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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
北大医学部性学中心研究员薛大奇曾接诊过一名苦恼的病人：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几年来内服外用过无数痤疮药，但脓肿和结节久治不愈。他最终被确诊为二期梅毒，这才是痤疮的罪魁祸首。
不久前，一篇發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对中国的梅毒现状提出警示。这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和两名外国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自从青霉素普遍使用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梅毒发病率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这一数据只揭开了中国梅毒疫情的冰山一角。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没有去正规医院检查，他们都不在监控数据内。“实际发病率还要高很多，”陈祥生告诉本刊记者，“梅毒已是目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以更“低调”的面目死灰复燃
梅毒，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和船员将它带回欧洲，梅毒在欧洲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
1505年，梅毒由印度传入广东，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中国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达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止卖淫运动，妓院被关闭，涉及人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性病治疗。1964年，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兼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外媒惊呼，这是“东方的奇迹”。
从此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医院不再开设性病专科，医学院校取消性病课程。对中国人来说，性病似乎已与己无关。流行病学家、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声回忆说，那时“连皮肤科、泌尿科和妇产科医生都不懂性病的临床治疗”。
然而梅毒并未绝迹，1979年12月，重庆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1973年，乌鲁木齐确诊2例传染性梅毒，次年又发现1例早发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流动，梅毒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是从1993年开始，梅毒病例报告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93年到1999年间，年均增长85%。
与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这种苍白螺旋体变得更为“低调”。中国去年报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属于隐性梅毒。隐性梅毒通常不会表现出“长恶疮、发臭味”等典型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也就更容易传播。
在5月16日开幕的第五届全国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宝玺指出，如果不加控制，半个世纪前梅毒泛滥成灾的现象也许又会重演。
社会文化的“宽容”加剧传播
因为廉价的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预防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往往被低估。
梅毒会明显增加艾滋病传播的风险。陈祥生告诉本刊记者，新近的研究表明，非常早期的艾滋病毒感染与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造成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占艾滋病感染总人数的至少40%。
令人担忧的还有母婴传染带来的胎传梅毒。2008年，中国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妊娠期间，未治疗的早期梅毒可导致25%的死产和14%的新生儿死亡，总的围产期死亡率达40%。
性工作者、购买性服务者、同性恋等是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广西自治区疾控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所接触到的除性工作者以外的梅毒患者，全部是嫖娼感染的。
提供和购买性服务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2009年梅毒疫情分析报告表明，农民、流动人群（农民工）和退休人员的梅毒感染率尤为突出。
王声将梅毒的重新流行归结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处于性活跃期的流动人口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机会。
“这些人的性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薄弱。”陈祥生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对性病、艾滋病认知不清，有近40%的男性在性活动中不用安全套。同时，他们在感染性病后，常因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影响治疗。
而社会文化开始接纳性服务、性观念的改变以及婚前性行为，这些因素也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男男性行为者（M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高危人群。2008年4月起，中国对全国主要城市的MSM人群进行筛查，发现该人群HIV感染率为3.9%～4.9%，而梅毒感染率在一些地区高达15.1%～31.3%。
上述人群也加剧了梅毒向普通人群蔓延的可能。在中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是已婚人士，他们很可能把梅毒传播给妻子和孩子，而相关的社会防控体系并未建立起来。由于害怕被歧视，高危人群往往不去寻求专业的诊疗服务，这进一步加剧了传播危险。
汲取50年前的经验
“如何控制梅毒感染，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陈祥生说，与解放初那场声势浩大的消灭性病运动相比，目前梅毒的防治工作难尽如人意。过去几年中，中国疾控的工作重点主要在艾滋病防治，在控制梅毒方面一直缺乏动力。
公共投入不足导致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梅毒等性病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性病医疗市场混乱，又加重了梅毒等性病的进一步流行。“在正规医院进行梅毒检测和治疗，最多几百元就够了。”杭州一名妇科医生告诉本刊记者，“但几乎所有梅毒患者，百分之百都曾在个体医生或非正规小诊所就医过。”
这些非正规诊所动辄收取几千上万乃至数万元，“其实还是进行青霉素治疗，但他们会在外包装上换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外国名称。”该医生介绍说，因为延误治疗，病人长期不愈，而小诊所的治疗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缓解症状，这批慢性患者在社会上等于起到了传染源的作用。
“如同艾滋病防治一样，对梅毒的防治也应有公共卫生补贴。”陈祥生希望，公共财政能够覆盖到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等高危人群的梅毒筛查与治疗。在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西方国家，梅毒的发病率就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尝试已在国内某些地区开展，广东江门去年起开始了梅毒的免费筛查和治疗，当地希望借此探索出一种快速筛查、归口管理、免费治疗的梅毒防治模式。
陈祥生说，尽管中国的医疗权威机构已采取措施来改善梅毒的预防控制状况，但在边缘人群中成功控制梅毒蔓延还需要整个社会做出相应的调整。“50年前中国在梅毒控制方面的一些基本要素仍值得重视：即梅毒检测和治疗的常态化、多学科合作以及政府的深度支持。”
近日，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透露，中国梅毒控制规划正在制定之中；乙肝、 艾滋病以及梅毒三大传染疾病联合筛查，今后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是，光有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还不够，“还要让已经淡忘梅毒危害的公众重新意识到这个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陈祥生说。
北大医学部性学中心研究员薛大奇曾接诊过一名苦恼的病人：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几年来内服外用过无数痤疮药，但脓肿和结节久治不愈。他最终被确诊为二期梅毒，这才是痤疮的罪魁祸首。
不久前，一篇發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对中国的梅毒现状提出警示。这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和两名外国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自从青霉素普遍使用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梅毒发病率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这一数据只揭开了中国梅毒疫情的冰山一角。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没有去正规医院检查，他们都不在监控数据内。“实际发病率还要高很多，”陈祥生告诉本刊记者，“梅毒已是目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以更“低调”的面目死灰复燃
梅毒，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和船员将它带回欧洲，梅毒在欧洲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
1505年，梅毒由印度传入广东，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中国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达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止卖淫运动，妓院被关闭，涉及人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性病治疗。1964年，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兼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外媒惊呼，这是“东方的奇迹”。
从此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医院不再开设性病专科，医学院校取消性病课程。对中国人来说，性病似乎已与己无关。流行病学家、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声回忆说，那时“连皮肤科、泌尿科和妇产科医生都不懂性病的临床治疗”。
然而梅毒并未绝迹，1979年12月，重庆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1973年，乌鲁木齐确诊2例传染性梅毒，次年又发现1例早发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流动，梅毒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是从1993年开始，梅毒病例报告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93年到1999年间，年均增长85%。
与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这种苍白螺旋体变得更为“低调”。中国去年报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属于隐性梅毒。隐性梅毒通常不会表现出“长恶疮、发臭味”等典型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也就更容易传播。
在5月16日开幕的第五届全国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宝玺指出，如果不加控制，半个世纪前梅毒泛滥成灾的现象也许又会重演。
社会文化的“宽容”加剧传播
因为廉价的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预防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往往被低估。
梅毒会明显增加艾滋病传播的风险。陈祥生告诉本刊记者，新近的研究表明，非常早期的艾滋病毒感染与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造成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占艾滋病感染总人数的至少40%。
令人担忧的还有母婴传染带来的胎传梅毒。2008年，中国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妊娠期间，未治疗的早期梅毒可导致25%的死产和14%的新生儿死亡，总的围产期死亡率达40%。
性工作者、购买性服务者、同性恋等是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广西自治区疾控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所接触到的除性工作者以外的梅毒患者，全部是嫖娼感染的。
提供和购买性服务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2009年梅毒疫情分析报告表明，农民、流动人群（农民工）和退休人员的梅毒感染率尤为突出。
王声将梅毒的重新流行归结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处于性活跃期的流动人口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机会。
“这些人的性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薄弱。”陈祥生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对性病、艾滋病认知不清，有近40%的男性在性活动中不用安全套。同时，他们在感染性病后，常因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影响治疗。
而社会文化开始接纳性服务、性观念的改变以及婚前性行为，这些因素也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男男性行为者（M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高危人群。2008年4月起，中国对全国主要城市的MSM人群进行筛查，发现该人群HIV感染率为3.9%～4.9%，而梅毒感染率在一些地区高达15.1%～31.3%。
上述人群也加剧了梅毒向普通人群蔓延的可能。在中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是已婚人士，他们很可能把梅毒传播给妻子和孩子，而相关的社会防控体系并未建立起来。由于害怕被歧视，高危人群往往不去寻求专业的诊疗服务，这进一步加剧了传播危险。
汲取50年前的经验
“如何控制梅毒感染，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陈祥生说，与解放初那场声势浩大的消灭性病运动相比，目前梅毒的防治工作难尽如人意。过去几年中，中国疾控的工作重点主要在艾滋病防治，在控制梅毒方面一直缺乏动力。
公共投入不足导致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梅毒等性病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性病医疗市场混乱，又加重了梅毒等性病的进一步流行。“在正规医院进行梅毒检测和治疗，最多几百元就够了。”杭州一名妇科医生告诉本刊记者，“但几乎所有梅毒患者，百分之百都曾在个体医生或非正规小诊所就医过。”
这些非正规诊所动辄收取几千上万乃至数万元，“其实还是进行青霉素治疗，但他们会在外包装上换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外国名称。”该医生介绍说，因为延误治疗，病人长期不愈，而小诊所的治疗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缓解症状，这批慢性患者在社会上等于起到了传染源的作用。
“如同艾滋病防治一样，对梅毒的防治也应有公共卫生补贴。”陈祥生希望，公共财政能够覆盖到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等高危人群的梅毒筛查与治疗。在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西方国家，梅毒的发病率就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尝试已在国内某些地区开展，广东江门去年起开始了梅毒的免费筛查和治疗，当地希望借此探索出一种快速筛查、归口管理、免费治疗的梅毒防治模式。
陈祥生说，尽管中国的医疗权威机构已采取措施来改善梅毒的预防控制状况，但在边缘人群中成功控制梅毒蔓延还需要整个社会做出相应的调整。“50年前中国在梅毒控制方面的一些基本要素仍值得重视：即梅毒检测和治疗的常态化、多学科合作以及政府的深度支持。”
近日，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透露，中国梅毒控制规划正在制定之中；乙肝、 艾滋病以及梅毒三大传染疾病联合筛查，今后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是，光有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还不够，“还要让已经淡忘梅毒危害的公众重新意识到这个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陈祥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