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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泰山府君作为统御冥府的代表形象，映射出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泰山治鬼”传说的发展以及自然神向人神的转化使泰山府君形象发生了嬗变。泰山府君形象的产生和变异一方面受到民间鬼神观念、汉代谶纬之学和历代因袭的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魏晋时期道教玄风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
【关键词】 魏晋;志怪;泰山府君;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04-03
翻检今存魏晋志怪小说，泰山府君这一形象比较集中地见于魏曹丕的《列异传》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其他志怪小说如《搜神后记》《幽冥录》也有所涉及。通过对《搜神记》等志怪小说文本的解读，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发现其中对泰山府君形象的塑造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魏晋志怪小说将“泰山”这一自然意象附着于神怪鬼魅故事之上，“泰山府君”这一角色的产生展现了魏晋时期自然意象人格化的特点。通过考察魏晋志怪小说中泰山府君形象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可管窥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创作心态及文化思想。
泰山府君形象最早见于曹丕《列异传》。《列异传》载：“胡母班为泰山府君责书诣河伯，贻其青丝履，甚精巧也。”干宝《搜神记》卷四亦对其完整故事有所載录。该故事主要叙述了三件事，先是泰山府君托胡母班传书给女婿河伯;再是泰山府君接受胡母班的请求，免除其父的苦役，调他到家乡去做土地神;一年后胡母班发现儿子们一个个死去，于是再向泰山府君求救，泰山府君答应其请求，将胡母班的父亲调离家乡。从上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志怪小说中的阴间世界有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中官职等级分明，与人间社会几无差别，而泰山府君即是阴间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并且从泰山府君听到胡母班“儿死亡至尽”后“拊掌大笑”的神态来看，这是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角色，其种种表现同于现实人情。另外，从“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来看，小说有意地为胡母班见泰山府君的事设置了特定的方式，即以“树”为媒介，并且由“绛衣驺”引导，以“暂瞑”的方式进入。
又有曹丕《列异传》叙蔡支迷路至岱宗山下，遂走入阴间见到泰山神，并借助神力使蔡支妻复活的故事。其中的“太山神”即同于泰山府君，是阴间的最高统治者。“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可见阴间的城郭、房屋、官吏、酒席同人间没有差别，以至于蔡支根本没有察觉自己身在鬼的世界，直到得知对方为太山神，才恍然大悟“所至非人间耳”。这种主人公“迷路”而误入阴府的方式，在后世的鬼怪小说如《搜神记》中也多有体现，《搜神记》卷十六《驸马都尉》写辛道度跨进秦闵王女的墓冢，《崔少府墓》写卢充进入崔少府墓，都是以无意中进入的方式实现的，带有非自觉性的色彩。再有《搜神记》卷十六描绘的蒋济故事，写蒋济儿子死后在泰山阴间做苦役，因不堪承受困苦于是托梦给母亲，请母亲转告父亲蒋济，让父亲托请即将死去到阴间做泰山令的孙阿，嘱托孙阿上任后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差事，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孙阿死后去阴间，果然将蒋济儿子转为了录事。以上三条故事中主人公愿望的实现，都是请托与泰山神、泰山令的人情关系来实现的，只要对方答应，无论是谋求一官半职，还是确保家人平安，甚至让亡妻复生，都能够顺利实现，这里的鬼世界其实就是人世界的折射。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搜神记》和《列异传》塑造的泰山府君形象十分契合，从二者的情节、结构、人物设置来看，《搜神记》对《列异传》中描绘的地府世界进行了有意识地继承与发挥。又有东晋陶潜《搜神后记》描写：“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元龙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语梅云：‘吾昨夜忽梦见作卒，迎卿来作泰山府君。’……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可见此时“泰山府君”已成为人死后的代表形象被固定下来，如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死后可尸解成仙一样，体现出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从志怪小说场景描绘的具体性来看，魏晋人观念中的地府世界已脱离了最初的模糊性与片段性，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虚幻世界，它是基于人们的现实观念构建起来的，可视为现实世界的一种变形的投影。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存在一个“死生异路”的不同于人世的世界，与人间世界相对，可将其称之为地府世界。泰山府君这一形象在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中已经被确定下来，并成为地府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既掌管着死去的人在地府的阶级、升迁、死生，又可以与活着的人相联系，并且具有真实的人的情感，相应的，泰山在魏晋人的观念中也成为了人死后的归属之处，“泰山治鬼”说在这一时期已被人普遍接受并渐趋成熟。考察前代资料，可发现魏晋之前已有“泰山治鬼”这一说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在顾炎武看来，“鬼论”作为一种理论其形成当在汉末。当时的人们在这种思想的统摄下，认为人死后有灵魂，灵魂化而为鬼归于泰山，鬼统统都是泰山府君的臣属。所谓的“泰山治鬼”即是指由泰山府君来主管天下死去之人的亡魂，泰山府君在“治鬼”的过程中行使的是冥府的职能。
从魏晋志怪小说对泰山府君的塑造来看，泰山府君一开始是作为自然神出现的，如前文所引《列异传·胡母班》一条中泰山府君召胡母班给自己的女婿河伯送信，又如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七中载：“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攀风疾雨过也。’”在这两则故事中，一个是泰山府君女嫁为河伯妇，一个是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泰山、河伯、西海都与自然山川有着密切联系，泰山府君也带有浓厚的自然神色彩。泰山府君在魏晋志怪小说所保留下的自然神的特质，与早期民众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密不可分，这一特点在前代典籍中也多有记述。如《礼记·祭法》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可见在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山川具有兴风雨的神奇力量，因此当时的人把泰山视为具有神力的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又有《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统治者们纷纷去往泰山封禅、朝拜，为万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加之汉代“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泰山被进一步神化，渐成为宗教仪式的朝拜之地。然而，泰山府君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并非一成不变，自魏晋开始，泰山神的塑造逐渐呈现出人神化的趋势，如《搜神记·蒋济》故事中的泰山令，是由现实的人死后入阴府化成;又如《搜神记·贾偶》载：“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这里的泰山令和泰山司命与自然、原始的泰山意象相分离，呈现出完全人格化的特征，已然具有了人神的性质。人们对泰山神的态度也逐渐由自然崇拜，转为对俗世的关照及宗教信仰的寄托。 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泰山府君形象的产生和变异一方面受到民间鬼神观念、汉代谶纬之学，和历代因袭的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魏晋时期道教玄风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
首先，魏晋志怪小说中的泰山府君作为山神，管辖人死后的亡灵，这源于古代先民们灵魂不死的鬼神观念。从先秦時期的记载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死后灵魂必将归宿于天地山川。例如《山海经·北山经》载“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又有《山海经》中记载夏族的祖先鲧死后化为水中的精灵，东夷人死后灵魂归于山而由山神掌管等等，展现的都是灵魂不朽的生命意识。《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这里的“幽都”和“土伯”即指死后的世界及其中的统治者。人们不仅将这种生死观念归之于自然万物，还将社会伦理秩序附着于上天崇拜和鬼神崇拜之中，如《礼记·丧服四制》云：“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见在当时人看来，鬼神是一种制约社会和人们行为的力量。另外，泰山府君与泰山冥府的产生与汉代谶纬之学联系密切。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鬼论起于汉末……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把泰山治鬼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秦汉谶纬学说的兴起。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五行相生而有阴阳，泰山因其位于中国东部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形态，因而被视作天地万物交感通灵之处。这为魏晋志怪小说中将泰山设置为人死后灵魂活动的场所，泰山府君的职能如同人间帝王，管辖着灵魂的赏罚、升迁、生死提供了思想渊源上的合理性。
其次，以泰山府君为代表的鬼神形象的存在，受到了当时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指出了魏晋人鬼神观念的无意识性，即他们认为“人鬼乃皆实有”;另一方面，其所言“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是对魏晋时期文人创作志怪所体现的实录精神的肯定。这种精神在《搜神记》的作者干宝身上也有充分体现，《晋书·干宝传》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从《晋书》记载的干宝的经历来看，鬼神之事是可以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干宝对《搜神记》的创作也是出于真实的感受。这在魏晋志怪小说中也有诸多体现，如上引泰山府君故事中的胡母班为东汉末人，事迹见于《三国志·魏志》，又如《蒋济亡儿》中的蒋济、《贾充见府公》中的贾充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魏晋人在志怪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常将真实人物与鬼神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含有史学家说事喻理的创作特点，这种真实与虚构交融的创作方式，更容易被当时的民众普遍接受，为志怪小说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第三，泰山府君形象及泰山治鬼说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魏晋时期兴起的道教玄风。据考察，东汉末年时与泰山有关的道教信仰就已产生。《后汉书》曾载张陵弟子崔文子上山采药，后炼成“黄赤散九”，并靠此在瘟疫流行之时治病救人，从此道教在泰山开始传播。道教视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府和道士理想的修行地，称其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二洞天，东岳泰山之神逐渐成为道教中的重要山神。在道教传说中，泰山神是地下之主，人死魂皆归泰山，泰山神也逐步变成了掌管阴曹地府的幽冥之王。除此之外，道教徒十分重视养生长寿及成仙之道，而鬼神小说恰好迎合了道教徒宣扬自家学说的需求，甚至有学者推测《列异传》假托曹丕之名，实为道教方士所作。回到魏晋志怪小说的文本当中也可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渗透着道教玄学义理，单就泰山府君故事的情节设置来说，胡母班的父亲、蒋济的儿子不堪地府苦役请求调任，最终果然不负期望，实现了从困苦中的解脱;又如天帝复活蔡支亡妻;再如有吏进入泰山地府，因时候不到而被司命遣返。这种死后进入地府，又被地府司命以寿命未尽为由，而遣返回人间的故事，在《搜神记》里亦有不少记述。在这些故事的背后，体现出的是道教生命至上、追求长生的精神，也是魏晋文人在道教思想及动荡的时代环境影响下，希望摆脱水深火热的现世生活、解除自身艰难困苦处境的一种希冀。
第四，在魏晋之后的观念中，人们常将“泰山府君”这一形象同佛教中主管地狱的“阎罗王”并举，甚至混为一谈，这与魏晋时期佛教对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有关。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魏晋时期逐渐被各个阶层所接纳并流行开来。直至南朝，文人创作受佛教影响更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宣扬佛理的小说，如南朝宋刘义庆撰写的《幽明录》和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搜神记》的创作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究其具体内容，远不及南朝受佛教的影响痕迹明显。从前文所引泰山府君故事来看，泰山府君管辖的泰山冥府，并没有涉及到地狱、审判、惩罚;从蒋济亡儿“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的话语也可看出，冥府的劳役与本人生前的地位、行为并无多大关联;冥府的存在形式虽有地狱的影子，如“憔悴困苦”“困苦不可处”等，但死者在冥界服摇役，其构想的依据乃是人世官署的职能，与佛教的地域观念还有较大差异。将《列异传》《搜神记》与南朝时期创造的《幽冥录》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受到佛教地域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幽冥录》中《康阿得》一条详细地讲述了康阿得在地狱的见闻，看到那里有“烧床正赤”“刀山剑树”“抱赤铜柱”等酷刑，展现出幽冥地狱的可怖景象;不仅如此，《幽明录》还将佛教道德审判、生死轮回的思想融入其中，体现出外来文化和时代思潮对魏晋志怪小说创作的全面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尽管鬼神观念普遍存在，但伴随着反抗虚伪礼教统治、“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性解放潮流，鬼神更多地寄托了人们自我的情感和愿望。从泰山府君让胡母班帮忙捎书信、并屡次答应胡母班的请求，天地设宴款待蔡支而且还帮助其亡妻复活，以及孙阿得知自己将死而毫不畏惧，反而乐于去做泰山令等种种内容来看，人对鬼神的态度没有了前代的盲目崇拜与服从，而是以一种较为平等的方式交流，并且努力把自然、鬼神等为“我”所用，按照自己的需求将鬼神理想化。这是魏晋人之自我意识在泰山府君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投射，亦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在志怪小说创作中的深刻反映。
参考文献：
[1]（晋）干宝.搜神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晋）张华.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晋）陶潜.搜神后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4]（魏）曹丕等.列异传等五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5]（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7]王元臣.泰山信仰的源流浅说[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关键词】 魏晋;志怪;泰山府君;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04-03
翻检今存魏晋志怪小说，泰山府君这一形象比较集中地见于魏曹丕的《列异传》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其他志怪小说如《搜神后记》《幽冥录》也有所涉及。通过对《搜神记》等志怪小说文本的解读，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发现其中对泰山府君形象的塑造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魏晋志怪小说将“泰山”这一自然意象附着于神怪鬼魅故事之上，“泰山府君”这一角色的产生展现了魏晋时期自然意象人格化的特点。通过考察魏晋志怪小说中泰山府君形象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可管窥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创作心态及文化思想。
泰山府君形象最早见于曹丕《列异传》。《列异传》载：“胡母班为泰山府君责书诣河伯，贻其青丝履，甚精巧也。”干宝《搜神记》卷四亦对其完整故事有所載录。该故事主要叙述了三件事，先是泰山府君托胡母班传书给女婿河伯;再是泰山府君接受胡母班的请求，免除其父的苦役，调他到家乡去做土地神;一年后胡母班发现儿子们一个个死去，于是再向泰山府君求救，泰山府君答应其请求，将胡母班的父亲调离家乡。从上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志怪小说中的阴间世界有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中官职等级分明，与人间社会几无差别，而泰山府君即是阴间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并且从泰山府君听到胡母班“儿死亡至尽”后“拊掌大笑”的神态来看，这是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角色，其种种表现同于现实人情。另外，从“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来看，小说有意地为胡母班见泰山府君的事设置了特定的方式，即以“树”为媒介，并且由“绛衣驺”引导，以“暂瞑”的方式进入。
又有曹丕《列异传》叙蔡支迷路至岱宗山下，遂走入阴间见到泰山神，并借助神力使蔡支妻复活的故事。其中的“太山神”即同于泰山府君，是阴间的最高统治者。“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可见阴间的城郭、房屋、官吏、酒席同人间没有差别，以至于蔡支根本没有察觉自己身在鬼的世界，直到得知对方为太山神，才恍然大悟“所至非人间耳”。这种主人公“迷路”而误入阴府的方式，在后世的鬼怪小说如《搜神记》中也多有体现，《搜神记》卷十六《驸马都尉》写辛道度跨进秦闵王女的墓冢，《崔少府墓》写卢充进入崔少府墓，都是以无意中进入的方式实现的，带有非自觉性的色彩。再有《搜神记》卷十六描绘的蒋济故事，写蒋济儿子死后在泰山阴间做苦役，因不堪承受困苦于是托梦给母亲，请母亲转告父亲蒋济，让父亲托请即将死去到阴间做泰山令的孙阿，嘱托孙阿上任后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差事，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孙阿死后去阴间，果然将蒋济儿子转为了录事。以上三条故事中主人公愿望的实现，都是请托与泰山神、泰山令的人情关系来实现的，只要对方答应，无论是谋求一官半职，还是确保家人平安，甚至让亡妻复生，都能够顺利实现，这里的鬼世界其实就是人世界的折射。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搜神记》和《列异传》塑造的泰山府君形象十分契合，从二者的情节、结构、人物设置来看，《搜神记》对《列异传》中描绘的地府世界进行了有意识地继承与发挥。又有东晋陶潜《搜神后记》描写：“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元龙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语梅云：‘吾昨夜忽梦见作卒，迎卿来作泰山府君。’……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可见此时“泰山府君”已成为人死后的代表形象被固定下来，如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死后可尸解成仙一样，体现出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从志怪小说场景描绘的具体性来看，魏晋人观念中的地府世界已脱离了最初的模糊性与片段性，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虚幻世界，它是基于人们的现实观念构建起来的，可视为现实世界的一种变形的投影。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存在一个“死生异路”的不同于人世的世界，与人间世界相对，可将其称之为地府世界。泰山府君这一形象在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中已经被确定下来，并成为地府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既掌管着死去的人在地府的阶级、升迁、死生，又可以与活着的人相联系，并且具有真实的人的情感，相应的，泰山在魏晋人的观念中也成为了人死后的归属之处，“泰山治鬼”说在这一时期已被人普遍接受并渐趋成熟。考察前代资料，可发现魏晋之前已有“泰山治鬼”这一说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在顾炎武看来，“鬼论”作为一种理论其形成当在汉末。当时的人们在这种思想的统摄下，认为人死后有灵魂，灵魂化而为鬼归于泰山，鬼统统都是泰山府君的臣属。所谓的“泰山治鬼”即是指由泰山府君来主管天下死去之人的亡魂，泰山府君在“治鬼”的过程中行使的是冥府的职能。
从魏晋志怪小说对泰山府君的塑造来看，泰山府君一开始是作为自然神出现的，如前文所引《列异传·胡母班》一条中泰山府君召胡母班给自己的女婿河伯送信，又如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七中载：“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攀风疾雨过也。’”在这两则故事中，一个是泰山府君女嫁为河伯妇，一个是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泰山、河伯、西海都与自然山川有着密切联系，泰山府君也带有浓厚的自然神色彩。泰山府君在魏晋志怪小说所保留下的自然神的特质，与早期民众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密不可分，这一特点在前代典籍中也多有记述。如《礼记·祭法》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可见在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山川具有兴风雨的神奇力量，因此当时的人把泰山视为具有神力的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又有《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统治者们纷纷去往泰山封禅、朝拜，为万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加之汉代“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泰山被进一步神化，渐成为宗教仪式的朝拜之地。然而，泰山府君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并非一成不变，自魏晋开始，泰山神的塑造逐渐呈现出人神化的趋势，如《搜神记·蒋济》故事中的泰山令，是由现实的人死后入阴府化成;又如《搜神记·贾偶》载：“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这里的泰山令和泰山司命与自然、原始的泰山意象相分离，呈现出完全人格化的特征，已然具有了人神的性质。人们对泰山神的态度也逐渐由自然崇拜，转为对俗世的关照及宗教信仰的寄托。 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泰山府君形象的产生和变异一方面受到民间鬼神观念、汉代谶纬之学，和历代因袭的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魏晋时期道教玄风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
首先，魏晋志怪小说中的泰山府君作为山神，管辖人死后的亡灵，这源于古代先民们灵魂不死的鬼神观念。从先秦時期的记载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死后灵魂必将归宿于天地山川。例如《山海经·北山经》载“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又有《山海经》中记载夏族的祖先鲧死后化为水中的精灵，东夷人死后灵魂归于山而由山神掌管等等，展现的都是灵魂不朽的生命意识。《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这里的“幽都”和“土伯”即指死后的世界及其中的统治者。人们不仅将这种生死观念归之于自然万物，还将社会伦理秩序附着于上天崇拜和鬼神崇拜之中，如《礼记·丧服四制》云：“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见在当时人看来，鬼神是一种制约社会和人们行为的力量。另外，泰山府君与泰山冥府的产生与汉代谶纬之学联系密切。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鬼论起于汉末……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把泰山治鬼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秦汉谶纬学说的兴起。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五行相生而有阴阳，泰山因其位于中国东部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形态，因而被视作天地万物交感通灵之处。这为魏晋志怪小说中将泰山设置为人死后灵魂活动的场所，泰山府君的职能如同人间帝王，管辖着灵魂的赏罚、升迁、生死提供了思想渊源上的合理性。
其次，以泰山府君为代表的鬼神形象的存在，受到了当时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指出了魏晋人鬼神观念的无意识性，即他们认为“人鬼乃皆实有”;另一方面，其所言“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是对魏晋时期文人创作志怪所体现的实录精神的肯定。这种精神在《搜神记》的作者干宝身上也有充分体现，《晋书·干宝传》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从《晋书》记载的干宝的经历来看，鬼神之事是可以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干宝对《搜神记》的创作也是出于真实的感受。这在魏晋志怪小说中也有诸多体现，如上引泰山府君故事中的胡母班为东汉末人，事迹见于《三国志·魏志》，又如《蒋济亡儿》中的蒋济、《贾充见府公》中的贾充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魏晋人在志怪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常将真实人物与鬼神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含有史学家说事喻理的创作特点，这种真实与虚构交融的创作方式，更容易被当时的民众普遍接受，为志怪小说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第三，泰山府君形象及泰山治鬼说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魏晋时期兴起的道教玄风。据考察，东汉末年时与泰山有关的道教信仰就已产生。《后汉书》曾载张陵弟子崔文子上山采药，后炼成“黄赤散九”，并靠此在瘟疫流行之时治病救人，从此道教在泰山开始传播。道教视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府和道士理想的修行地，称其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二洞天，东岳泰山之神逐渐成为道教中的重要山神。在道教传说中，泰山神是地下之主，人死魂皆归泰山，泰山神也逐步变成了掌管阴曹地府的幽冥之王。除此之外，道教徒十分重视养生长寿及成仙之道，而鬼神小说恰好迎合了道教徒宣扬自家学说的需求，甚至有学者推测《列异传》假托曹丕之名，实为道教方士所作。回到魏晋志怪小说的文本当中也可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渗透着道教玄学义理，单就泰山府君故事的情节设置来说，胡母班的父亲、蒋济的儿子不堪地府苦役请求调任，最终果然不负期望，实现了从困苦中的解脱;又如天帝复活蔡支亡妻;再如有吏进入泰山地府，因时候不到而被司命遣返。这种死后进入地府，又被地府司命以寿命未尽为由，而遣返回人间的故事，在《搜神记》里亦有不少记述。在这些故事的背后，体现出的是道教生命至上、追求长生的精神，也是魏晋文人在道教思想及动荡的时代环境影响下，希望摆脱水深火热的现世生活、解除自身艰难困苦处境的一种希冀。
第四，在魏晋之后的观念中，人们常将“泰山府君”这一形象同佛教中主管地狱的“阎罗王”并举，甚至混为一谈，这与魏晋时期佛教对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有关。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魏晋时期逐渐被各个阶层所接纳并流行开来。直至南朝，文人创作受佛教影响更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宣扬佛理的小说，如南朝宋刘义庆撰写的《幽明录》和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搜神记》的创作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究其具体内容，远不及南朝受佛教的影响痕迹明显。从前文所引泰山府君故事来看，泰山府君管辖的泰山冥府，并没有涉及到地狱、审判、惩罚;从蒋济亡儿“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复言”的话语也可看出，冥府的劳役与本人生前的地位、行为并无多大关联;冥府的存在形式虽有地狱的影子，如“憔悴困苦”“困苦不可处”等，但死者在冥界服摇役，其构想的依据乃是人世官署的职能，与佛教的地域观念还有较大差异。将《列异传》《搜神记》与南朝时期创造的《幽冥录》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受到佛教地域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幽冥录》中《康阿得》一条详细地讲述了康阿得在地狱的见闻，看到那里有“烧床正赤”“刀山剑树”“抱赤铜柱”等酷刑，展现出幽冥地狱的可怖景象;不仅如此，《幽明录》还将佛教道德审判、生死轮回的思想融入其中，体现出外来文化和时代思潮对魏晋志怪小说创作的全面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尽管鬼神观念普遍存在，但伴随着反抗虚伪礼教统治、“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性解放潮流，鬼神更多地寄托了人们自我的情感和愿望。从泰山府君让胡母班帮忙捎书信、并屡次答应胡母班的请求，天地设宴款待蔡支而且还帮助其亡妻复活，以及孙阿得知自己将死而毫不畏惧，反而乐于去做泰山令等种种内容来看，人对鬼神的态度没有了前代的盲目崇拜与服从，而是以一种较为平等的方式交流，并且努力把自然、鬼神等为“我”所用，按照自己的需求将鬼神理想化。这是魏晋人之自我意识在泰山府君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投射，亦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在志怪小说创作中的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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