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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兹山鱼谱》不太寻常：上映于2021年，却基本全片黑白;作为偏严肃的历史题材作品，却既叫好又叫座，甫一上映便接连问鼎单日和单周票房冠军。今年5月，导演李溶益凭借该片，斩获韩国三大影视大奖之一“百想艺术大赏”的最佳电影导演奖项。
这部改编自真实历史的电影主线明晰。朝鲜李朝纯祖（1800—1834年在位）期间，名臣丁氏三兄弟同遭迫害，兄長丁若铨被发配到最遥远的黑山岛。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丁若铨结识了有志于学的渔民张昌大，两人最终联手编撰了被誉为近代渔业学始祖的《兹山鱼谱》一书。
/有不少影评人称，《兹山鱼谱》为“韩国版苏东坡”的故事。/
同样是名士家族，同样的流放生涯，同样的不屈不挠，丁若铨的故事很容易让中国观众联想起苏轼。有不少影评人称，《兹山鱼谱》为“韩国版苏东坡”的故事。
事实上，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影响力，丁若铨尚不是丁氏兄弟中名气最响的那一位，更遑论望苏轼之项背了。但倘若结合电影《兹山鱼谱》背后的真实历史进行深究，笔者更愿意视其为寻求朝鲜变革之路的“失语者”。
边缘的岛屿与被边缘化的人
丁若铨在《兹山鱼谱》一书序言中称，自己被贬谪到的地方名叫黑山岛，因为“黑”字“幽晦可怖”，故改称“兹山”。
黑山岛何在？其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北宋末期文人徐兢《使高丽录》记载，黑山是宋人从中国南方向高丽航行时所经过的首个岛屿，“以迄王城，自此山始也”。而丁若铨则称：“从都城坐船（至黑山）需900里。”
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注定是与名士无缘。北宋年间，黑山岛还是海上贸易必经之路时，该岛就有不少法外之徒盘踞，“国中太罪得贷死者多流窜于此”。到了丁若铨所在的时代，由于朝鲜的闭关锁国，黑山岛的地位愈发下降，最终沦为流放之地。
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小岛，本不可能与贵为“两班”的丁若铨产生交集。彼时的朝鲜李朝遵循两班制度，即将王族之外的臣民分为两班、中民、常民、贱民等阶层，不同阶层间禁止通婚。其中，“两班”是除王族外身份最为显赫者，类似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作为丁氏兄弟的长兄，丁若铨颇有才名，仕途也算顺遂，即便生活困顿，也不至于沦落到与兹山岛的平民为伍。但一切的改变发生在1801年。在前一年，朝鲜李朝正祖大王崩逝，幼子李玜继位，是为纯祖。纯祖年幼，其曾祖母大王大妃贞纯王后垂帘听政，并于次年开展了肃清天主教的行动。
以丁氏兄弟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信徒或遭处死，或被流放，牵连者达千人之多，史称“辛酉迫害”。三兄弟中，信仰最为坚定的丁若钟引颈就戮，最负盛名的弟弟丁若镛不作辩解，认为“上不能欺瞒国君，下不能把兄长当作证据，只能选择一死”。
而丁若铨的选择却与兄弟们截然相反。“给我10天时间，我便可以把邪教之人连根拔起”，这番看似人品卑劣的发言，反倒体现了丁若铨的以退为进。最终，他以此救下了自己和弟弟若镛。
这样的举动，和他名字中的“铨”字颇为相宜。“铨”是一种计算重量的衡器，“铨衡”也有衡量斟酌的意思。正是因为懂得衡量斟酌，丁若铨用一时的违心换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如果只有死路一条，那只能认命，但只要还活着，总是还有希望可言。”电影中的丁若铨说。
无用之学？
懂得斟酌和变通，是丁若铨与两位兄弟最大的不同。这种区别不仅反映了兄弟间哲学观念的差异，更体现在其流放生涯中所著之书中。
19世纪初，面对西学的冲击，手足无措的朝鲜王室只能将之斥为邪说，加以打压禁止。大臣中学问最高的丁氏兄弟，因为国王的一纸禁令，彻底沦为了“失语者”。
“杰气在胸中，百压犹百起。”丁若铨在到达兹山后不久写道。面对误解与失势，才学满腹的丁氏兄弟不约而同地用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家寻求变革的道路。但同为“失语者”，两兄弟所写的内容却大相径庭。
作为朝鲜实学领袖，弟弟丁若镛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在流放期间著书200余卷，《经世遗表》《牧民心书》等均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单从书名上，就不难看出丁若镛的良苦用心，与对国家未来的期冀。
然而残酷的是，道德说教而非制度上的革新，很难改变现状。单就这点而言，《牧民心书》的一些内容难免落入性理学的窠臼。正如电影里张昌大所说，“用什么经营世界呢？是用仁还是用义？”光靠“仁义”是无法经营和改变世界的，这也是丁若镛书中并未提及、甚至很可能是因为无法回答而刻意回避的内容。
丁若铨却不同，同样主张“实学”的他，留下的文字不多，不过《松政私议》《兹山鱼谱》《漂海始末》三书而已。相较于兄长在传统儒家德治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变革，丁若铨关心的内容显得更加细枝末节。这在独尊儒家性理学的当时，往往被视为“无用之学”。
朝鲜李朝珍视松树，曾下令严禁居民随意砍伐离海30里以内的松树。刚到兹山岛时，丁若铨发现村民正在清除院中的松树苗，便加以制止。村民却表示，松树已经侵扰到自家的耕地和房舍了，如果不拔除，则连村民生存都会受到影响。
受此启发，丁若铨写下了《松政私议》一书，建议国家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制定政策，认为该鼓励种植松树，而不单是禁止砍伐。
不顾两班的身份，亲自捕鱼剖鱼，干起贵族视作下贱肮脏的活计——比起世俗意义上的体面，丁若铨更多追求的是实际价值。他在《兹山鱼谱》一书序言中写道：“（此书）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
纸上得来终觉浅。不空谈治国，而从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中开始思考记录，这既是丁若铨对“实学”的独特理解，也是他期待朝鲜变革的方向。
外观世界难能可贵
丁氏兄弟著述内容的分歧，也体现了两人对西学态度的差异。《兹山鱼谱》导演李溶益，曾多次拍摄韩国历史题材作品，《思悼》《王的男人》《东柱》等都出自他手，对韩国历史的思辨颇深。
/“杰气在胸中，百压犹百起。”丁若铨在到达兹山后不久写道。/
他在采访中表示，比起被誉为近代朝鲜后期天才的弟弟丁若镛，丁若铨在著述方面并不丰富，而自己之所以将镜头对准没那么知名的哥哥，更多是被丁若铨的思辨吸引。
李溶益認为，丁氏三兄弟中，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只有哥哥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从而追求更深的学问。
正如电影中丁若铨所言，“性理学和洋学问并不是冲突的，是一起前行的伙伴，了解朋友越深，我受益也会越深”。对洋学问的辩证认知，在其著作《漂海始末》一书中展现无遗。
/想知道人要何去何从的丁若铨，其所思已具备西方启蒙思想之雏形。/
在兹山岛期间，当地居民文淳得的经历引起了丁若铨的兴趣。文淳得是一名商人，因遭遇风浪迷失方向。先后漂流至琉球（今冲绳）、吕宋（今菲律宾）、澳门等地，最终回到了朝鲜。
历史的车轮行进至19世纪时，欧洲变革风起云涌。但由于朝鲜实行海禁，国家上下对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迷航的不幸，给了文淳得最独特的见闻，也给了记录者丁若铨更好认识世界的机会。
当众人只将文氏经历当成奇闻传扬时，丁若铨却与文氏多次对谈，并将后者的经历，所见各国的物产、风俗及语言写成《漂海始末》，向国人介绍世界风貌。值得一提的是，丁若铨还详细记录了文氏所见的吕宋及琉球海船形制和制船技艺，以供朝鲜的造船者学习效仿。
“物物尽如此，可笑无人知。”丁若铨因为“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便写下记录鱼类习性的《兹山鱼谱》;因为国民不知道朝鲜以外的世界，便写下了记录各国见闻的《漂海始末》。性理学、老子、庄子、西学，统统都学，就是想知道人要何去何从的丁若铨，其所思已具备西方启蒙思想之雏形。
横向比较当时的中国，清代千嘉时期，考据学大行其道，大清文人不可谓不刻苦用心。但许倬云先生认为，千嘉时期的学术，“可说是为了矫程、朱、陆、王的缺失，矫枉过其正，竟陷入了烦琐，反而减弱了批判官学的力量。这些缺乏人类关怀自身终极意义精神的学术用心，反而让当时中国人懵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宗主国大清如此，朝鲜学风只恐更甚，由此观之，愿意开眼看世界的丁若铨显得更为可贵。
可惜的是，丁氏兄弟最终没能重回朝堂。无论是《牧民心书》还是《兹山鱼谱》，“失语者”为朝鲜寻找的两条出路，最终都没能挽救国家于万一。百年以后，当后人再从故纸堆中翻出这些惊世之作，为丁氏兄弟才学所叹服时，朝鲜半岛早已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