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铭《瓷器浅说》曰:“青花的起源始于宋是不容怀疑的,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可以肯定为宋代的青花瓷器……抗日战争前古物陈列所曾经展出过两件宋哥窑葵瓣口盘,两件盘子底足内都写有‘宝用’两字,字体仿铜器铭文,呈现的色调是青花颜色,当时研究瓷器的人都认为是青花,但这两件瓷器现已被劫往台湾。还有一件流往国外的宋哥窑盘也同样有‘宝用’(可参阅大维德《中国陶瓷图录》图版32)二字,不过色调为褐黄色,这可能是含杂质过多或施釉过薄所致。根据这两件实物,我们可以知道宋代已经开始用钴矿来做着色剂装饰瓷器了。”
　　李辉柄在《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一文中,对唐、宋青花之说给予反驳,提到:“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宋哥窑大碗,碗底中心用青花原料在釉下书‘宝用’二字。这虽然是用青花钴料书字,并且也在釉下,但这只能是一个孤例,没有普遍性。”图1即为该文所附“宝用”款宋哥窑大碗。
　　笔者曾撰写《宋青花瓷辨考》一文,对“宋青花”持彻底否定态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宝用”款花口盘(见图2、图3),其中一件高2.7cm、口径15.4cm、足径8.1cm,另一件高2.3cm、口径15.4cm、足径8.1cm;两件“宝用”款花口盘釉下“宝用”二字初看似钴料所书,浓处褐黑,淡处蓝青色,字体为小篆,并非仿铜器的钟鼎文,字体臃肿,书写拘谨,无小篆的婀娜与飘逸。《宋官窑特展》一书典藏名称:“郊坛下官窑灰青菊瓣口碟”,分别编号为:“丽一一二九3之2、丽一一二九3之3”。是否大维德所藏原为“丽一一二九3之1”的“宝用”盘?1924年11月5日溥仪迁出故宫,20日民国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中文物,发现清室向银行抵押瓷器借款史料,将故宫宋代名窑瓷器若干作抵押,这批抵押品流落在外,有为英国人大维德所获,这是故宫瓷器的重大损失。据刘良佑文中介绍:“南宋官窑的窑址在浙江杭州近郊,与之前所发现青花的绍兴和龙泉,地缘上非常接近,就外表观察,金沙塔基之青花与故宫所藏的两件官窑‘宝用’款字的色调相当类似,蓝色色调均不甚明显,是否为同一种钴土矿,还有待进一步的测试才能确定。”
　　1998年10月在龙泉青瓷国际讨论会上,这批青花瓷的发掘人牟永杭先生在会上发言时指出:龙泉金沙塔基没有发现宋青花碗,那个所谓的宋青花碗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在街上买的,而塔基的青花瓷片也不是地宫出土的,是填土层出来的,是明代青花瓷片。再将“宝用”款花口盘与金沙塔基“宋青花碗”(见图4)仔细比较,发色明显不同。因此,“宝用”款花口盘不是钴料所书。因未找到大维德《中国陶瓷图录》图版32“宝用”款宋哥窑盘,仅参考冯先铭先生所言:大维德藏“宝用”款宋哥窑盘“色调为褐黄色”。我认为可能是铁褐彩。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均未作科学检测,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发色非钴料。陶瓷器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首先将真品与赝品区分,舍此,就不可能有研究,更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因为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均为后世伪作,我们还有必要管它是褐彩还是钴书吗?
　　笔者认为,讨论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的真伪,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如钻料的使用历史,哥窑或南宋官窑的历史社会背景等。
　　据科学测试,唐代巩县窑的钴蓝色料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人从南非、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的硫钴矿或方硫钴矿,经丝绸之路到达唐青花产地;另一种是河北某地的硫化物钴矿与黄铜矿伴生的矿区,在采集铜矿石作陶瓷色料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硫钴矿或方硫钴矿来装饰瓷器。第一种可能性较大,而第二种的可能性却很小。唐代以后,河南青花器生产中断,更无法传播,其他地区宋代都不见青花器窑址遗迹。直至元代中晚期才在景德镇重新生产成熟青花器,钴料来源还是进口,至元末明初始见云南使用国产钴矿装饰瓷器。因此,可以说宋代根本没有发现和使用国产钴料来装饰瓷器的先例。
　　南宋官窑胎为黑灰、深灰、紫黑色的所谓紫金土,器之圈足或宽平齐或窄足,有薄胎薄釉和薄胎厚釉,釉汁肥腴、凝重而含蓄,多开片,片纹如冰裂,断面可见多层釉,不同于龙泉窑的仿官之作。传世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为大宗,既有此类釉面又有釉质较厚且显浑浊含蓄之釉。前者釉面有大的开片或间斜切白片纹,器胎有黑、黑褐、灰色,口部窄小不存釉,釉薄,垂流至口下囤有凸起如同釉弦环,内胎呈紫色名“紫口”,底有圈足呈黑色“铁足”,釉裹足者为支钉烧,器底足内之釉面往往是与器身内外统一的色釉相异,这一特殊现象亦是一明显标志,当为窑火所致。后者釉面含蓄凝腻不亮,与以“金丝铁线”为特征的哥窑器在釉的方面有一致之处,故而素有官哥不分之说。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件“宝用”款花口盘(碟)的主要特征,均作16瓣花口,足端无釉,6个支钉痕。从传世官哥器来看,一般开片纹不太清晰的被归于官窑,开片清晰者归类于哥窑。官窑盘洗类足内底多为5支钉,也见6支钉;哥窑以6支钉居多。传世官哥器中,支烧者足端满釉,足端刮釉器用垫烧,而无支钉痕。
　　


　　


　　再看发掘资料:乌龟山窑基本上不见6支钉支烧具;老虎洞窑虽也见6支钉支烧具(与带八思巴文的6支钉支烧具相同,应为元代),但碗盘类底足多为5支钉痕,6支钉痕器多为炉类等。两处窑址均未见16瓣花口盘标本出土,也不见碗盘其用支垫烧而足端刮釉者。老虎洞窑虽见支垫合一的工艺,但仅见于大底折沿盆及炉类,而盆、炉类大件器也用支烧、垫烧,用支垫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器物变形。从折沿盆装烧方法的多次反复,便可看出问题所在。早期胎体较厚,尤其是底胎最厚,整器较重,故采用旋釉后再以垫圈支烧,结果将大平底上顶造成整器变形,改用支钉支烧也造成同样结果。改用足端刮釉垫烧,却又造成盆底下塌,即使减薄盆底的胎体厚度也无法改变此种状况。于是采用了足端垫烧的同时,盒底另增支钉以承托盆底,但结果是中间支托住了,四周又塌陷了。经反复实践,终于找出了最佳方法,即圈足仍采用刮釉垫烧,盆底四周以支钉支撑,盆底中心胎体再行减薄,将胎体重心引于圈足和支钉支撑处。有效解决了大底类器物的装烧难的种种弊端,降低了产品的损耗率。部分炉类高足器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但碗、盘、瓶、碟等小底器物上绝没有这种现象,也无采用的必要。因此,可以说盘碟类小件器用支垫法是造假者弄巧成拙所致。因为造假者想表现出“紫口铁足”,而又不知道此类小件器要么支烧,要么垫烧。所以出现了支烧而足底刮釉(而非是支垫合一的支垫法)的硬伤。为了追求新奇,增加本身价值,还在外底足内书“宝用”二字款,更滑稽可笑。
　　大英博物馆“宝用”款宋哥窑大碗因图片不太清晰,釉色不好判别,釉下彩“宝用”款也不像青花 钴料所书,但还是可看得出开片细小紊乱,釉汁有轻飘浮于表面之感,毫无传世宋哥窑特有的丰腴肥厚和酥油光皱釉面,与清宫旧藏传世哥窑器貌合神离(可对比《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官窑特展》等图录)。足端无釉,余满釉,是采用垫烧法。
　　关于这几件“宝用”款官或哥器,从字迹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书写者水平及书法功底较一般。既然是出自一人所为,只需证实其中一件有伪,其余还会是真的吗?因此,这件采用垫烧法的“宝用”款宋哥窑大碗也绝非官或哥窑器,也是伪作。官窑器追求如玉效果,绝不会去画蛇添足,书写不伦不类的“宝用”二字。从出土和传世的汝、官、定窑器看,尚无一例书款的,仅见刻划、模印款。
　　再者是这几件“宝用”款官、哥器的年代。目前,只知两件“宝用”款花口盘是清宫旧藏,曾在抗日战争前古物陈列所展出,而之前的流传情况一概不知。故宫的宋元瓷器多数是清三代收入宫中,但也有不少是清三代以后收入。传世哥窑以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可信度最高,但疑问仍然存在。日本学者荒井幸雄曾指出:“哥窑瓷器认识上的一些混乱是由20年代故宫接收清宫文物登记时发生错误引起的,有些东西尚未定论就被记录者随意确认,造成哥窑、官窑以及和后仿哥窑的混淆。而这在清代是分得很清楚的。”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元末明初类官哥窑器,无绝对纪年的元代窖藏均伴有青花瓷出土。1992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国际哥窑学术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已指出这类器物并非宋哥窑器,而是元末产品。那么可以断定,几件“宝用”款“类官哥器”的伪作年代要早于晚清。而与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元末明初类官哥窑器又有不同,因此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哥弟窑”产品。
　　三件“宝用”款官、哥器仿于什么年代和地点呢?从传世和出土物看,明代仿哥窑器始见于永乐,仿官窑器则见于成化时期。宣德及成化仿品多重釉色,不注意其造型,加上多署当朝年款,故少见乱真之作。到了嘉靖、万历时期,收藏、经营古董蔚然成风,形成了庞大的古董市场,文物价格“日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御窑厂仿烧各类名窑瓷,民窑更是“近出者当之”。此时的仿官、哥瓷器相当部分从釉色、开片、烧造工艺及造型亦有所宗。清仿古风气更盛,御窑厂曾大量烧造仿宋官窑瓷器,从雍正朝至光绪朝,历朝都见仿烧,并刻意突现“紫口铁足”的官窑特征,尤以雍正、乾隆两朝最好。周仁等将无来源的所谓“宋哥窑”作理化数据测试。蔡乃武先生指出:“标本取样错了,结论自然荒谬……由于这件哥窑型碗底与龙泉黑胎瓷片不同,而同景德镇雍正仿哥窑器近似,倒是科学地表明这件‘传世哥窑’器的时代和产地只能是清代景德镇的,而与南宋龙泉窑相去甚远。”从晚清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中可见“官哥虽甚古茂,而不甚见重于当世。盖仿制较多,真者千不得一。”因此,我认为:这几件“宝用”款瓷器的仿制年代上限为明代,下限为清末,而且系民窑仿品,产地也许是景德镇一带,是出自一人之手。
　　几件“宝用”款官、哥器虽为清宫旧藏,但并不能保证它为宋器。精于鉴古的乾隆皇帝亦将明代至清雍正仿古瓷当成宋瓷真品并吟咏的例子。在清代档案中,不难找到有关皇帝和太监不能分辨新、旧仿官瓷的记载。明清时对宫中所藏瓷器并不像现在博物馆那样一一登记造册。因而,随着有关官员的更换,对于一些仿品,后人自然也就搞不清了。以致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均藏有不少清宫旧藏的明清时期的仿宋官窑器。台湾故宫博物院学者早已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被列为宋官窑器中,很明显地从釉质、胎土皆可看出有一批制作谨然,圈足修得平整,或成圆脊状,并有护胎釉,具清朝之风格,特别是乾隆御题刻字的这一类都具有清代风格,特别是成对的如官窑粉青弦纹瓶、花插,虽底足处理或釉色有不同之处,但仍为同一釉质胎土,应是清朝之作。所以我们也不能迷信“清宫旧藏”。
　　因帝王爱好与提倡,仿古之风愈演愈烈。至民国时期仿宋器物范围非常广泛,宋代南北名窑器物都仿,但仿品水平比雍正、乾隆朝相差很多。民国时期不但仿宋,还仿明、仿清,凡属少而珍的品种均在仿烧之列。近现代仿古瓷更是铺天盖地,包括民国瓷、“主席用瓷”、“文革瓷”等,凡有利可图者均仿之。因此,真赝识别必须放在首位,以免像某些专家一样,拿着赝品当真品而作高谈阔论地发表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