱，没有冲突。政府花一万块钱不花老百姓一分钱，这是没有关系的。货币是可以不同的人同时用的，一万块钱政府可以用，老百姓可以用。政府投资压制了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上不去，民间投资必然掉下来，现在到了这样的情况。民间投资下降，很多人说到了2.8，接近零增长。简政放权，放宽限制这是微观的解决方法，但是面临的是宏观的问题。企业融资成本太高，简政放权解决不了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民间投资下降首先得解决政府投资问题，政府投资上来，民间投资就上来。”
新财税理论从财税改革角度对经济危机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改革建议：
首先，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高连奎认为，有的人占了很多的资源，如果不对他进行征税这是不平等的。巴菲特提出向我征税，因为他感觉到不平等。占社会资源多的人，有责任多交税。这是追求平等。你让马云多交税他也不会反对的，马云公司的前台可以多征税就反对。但是如何追求平等，这需要科学。我们不是增税派，也不是减税派，我们是科学的税收调整。
第二，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苹果七到8000块钱，这是高科技的产品，华为卖三千。成熟产品多收一点税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高科技的产品不要征税收了，促进它成熟，让它快速的成熟就可以。华为不要征税了，成熟产品不需要科技投入就是纯生产，华为手机90%的钱都给了科研人员，生产不需要什么钱。一旦成熟了以后成本可以降低90%左右，成熟产品多征税，科技产品不要征税。国家有首台套政策，国家都是有补贴的。90%的产品都是成熟的产品，可以增加一点税收，补贴10%不成熟的产品。
第三，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越来越贵，贵到你消费不起。小的时候理发一块钱，现在最低15块钱。我们如果用一次性的纸杯两块钱买了很多，提高到了5块钱的话是不是大家用不起了呢，不是的，这是机械化的生产很便宜的。现在盐都是规模化生产的，都是很便宜的，一包才两块钱。手工产品很贵，家具很贵，没有办法机械化。我买一双皮鞋一两千块钱，一台冰箱和彩电十年都坏不了，买鞋一年穿坏了，买衬衫一千多水洗就旧了，这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东莞生产的东西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都转移到了越南。现在白领支出大部分都是衣服和鞋，在家里买彩电可以花多少钱，冰箱可以花多少钱，电风扇可以花多少钱。空调一两千，风扇几十块钱，但是天天买衣服企业家都有可能买穷了。
第四，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企业为社会做贡献，企业的税收应该是降低，消费应该增加一点税。政府专项服务和政府专项建设增值税，美国修高速公路是靠专项征税来的，就是通过燃油税。美国罗斯福搞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艾森豪威尔搞了燃油税。现在说简政放权，所有的都免费，政府免费了以后钱压到了企业身上。可能政府很多的服务，可能政府收几块钱的工本费。政府服务应该收费，政府给谁服务，应该收谁的钱，给谁办证就收谁的钱。办证难需要解决，但是没有人说办证贵，中国应该办证难的问题，但是现在解决办证不贵还有降费的问题。钱是压倒企业最后一根稻草，办证的钱收上来以后，把企业的钱下降。 高连奎认为，“个人所得税地方化，欧洲国家要有个人所得税根本就不可能，一万块钱在北京是低收入群体，在地方是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在地方立法，但不能在全国立法。个人所得税是成为地方的财政支柱，土地财政是一次性的。中国地方政府用个人所得税来替代，个人所得税地方人大来立法，地方费办地方事，替代土地财政，这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本来债是市政府借的，但是发债券换一下，这就是债务置换，其实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换给省政府，下次是不是给中央政府，中国银行买单，最终还是需要解决问题的，利用个人所得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利用房产税来解决财政问题。税不解决，如果财政问题解决不了，利率永远是零利率，稍微有一点利率美国和日本就不敢搞，利率提高了一点政府就破产了，因为政府要还利息。如果说政府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和日本的结果加息敢吗，日本20年都不敢加息了，加息有破产。利息低是好事吗，错了，利息高是好事。金融的没钱赚，大家都没钱赚的，为什么现在金融火，因为它有钱赚，利息高，所以做金融才好。现在利息高，所以大家都玩金融，人人创投，人人天使。日本的信托原来是做企业贷款的，现在日本是做私人理财的，因为利息太低没得做。利息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做信托的不做了，做创投的不做了，做银行的也干不下去了，做保险和销售的也做不了。利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有的金融板块都没得干。没有人给实体企业做融资，企业自己融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体企业是不可能发展的。中国的金融非常好。但是还得把利息低一点。因为现在严重地分化，新企业好，老企业都死了，本身就是好的企业，就是因为融资成本太高，财务成本太高成了僵尸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话，财务成本低一点，那都是好企业了。中国人均杠杆跟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跟美国差不多，中国的需求还要翻番。中国的货币太紧，导致百业箫条，其实根本不过剩。”
减税利大于弊
“在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减税更加利大于弊。中国十几年号称总体的财政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的税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的，因为通过计算机系统联网了以后，征收也是越来越高的。”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两岸金融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濂强调。
“现在中国拉动经济，一带一路，特别是今年以来加大了财政支出，财政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支出已经超过原来的规模。”
郭濂认为，在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减税更加利大于弊。目前增加财政，一方面是中国十几年号称总体的财政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的税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的，因为通过计算机系统联网了以后，征收也是越来越高的。另一方面，今年税基也增大，目前财政支出除了基本的公共支出以外，很多都是支出在经济建设方面，但是经济建设投下去总体的效率，效果不是很好。
增加支出了以后需要补，基本上都补贴到大方面了。比如说去产能，国营的可以得到补助，但是民营得不到补助，还不如减税，减税的话都是比较公平的。特别是有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它们也是可以得到减税的优惠。不管是减税还是增税。最关键的就是优化税收征收的结构和税收的使用结构。但是总体比较而言，如果不得不选的话，我个人赞成多减税，少增加政府的支出。最近这几年政府支出的效率并不高，用于经济建设和扶贫的经济效益都不高。
房产税应该纳入其中
著名经济学家冯清表示，“以美国政府为例，所得税主要就是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人征收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2010年占40%，再加上企业所得税50%，社会保险税就是三块大的税收。地方政府的税负34%基本上来自于财产税，38%来自于消费税。我们国家的财产税没有征收，这是一个空缺，财产税的征收应该把房产税纳入财产税，房产税征收是没有道理的，交了土地使用金以后，房产税应该作为财产合并在财产税里面。对多数工薪阶层和多数百姓应该有豁免值，三千万以上征收。以下的豁免。”
冯清认为，中国社会今后出现的问题，腐败是一个，现在越来越浓厚的问题是在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两极分化将来会造成社会的很多势力抬头，这是很正常的。应该考虑征收财产税，财产税里面进行房产税，这会缩小两极分化，有利于社会进步，对多数工薪阶层不会有影响的。财政部应该考虑在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税收种类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征税是师出无名。税收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政府保护国民，它给国民提供服务，最早是马帮，慢慢变成地方政府，变成了国家政府，所以政府提供税收使纳税人有纳税义务，对纳税人进行保护，这是合理的。
政府加杠杆换取企业减杠杆
“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适当的政府加杠杆来换取企业减杠杆，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这还是必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强调。
他提出，当前需要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因为现在是过剩的阶段，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恐怕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现在提出共享发展，比如说在落实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这一种模式是政府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当然财政杠杆，税收的杠杆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杠杆不是的。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很多领域供给不足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力不从心干不了，市场和民间想自己干也干不成，通过改革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他表示，通过提升政府财力也不仅仅靠增加税收，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国有资产的无偿划拨，这是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地方，这是底牌。别的国家没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把这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解决社会保障，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是可行的。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是可以促进消费的，但是过度的福利弊端也是有的。过去我们看到西方民粹主义盛行，财政逼到了困境，这方面的教训需要吸取。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债务利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短期甚至是中期之内还是可以的。我们公共负债率跟GDP的比重现在不到60%。我们每年利息不到四千亿，三千亿的支出相对于10几万亿的财政收入来讲，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当期的财政赤字在3%左右，去年是2.4%，从现金流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担忧是对的，但是现实来看有一点为时尚早。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适当的政府加杠杆来换取企业减杠杆，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这还是必要的。”徐洪才强调。
他认为，仅仅强调优化税收结构还不够，还有金融结构和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税收的制度。也包括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的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
促增长，加税还是减税？
“经济增长现在很多人的共识就是来自生产与创新和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好的财税政策就把经济拯救，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把财税政策。政府收钱用来开支买东西，认为这个作用是不敢改变经济增长的，只是影响当时短暂时期的社会总开支以及经济增长。只是引起了波动而已。如果要把税收政策的作用说成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拉动经济走出危机，需要多一些论证。”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吴欣望提出质疑。
“我们在GDP大蛋糕里面增加税收，虽然可以为进一步的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来源，但同时肯定会从总量上挤占一部分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中国的消费支出在世界上偏低，如果挤占的话那么GDP的结构是否会不合理。我们国家目前民间投资下滑很厉害，如果征税这部分投资支出是不是进一步下行。”
对于吴欣望提出的疑问，高连奎指出。只有加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减税和美国减税是两种方法，中国是比例税，根本不需要减税，中国的税主要就是企业交的，本身就是按照比例交的，企业效益不好不需要交税。你有亏损交什么所得税，中国经济效益好的时候才能交税，倒闭的企业不需要交所得税。美国减个人所得税，中国本身就是有自减税的机制。税种机制自动减税的，没有必要再人为的搞减税，不减税已经减税。”
高连奎进一步表示，“政府生产和私人生产，私人生产永远是属于过剩状态，政府生产永远处于短缺状态。政府修路很多照样堵车，因为公共产品永远是短缺的状态。高铁修了半天还是满足不了需求，高速公路修了半天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没有说闲置的时候。市内的公路永远都是堵车的状态，一修路老百姓增长的需求很快，修一点经济增长量点，老百姓的需求扩大三点，永远赶不上老百姓的需求。但是私人企业扩张这是成倍的扩张。政府扩张是有约束的。这是一点点的扩张，扩张不了很多。公共产品一旦增加了以后，跟私人产品会达到一种平衡，经济危机可以避免，就可以达到交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