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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长沙“黄泥街”这条窄小的巷子——全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的现实图景进行了新的赋予、补充和塑形。作者将历史与记忆的碎片重新组合、拼接与搭配，让有声像的现场凝固，并采取多种场景切换和叙事方式润色文本，使商业气息导入、让人物形象复活、对事物直接勾勒，从而用文学镜头录下图书批发市场的色彩与风貌。
一、梦幻的破碎：逃离
乡村的身份紊乱与危机认同
何顿小说的主题有很明显的倾向性：不遗余力地关注那些普通的社会大众，将他们安置在叙事的首位，故事的中心。作者往往能从他们一句不起眼的话语、一个不易察觉的面色和一抹不经意的眼神中发现这些“小人物”生存的困境、焦虑和危机。因此，在何顿的小说《黄泥街》中，故事主人公张逊依旧是作者写作指向的一个常态视角。对他的塑造，可以认作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物典型的一个形象缩写；在他的身上，几乎涵盖了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与历史聚焦，以及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姿态。
主人公张逊出生在白水县黄家镇一个偏僻的张家村。在少年时期，他爱上了镇上的姑娘黄小燕。但这种爱，是隐忍的、含蓄的、自卑的。因为在张逊的思想意识里，“女同学大多是居住在黄家镇街上的，她们都有国家户口，她们的父母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工人阶级。我们与她们是走不到一起的，因为她们不可能跟着你回家种田”“她们比我们优越。尽管现在是新社会，农民当家做主了，但这个‘主’只是对地主富农，对执有城镇户口的黄小燕她们，农民就是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很卑贱。我真恨自己的农民身份”。因此，在张逊少年时的记忆里，城市和农村，运行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记忆上的变形与扭曲在张逊脑中是一种新的殖民，逐渐变得具体、稳固和坚硬。这种不合理的思想错位与现实表达使张逊产生了与乡村自觉保持孤独与对立的茫然感、挫折感与自卑感。张逊意识到，现在惟有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逃离乡村，逃离故乡，逃离过去。而张逊的父亲，对于张逊少年时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一个没有文化、为地主干了大半辈子苦力的父亲，深知自身经历的艰涩，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息，盼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张逊父亲的印象中，乡村是残缺的、简陋的、失意的表证。很多时候，像张逊父亲一样的农村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人生历程已经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自给封闭的秩序和法则，所谓精神、多元、开放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就是子女。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他们将养老问题寄托于子女，因此，过往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就自然而然传递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须由他们去填补和负担。
张逊工作后，留在了城市。而此时的他，却经常怀念与憧憬农村生活：“我的根在农村。我经常想起我小时候读书的一些事情，想起我的那些小学同学，他们现在还是农民，在家种田、种西瓜，活得很简单，但他们活得比我快乐。”而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感到揪心：“我是一个农民，尽管我早已拥有了城市户口，我骨子里还是农民。”“我在城市里呆了十二年，但我身上还没蜕去农民那层皮。”而生活的困窘、感情的失意、家庭的纷扰、孩子的成长也一一从侧面给张逊当头一棒，张逊在城市逼仄的空间中，从前携带的坚韧、耐心、价值、追求、感动、冷静、真情被碾碎、撕毁和挤压，生命的热度一点点向零度蜷缩。在由乡村人转向城市人的身份转换中，张逊彻底迷茫与绝望了。
很明显，张逊在逃离乡村的行进中产生了自我对抗的分裂感。在城市中，他崛起而又迷失，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而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他接受着城市带来的刺激与享受，他的发展梦想必须融入城市，但同时又对土地和农村又产生强有力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情感如磁场般牢牢吸住那颗想要完全挣脱的心。城市与乡村，对于张逊来说，似乎已经相互依存、渗透和转化，却似乎又相互区别、排斥和分离。但张逊明白，即使在城市经受了艰难，也不会轻易将老家作为退路。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的梦幻感，让张逊渐渐地走入城市深处，而这一进入过程，却是身份肢解的过程，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过程。
二、精神的坍塌：失去灵魂的理想瓦解
与价值倒台
学者陈思和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文化中心地位渐渐失落，而向社会边缘滑行。一方面，在社会理想激情再三受挫后，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何顿在小说《黄泥街》中着重对主人公张逊从一个贫穷少年、知识分子到千万富翁的蜕变踪迹进行描写，展示镌刻在商业经济大潮中商人精神的迷失与毁灭，撕开了图书市场的神话与迷信。
主人公张逊遵循父愿，发奋读书，从小学到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考上了博士，但没去读。毕业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很有才华，因为工作原因，在与个体书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尽管自己社会地位较高，但物质财富与书商的落差却相形见绌。张逊从所认识的肖老板、邓老板以及从事书商生意的大学同学李新身上看到了赤裸裸、明晃晃的金钱。他们虽然在与张逊的交往中低声下气的索求书号，寻求帮助。但同时，他们身上的名利、金钱、资本、欲望在张逊脑中已经开始弥漫、膨胀与爆发。
在张逊的潜意识里，金钱至上被重新输入、替代与唤醒，而他多年积累的文化价值和知识体系却逐渐被取消、删除与篡改。责任意识与道义承担开始解体，并向“罪恶”深处失控、堕落与瓦解。他少年时期对于成为作家的梦想已经烟消云散、荡然无存，“这个时候我已不再有作家梦，那个志向幻灭了。志向是黑夜的灯光。这盏灯光愈来愈弱，它镶在遥远的天空里，犹如星光”。而另一盏商海的灯光在张逊心中开始发光，在他贫困、捉襟见肘的生活中给了他依靠的肩膀与温暖的怀抱。这盏充盈着铜臭气味的灯光吞噬着他曾经的追求与理想，而妻子刘小专日益严重的病情与性格的变异也开始让他对生活重新发现、重新思考与重新归纳。张逊曾经建立起来的道德纽带开始断裂，他现在的理想与抱负与当初开始产生位移，青春时的年少气盛与志存高远，现在都一一偃旗息鼓，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滑入落魄、沉默的芸芸众生，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焦躁不安，当初的那些责任和使命早就抛去九霄。 张逊渐渐学会了商场中的手段与技巧，而正义与良知却渐渐被抹平、注销，工作本身的严肃性与神圣性被扼杀、被抛弃。他开始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敛财体系，并由被动依赖到主动出击。其一，找书商李新出版武侠小说《黑铁刀》，为了帮助书商获取书号，请自己读研究生的同学，供职于贵阳出版社的马编辑吃饭唱歌，在看出马编辑好色后，又请马编辑到娱乐场所消遣享乐。在成功弄到书号后，告知书商李新作者朱马稿费要求为六十元一千字，但随后用二十元一千字的稿酬付给朱马，张逊利用这种手段从作者朱马的稿费中赚取差价，非法获利。其二，在出版《劳伦斯情爱选》的过程中，为了增加书本销量，向省新华书店的袁科长行贿，利用自己以前的研究生同学朱大为在西安的人脉关系以及给西安新华书店副总经理老晏好处费。为了S印刷厂能在出书速度上关照，在与S印刷厂江厂长的赌博中故意输钱，并给厂里车间主任小王数千元关照费。其三，为使利益最大化，出版《明清风情小说选》时，利用感情与金钱的手段，请自己的研究生同学孔老二和几位导师公开发文褒贬，制造商机舆论，以吸引读者的关注。还特别向学术界颇具威望、颇有名气的刘教授送一台洗衣机表示感谢。
张逊在商场上不断奉行和践行他的处世哲学：“如今这世界，是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价值的世界，只有一个频道，那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在当今这个商海大潮冲天的社会，朋友都是假的，钱才是真家伙”。他曾经被现实生活状况挤压，在无法通过精神财富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终于被物质财富包装和囚禁，但这也意味着心理与生理上痛苦的撕裂，以至于患上了财富焦虑症。这是消费时代催生的一种情绪失衡，也是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紧张，导致精神错位、灵魂玷污和价值颠倒。
三、多元的碰撞：碎片化的情绪对抗与现实遗产
在小说《黄泥街》中，何顿自始至终保持了语言的纯度与热度，有些词汇、句式与段落虽用词大胆，却向我们真实的还原出在场感与画面感。在叙事中，何顿运用倒置、错位、策应、迂回等方式讲述文本，始终保持自己熟悉的节奏、声音、步伐、规律，而小说中很多现实和情感上的碰撞与对抗仍然值得回味与咀嚼。
张逊的妻子得了精神病。在单位工作时，他要受尽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矛盾与冲突，回到家还要经受妻刘小专精神病发作时无法忍受的折磨与骚扰，能让张逊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疼痛，正是他的女儿茜茜。当家庭与单位碰撞、亲情与爱情碰撞、现实与未来碰撞时，张逊承担着家庭的道义和责任，守住了那些脆弱的信义、善良与感恩，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温热感而有了光亮，使这些微小的光亮得以持续。特别是张逊对女儿患麦粒肿以后揪心的自责与细心的呵护让人难以忘却。作为父亲，他将生活中的美好与光明留给自己的女儿，这是亲情的至上与崇高！而对于父亲的逝世，已经腰缠千万的他也无法释怀与淡定：“我父亲再也不会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了。他的那双眼睛特别温和，像老黄牛的目光。”“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张逊的父亲是一辈子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而张逊已是黄泥街金山书社的大老板，父亲交给他渴望，交给他追求，交给他感恩，父亲在他生命中是无法割裂的情愫与依靠，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精神财富。他也慢慢明白，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的价值。
从张逊的人生轨迹来看，他早期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依然是社会中的“底层”，还有很多像张逊这样的“底层人”在为幸福的彼岸进行着苦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雄厚的先天资本，因此，奋斗是他们艰苦生活的安慰剂，也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而对于千千万万从农村挤入城市的居民，如何提升他们的归属感与存在感，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爱心，有一部分人在城市已经获得了认同与接纳，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与扶持。很显然，何顿看到了这些底层人民的挣扎与困境，看到了那些用透支生命的方式来赚取微薄财富的弱小群体。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跌倒与沉浮，在财富高速翻滚的同时，也有着不少的麻木与无奈。
从另一方面，张逊与前妻刘小专的疏离，与二妻徐红的纠葛，与情人小限的缠绵和情人小秦的错综，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肢解、局部放大与摊开，“把身体商品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中拜金主义的堕落，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与享乐。这是对美好人性的粗暴蹂躏！
在这个日趋多元，充斥着各类话语圈套以及利益陷阱的商业战场，张逊的最终结局因车祸而死于非命，他个人的身世充满悲凉而令人思考。张逊真正走进了黄泥街，却再也没有走出来。
何顿笔下，结局最终剔除掉了城市的浮躁和喧哗，给那些为金钱而生与死的人当头一棒，它教训了那些亵渎自己生命的懦夫。
小说对于那些迁徙状态中人的弱点和成败进行了探索，记录下那些人物的疲惫与焦虑，感悟那些被冷漠与被放逐的内心，梳理那些令人颤栗与震撼的真实场景，放大那些隐藏与微小的病毒切片。值得一提的是，何顿并未对《黄泥街》的精神主旨与思想内涵进行直接的判定、完整的总结与深度的概括，而是将无尽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留给社会。也许，未来，会给出答案。
（作者单位：湖南教育报刊社）
责任编辑 张韵波
一、梦幻的破碎：逃离
乡村的身份紊乱与危机认同
何顿小说的主题有很明显的倾向性：不遗余力地关注那些普通的社会大众，将他们安置在叙事的首位，故事的中心。作者往往能从他们一句不起眼的话语、一个不易察觉的面色和一抹不经意的眼神中发现这些“小人物”生存的困境、焦虑和危机。因此，在何顿的小说《黄泥街》中，故事主人公张逊依旧是作者写作指向的一个常态视角。对他的塑造，可以认作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物典型的一个形象缩写；在他的身上，几乎涵盖了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与历史聚焦，以及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姿态。
主人公张逊出生在白水县黄家镇一个偏僻的张家村。在少年时期，他爱上了镇上的姑娘黄小燕。但这种爱，是隐忍的、含蓄的、自卑的。因为在张逊的思想意识里，“女同学大多是居住在黄家镇街上的，她们都有国家户口，她们的父母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工人阶级。我们与她们是走不到一起的，因为她们不可能跟着你回家种田”“她们比我们优越。尽管现在是新社会，农民当家做主了，但这个‘主’只是对地主富农，对执有城镇户口的黄小燕她们，农民就是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很卑贱。我真恨自己的农民身份”。因此，在张逊少年时的记忆里，城市和农村，运行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记忆上的变形与扭曲在张逊脑中是一种新的殖民，逐渐变得具体、稳固和坚硬。这种不合理的思想错位与现实表达使张逊产生了与乡村自觉保持孤独与对立的茫然感、挫折感与自卑感。张逊意识到，现在惟有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逃离乡村，逃离故乡，逃离过去。而张逊的父亲，对于张逊少年时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一个没有文化、为地主干了大半辈子苦力的父亲，深知自身经历的艰涩，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息，盼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张逊父亲的印象中，乡村是残缺的、简陋的、失意的表证。很多时候，像张逊父亲一样的农村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人生历程已经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自给封闭的秩序和法则，所谓精神、多元、开放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就是子女。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他们将养老问题寄托于子女，因此，过往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就自然而然传递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须由他们去填补和负担。
张逊工作后，留在了城市。而此时的他，却经常怀念与憧憬农村生活：“我的根在农村。我经常想起我小时候读书的一些事情，想起我的那些小学同学，他们现在还是农民，在家种田、种西瓜，活得很简单，但他们活得比我快乐。”而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感到揪心：“我是一个农民，尽管我早已拥有了城市户口，我骨子里还是农民。”“我在城市里呆了十二年，但我身上还没蜕去农民那层皮。”而生活的困窘、感情的失意、家庭的纷扰、孩子的成长也一一从侧面给张逊当头一棒，张逊在城市逼仄的空间中，从前携带的坚韧、耐心、价值、追求、感动、冷静、真情被碾碎、撕毁和挤压，生命的热度一点点向零度蜷缩。在由乡村人转向城市人的身份转换中，张逊彻底迷茫与绝望了。
很明显，张逊在逃离乡村的行进中产生了自我对抗的分裂感。在城市中，他崛起而又迷失，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而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他接受着城市带来的刺激与享受，他的发展梦想必须融入城市，但同时又对土地和农村又产生强有力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情感如磁场般牢牢吸住那颗想要完全挣脱的心。城市与乡村，对于张逊来说，似乎已经相互依存、渗透和转化，却似乎又相互区别、排斥和分离。但张逊明白，即使在城市经受了艰难，也不会轻易将老家作为退路。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的梦幻感，让张逊渐渐地走入城市深处，而这一进入过程，却是身份肢解的过程，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过程。
二、精神的坍塌：失去灵魂的理想瓦解
与价值倒台
学者陈思和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文化中心地位渐渐失落，而向社会边缘滑行。一方面，在社会理想激情再三受挫后，难以很快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何顿在小说《黄泥街》中着重对主人公张逊从一个贫穷少年、知识分子到千万富翁的蜕变踪迹进行描写，展示镌刻在商业经济大潮中商人精神的迷失与毁灭，撕开了图书市场的神话与迷信。
主人公张逊遵循父愿，发奋读书，从小学到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考上了博士，但没去读。毕业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很有才华，因为工作原因，在与个体书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尽管自己社会地位较高，但物质财富与书商的落差却相形见绌。张逊从所认识的肖老板、邓老板以及从事书商生意的大学同学李新身上看到了赤裸裸、明晃晃的金钱。他们虽然在与张逊的交往中低声下气的索求书号，寻求帮助。但同时，他们身上的名利、金钱、资本、欲望在张逊脑中已经开始弥漫、膨胀与爆发。
在张逊的潜意识里，金钱至上被重新输入、替代与唤醒，而他多年积累的文化价值和知识体系却逐渐被取消、删除与篡改。责任意识与道义承担开始解体，并向“罪恶”深处失控、堕落与瓦解。他少年时期对于成为作家的梦想已经烟消云散、荡然无存，“这个时候我已不再有作家梦，那个志向幻灭了。志向是黑夜的灯光。这盏灯光愈来愈弱，它镶在遥远的天空里，犹如星光”。而另一盏商海的灯光在张逊心中开始发光，在他贫困、捉襟见肘的生活中给了他依靠的肩膀与温暖的怀抱。这盏充盈着铜臭气味的灯光吞噬着他曾经的追求与理想，而妻子刘小专日益严重的病情与性格的变异也开始让他对生活重新发现、重新思考与重新归纳。张逊曾经建立起来的道德纽带开始断裂，他现在的理想与抱负与当初开始产生位移，青春时的年少气盛与志存高远，现在都一一偃旗息鼓，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滑入落魄、沉默的芸芸众生，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焦躁不安，当初的那些责任和使命早就抛去九霄。 张逊渐渐学会了商场中的手段与技巧，而正义与良知却渐渐被抹平、注销，工作本身的严肃性与神圣性被扼杀、被抛弃。他开始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敛财体系，并由被动依赖到主动出击。其一，找书商李新出版武侠小说《黑铁刀》，为了帮助书商获取书号，请自己读研究生的同学，供职于贵阳出版社的马编辑吃饭唱歌，在看出马编辑好色后，又请马编辑到娱乐场所消遣享乐。在成功弄到书号后，告知书商李新作者朱马稿费要求为六十元一千字，但随后用二十元一千字的稿酬付给朱马，张逊利用这种手段从作者朱马的稿费中赚取差价，非法获利。其二，在出版《劳伦斯情爱选》的过程中，为了增加书本销量，向省新华书店的袁科长行贿，利用自己以前的研究生同学朱大为在西安的人脉关系以及给西安新华书店副总经理老晏好处费。为了S印刷厂能在出书速度上关照，在与S印刷厂江厂长的赌博中故意输钱，并给厂里车间主任小王数千元关照费。其三，为使利益最大化，出版《明清风情小说选》时，利用感情与金钱的手段，请自己的研究生同学孔老二和几位导师公开发文褒贬，制造商机舆论，以吸引读者的关注。还特别向学术界颇具威望、颇有名气的刘教授送一台洗衣机表示感谢。
张逊在商场上不断奉行和践行他的处世哲学：“如今这世界，是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价值的世界，只有一个频道，那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在当今这个商海大潮冲天的社会，朋友都是假的，钱才是真家伙”。他曾经被现实生活状况挤压，在无法通过精神财富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终于被物质财富包装和囚禁，但这也意味着心理与生理上痛苦的撕裂，以至于患上了财富焦虑症。这是消费时代催生的一种情绪失衡，也是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紧张，导致精神错位、灵魂玷污和价值颠倒。
三、多元的碰撞：碎片化的情绪对抗与现实遗产
在小说《黄泥街》中，何顿自始至终保持了语言的纯度与热度，有些词汇、句式与段落虽用词大胆，却向我们真实的还原出在场感与画面感。在叙事中，何顿运用倒置、错位、策应、迂回等方式讲述文本，始终保持自己熟悉的节奏、声音、步伐、规律，而小说中很多现实和情感上的碰撞与对抗仍然值得回味与咀嚼。
张逊的妻子得了精神病。在单位工作时，他要受尽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矛盾与冲突，回到家还要经受妻刘小专精神病发作时无法忍受的折磨与骚扰，能让张逊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疼痛，正是他的女儿茜茜。当家庭与单位碰撞、亲情与爱情碰撞、现实与未来碰撞时，张逊承担着家庭的道义和责任，守住了那些脆弱的信义、善良与感恩，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温热感而有了光亮，使这些微小的光亮得以持续。特别是张逊对女儿患麦粒肿以后揪心的自责与细心的呵护让人难以忘却。作为父亲，他将生活中的美好与光明留给自己的女儿，这是亲情的至上与崇高！而对于父亲的逝世，已经腰缠千万的他也无法释怀与淡定：“我父亲再也不会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了。他的那双眼睛特别温和，像老黄牛的目光。”“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张逊的父亲是一辈子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而张逊已是黄泥街金山书社的大老板，父亲交给他渴望，交给他追求，交给他感恩，父亲在他生命中是无法割裂的情愫与依靠，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精神财富。他也慢慢明白，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的价值。
从张逊的人生轨迹来看，他早期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依然是社会中的“底层”，还有很多像张逊这样的“底层人”在为幸福的彼岸进行着苦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雄厚的先天资本，因此，奋斗是他们艰苦生活的安慰剂，也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而对于千千万万从农村挤入城市的居民，如何提升他们的归属感与存在感，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爱心，有一部分人在城市已经获得了认同与接纳，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与扶持。很显然，何顿看到了这些底层人民的挣扎与困境，看到了那些用透支生命的方式来赚取微薄财富的弱小群体。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跌倒与沉浮，在财富高速翻滚的同时，也有着不少的麻木与无奈。
从另一方面，张逊与前妻刘小专的疏离，与二妻徐红的纠葛，与情人小限的缠绵和情人小秦的错综，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肢解、局部放大与摊开，“把身体商品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中拜金主义的堕落，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与享乐。这是对美好人性的粗暴蹂躏！
在这个日趋多元，充斥着各类话语圈套以及利益陷阱的商业战场，张逊的最终结局因车祸而死于非命，他个人的身世充满悲凉而令人思考。张逊真正走进了黄泥街，却再也没有走出来。
何顿笔下，结局最终剔除掉了城市的浮躁和喧哗，给那些为金钱而生与死的人当头一棒，它教训了那些亵渎自己生命的懦夫。
小说对于那些迁徙状态中人的弱点和成败进行了探索，记录下那些人物的疲惫与焦虑，感悟那些被冷漠与被放逐的内心，梳理那些令人颤栗与震撼的真实场景，放大那些隐藏与微小的病毒切片。值得一提的是，何顿并未对《黄泥街》的精神主旨与思想内涵进行直接的判定、完整的总结与深度的概括，而是将无尽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留给社会。也许，未来，会给出答案。
（作者单位：湖南教育报刊社）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