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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偷袭珍珠港暂获成功
阎锡山赴安平与日酋会面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略方向上发生了一场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激烈争论，最终作出了南进向英美等国开战的决定。于是，1941年12月８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获得暂时的成功。与此同时还发动了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进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阎锡山又认为日本人不可一世；日军也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敦促阎锡山迅速投降。从1942年起，阎锡山又与日军紧密勾结起来，日军一面研究日阎合作成功的具体措施，一面制定如不成功即消灭晋绥军和袭击克难坡的计划。首先，日军答应给阎部分军费和武器装备，但条件是要求阎锡山立即发表日阎合作宣言。阎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未敢贸然表态。日军便于3月19日发动了第一次军事进攻，25日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阎锡山慌忙派赵承绶前往太原与日军进行交涉。日军要求直接和阎会见，在伪省长苏体仁的斡旋下，阎、日约定５月５日在乡宁县安平村会见。
５月５日的会见，因雨延迟到６日举行。日方代表岩松、花谷正与阎锡山终于在安平村一所民宅窑洞握手了。
会见开始，阎锡山首先滔滔不绝地大谈“亚洲问题”的理论。听得不耐烦的岩松打断阎的讲话，说：“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的胜利，想必阁下已经看到，希望阁下立即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花谷正也猛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回太原去。”并将拟好的宣言拿出交阎锡山签字。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阎拿着宣言翻来覆去足足看了有40多分钟，脑子里乱作一团，没有了方寸。他若签了，必然是被国人痛骂为汪精卫第二，如拒签，又担心自己被日本人劫持。待会谈休息时，阎锡山借方便之机越墙溜走，谈判遂告破裂。
安平会谈后，日本方面十分恼怒，对阎锡山一反拉拢的手段，从物资与思想两个方面施压，迫使阎锡山与日本合作。日本天皇、东条英机于15日训令冈村宁次宣布废除与阎所订协定。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向阎发出废弃基本协定通告。之后便对阎进行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向稷王山和孝义等地的晋军发起进攻，并扬言要进攻吉县；同时向西安和重庆散发日阎安平村会见的传单和照片，大造舆论，分化瓦解抗日阵线。一时间人们对日阎会见议论纷纷，阎也怕事态扩大，极力否定说：“有人说我投降日本了，我不是还坐在这里吗？”事实上，明显的活动是不见了，但与日本的联系并未断绝。仅1942年１月至６月间，日阎密谋合作的电报往来就多达180余份。
1942年初，中共中央调王世英回延安任八路军高参室主任兼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并指示他行前要约见阎锡山，表明中共与八路军的态度，设法阻止他的投降活动。
这次的约见，阎锡山仍欣然接受。他是想通过会见从正面了解中共对他的看法。地点还是在阎住的窑洞。两人见面互相问候罢便转入正题。王世英说：“我奉调回延安工作，但还兼管办事处的工作，这次见面也算我向阎长官的辞行吧。我在办事处的工作完成得不好，日后还希望阎长官对办事处多多关照。”
阎锡山忙说：“几年来你和二战区的有关部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沟通双方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你走了还真是一大遗憾。幸好还兼管这边的事情，这就好，这就好。王主任走之前定有话要留下吧？”
王世英说：“是的，我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我向阎先生转达如下意思：我虽然回延安工作，但中共及八路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变的。愿同阎先生合作抗战到底，反对任何人向日本妥协投降。日本越是疯狂，他的末日就来得越早，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律，他们决不会违背这条规律。”阎锡山听罢这席话，似乎有同感，点点头表示说：“请王主任向毛先生转达我的意思。在当前困难之时，愿与中共同舟共济，共谋抗战复兴，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这也是我阎某不变的决心。”王世英心里清楚，阎锡山的说与做，许多时候是很难一致的。不过既然作了承诺，对阎锡山公开降日多少也是一种约束。
王世英在返延之前做了一些安排，确定办事处的工作中心是拉住阎锡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广泛地与二战区高、中级和下级干部接触，一面做他们的工作，一面也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日阎勾结的情况。王世英的爱人李果毅是办事处秘书，负责群众工作，她利用接近群众的机会收集了许多情况，经过核实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有不少中共未公开的党员供职于二战区各部门。其中，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任进山中学校长，杜任之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主任，樊耕农任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长。王世英指示这些同志利用各自的交际层面，运用各种形式发动了一场孤立阎锡山的攻势。他们动员了阎锡山的儿子去劝说阎不要投日当汉奸，与人民为敌。还动员了赵戴文去做阎的工作。赵戴文此人有些民族气节，抗战初期他要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决不做亡国奴。当他听到阎锡山要回太原降日，十分气愤，他说：“他要去他去，我决不回太原，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上。”他还说：“我向来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此外，动用各种关系发动阎的下属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基干工作委员会”“铁军纪律维护团”“敌区工作团”等组织向阎锡山投信，反对他妥协降日当汉奸。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势，是阎锡山没有料到的。
王世英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掌握了阎、日勾结的情况，遂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阎的降日活动，使他认识到降日这条“存在”之路是行不通的。（待续）
（责编兴柱）
阎锡山赴安平与日酋会面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略方向上发生了一场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激烈争论，最终作出了南进向英美等国开战的决定。于是，1941年12月８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获得暂时的成功。与此同时还发动了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进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阎锡山又认为日本人不可一世；日军也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敦促阎锡山迅速投降。从1942年起，阎锡山又与日军紧密勾结起来，日军一面研究日阎合作成功的具体措施，一面制定如不成功即消灭晋绥军和袭击克难坡的计划。首先，日军答应给阎部分军费和武器装备，但条件是要求阎锡山立即发表日阎合作宣言。阎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未敢贸然表态。日军便于3月19日发动了第一次军事进攻，25日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阎锡山慌忙派赵承绶前往太原与日军进行交涉。日军要求直接和阎会见，在伪省长苏体仁的斡旋下，阎、日约定５月５日在乡宁县安平村会见。
５月５日的会见，因雨延迟到６日举行。日方代表岩松、花谷正与阎锡山终于在安平村一所民宅窑洞握手了。
会见开始，阎锡山首先滔滔不绝地大谈“亚洲问题”的理论。听得不耐烦的岩松打断阎的讲话，说：“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的胜利，想必阁下已经看到，希望阁下立即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花谷正也猛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回太原去。”并将拟好的宣言拿出交阎锡山签字。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阎拿着宣言翻来覆去足足看了有40多分钟，脑子里乱作一团，没有了方寸。他若签了，必然是被国人痛骂为汪精卫第二，如拒签，又担心自己被日本人劫持。待会谈休息时，阎锡山借方便之机越墙溜走，谈判遂告破裂。
安平会谈后，日本方面十分恼怒，对阎锡山一反拉拢的手段，从物资与思想两个方面施压，迫使阎锡山与日本合作。日本天皇、东条英机于15日训令冈村宁次宣布废除与阎所订协定。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向阎发出废弃基本协定通告。之后便对阎进行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向稷王山和孝义等地的晋军发起进攻，并扬言要进攻吉县；同时向西安和重庆散发日阎安平村会见的传单和照片，大造舆论，分化瓦解抗日阵线。一时间人们对日阎会见议论纷纷，阎也怕事态扩大，极力否定说：“有人说我投降日本了，我不是还坐在这里吗？”事实上，明显的活动是不见了，但与日本的联系并未断绝。仅1942年１月至６月间，日阎密谋合作的电报往来就多达180余份。
1942年初，中共中央调王世英回延安任八路军高参室主任兼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并指示他行前要约见阎锡山，表明中共与八路军的态度，设法阻止他的投降活动。
这次的约见，阎锡山仍欣然接受。他是想通过会见从正面了解中共对他的看法。地点还是在阎住的窑洞。两人见面互相问候罢便转入正题。王世英说：“我奉调回延安工作，但还兼管办事处的工作，这次见面也算我向阎长官的辞行吧。我在办事处的工作完成得不好，日后还希望阎长官对办事处多多关照。”
阎锡山忙说：“几年来你和二战区的有关部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沟通双方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你走了还真是一大遗憾。幸好还兼管这边的事情，这就好，这就好。王主任走之前定有话要留下吧？”
王世英说：“是的，我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我向阎先生转达如下意思：我虽然回延安工作，但中共及八路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变的。愿同阎先生合作抗战到底，反对任何人向日本妥协投降。日本越是疯狂，他的末日就来得越早，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律，他们决不会违背这条规律。”阎锡山听罢这席话，似乎有同感，点点头表示说：“请王主任向毛先生转达我的意思。在当前困难之时，愿与中共同舟共济，共谋抗战复兴，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这也是我阎某不变的决心。”王世英心里清楚，阎锡山的说与做，许多时候是很难一致的。不过既然作了承诺，对阎锡山公开降日多少也是一种约束。
王世英在返延之前做了一些安排，确定办事处的工作中心是拉住阎锡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广泛地与二战区高、中级和下级干部接触，一面做他们的工作，一面也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日阎勾结的情况。王世英的爱人李果毅是办事处秘书，负责群众工作，她利用接近群众的机会收集了许多情况，经过核实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有不少中共未公开的党员供职于二战区各部门。其中，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任进山中学校长，杜任之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主任，樊耕农任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长。王世英指示这些同志利用各自的交际层面，运用各种形式发动了一场孤立阎锡山的攻势。他们动员了阎锡山的儿子去劝说阎不要投日当汉奸，与人民为敌。还动员了赵戴文去做阎的工作。赵戴文此人有些民族气节，抗战初期他要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决不做亡国奴。当他听到阎锡山要回太原降日，十分气愤，他说：“他要去他去，我决不回太原，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上。”他还说：“我向来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此外，动用各种关系发动阎的下属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基干工作委员会”“铁军纪律维护团”“敌区工作团”等组织向阎锡山投信，反对他妥协降日当汉奸。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势，是阎锡山没有料到的。
王世英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掌握了阎、日勾结的情况，遂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阎的降日活动，使他认识到降日这条“存在”之路是行不通的。（待续）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