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留学讲座的宣传广告，标题上赫然写着：“怎样的社区服务经历才是招生官想要看到的？”忍不住摇了摇头，觉得这真是赤裸裸的急功近利。跟一个朋友谈起这件事，他笑着说：“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的，至少现在高中生知道要做社区服务了，比以前纯粹地拼考试成绩强。”
　　想要申请美国大学的都知道，在申请表格中填写课外活动类别时，会看到“社区服务”这一项，意在“衡量学生是否能够帮助构建一個互帮互助、和谐美好的校园环境，并最终将所学回馈校园、造福社会来进一步创造价值”。
　　怎样的“社区服务”经历才是招生官想要看到的？根据广告文案的说法，前藤校招生官给出的具体建议是：第一，巧妙转化特长为知识传播（例如成功案例是某女生利用音乐特长与科学手段关怀自闭症群体。不得不承认，跟去希望小学进行音乐支教相比，这个案例自带高大上的光芒）；第二，百试不爽的定量法则（用具体的数字说话，例如网课订阅者的数量、研讨会所覆盖学校的规模以及在自闭症中心做义工的时长与频率）；第三，用领导力支撑活动核心（仅仅跟着大部队去养老院帮老人洗脚是不行的，藤校需要的是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未来领袖啊）……
　　问题在于，这个所谓成功模式的衡量指标里，完全没有提到被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大家不太关心这个，因为在这里弱势群体只是背景，重点是要突出最闪亮的星。这恰好揭示了一个悖论：公益行为的本质在于利他性，可是基于申请大学而精心定制的社区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招生官的眼球，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公益精神也因此变了味。按照这样模式培养出来的孩子，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如何，做社区服务总是好事。事实上，社区服务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没有门槛，它本身是专业性相当强的领域。如果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培训，很有可能会给被服务人群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影响。
　　例如很多短期的乡村支教项目，城里的年轻人突然空降到乡村小学一个星期，给农村孩子展示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而乡村孩子的最强烈感受是，城里的老师懂得比我们的老师多，我要去城里上学。
　　当然，在理想状态下，如果能做到双赢——高中生脚踏实地地用一技之长做社区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这个经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她）获得藤校青睐的原因之一——这当然再好不过。
　　我只是想说，如果想要培养这样的孩子，在公益道路上的起点，绝不能先告诉他们“怎样的社区服务经历才是招生官想要看到的”。
　　（潘光贤摘自《深圳商报》201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