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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个老人走了。天边陨落了一颗星，而世界却出奇地宁静。
1993 年8 月17 日，北京，炎夏的一个平淡午后，冯康逝世。
作为中国应用数学的领军人物，中国著名数学家冯康一生成就卓著，辞世之时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震动。
国际数学界最隆重的盛会，是四年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 年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具有百年历史的盛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四千多位数学家与会。时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的帕利斯（Jacob Palis）教授和江泽民、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幕式。开幕式上帕利斯这样评价：“中国数学科学这棵大树是由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 以及谷超豪、吴文俊和廖山涛，及最近的丘成桐、田刚等人培育和奠基的。”
陈省身、华罗庚、谷超豪……都已耳熟能详，而在冯康逝世的1993年，在2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人却未必知道这个同样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的荣耀，尚待追认。
“一门四杰”传奇
冯家祖籍绍兴，父亲冯祖培在辛亥革命后先后在南昌、南京、六合、无锡等地政府任职，家人也随他任所的变换而经常迁徙。母亲严素卿祖籍也是绍兴，生长在安徽望江，没有读过书，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
在冯祖培四处奔波的几年中， 冯家的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四兄妹的出生地各不相同。1915 年大哥冯焕出生在南京，小名阿欢，取“欢”之谐音。1917 年姐姐冯慧生于六合。1920 年冯康出生在无锡。由于出生时身体不太好，家人希望他能健康成长，因此取名“康”。 1923 年端午节前夕，小弟冯端出生于苏州，家人因此为其取名“端”。
谁也没有想到，这四个孩子在几十年后， 分别在电机工程、动物研究、数学研究及物理学研究方面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大家，成为鼎鼎大名的“冯氏四兄妹”。冯焕后赴美留学，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冯慧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冯康是一流数学家，冯端是物理学大家。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冯康、冯端和他们的姐夫叶笃正同时当选，在科学界传为佳话。
冯康出生后不久，父亲从无锡卸任， 带着全家定居在了苏州。冯家四兄妹都曾就读于苏州中学。那一段时光是宁静而幸福的。冯端回忆当年，觉得哥哥冯康有些“怪异”。“因为我们兄弟俩的年龄比较近，所以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起玩。踢皮球，打乒乓球……冯康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我们玩得也非常开心。兄弟俩在一起有说有笑，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可是一到了外边，出了家门，冯康就不愿意和我说话，甚至连上学、放学也不愿意和我一起走，觉得和我在一起会‘丑’了他，没面子。”冯端至今也不明白小时候哥哥为什么会那样对待自己，或许当年在冯康看来，弟弟只是一个小孩子，而自己却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四兄妹之间从小相互影响。大哥冯焕很喜欢读书，为弟妹们带了好头，家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他们团结而独立，拥有各自良好的学习方法。除了姐姐冯慧，兄弟三人几乎从来不开夜车。学习是轻松愉快的，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
1933年，大哥冯焕考入了中央大学电机系。那个年代大学的电机工程系被认为是最有用的，也是出路最好的，竞争最为激烈。也许是受大哥影响，也许是好胜心太强，1939年冯康同样报考了已因战火迁到内地的中央大学电机系。9 月，冯康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入学后，冯康却逐渐发觉工科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决定转到理科，锁定的目标是物理专业。由于提出转系申请的时间太迟，他一时只能同时修读电机和物理两个学系的课程。
迁往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经常有日寇飞机来轰炸。许多校舍和课室都是临时搭建的，房顶都是用草铺成的，墙是用竹子编的，在外面涂上泥巴，然后在外层刷上石灰水。宿舍是大统铺，几十个人挤一个房间，那种艰苦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1941 年，脊椎结核病侵入冯康风华正茂的身体。这是由结核杆菌侵入骨或关节而引起的化脓性破坏性病变，开始发作时，冯康还在同时修读电机系和物理系的课程。沉重的功课负担、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病痛的折磨，使他的生活一下子跌入了黑暗的谷底。冯康的脊椎出现了明显的弯曲。
尽管病魔在一天天侵蚀冯康的身体，但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到大学三、四年级，冯康差不多已经将物理系和电机系的主要课程读完，他的兴趣从物理学转到数学，而且更倾向于抽象的纯粹数学。
许多学者对冯康大学时的这段经历都特别关注，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段经历为冯康的数学家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如果一位学者从大学开始一直都在数学系学习，在后来的应用数学研究工作中，常常会因为缺乏物理和工程知识而遇到困难。而从事工程和应用物理的研究工作者，也时常由于数学知识的欠缺，无法迅速和巧妙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一个应用数学家具备了工程、物理和数学三个方面的背景，他在很多方向的研究便会顺畅许多。
冯康后来回忆说： “这一时期因骨结核病经年久患失医，形成残废， 同时接连几年痢疾不断，健康情况特别坏……有时觉得前途暗淡。1945 年夏， 抗战胜利，世界大战结束，我却病势沉重辗转病榻，一方面欢欣鼓舞，一方面因病对自己前途悲观，也怕连累家人成为一辈子的负担，心情很沉重。”
弟弟冯端回忆说：“这一时期是冯康对数学兴趣最浓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数学家。当时他躺在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著作。我帮他从中央大学图书馆借阅Springer 出版的黄皮书，共有十几本， 其中有Hausdorff 的集合论，Artin 的代数学等，此外还有市面上买得到的影印书， 如Weyl 的“ 经典群”，Pontryagin 的“拓扑群”等。”
除了让弟弟帮着从图书馆借阅数学书籍外，一年多的时间里，冯康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他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诗句与独白，在用英语的大声朗读中获得安慰与鼓励。 “让受伤的鹿去哭泣哀号，无恙的野兔嬉闹玩耍，有的该守夜，有的该睡觉……世道就是如此运转。”
1945 年秋天，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靠着自身抵抗力，冯康化脓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自动愈合了。
冯康再次能够站起来，却留下了驼背的终身残疾。
辉煌有限元
1945年9月，冯康被复旦大学数理系聘为助教。此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不久又经人推荐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一年半后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教。由此，冯康开始走上了深入钻研数学之路。在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冯康结束了孤身一人的自学阶段。他不断参加数学讨论班，拓展视野，更有幸师从陈省身、华罗庚等中国当代知名数学家，近距离聆听名家的亲身教诲。华罗庚对冯康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华罗庚出任第一任所长。冯康被选调到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不久，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又前往苏联莫斯科斯捷克洛夫（Steklov）数学研究所进修。
1956年，华罗庚领衔担任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中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的专家。他牵头抽调干练的科技力量，从事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6年8月25日，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初期主要肩负两项任务：一是尽快研制出电子计算机，二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国防与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计算任务。计算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整机与组件的研究，主要肩负研制计算机的重任，而三室则是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承担解决国防与经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任务。
1957年初，冯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学术优秀的冯康很快就成了三室学术的掌舵人。当时他只有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今天中国计算数学和工程计算很多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当年都是和冯康在三室并肩战斗的同事。
在人的一生中，机遇与际遇如同两个孪生兄弟，如影相随。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会让人生的际遇改变；有时候，人生的际遇又会让失去的机遇重生。
有限元对于冯康来说就是改变了他人生际遇的一次机遇。没有有限元，冯康的名字在今天就不会被人们一次次地提起，他也就不会傲然地站在世界级数学大师之列。
有限元的发现和发展蕴含了一个又一个曲折的故事，凝结了太多科学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与个人恩怨，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无法遮挡冯康的光芒。冯康以他独有的数学高度与思想，不但发现并找到了这片数学王国的“美丽花园”，并且还给出了关于有限元方法充足的理论根据。冯康的高度与深度是同时代的许多研究者所无法超越的。
黄河之上的刘家峡，是中国著名的地标。刘家峡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超过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也是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超过百米的大型混凝土坝。然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刘家峡大坝遇到了一系列设计计算和建设方面的难题，造成大坝工程进展缓慢。
中科院计算所承担了水坝工程的计算问题。黄鸿慈、崔俊芝等科研人员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长期进展缓慢。冯康在计算所的一次学术报告上重点讲述了一篇文章，提出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思想让他们茅塞顿开，在漫长的黑暗摸索后终于看到了光亮与希望。
1963年夏天，在冯康的带领下同事们掀起了钻研与探讨差分方法的热潮，以此来攻坚水坝问题的难题。1964年“五一”节，对于三室的同事来说心里是暖洋洋的，经过多年的刻苦攻关、废寝忘食，水坝计算的系统研究终于有了结果，刘家峡大坝的应力分析已经使用户满意。“五一”过后不久，在计算所302房间，冯康、黄鸿慈、崔俊芝等人激动地向刘家峡大坝工程设计组的负责人员进行了汇报。1966年10月刘家峡大坝截流成功时，三室有关人员曾收到一份落款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明码电报，祝贺和表彰计算所三室在刘家峡水电工程建设中的突出贡献。
这似乎已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时隔不久，由刘家峡大坝的计算，又引发了一个更美丽的结局。
冯康在指导与总结刘家峡水坝计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整套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计算方法，一个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有限元方法。这一方法的发现在计算数学领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那是一个令人激情燃烧的年代，是国家呼唤计算数学飞速发展的年代，冯康在许多场合都反复提到有限元方法的提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三室同事水坝计算的大量实践，冯康就不会发展有限元方法的系统理论。而如果没有冯康的数学境界与思想高度，也不会有有限元方法的发现和理论化。冯康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数学理论的证明，而是一个方法从数学角度的重新发现，并且使得这个方法得以更广泛地应用。
疯狂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学术权威的冯康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批判。1968年8月，与冯康同在三室工作的兼职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董铁宝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关押在北大的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冯康有一个在美国的哥哥，又出身于一个封建幕僚的家庭，这些都足以成为他被关押的罪状。冯康断定噩运正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连续几个晚上，冯康彻夜难眠。出走的念头不断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逃离这是非之地。8月3日早晨，趁这个城市还没有醒来，冯康离开了住所。如同梦游，他甚至没有想好周密的出走计划，身上带了几百元钱。他只知道，必须离开北京这个依然让他留恋的城市，因为这里很危险。
后来，我们在冯康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到他所描述的逃跑过程：
“8月3日（星期六）晨约5点半离开中关村至黄庄搭31路车直达西直门，并从西直门火车站搭7点55分的西（直门）沙（城）慢车离开北京。后来怕西直门遇见熟人改在白石桥转55路（动物园至永定路），中间在半壁店下车转36路车（阜成门至门头沟）至三家店下车，步行到三家店火车站。买了三家店至风陵渡的火车票，该次车到达和离开三家店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原来定的计划是由北京走沙线经沙城、大同到风陵渡，过黄河转至宝鸡、成都、重庆。由重庆坐轮船沿江东下到武汉，转轮船至长江下游，或从武汉坐火车至浙江杭州或至江苏南京。火车于当日中午11点30分到达沙城，吃了一顿午饭，于下午2点乘去大同方面的慢车。下午6点钟到大同站，没有出站，探明了大同至太原的车次时刻。当晚只有一班至太原的车，10点发车。我已在候车室排了队。听旅客说风陵渡可能不通，风陵渡以西陕西境内有武斗，可能有麻烦。又说风陵渡转宝鸡入川，看来路短，实际要多次换车，摆渡过黄河很麻烦，走西北线天气……” 冯康的上述“交待”写得混乱，甚至有些矛盾，比如说准备从武汉坐火车去杭州，当时这条线的火车应该没有开通。也许是被逼无奈，也许是有意写得矛盾，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冯康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西北线。他先跑到银川，后来又经兰州、西安，最后辗转到达苏州。此刻舟车劳顿已让他体力严重透支，身上的钱也几乎用尽了，他的精神状态也接近崩溃。
悲怆中的冯康突然想到了死，他买来安眠药、绳索和刀放在袋子里。其实，他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只知道长眠故乡是他能够作出的唯一的凄美抉择……
正当冯康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时，计算所有两位工作人员正好出差路过苏州，他们在饭后散步时看到远处一个人很像冯康。北京正在追查冯康的去向，他们立即和北京的计算所联系并得到证实。
北京方面迅速派人把冯康押解回京。如果没有这次戏剧性的相遇，冯康的人生恐怕在苏州就结束了。他被押解回京后遭到红卫兵批斗，罪名是“七国特务”，包括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美国特务等。“国民党特务”源于他读高中时参加过的军训，而“苏修特务”的恶名与留学苏联的经历有关。至于“美国特务”，冯康早也预料到了，大哥冯焕在美国，他怎样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冯康的家被抄了，仅有的两居室也被人占去了一间。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冯康一直都是与人共住一个单元。冯康被关押在所里，不能回家，只能被迫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交代了还要交代，揭发了还要再揭发。严酷的审问与批斗，各种威胁与侮辱，对人精神与肉体接连不断的折磨，让冯康看不到任何希望。
冯康的防线开始被击垮了，他开始胡乱地、疯狂地交代，承认自己是“七国特务”，承认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还要为自己编造一些罪名。他开始揭发家人，弟弟冯端、姐姐冯慧、姐夫叶笃正全部被牵连进来。于是，冯康的家人也遭到迫害。
每天早上上班前，冯康要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计算所的大楼前“请罪”。造反派要求他们拿着扫把，当众念毛主席语录，低头认罪。批斗更是家常便饭。
那种黑白颠倒、人格扭曲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年左右，冯康因为“认罪”态度良好而被从专政队放了出来。此后的惩罚是在计算所扫楼道，坐小板凳。冯康没有了工作的地方，在计算所三室走廊内放置一个小桌，他每天就是要坐在小桌前写交代材料。
计算所的同事中流传着一个故事：石油部曾经有一个姓汪的院士，遇到了计算方面的难题，有人建议他去找冯康。他在计算所的楼道碰到一个老头坐在小桌前写东西，就问老头冯康的办公室。老头回答：“我就是冯康……”
1969年10月，“广播通讯系统会议”召开，不少部门反映天线太大，不易隐蔽，会议决定组织天线小型化的全国性会战，这就是“1019任务”。这次任务为冯康带来了新的转机。在进行小天线电磁场计算时科研人员发现遇到的物理难题比较多，不解决这些难题，就无法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在计算所，只有冯康有着深厚的物理背景，于是，他们向军代表和工宣队建议，让还在坐“小板凳”的冯康来协助解决一些理论问题。
从此，崔俊芝当上了冯康的“领导”。他每天早上8点给冯康布置“作业”，预先写好一个公式，让冯康进行推导，下午6点让冯康交“作业”。崔俊芝每次和冯康交谈都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互动”方式大概持续了近两个月，冯康认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作业”，有效地保证了小天线计算的顺利完成。
冯康参与“1019”任务所做的工作是秘密的。对于当时“1019”任务组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神秘人物”正是被诬蔑为“特务”、天天坐“小板凳”的数学家冯康。冯康后来称这段经历是“他在最不幸的年代里度过的最充实的时光”。他也因此和崔俊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此后，冯康的“历史问题”渐渐无人问津，冯康逐渐恢复了自由，却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家中原有的两居室被“专政”去了一间，剩下的一间更为狭小，于是他就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
1974年8月，由负责电子工业的四机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简称）牵头召开了计算机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748 会议”。会议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启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加速了计算机中文化的进程。在这次会议上，冯康作为中科院的主要报告人，已经成为大会的“主角”。“748 会议”成为冯康恢复专家地位的标志。
1975年，他又在计算所做了一个关于应用数学发展方向的报告。来自北京数学界、物理界和力学界的200多位学者坐满了计算所的阶梯教室。在报告中，冯康讲到了“孤立子”（Soliton）、混沌（Chaos）以及突变（Catastrop）的数学理论。他在报告中从物理问题出发，谈到了物理与数学的关联性，并强调数学只有保留物理的特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由于他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跨学科的“孤立子”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震撼与反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听过冯康的报告对其他人说，仅凭这个报告中关于孤立子问题的阐述就可以推荐冯康做物理学的院士。
“文革”噩梦终于结束了。1977年8月，恢复工作仅仅10多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格极高，范围极小，参加会议的33名代表都是当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精英和骨干。冯康作为科技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后来，冯康和交往密切的朋友还聊起这段往事，他说通过这次会议他对邓小平非常钦佩，觉得邓公的确高人一筹。“会上许多科学家们都在诉苦，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邓小平只说了一句，‘我也受了很多苦’，他希望大家还是往前看，怎样把科学发展好。”
历史的阴霾逐渐散去，春天悄然走来。此时的冯康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1978年3月，在冯康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成立，冯康出任首届计算中心主任。 报奖风波
提到20世纪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发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飞机、电视、卫星、电子计算机、无线通讯技术等等这些与人们近在咫尺、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事实上，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有限元方法是在工程设计领域的一个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发明，间接地与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限元方法的理论不仅在应用数学领域被广为接受，即使在纯数学领域也得到认可。2002年北京世界数学家大会和2006年马德里世界数学家大会上，都各有一个小时的有限元问题的大会报告。在纯数学统治下的数学家大会上连续两届获此机会，足见有限元这一研究方向受到的重视程度。
俗语说：造化弄人。冯康多次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却始终与卓越的奖项擦身而过。冯康很在意一些学术奖项的评审，也曾经极力地争取过，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就连令他声名鹊起的有限元报奖也是极尽波折。
“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了评选国家自然科学奖。科学院的领导也要求各部门积极参与。对于计算中心来说，一些关于有限元的原创性文章成为报奖的首选。经过反复酝酿，四篇相关文章组成了一个报奖项目。尽管上述四篇文章中冯康仅有一篇文章，但那篇文章包含了深奥的数学理论框架，所以分量也最重。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针对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中，以及在信息、材料、工程技术等应用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贡献人士的一种奖励，一般一等奖、二等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由于“文革”十年中断了评奖，因此恢复评奖后的第一年报奖人数特别多，竞争也非常激烈。许多中国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都在报奖之列。
冯康原本以为有限元方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谁知在最后一轮的评比中，有限元方法却引起一些评审专家、学者的争议。1981年，当最终的评审结果传出时，有限元方法仅仅获得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崔俊芝是冯康的老同事。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深知冯康对这个奖项非常重视，于是赶快找冯康商量。当时冯康正在安徽合肥参加由中国科技大学主办的一个有限元的国际大会，和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如钱伟长等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
崔俊芝悄悄传给主席台上的冯康一张纸条，就见冯康匆匆忙忙从台上跑下来，和崔俊芝一起走出会场。很多与会人士对冯康的这一举动都感到十分惊讶。
崔俊芝把评奖的结果告诉冯康，并征求冯康的意见：要不要撤奖？按照规定，在最后决定公布前的特定时间内，报奖人可以申请撤销报奖申请。如果撤了，根据相关规定连续两届都不能再参评报奖了。
对于这个结果，冯康感到非常意外也十分恼火。他反复追问崔俊芝失利的原因。崔俊芝只能安慰说：“算了，论资排辈嘛，许多大人物还都是二等奖，怎么能让你得一等奖呢？”
一阵沉默之后，冯康表示同意接受二等奖这个结果。显然，这是他在无奈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他转身走向会场，继续开会。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已是很高的学术荣誉。但冯康“只要一等，不要二等”的特殊性格，使他把这个二等奖当做终生遗憾。当《计算数学》等三刊编委会为他的七十寿辰起草贺词时，他坚持要删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只保留“中国科学院一等奖”。最后该贺词只能根本不提获奖之事。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发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冯康没有去参加，据说也没有参与奖金分配。
时至今日，冯康的荣耀得到了追认。许多国际著名科学家对冯康的成果都给予极高赞誉和充分肯定。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长里翁斯（J. L. Lions）院士赞扬冯康是在对外隔绝的环境下独立创始了有限元方法，位列世界最早。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及美国数学会会长的彼得·拉克斯（P. Lax）院士后来在纪念冯康的文章中也写道：冯康独立于西方并行地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的理论，在方法的实现及理论基础的创立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2008 年12 月15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超越、不懈探索，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在短短十几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我们取得了有限元方法、层子模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果……这些重大科技成果，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有限元方法，被列为众多科学成果中的第一位，表明了国家对冯康和他的团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的充分肯定。
1993 年8 月17 日，北京，炎夏的一个平淡午后，冯康逝世。
作为中国应用数学的领军人物，中国著名数学家冯康一生成就卓著，辞世之时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震动。
国际数学界最隆重的盛会，是四年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 年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具有百年历史的盛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四千多位数学家与会。时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的帕利斯（Jacob Palis）教授和江泽民、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幕式。开幕式上帕利斯这样评价：“中国数学科学这棵大树是由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 以及谷超豪、吴文俊和廖山涛，及最近的丘成桐、田刚等人培育和奠基的。”
陈省身、华罗庚、谷超豪……都已耳熟能详，而在冯康逝世的1993年，在2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人却未必知道这个同样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的荣耀，尚待追认。
“一门四杰”传奇
冯家祖籍绍兴，父亲冯祖培在辛亥革命后先后在南昌、南京、六合、无锡等地政府任职，家人也随他任所的变换而经常迁徙。母亲严素卿祖籍也是绍兴，生长在安徽望江，没有读过书，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
在冯祖培四处奔波的几年中， 冯家的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四兄妹的出生地各不相同。1915 年大哥冯焕出生在南京，小名阿欢，取“欢”之谐音。1917 年姐姐冯慧生于六合。1920 年冯康出生在无锡。由于出生时身体不太好，家人希望他能健康成长，因此取名“康”。 1923 年端午节前夕，小弟冯端出生于苏州，家人因此为其取名“端”。
谁也没有想到，这四个孩子在几十年后， 分别在电机工程、动物研究、数学研究及物理学研究方面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大家，成为鼎鼎大名的“冯氏四兄妹”。冯焕后赴美留学，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冯慧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冯康是一流数学家，冯端是物理学大家。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冯康、冯端和他们的姐夫叶笃正同时当选，在科学界传为佳话。
冯康出生后不久，父亲从无锡卸任， 带着全家定居在了苏州。冯家四兄妹都曾就读于苏州中学。那一段时光是宁静而幸福的。冯端回忆当年，觉得哥哥冯康有些“怪异”。“因为我们兄弟俩的年龄比较近，所以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起玩。踢皮球，打乒乓球……冯康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我们玩得也非常开心。兄弟俩在一起有说有笑，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可是一到了外边，出了家门，冯康就不愿意和我说话，甚至连上学、放学也不愿意和我一起走，觉得和我在一起会‘丑’了他，没面子。”冯端至今也不明白小时候哥哥为什么会那样对待自己，或许当年在冯康看来，弟弟只是一个小孩子，而自己却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四兄妹之间从小相互影响。大哥冯焕很喜欢读书，为弟妹们带了好头，家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他们团结而独立，拥有各自良好的学习方法。除了姐姐冯慧，兄弟三人几乎从来不开夜车。学习是轻松愉快的，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
1933年，大哥冯焕考入了中央大学电机系。那个年代大学的电机工程系被认为是最有用的，也是出路最好的，竞争最为激烈。也许是受大哥影响，也许是好胜心太强，1939年冯康同样报考了已因战火迁到内地的中央大学电机系。9 月，冯康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入学后，冯康却逐渐发觉工科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决定转到理科，锁定的目标是物理专业。由于提出转系申请的时间太迟，他一时只能同时修读电机和物理两个学系的课程。
迁往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经常有日寇飞机来轰炸。许多校舍和课室都是临时搭建的，房顶都是用草铺成的，墙是用竹子编的，在外面涂上泥巴，然后在外层刷上石灰水。宿舍是大统铺，几十个人挤一个房间，那种艰苦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1941 年，脊椎结核病侵入冯康风华正茂的身体。这是由结核杆菌侵入骨或关节而引起的化脓性破坏性病变，开始发作时，冯康还在同时修读电机系和物理系的课程。沉重的功课负担、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病痛的折磨，使他的生活一下子跌入了黑暗的谷底。冯康的脊椎出现了明显的弯曲。
尽管病魔在一天天侵蚀冯康的身体，但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到大学三、四年级，冯康差不多已经将物理系和电机系的主要课程读完，他的兴趣从物理学转到数学，而且更倾向于抽象的纯粹数学。
许多学者对冯康大学时的这段经历都特别关注，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段经历为冯康的数学家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如果一位学者从大学开始一直都在数学系学习，在后来的应用数学研究工作中，常常会因为缺乏物理和工程知识而遇到困难。而从事工程和应用物理的研究工作者，也时常由于数学知识的欠缺，无法迅速和巧妙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一个应用数学家具备了工程、物理和数学三个方面的背景，他在很多方向的研究便会顺畅许多。
冯康后来回忆说： “这一时期因骨结核病经年久患失医，形成残废， 同时接连几年痢疾不断，健康情况特别坏……有时觉得前途暗淡。1945 年夏， 抗战胜利，世界大战结束，我却病势沉重辗转病榻，一方面欢欣鼓舞，一方面因病对自己前途悲观，也怕连累家人成为一辈子的负担，心情很沉重。”
弟弟冯端回忆说：“这一时期是冯康对数学兴趣最浓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数学家。当时他躺在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数学的经典著作。我帮他从中央大学图书馆借阅Springer 出版的黄皮书，共有十几本， 其中有Hausdorff 的集合论，Artin 的代数学等，此外还有市面上买得到的影印书， 如Weyl 的“ 经典群”，Pontryagin 的“拓扑群”等。”
除了让弟弟帮着从图书馆借阅数学书籍外，一年多的时间里，冯康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他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诗句与独白，在用英语的大声朗读中获得安慰与鼓励。 “让受伤的鹿去哭泣哀号，无恙的野兔嬉闹玩耍，有的该守夜，有的该睡觉……世道就是如此运转。”
1945 年秋天，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靠着自身抵抗力，冯康化脓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自动愈合了。
冯康再次能够站起来，却留下了驼背的终身残疾。
辉煌有限元
1945年9月，冯康被复旦大学数理系聘为助教。此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不久又经人推荐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一年半后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教。由此，冯康开始走上了深入钻研数学之路。在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冯康结束了孤身一人的自学阶段。他不断参加数学讨论班，拓展视野，更有幸师从陈省身、华罗庚等中国当代知名数学家，近距离聆听名家的亲身教诲。华罗庚对冯康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华罗庚出任第一任所长。冯康被选调到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不久，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又前往苏联莫斯科斯捷克洛夫（Steklov）数学研究所进修。
1956年，华罗庚领衔担任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中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的专家。他牵头抽调干练的科技力量，从事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6年8月25日，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初期主要肩负两项任务：一是尽快研制出电子计算机，二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国防与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计算任务。计算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整机与组件的研究，主要肩负研制计算机的重任，而三室则是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承担解决国防与经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任务。
1957年初，冯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学术优秀的冯康很快就成了三室学术的掌舵人。当时他只有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今天中国计算数学和工程计算很多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当年都是和冯康在三室并肩战斗的同事。
在人的一生中，机遇与际遇如同两个孪生兄弟，如影相随。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会让人生的际遇改变；有时候，人生的际遇又会让失去的机遇重生。
有限元对于冯康来说就是改变了他人生际遇的一次机遇。没有有限元，冯康的名字在今天就不会被人们一次次地提起，他也就不会傲然地站在世界级数学大师之列。
有限元的发现和发展蕴含了一个又一个曲折的故事，凝结了太多科学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与个人恩怨，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无法遮挡冯康的光芒。冯康以他独有的数学高度与思想，不但发现并找到了这片数学王国的“美丽花园”，并且还给出了关于有限元方法充足的理论根据。冯康的高度与深度是同时代的许多研究者所无法超越的。
黄河之上的刘家峡，是中国著名的地标。刘家峡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超过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也是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超过百米的大型混凝土坝。然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刘家峡大坝遇到了一系列设计计算和建设方面的难题，造成大坝工程进展缓慢。
中科院计算所承担了水坝工程的计算问题。黄鸿慈、崔俊芝等科研人员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长期进展缓慢。冯康在计算所的一次学术报告上重点讲述了一篇文章，提出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思想让他们茅塞顿开，在漫长的黑暗摸索后终于看到了光亮与希望。
1963年夏天，在冯康的带领下同事们掀起了钻研与探讨差分方法的热潮，以此来攻坚水坝问题的难题。1964年“五一”节，对于三室的同事来说心里是暖洋洋的，经过多年的刻苦攻关、废寝忘食，水坝计算的系统研究终于有了结果，刘家峡大坝的应力分析已经使用户满意。“五一”过后不久，在计算所302房间，冯康、黄鸿慈、崔俊芝等人激动地向刘家峡大坝工程设计组的负责人员进行了汇报。1966年10月刘家峡大坝截流成功时，三室有关人员曾收到一份落款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明码电报，祝贺和表彰计算所三室在刘家峡水电工程建设中的突出贡献。
这似乎已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时隔不久，由刘家峡大坝的计算，又引发了一个更美丽的结局。
冯康在指导与总结刘家峡水坝计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整套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计算方法，一个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有限元方法。这一方法的发现在计算数学领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那是一个令人激情燃烧的年代，是国家呼唤计算数学飞速发展的年代，冯康在许多场合都反复提到有限元方法的提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三室同事水坝计算的大量实践，冯康就不会发展有限元方法的系统理论。而如果没有冯康的数学境界与思想高度，也不会有有限元方法的发现和理论化。冯康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数学理论的证明，而是一个方法从数学角度的重新发现，并且使得这个方法得以更广泛地应用。
疯狂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学术权威的冯康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批判。1968年8月，与冯康同在三室工作的兼职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董铁宝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关押在北大的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冯康有一个在美国的哥哥，又出身于一个封建幕僚的家庭，这些都足以成为他被关押的罪状。冯康断定噩运正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连续几个晚上，冯康彻夜难眠。出走的念头不断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逃离这是非之地。8月3日早晨，趁这个城市还没有醒来，冯康离开了住所。如同梦游，他甚至没有想好周密的出走计划，身上带了几百元钱。他只知道，必须离开北京这个依然让他留恋的城市，因为这里很危险。
后来，我们在冯康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到他所描述的逃跑过程：
“8月3日（星期六）晨约5点半离开中关村至黄庄搭31路车直达西直门，并从西直门火车站搭7点55分的西（直门）沙（城）慢车离开北京。后来怕西直门遇见熟人改在白石桥转55路（动物园至永定路），中间在半壁店下车转36路车（阜成门至门头沟）至三家店下车，步行到三家店火车站。买了三家店至风陵渡的火车票，该次车到达和离开三家店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原来定的计划是由北京走沙线经沙城、大同到风陵渡，过黄河转至宝鸡、成都、重庆。由重庆坐轮船沿江东下到武汉，转轮船至长江下游，或从武汉坐火车至浙江杭州或至江苏南京。火车于当日中午11点30分到达沙城，吃了一顿午饭，于下午2点乘去大同方面的慢车。下午6点钟到大同站，没有出站，探明了大同至太原的车次时刻。当晚只有一班至太原的车，10点发车。我已在候车室排了队。听旅客说风陵渡可能不通，风陵渡以西陕西境内有武斗，可能有麻烦。又说风陵渡转宝鸡入川，看来路短，实际要多次换车，摆渡过黄河很麻烦，走西北线天气……” 冯康的上述“交待”写得混乱，甚至有些矛盾，比如说准备从武汉坐火车去杭州，当时这条线的火车应该没有开通。也许是被逼无奈，也许是有意写得矛盾，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冯康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西北线。他先跑到银川，后来又经兰州、西安，最后辗转到达苏州。此刻舟车劳顿已让他体力严重透支，身上的钱也几乎用尽了，他的精神状态也接近崩溃。
悲怆中的冯康突然想到了死，他买来安眠药、绳索和刀放在袋子里。其实，他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只知道长眠故乡是他能够作出的唯一的凄美抉择……
正当冯康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时，计算所有两位工作人员正好出差路过苏州，他们在饭后散步时看到远处一个人很像冯康。北京正在追查冯康的去向，他们立即和北京的计算所联系并得到证实。
北京方面迅速派人把冯康押解回京。如果没有这次戏剧性的相遇，冯康的人生恐怕在苏州就结束了。他被押解回京后遭到红卫兵批斗，罪名是“七国特务”，包括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美国特务等。“国民党特务”源于他读高中时参加过的军训，而“苏修特务”的恶名与留学苏联的经历有关。至于“美国特务”，冯康早也预料到了，大哥冯焕在美国，他怎样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冯康的家被抄了，仅有的两居室也被人占去了一间。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冯康一直都是与人共住一个单元。冯康被关押在所里，不能回家，只能被迫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交代了还要交代，揭发了还要再揭发。严酷的审问与批斗，各种威胁与侮辱，对人精神与肉体接连不断的折磨，让冯康看不到任何希望。
冯康的防线开始被击垮了，他开始胡乱地、疯狂地交代，承认自己是“七国特务”，承认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还要为自己编造一些罪名。他开始揭发家人，弟弟冯端、姐姐冯慧、姐夫叶笃正全部被牵连进来。于是，冯康的家人也遭到迫害。
每天早上上班前，冯康要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计算所的大楼前“请罪”。造反派要求他们拿着扫把，当众念毛主席语录，低头认罪。批斗更是家常便饭。
那种黑白颠倒、人格扭曲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年左右，冯康因为“认罪”态度良好而被从专政队放了出来。此后的惩罚是在计算所扫楼道，坐小板凳。冯康没有了工作的地方，在计算所三室走廊内放置一个小桌，他每天就是要坐在小桌前写交代材料。
计算所的同事中流传着一个故事：石油部曾经有一个姓汪的院士，遇到了计算方面的难题，有人建议他去找冯康。他在计算所的楼道碰到一个老头坐在小桌前写东西，就问老头冯康的办公室。老头回答：“我就是冯康……”
1969年10月，“广播通讯系统会议”召开，不少部门反映天线太大，不易隐蔽，会议决定组织天线小型化的全国性会战，这就是“1019任务”。这次任务为冯康带来了新的转机。在进行小天线电磁场计算时科研人员发现遇到的物理难题比较多，不解决这些难题，就无法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在计算所，只有冯康有着深厚的物理背景，于是，他们向军代表和工宣队建议，让还在坐“小板凳”的冯康来协助解决一些理论问题。
从此，崔俊芝当上了冯康的“领导”。他每天早上8点给冯康布置“作业”，预先写好一个公式，让冯康进行推导，下午6点让冯康交“作业”。崔俊芝每次和冯康交谈都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互动”方式大概持续了近两个月，冯康认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作业”，有效地保证了小天线计算的顺利完成。
冯康参与“1019”任务所做的工作是秘密的。对于当时“1019”任务组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神秘人物”正是被诬蔑为“特务”、天天坐“小板凳”的数学家冯康。冯康后来称这段经历是“他在最不幸的年代里度过的最充实的时光”。他也因此和崔俊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此后，冯康的“历史问题”渐渐无人问津，冯康逐渐恢复了自由，却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家中原有的两居室被“专政”去了一间，剩下的一间更为狭小，于是他就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
1974年8月，由负责电子工业的四机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简称）牵头召开了计算机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748 会议”。会议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启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加速了计算机中文化的进程。在这次会议上，冯康作为中科院的主要报告人，已经成为大会的“主角”。“748 会议”成为冯康恢复专家地位的标志。
1975年，他又在计算所做了一个关于应用数学发展方向的报告。来自北京数学界、物理界和力学界的200多位学者坐满了计算所的阶梯教室。在报告中，冯康讲到了“孤立子”（Soliton）、混沌（Chaos）以及突变（Catastrop）的数学理论。他在报告中从物理问题出发，谈到了物理与数学的关联性，并强调数学只有保留物理的特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由于他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跨学科的“孤立子”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震撼与反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听过冯康的报告对其他人说，仅凭这个报告中关于孤立子问题的阐述就可以推荐冯康做物理学的院士。
“文革”噩梦终于结束了。1977年8月，恢复工作仅仅10多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格极高，范围极小，参加会议的33名代表都是当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精英和骨干。冯康作为科技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后来，冯康和交往密切的朋友还聊起这段往事，他说通过这次会议他对邓小平非常钦佩，觉得邓公的确高人一筹。“会上许多科学家们都在诉苦，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邓小平只说了一句，‘我也受了很多苦’，他希望大家还是往前看，怎样把科学发展好。”
历史的阴霾逐渐散去，春天悄然走来。此时的冯康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1978年3月，在冯康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成立，冯康出任首届计算中心主任。 报奖风波
提到20世纪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发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飞机、电视、卫星、电子计算机、无线通讯技术等等这些与人们近在咫尺、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事实上，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有限元方法是在工程设计领域的一个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发明，间接地与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限元方法的理论不仅在应用数学领域被广为接受，即使在纯数学领域也得到认可。2002年北京世界数学家大会和2006年马德里世界数学家大会上，都各有一个小时的有限元问题的大会报告。在纯数学统治下的数学家大会上连续两届获此机会，足见有限元这一研究方向受到的重视程度。
俗语说：造化弄人。冯康多次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却始终与卓越的奖项擦身而过。冯康很在意一些学术奖项的评审，也曾经极力地争取过，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就连令他声名鹊起的有限元报奖也是极尽波折。
“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了评选国家自然科学奖。科学院的领导也要求各部门积极参与。对于计算中心来说，一些关于有限元的原创性文章成为报奖的首选。经过反复酝酿，四篇相关文章组成了一个报奖项目。尽管上述四篇文章中冯康仅有一篇文章，但那篇文章包含了深奥的数学理论框架，所以分量也最重。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针对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中，以及在信息、材料、工程技术等应用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贡献人士的一种奖励，一般一等奖、二等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由于“文革”十年中断了评奖，因此恢复评奖后的第一年报奖人数特别多，竞争也非常激烈。许多中国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都在报奖之列。
冯康原本以为有限元方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谁知在最后一轮的评比中，有限元方法却引起一些评审专家、学者的争议。1981年，当最终的评审结果传出时，有限元方法仅仅获得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崔俊芝是冯康的老同事。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深知冯康对这个奖项非常重视，于是赶快找冯康商量。当时冯康正在安徽合肥参加由中国科技大学主办的一个有限元的国际大会，和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如钱伟长等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
崔俊芝悄悄传给主席台上的冯康一张纸条，就见冯康匆匆忙忙从台上跑下来，和崔俊芝一起走出会场。很多与会人士对冯康的这一举动都感到十分惊讶。
崔俊芝把评奖的结果告诉冯康，并征求冯康的意见：要不要撤奖？按照规定，在最后决定公布前的特定时间内，报奖人可以申请撤销报奖申请。如果撤了，根据相关规定连续两届都不能再参评报奖了。
对于这个结果，冯康感到非常意外也十分恼火。他反复追问崔俊芝失利的原因。崔俊芝只能安慰说：“算了，论资排辈嘛，许多大人物还都是二等奖，怎么能让你得一等奖呢？”
一阵沉默之后，冯康表示同意接受二等奖这个结果。显然，这是他在无奈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他转身走向会场，继续开会。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已是很高的学术荣誉。但冯康“只要一等，不要二等”的特殊性格，使他把这个二等奖当做终生遗憾。当《计算数学》等三刊编委会为他的七十寿辰起草贺词时，他坚持要删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只保留“中国科学院一等奖”。最后该贺词只能根本不提获奖之事。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发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冯康没有去参加，据说也没有参与奖金分配。
时至今日，冯康的荣耀得到了追认。许多国际著名科学家对冯康的成果都给予极高赞誉和充分肯定。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长里翁斯（J. L. Lions）院士赞扬冯康是在对外隔绝的环境下独立创始了有限元方法，位列世界最早。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及美国数学会会长的彼得·拉克斯（P. Lax）院士后来在纪念冯康的文章中也写道：冯康独立于西方并行地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的理论，在方法的实现及理论基础的创立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2008 年12 月15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超越、不懈探索，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在短短十几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我们取得了有限元方法、层子模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果……这些重大科技成果，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有限元方法，被列为众多科学成果中的第一位，表明了国家对冯康和他的团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