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自己变成一只气球，在冷天来到时升空，俯瞰着结成冰块的大地。每到冬天就有强烈的隔绝感，人显得有点可怜，或者说，这种岁末的慌乱感使人产生对自己的怀疑。
　　还好，我是一个皮厚的“老战士”。我在自己过于缓慢的成长期中给自己设置了底线——不去偷也不去抢。于是，我把自己的恐慌感大大地降低，并保持足够的敏感度。比如我可以不动脑筋地将所有认识的人分成：够朋友的朋友和不够朋友的朋友，诸如此类的事在年底应该有个“清算”。
　　其实，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廉价地运行着什么。说廉价，是因为尺度已经放宽了一次又一次。比如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放屁，这是暴发户时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充满了投机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所谓“清算”是对自己的“清算”。
　　也许，我们还可以庆幸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对于名人，人的奴卑心理总是要作怪的，如果你通读过桑塔格写给博尔赫斯的肉麻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献媚的神态，那么你会对学术的神圣还尊重有加吗？尤其是这个近年在中国吃香起来的女学者根本写不好小说，还要对博尔赫斯断言——网络将带来书籍的死亡。原来在网络让全球文人变得慌里慌张的年代，她也是一个不甘寂寞之辈。
　　人的神经因为过于现实而变得脆弱起来，直接的后果应该是判断力的丧失。再举苏珊·桑塔格的例子，她有一篇名为《百年电影回眸》的文章，细读一下，不难发现她对电影的理解还只是“学者”的身份。她居然还在说：“戈达尔是最近几十年中最伟大的人物”，好可笑的一个学究，这句话在十年前我也会说。但是，当你慢慢走进电影，你就会推翻以前曾经看得很重的方法论。
　　不过，在桑塔格这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文章里，我还是读到了一句精彩的话——“要被电影征服，就必须到影院中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力量往往是无声的行为，就像一场摇滚音乐会，它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便是——陌生人站在一起。关于这点我考证过，当我把自己放逐到英国格拉斯顿音乐节，最有意义的是我和10多万不认识的人站在一起。大概在素不相识的人群里，我才会在听到保罗·麦卡特尼唱“甲壳虫”老歌时旁若无人地流泪，或者在“化学兄弟”强劲的节拍响起时像个疯子。
　　为什么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令人难忘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一起。革命也是如此，只是伍德斯托克是瞬间的，而革命在瞬间之后还要延续，人与人开始熟识，也难免要变味变质。今天，很多人在说摇滚死亡一词，其实就是大家都开始认识，并认识到内里了。
　　人类把瞬间的东西都尝试遍了，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个死亡了那个也死亡了”。我还是一个乐观的人，在2005年来到之时，我推翻了自己是悲观论者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人类还在延续的秘密——人的诞生是瞬间的产物。既然生死轮回与男女性爱都是瞬间的，那么人还保持着本质的进步。
　　这就是我不再挖掘摇滚或者爵士的原因，因为连电子乐也已成为一个老妇人。尽管我们可以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里找到所爱，但是它们的活力正在递减。在2004年那扇吵闹的门要关闭的时候，我对任何内地所谓的“80后”之类的东西不抱好感，原因很简单，他们统统不晓得自己是比瞬间还要瞬间的东西。原本的瞬间价值被他们（可能要用“她们”一词）自己的缺少幽默感而破坏。
　　皱巴巴的纸花被自认为鲜花一朵。这些小纸花们要论“耍赖”怎么也耍不过那些作古的老家伙们，看看让·热内，他不无讥笑地写道：“皮洛尔谋杀了他的情人埃斯库德罗，为的是偷走他不到一千法郎的钱”。天啊，热内接下来还要夸奖这个感情混乱、贪图小利而背信弃义的家伙。歇着吧，所有的蠢蠢欲动的小纸花们。
　　2004年，毕竟我看到了一张令我大快人心的照片——那是音乐混蛋Eminem在MTV电影颁奖仪式上的杰作。他当众脱下裤子把肥硕的屁股朝向众人，对于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并不断把骗子嘴脸遮遮盖盖的世界，这样的事是一种真正的嘲讽。只是发生在一个流氓身上，而非一个学识渊博的正人君子身上。
　　这个世界最后教会我们的是：清洁是个人的事情。
　　不是我突然变得恶作剧了，而是我懂得冷笑在冬天不会感冒。就像我在梦中变成了一只气球，我会乞求不要在空中爆炸。因为我不希望世界——这个充足了气的大气球立刻爆炸。
　　我终于“清算”了一遍自己，在下一场梦到来之前。
　　
　　孙孟晋简历：60年代生人，爵士乐资深评论家，中国第一代乐评人，著有乐评集《沉默的声音》和诗集《举着刀叉的季节》，1993年开始在电台节目里推广摇滚乐，并致力于推动本土乐队发展，现为上海先锋音乐演出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