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翌日，《解放日报》创刊号即由报童送上街头。细心的读者发现，在第4版“解放副刊”的左下角，赫然刊登着几大京剧舞台的广告。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的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戏院里京剧照样演出，爱好京剧的观众依然能够欣赏名角的表演。一些人不免惊奇。实际上，在这背后，有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知名京剧演员的去与留
　　 1948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考虑到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打算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剧影协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刘厚生、吕复、吴琛等六人组成核心小组，具体领导影剧界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
　　 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渡江南下已势在必行。面对形势的变化，不少知名京剧演员都遇到了去还是留的问题。
　　 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向剧影协会核心小组传达指示，要他们派人去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正面接触，坦率谈心，做好工作。剧影协会六人核心小组经过商量，决定由戏剧教育家、当时担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的熊佛西担当此任。熊佛西很快去见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示自己受有关方面委托而来，转达了党组织对他们的深切关怀。熊佛西后来向核心小组报告说：两位大师都请他郑重地向党组织转达：“请党放心”，决不离开上海，愿为新中国服务。
　　 旦角演员李玉茹毕业于北平中国戏曲学校，多年来为马连良、周信芳等名家“挎刀”，在上海京剧界甚有名声。此时，也有人劝她去台湾，幸好她当时的挚友曹禺特地来到李玉茹的寓所看望她，告诉她不要听信外边的谣言。
　　 李玉茹听了曹禺的话，坚定地留了下来，并坚持演出。后来她在回忆中把自己当时决定不走的情况说得很直白：“不断有人来催我去香港或者台湾，甚至有一个朋友寄来了飞机票，并且安排了人来为我收拾行李。我没有走，一是那么多底包（戏班里的底层演员）指望着我跟他们一起唱戏挣饭吃，二是我的妈妈和女儿都在北京，当时通讯中断，我怎么可能扔下她们自己离开……”就这样，李玉茹每天走过堆着沙袋、筑着工事的马路到中国大戏院演出，直到迎来了上海解放。
　　 也有去了香港而返回上海的，当时在上海京剧舞台上有“坤伶皇后”之称的童芷苓的经历十分典型。
　　 一天，童芷苓的一位军界戏迷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军舰就停泊在黄浦江边，催促她赶紧收拾一起前往台湾，并照顾她连家具都能一起运走。对这突然的邀请，她没有贸然答应。不久，她演出的皇后戏院前台经理李小毛让她去香港，说那里有人邀请她与大影星胡蝶合作拍片。童芷苓除了唱戏，对拍电影十分热衷。于是，她就去了香港。然而，到了香港一等好几天，没见到李小毛的踪影，胡蝶也根本没有露面。最后，她还是决定回到曾经让她唱红的上海。1949年5月24日，她只身飞返上海，三天后，上海全城解放。不久，中国大戏院向她发出了演出邀请。
　　新中国成立后的融入与发展
　　 剧影协会除了对著名京剧表演家梅兰芳、周信芳等做工作外，相关的政策和行动也纷纷出台。在1949年5月26日，剧影协会组织人民宣传队在电台进行庆祝上海解放广播，并陆续到街头和工厂演出;由京剧界组织的人民宣传队为庆祝解放特别创排了五个节目，到申新五厂、国棉一厂等处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升官图》，由江南名丑刘斌昆主演。这说明，经过剧影协会的工作，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已被吸收和动员到迎接解放的队伍中来。
　　 5月28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上海市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夏衍与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委员、文艺处副处长于伶，对梅兰芳、周信芳等一一登门拜访。3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夏衍陪同下看望梅兰芳。一个星期后，6月5日上海文化界举行上海解放后第一次盛大座谈会，梅兰芳、周信芳等出席。
　　 1949年5月28日那天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李玉茹，后来成为国家剧团的台柱;同李玉茹合演《贵妃醉酒》的俞振飞，则成为著名的昆曲大师;主演《逍遥津》的关东伶王唐韵笙，在1950年3月响应政府号召，会同梅兰芳、周信芳等为发生水灾的苏、皖、鲁等地受灾同胞举行义演，在天蟾舞台巨星荟萃的演出，轰动了上海，也成为中国京剧史上一段佳话……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