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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根据凯恩斯就业水平、总需求和国内生产总值成正比的观点，在我国却呈现迥然不同的现象，通过对资本报酬率、失业率和国际比较，剖析中国特色的失业，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特色；失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1－85－03
凯恩斯认为，就业水平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期内取决于总需求。当总需求不足，国内生产总值达不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周期性失业就必然产生。然而我国2011年GDP世界排名超过日本位列第二，13亿多人口的庞大内需。实际失业率却年年攀升，贫富差距年年扩大。因此，对中国特色失业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本报酬率过高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如图一所示)：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处于中间环节的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业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到目前为止，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有400多家已进入中国，39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投资项目2000多个。世界上顶尖的彩电企业如松下、东芝、三洋、三菱4大公司，都已将彩电生产主要基地迁至中国。“中国制造”的声音如雷贯耳，响彻世界。然而外企注资进入中国市场只是将产业链中间附加价值最低的组装制造环节搬到了中国。其核心技术仍旧保密，销售利润也都流出境，增加的只是虚拟的GDP。我国为了增加就业岗位引进外资对外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所以外企才能无视中国的劳工条款，最大限度的压榨中国劳工，严重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投资回报率节节攀升。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列举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的是简单劳动报酬过低。收入低待遇差导致招工难，出现“招工难”的企业一般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普通职工待遇低主要表现在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以及工作条件差。最终导致部分人员自愿失业。
二、失业率的统计
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这一数字是人保部统计数字的两倍还要多，而人保部2008年第三季度末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0％。而且同样是“官方”代表身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
如此不同的口径。问题出在哪里?人保部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失业情况。首先这一数据没有涵盖广大的农村人口，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刚刚通过城镇化变为“城市人”的城郊人口都没有纳入到统计的范围：而且登记失业率将统计的年龄上限界定为男50岁、女45岁。这也将漏掉一部分人口。其次，即便以现有人口管理制度下所谓的“城镇人口”来说，“登记失业率”又将大批无业城市劳动人口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因为多数高收入失业人群和短暂失业者一般不去失业救济部门登记，毕竟这种登记手续繁琐而且救济金也很难拿到。再次。90年代国企改革导致的大批下岗人员，按照官方的统计方法。也不属于政府定义的“失业”人员，因为这部分人与原单位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依然存在。
如果以中国科学院2008年底城镇7680万人替代保障部的数字，中国去年的失业率将高达14.2％。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和欧盟9％左右的水平。如果将14.2％折合成实际的失业人数，大约为1.13亿人。由于上面的估算均为“保守”的估算方法。如果严格地将农村中存在的巨大隐性失业人口、广大在城市谋生而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等包括进来，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的2亿失业人口倒是更接近真相。
三、国际比较
其实在1952年日本人均已经达到美国的8.82％，而我们至今连这个水平都没有达到。日本在2000年经济实力已经赶上美国，而我国至今仍然是美国一个小零头。所以在人均GDP追赶美国的进程上。中国落后日本58年。我国年年小幅攀升的失业率并没有转化成相应量的GDP。
由人均产出增长核算方程△y/y＝θ*△k/k＋△A/A(其中y是人均资本，θ是资本占有份额，k是资本一劳动比率。A是技术水平)可以看出人均产出增长率主要依靠高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1973－1992年间，战后日本的年人均GDP增长比美国高1.65％。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产出增长每年比美国多36％。这充分证明了人均资本高增长意味着高资本积累，也就是高储蓄率。可是比较表1和表2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的高储蓄率并没有很大限度增加人均产出。而且我国的高储蓄率反映的是民生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出于理性预期和生命周期理论，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公民都会把钱放在银行里，防备突然的意外。
战后早期，日本从西方积极引进技术。从较低的技术水平基础起步，大量的增长可能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战后晚期，技术转移更加成为双向道路。今日日美之间的△A／A这方面的差异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而我国仍然处于较低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亟待开发。然失业率的失业率每增加1％。产出将减少2％。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失业率由3.1％增长到4.2％，失业率上升了1.1％；可是GDP只是从2000年的8.4增长到2008年的9.55。西方经济学证明周期性失业的原因主要是整体经济水平的衰退，但是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率同步增长。可见，资本主义的经济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有些不太适用。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自2000年一直处于逐年下降趋势。我国的高人均资本率、高储蓄率、低人口增长率并没有带来高人均产出，却带来了逐年升高的失业率。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情况应采用索罗模型。因为能使技术进步率加快的人口增长率应该指的是高技术人才的增长，而并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
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索罗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解释了索罗剩余来源于技术因素(如图二)，同时也解释了要 素条件相似的不同国家为什么具有不同的增长速度——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而我国与日本、美国最大的差异就是技术水平不一样，可以说我国技术水平是严重落后。最典型的是机床，全部从德国进口。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来造出合格的机床。所以中国只能沦为世界的加工厂，做些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组装工作。而当遇到经济危机、世界需求减少、物资剩余、工厂裁员，广大的中国工人便加入了失业大军。经济全球化不但把危机全球化，也把失业全球化。所以单纯靠招商引外资、计划生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而应该着手于技术创新、自主研发。
四、结语
我国的失业人员大致可以分为3种：知识分子、部分技术工人和农民。
1.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仍然未就业主要原因是高不成低不就，盲目追求高收入、高福利、简单舒适的工作。不屑于做基层工作。这就需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改变就业观念。就像当初刘少奇主席握着挑粪工时传祥手说的那样：“其实我们的工作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
2.对于部分技术工人失业多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或资金难以周转而破产失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很多工厂却正急于找寻这些技术工人，所以国家应该对于技术工人进行特殊的登记，以备优先再就业。而且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技术进步。政府也可以鼓励失业技术人员自主创业，并且给予技术和贷款上的优惠。
3.失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由于科技的先进。机器代替了人力。黄土地上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农民了。闲置的农民涌入城市，没有知识和技术，基本都是做些体力活。一是应对农民进行培训改造成为技术工人，进入竞争相对较小的技术领域；二是鼓励搞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加大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4.解决我国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主要潜力在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据统计，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1％左右(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5％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可增加就业岗位85万余个，第三产业尤其是商贸、餐饮、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和建材业、旅游业等新兴服务业，都将成为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同时，要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区便民利民服务。如托幼托老、家庭病房、代购物品、修理维护、小餐饮、小商店、报亭、电话亭以及物业管理、保洁绿化、商品快递、社区治安等，可为失业人员提供大量的固定或临时岗位，这些岗位对技能的要求比较单一。待业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并且这些失业人员生活在社区、相互了解、熟悉，工作起来自己方便，用户放心。
因此，只有降低失业人数，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城乡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促进民众消费。发挥内需的巨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形成良好循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中国特色；失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1－85－03
凯恩斯认为，就业水平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期内取决于总需求。当总需求不足，国内生产总值达不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周期性失业就必然产生。然而我国2011年GDP世界排名超过日本位列第二，13亿多人口的庞大内需。实际失业率却年年攀升，贫富差距年年扩大。因此，对中国特色失业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本报酬率过高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如图一所示)：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处于中间环节的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业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到目前为止，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有400多家已进入中国，39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投资项目2000多个。世界上顶尖的彩电企业如松下、东芝、三洋、三菱4大公司，都已将彩电生产主要基地迁至中国。“中国制造”的声音如雷贯耳，响彻世界。然而外企注资进入中国市场只是将产业链中间附加价值最低的组装制造环节搬到了中国。其核心技术仍旧保密，销售利润也都流出境，增加的只是虚拟的GDP。我国为了增加就业岗位引进外资对外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所以外企才能无视中国的劳工条款，最大限度的压榨中国劳工，严重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投资回报率节节攀升。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列举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的是简单劳动报酬过低。收入低待遇差导致招工难，出现“招工难”的企业一般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普通职工待遇低主要表现在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以及工作条件差。最终导致部分人员自愿失业。
二、失业率的统计
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这一数字是人保部统计数字的两倍还要多，而人保部2008年第三季度末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0％。而且同样是“官方”代表身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
如此不同的口径。问题出在哪里?人保部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失业情况。首先这一数据没有涵盖广大的农村人口，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刚刚通过城镇化变为“城市人”的城郊人口都没有纳入到统计的范围：而且登记失业率将统计的年龄上限界定为男50岁、女45岁。这也将漏掉一部分人口。其次，即便以现有人口管理制度下所谓的“城镇人口”来说，“登记失业率”又将大批无业城市劳动人口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因为多数高收入失业人群和短暂失业者一般不去失业救济部门登记，毕竟这种登记手续繁琐而且救济金也很难拿到。再次。90年代国企改革导致的大批下岗人员，按照官方的统计方法。也不属于政府定义的“失业”人员，因为这部分人与原单位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依然存在。
如果以中国科学院2008年底城镇7680万人替代保障部的数字，中国去年的失业率将高达14.2％。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和欧盟9％左右的水平。如果将14.2％折合成实际的失业人数，大约为1.13亿人。由于上面的估算均为“保守”的估算方法。如果严格地将农村中存在的巨大隐性失业人口、广大在城市谋生而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等包括进来，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的2亿失业人口倒是更接近真相。
三、国际比较
其实在1952年日本人均已经达到美国的8.82％，而我们至今连这个水平都没有达到。日本在2000年经济实力已经赶上美国，而我国至今仍然是美国一个小零头。所以在人均GDP追赶美国的进程上。中国落后日本58年。我国年年小幅攀升的失业率并没有转化成相应量的GDP。
由人均产出增长核算方程△y/y＝θ*△k/k＋△A/A(其中y是人均资本，θ是资本占有份额，k是资本一劳动比率。A是技术水平)可以看出人均产出增长率主要依靠高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1973－1992年间，战后日本的年人均GDP增长比美国高1.65％。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产出增长每年比美国多36％。这充分证明了人均资本高增长意味着高资本积累，也就是高储蓄率。可是比较表1和表2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的高储蓄率并没有很大限度增加人均产出。而且我国的高储蓄率反映的是民生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出于理性预期和生命周期理论，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公民都会把钱放在银行里，防备突然的意外。
战后早期，日本从西方积极引进技术。从较低的技术水平基础起步，大量的增长可能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战后晚期，技术转移更加成为双向道路。今日日美之间的△A／A这方面的差异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而我国仍然处于较低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亟待开发。然失业率的失业率每增加1％。产出将减少2％。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失业率由3.1％增长到4.2％，失业率上升了1.1％；可是GDP只是从2000年的8.4增长到2008年的9.55。西方经济学证明周期性失业的原因主要是整体经济水平的衰退，但是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率同步增长。可见，资本主义的经济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有些不太适用。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增长率自2000年一直处于逐年下降趋势。我国的高人均资本率、高储蓄率、低人口增长率并没有带来高人均产出，却带来了逐年升高的失业率。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情况应采用索罗模型。因为能使技术进步率加快的人口增长率应该指的是高技术人才的增长，而并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
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索罗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解释了索罗剩余来源于技术因素(如图二)，同时也解释了要 素条件相似的不同国家为什么具有不同的增长速度——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而我国与日本、美国最大的差异就是技术水平不一样，可以说我国技术水平是严重落后。最典型的是机床，全部从德国进口。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来造出合格的机床。所以中国只能沦为世界的加工厂，做些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组装工作。而当遇到经济危机、世界需求减少、物资剩余、工厂裁员，广大的中国工人便加入了失业大军。经济全球化不但把危机全球化，也把失业全球化。所以单纯靠招商引外资、计划生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而应该着手于技术创新、自主研发。
四、结语
我国的失业人员大致可以分为3种：知识分子、部分技术工人和农民。
1.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仍然未就业主要原因是高不成低不就，盲目追求高收入、高福利、简单舒适的工作。不屑于做基层工作。这就需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改变就业观念。就像当初刘少奇主席握着挑粪工时传祥手说的那样：“其实我们的工作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
2.对于部分技术工人失业多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或资金难以周转而破产失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很多工厂却正急于找寻这些技术工人，所以国家应该对于技术工人进行特殊的登记，以备优先再就业。而且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技术进步。政府也可以鼓励失业技术人员自主创业，并且给予技术和贷款上的优惠。
3.失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由于科技的先进。机器代替了人力。黄土地上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农民了。闲置的农民涌入城市，没有知识和技术，基本都是做些体力活。一是应对农民进行培训改造成为技术工人，进入竞争相对较小的技术领域；二是鼓励搞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加大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4.解决我国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主要潜力在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据统计，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1％左右(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5％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可增加就业岗位85万余个，第三产业尤其是商贸、餐饮、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和建材业、旅游业等新兴服务业，都将成为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同时，要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区便民利民服务。如托幼托老、家庭病房、代购物品、修理维护、小餐饮、小商店、报亭、电话亭以及物业管理、保洁绿化、商品快递、社区治安等，可为失业人员提供大量的固定或临时岗位，这些岗位对技能的要求比较单一。待业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并且这些失业人员生活在社区、相互了解、熟悉，工作起来自己方便，用户放心。
因此，只有降低失业人数，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城乡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促进民众消费。发挥内需的巨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形成良好循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