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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自己变成一只气球,在冷天来到时升空,俯瞰着结成冰块的大地。每到冬天就有强烈的隔绝感,人显得有点可怜,或者说,这种岁末的慌乱感使人产生对自己的怀疑。
还好,我是一个皮厚的“老战士”。我在自己过于缓慢的成长期中给自己设置了底线——不去偷也不去抢。于是,我把自己的恐慌感大大地降低,并保持足够的敏感度。比如我可以不动脑筋地将所有认识的人分成:够朋友的朋友和不够朋友的朋友,诸如此类的事在年底应该有个“清算”。
其实,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廉价地运行着什么。说廉价,是因为尺度已经放宽了一次又一次。比如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放屁,这是暴发户时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充满了投机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所谓“清算”是对自己的“清算”。
也许,我们还可以庆幸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对于名人,人的奴卑心理总是要作怪的,如果你通读过桑塔格写给博尔赫斯的肉麻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献媚的神态,那么你会对学术的神圣还尊重有加吗?尤其是这个近年在中国吃香起来的女学者根本写不好小说,还要对博尔赫斯断言——网络将带来书籍的死亡。原来在网络让全球文人变得慌里慌张的年代,她也是一个不甘寂寞之辈。
人的神经因为过于现实而变得脆弱起来,直接的后果应该是判断力的丧失。再举苏珊·桑塔格的例子,她有一篇名为《百年电影回眸》的文章,细读一下,不难发现她对电影的理解还只是“学者”的身份。她居然还在说:“戈达尔是最近几十年中最伟大的人物”,好可笑的一个学究,这句话在十年前我也会说。但是,当你慢慢走进电影,你就会推翻以前曾经看得很重的方法论。
不过,在桑塔格这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文章里,我还是读到了一句精彩的话——“要被电影征服,就必须到影院中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力量往往是无声的行为,就像一场摇滚音乐会,它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便是——陌生人站在一起。关于这点我考证过,当我把自己放逐到英国格拉斯顿音乐节,最有意义的是我和10多万不认识的人站在一起。大概在素不相识的人群里,我才会在听到保罗·麦卡特尼唱“甲壳虫”老歌时旁若无人地流泪,或者在“化学兄弟”强劲的节拍响起时像个疯子。
为什么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令人难忘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一起。革命也是如此,只是伍德斯托克是瞬间的,而革命在瞬间之后还要延续,人与人开始熟识,也难免要变味变质。今天,很多人在说摇滚死亡一词,其实就是大家都开始认识,并认识到内里了。
人类把瞬间的东西都尝试遍了,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个死亡了那个也死亡了”。我还是一个乐观的人,在2005年来到之时,我推翻了自己是悲观论者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人类还在延续的秘密——人的诞生是瞬间的产物。既然生死轮回与男女性爱都是瞬间的,那么人还保持着本质的进步。
这就是我不再挖掘摇滚或者爵士的原因,因为连电子乐也已成为一个老妇人。尽管我们可以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里找到所爱,但是它们的活力正在递减。在2004年那扇吵闹的门要关闭的时候,我对任何内地所谓的“80后”之类的东西不抱好感,原因很简单,他们统统不晓得自己是比瞬间还要瞬间的东西。原本的瞬间价值被他们(可能要用“她们”一词)自己的缺少幽默感而破坏。
皱巴巴的纸花被自认为鲜花一朵。这些小纸花们要论“耍赖”怎么也耍不过那些作古的老家伙们,看看让·热内,他不无讥笑地写道:“皮洛尔谋杀了他的情人埃斯库德罗,为的是偷走他不到一千法郎的钱”。天啊,热内接下来还要夸奖这个感情混乱、贪图小利而背信弃义的家伙。歇着吧,所有的蠢蠢欲动的小纸花们。
2004年,毕竟我看到了一张令我大快人心的照片——那是音乐混蛋Eminem在MTV电影颁奖仪式上的杰作。他当众脱下裤子把肥硕的屁股朝向众人,对于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并不断把骗子嘴脸遮遮盖盖的世界,这样的事是一种真正的嘲讽。只是发生在一个流氓身上,而非一个学识渊博的正人君子身上。
这个世界最后教会我们的是:清洁是个人的事情。
不是我突然变得恶作剧了,而是我懂得冷笑在冬天不会感冒。就像我在梦中变成了一只气球,我会乞求不要在空中爆炸。因为我不希望世界——这个充足了气的大气球立刻爆炸。
我终于“清算”了一遍自己,在下一场梦到来之前。
孙孟晋简历:60年代生人,爵士乐资深评论家,中国第一代乐评人,著有乐评集《沉默的声音》和诗集《举着刀叉的季节》,1993年开始在电台节目里推广摇滚乐,并致力于推动本土乐队发展,现为上海先锋音乐演出策划者。
还好,我是一个皮厚的“老战士”。我在自己过于缓慢的成长期中给自己设置了底线——不去偷也不去抢。于是,我把自己的恐慌感大大地降低,并保持足够的敏感度。比如我可以不动脑筋地将所有认识的人分成:够朋友的朋友和不够朋友的朋友,诸如此类的事在年底应该有个“清算”。
其实,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廉价地运行着什么。说廉价,是因为尺度已经放宽了一次又一次。比如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放屁,这是暴发户时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充满了投机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所谓“清算”是对自己的“清算”。
也许,我们还可以庆幸苏珊·桑塔格还活着。对于名人,人的奴卑心理总是要作怪的,如果你通读过桑塔格写给博尔赫斯的肉麻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献媚的神态,那么你会对学术的神圣还尊重有加吗?尤其是这个近年在中国吃香起来的女学者根本写不好小说,还要对博尔赫斯断言——网络将带来书籍的死亡。原来在网络让全球文人变得慌里慌张的年代,她也是一个不甘寂寞之辈。
人的神经因为过于现实而变得脆弱起来,直接的后果应该是判断力的丧失。再举苏珊·桑塔格的例子,她有一篇名为《百年电影回眸》的文章,细读一下,不难发现她对电影的理解还只是“学者”的身份。她居然还在说:“戈达尔是最近几十年中最伟大的人物”,好可笑的一个学究,这句话在十年前我也会说。但是,当你慢慢走进电影,你就会推翻以前曾经看得很重的方法论。
不过,在桑塔格这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文章里,我还是读到了一句精彩的话——“要被电影征服,就必须到影院中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力量往往是无声的行为,就像一场摇滚音乐会,它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便是——陌生人站在一起。关于这点我考证过,当我把自己放逐到英国格拉斯顿音乐节,最有意义的是我和10多万不认识的人站在一起。大概在素不相识的人群里,我才会在听到保罗·麦卡特尼唱“甲壳虫”老歌时旁若无人地流泪,或者在“化学兄弟”强劲的节拍响起时像个疯子。
为什么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是令人难忘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一起。革命也是如此,只是伍德斯托克是瞬间的,而革命在瞬间之后还要延续,人与人开始熟识,也难免要变味变质。今天,很多人在说摇滚死亡一词,其实就是大家都开始认识,并认识到内里了。
人类把瞬间的东西都尝试遍了,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个死亡了那个也死亡了”。我还是一个乐观的人,在2005年来到之时,我推翻了自己是悲观论者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人类还在延续的秘密——人的诞生是瞬间的产物。既然生死轮回与男女性爱都是瞬间的,那么人还保持着本质的进步。
这就是我不再挖掘摇滚或者爵士的原因,因为连电子乐也已成为一个老妇人。尽管我们可以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里找到所爱,但是它们的活力正在递减。在2004年那扇吵闹的门要关闭的时候,我对任何内地所谓的“80后”之类的东西不抱好感,原因很简单,他们统统不晓得自己是比瞬间还要瞬间的东西。原本的瞬间价值被他们(可能要用“她们”一词)自己的缺少幽默感而破坏。
皱巴巴的纸花被自认为鲜花一朵。这些小纸花们要论“耍赖”怎么也耍不过那些作古的老家伙们,看看让·热内,他不无讥笑地写道:“皮洛尔谋杀了他的情人埃斯库德罗,为的是偷走他不到一千法郎的钱”。天啊,热内接下来还要夸奖这个感情混乱、贪图小利而背信弃义的家伙。歇着吧,所有的蠢蠢欲动的小纸花们。
2004年,毕竟我看到了一张令我大快人心的照片——那是音乐混蛋Eminem在MTV电影颁奖仪式上的杰作。他当众脱下裤子把肥硕的屁股朝向众人,对于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并不断把骗子嘴脸遮遮盖盖的世界,这样的事是一种真正的嘲讽。只是发生在一个流氓身上,而非一个学识渊博的正人君子身上。
这个世界最后教会我们的是:清洁是个人的事情。
不是我突然变得恶作剧了,而是我懂得冷笑在冬天不会感冒。就像我在梦中变成了一只气球,我会乞求不要在空中爆炸。因为我不希望世界——这个充足了气的大气球立刻爆炸。
我终于“清算”了一遍自己,在下一场梦到来之前。
孙孟晋简历:60年代生人,爵士乐资深评论家,中国第一代乐评人,著有乐评集《沉默的声音》和诗集《举着刀叉的季节》,1993年开始在电台节目里推广摇滚乐,并致力于推动本土乐队发展,现为上海先锋音乐演出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