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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折的参政历程
印度人于1820年左右开始入境美国，是最早的亚裔移民之一。然而直到20世纪，印裔移民的人口才有了一定的增长，其中1899～1914年间约有六七千人进入美国。其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印度人还曾首次成为美国第三大亚裔群体。经过艰辛的劳作，印裔移民的境况开始改善，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有些人开始买地或租地。以加州为例，截至1919年，他们所购买的土地竟然多达88000英亩，其中大部分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the Saeramen-to Valley）和帝王谷（the Imperial Valley）。
但美国并没有成为印裔移民的理想乐园。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在美国白人的压力下，印度人日益成为当局种族限制的重要对象。首先，美国移民局针对印度人赴美申请的拒签率不断提高，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1913年及之后的50%以上。其次，多个限制法案相继出台，其中加州1913年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因禁止外国人合法获取土地而令印裔移民损失惨重，国会1917年通过的《禁移区法》（TheBarred Zone Act）则完全终止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性，而1924年国会通过的《配额法》（The Quota Act）更是以“民族来源”为由而彻底关闭了亚洲人移民美国的大门，其影响深远。最后，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文化和肤色差异而裁定印裔移民无权归化为美国公民，从而不仅终结了他们的归化之路，而且使许多原已归化的人们又逐渐被剥夺了美国公民资格。此外，许多印裔移民还因参加反英等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激起了众多外来移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抗争。然而，由于绝大部分早期印裔移民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并在英军印度军团曾服役的锡克教农民，返乡愿望较为强烈，其赴美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并期望有朝一日能荣归故里，因而对美国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兴趣不大，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美国政治投票活动的参与。当然，由于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一些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开始为公民权利和移民配额而斗争，并受到了富裕同胞的资助。然而，归化权的剥夺又迫使他们转而专注于居住地社区和族裔组织的发展，并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大声疾呼。其中，许多族裔组织的领导人本身即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与致力于推翻英国在印统治的嘎达党（the Ghadar Party）联系紧密，并借其影响来保持族裔内部的文化认同和维护恶劣境况下的自身团结。因此，由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严厉压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早期印裔族群的参政力度和影响总体上都较为弱小。
然而，印裔族群的参政状况自1965年后逐渐发生了转变。为大量引进国外高级人才以合力推动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美国先后于1965年和1990年分别通过并实施了《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Amendments）和《移民与国籍法》（The 1990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为印度人大量移民美国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直接推动了其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印裔移民大多出身印度社会中上层，深知融入美国主流政治的重要性。因此，为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族裔利益不受侵害，随着族裔力量的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积极涉入美国政治的发展，首先在族群内部动员并鼓励族人扩大对美国的入籍率，以求增强印裔族群的政治声音和影响力，如20世纪70年代印度移民的归化率达到了53.6%。到80年代时，美国印裔移民在政治上已经比较活跃，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其参政方式多种多样，他们正在成为重要的活动家、投票人、竞选者、政治捐款人，甚至是政策讨论的直接参与者，并通过成立和倚重各种族裔组织来赢得利益和扩大影响。例如，经过努力，印裔移民1980年成功地获取了美国国家统计局将他们列为独立统计对象的资格，而印裔族群也因此受益匪浅，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外来少数族裔的地位一旦被联邦政府认可，就会给整个族裔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包括就业、住房、教育、贷款，以及医疗服务等方面。因此，这也成为美国印裔移民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全美印裔美国人协会赢得了美国小商业管理局认可印裔族群为社会欠发展少数族裔的斗争，这使得他们有资格与其他族裔共同竞争政府的买卖合同；1988年总统大选期间，印裔移民通过为共和党候选人募资10万美元和为民主党候选人募资65万美元的实际行动向全国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总之，印裔移民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政治舞台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冷战的结束则更是为他们日益融入美国主流政治社会创造了全新的有利条件，也令他们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美国印裔族群参政的新进展
随着族裔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印裔移民所关注的问题不断增多，囊括了移民与归化法律、种族歧视、种族暴力犯罪、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商业利益等众多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他们的参政意识越发强烈，层次越发深入，这在多个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首先，1965年后随着族裔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寻求政治诉求的实现，政治捐款逐渐成为美国印裔移民参政的重要方式，并在多次实践中被证明是明智而有效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裔移民的政治捐款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纪录也一再被刷新。1992年大选时，他们为两党总统候选人共募集了4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1998年为国会选举募集了700万美元，而为2000年总统大选所募集的资金则超过1000万美元。之后的2002～2004年，美国印裔为各项选举提供的竞选资金达1600万～1800万美元，其中仅印裔候选人波比·金达尔（Bobby Jindal）一人就在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中，从印裔族群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到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时，印裔移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两党候选人所募集的竞选资金超过了2000万美元。印裔移民经济实力的雄厚和慷慨，令民主、共和两党刮目相看，而作为回报，他们的许多族裔诉求也在实力展示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或实现。 其次，在政治选举登记与投票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印裔移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在不断提高其族裔人口的归化人籍率，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参政和扩大政治影响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也逐渐在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例如，在1994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印裔移民的投票登记率都高于其他所有亚裔族群。不仅如此，资料显示，在90年代以来的历次大选中，所有符合条件并已登记投票的印裔移民的实际投票率竟高达90%以上。根据印裔组织NetSAP（Network 0f South Asian Professionals）主席苏钦·阿德拉克哈先生（Mr.Suchin Adhlakha）的口述，印裔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每次选举的登记率和投票率都很高。当然，他所关注的是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中心的美国东部地区的印裔参政现状，但也足以反映出印裔族群整体参政意识和水平的日益提高，并与美国其他多数族裔的参政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次，近年来美国印裔精英人士的参政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到2011年为止，美国印裔历史上通过竞选共产生2位国会议员、10位州议员，以及众多的地方行政官员。当然，接受政治委任的印裔移民数量也有了大幅的增加。目前，职位最高的当数印裔波比·金达尔（BobbyJindal）和妮基。哈利（Nikki R.Haley）两人。波比·金达尔1971年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早在2004年11月就因成功赢取国会众议员席位而引起轰动，极大地刺激了印裔移民参政的积极性和热情，并且许多人当时都感叹：“这是一个令我们无比激动的时刻，美国印裔族群已进入一个政治上初露锋芒的时代了！”在成功担任国会众议员三年之后，波比·金达尔于2007年年底转而竞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一职，并获得成功，任职至今。妮基·哈利现年42岁，其父母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教移民。2010年11月2日，哈利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中期选举中一举夺魁，当选为该州首位女性州长，也成为全美第二位印度裔州长。目前，这两人已成为美国印裔移民的骄傲，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诚然，印裔精英参政还处于上升阶段，因为绝大部分人还处在州或以下层次，而且美国联邦政府至今尚未出现一位印裔部长。此外，尽管参政热情高涨，但其竞选失败率仍然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外来少数族裔精英参政状况的共性。
最后，族裔组织涉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长期遭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压制，族裔组织很早就成为美国众多少数族群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依托，其地位和作用也随着各族裔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日趋强化。目前，美国印裔族群的各族裔组织数量超过了1000个。尽管因宗旨有别而各有差异，但随着族裔力量的增强，几乎所有的美国印裔组织目前都在积极参政，而且范围日渐扩大，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和综合化，并在推动族裔投票、竞选、捐款和游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US India PoliticM Action Committee，USINPAC）表现尤为突出。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整个印裔族群向国会山和白宫发出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声音，为所有支持印裔族群发展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财政资助，向所有涉及印裔族群发展事务的相关政策施加积极影响，其范围包括美印关系、移民政策、反种族歧视或暴力、社会公职机会均等、民权和商业发展等众多方面。自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多次成功地展现了实力，并取得了丰硕的参政成果，影响不断扩大。例如2004年4月29日，在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强力支持和推动下，以民主党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前参议员约翰·康宁（John Cornyn）为首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印度和印裔族群连线”组织正式成立，从而为印裔族群的进一步发展和族裔利益的维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此后不久，以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首的印裔组织还通过大量的动员和游说活动，为《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于2008年在美国参众两院的通过和最后实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引起了美印两国政界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美国印裔组织在历经多年参政实践之后，还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大部分印裔组织都与美国两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国会、联邦、州、县等各个层次积极发展与当权者，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决策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国会“印度和印裔族群连线”组织为例，经过印裔组织的努力，其在参众两院的成员数量已超过200人，不仅极大地展现了印裔族群的参政能力，而且还成为印裔拓展其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联系国会的重要纽带。第二，对于美国印裔组织而言，政治候选人的党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印裔族群所关切事务的态度和立场。可以说，谁支持印裔族群的关注点，印裔组织就会在资金和投票上予以全力回报。第三，虽然数量众多，但印裔组织间相互竞争的情形并不多见，彼此合作、共同发展已成为主流。例如2001年6月，美国印裔联盟（AIA）、印裔美国人协会全国联盟（NFIA）、印裔美国人政治教育论坛（IAFPE）等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谋求合力扩大影响。次年3月，他们还在国会山联合举行招待会，许多政要受邀与会，影响很大，并为印裔族群的内部团结和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除以上各方面的突出表现外，美国印裔移民在族裔间联合参政、诉讼、抵制与抗议、利用大众媒体迂回呼吁等领域亦有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新时期的参政特点
长期以来，美国亚裔移民总体上因其较低的政治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政党认同的混乱性，以及内部政治取向的重大差异性而难以汇成合力来展现政治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入与其说是一个集体进程，还不如说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因而具有明显的政治边缘化的社会特点。因此，但印裔族群却仍然与美国两大政党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第四，宗教和族裔组织对印裔族群参与美国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情况下，宗教和族裔组织在号召印裔移民积极参加政治投票和提供政治献金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具体操作中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从而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1998年反对国会通过《竞选改革和选举廉正法》、2007年推动国会放弃《雇员自由选择法案》，以及近年来历次为国会选举或总统大选筹款等政治活动中，美国印度裔的宗教界人士和族裔组织都起到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第五，美国印裔移民在实施其政治捐款策略时独具特色。他们不仅对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极为慷慨，个人政治捐款数目惊人，而且许多时候在为政治候选人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同时却并不要求即时回报，这使得他们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的紧密而和谐，并直接推动了彼此联系的持续和发展。事实证明，美国印裔的这种投资常常在关键事务的演变中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从而为其族裔整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近年来美国印裔移民政治参与所具有的全民性越发明显，他们不但参政的积极性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而且还不分贫富、性别、社会层次和居住区域，一旦出现涉及族裔利益的相关政策即将出台，参加政治游说或提供政治献金的人们就会遍及全美各地，从而清晰地体现出美国印裔族群参政意识的自觉程度。
四、参政发展的动因探析
显然，在经历了曲折的移民历程和艰辛的自我发展之后，美国印裔族群已经在参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族裔人口的快速发展为美国印裔族群的参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口规模是少数族裔群体参政的基本条件，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以选票为基础的选举政治体制下，选民数量的大小还直接影响到其政治诉求的实现。当然，人口的分布情况也是影响少数族裔参政的重要因素，居住越集中，越容易在选举中形成强大的选票力量，并赢得当政者的更多关注。如前所述，早期美国严厉的排外氛围令印裔移民难以立足，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中的大部分或是被遣返，或是选择自行离开，其人口总量到1946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一塞勒法案》（the Luee-CellerBill）时仅剩下1500人。虽然此后开始逐年增加，但其人口直到美国1965年新移民法出台前夕也仅有1万人左右。然而，印裔族群的境况不久就逐步得到彻底的改变。随着美国1965年后各移民法案的相继出台与执行，印裔移民的数量从1965年的约1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011年的2908204人；如果再加上30万～40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超过320万，增速之快令人惊讶。实际上，印裔1993年就超越日裔而再次成为美国第三大亚裔族群，到2003年时更是以2226585人的总量超越菲律宾裔而跃居亚裔第二，仅次于美国华人，并保持至今。事实表明，印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裔族群中，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中人口增长最陕的少数群体。总体而言，印裔移民居住较为集中，其中印裔人口最多的前8个州的总和占其总量的80%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居住的相对集中，显然有利于印裔族群整体力量的增强，从而为他们参政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较高的教育水平为印裔移民的积极参政创造了条件。通常情况下，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政治活动的频率和层次就越高，影响力也越大。据统计，在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以下学历的所有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进行了投票，而教育程度为本科或研究生的亚裔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投票。与美国绝大多数其他少数族裔不同的是，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在族裔整体上具有鲜明的精英性质。由于1965年以前的印裔移民数量非常有限，其人口总量难以通过“家庭团聚型移民”方式迅速增加，因而在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下，1965年以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印度社会中上层精英人群的知识型高技术移民，英语流利，并熟知西方社会生活。②据统计，在1966～198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中，95%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仅1966～1977年间印度就有约2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4万名工程师和2.5万名医生成功移民美国；之后随着美国90年代新移民法的出台，技术移民再次得到激增。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移居各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高技术人才中，美国竟占到了其总量的80%以上。显然，族裔整体上的精英性质极大地提高了印裔族群整体上的教育水平。此外，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印裔移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发展，这也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高教育水平。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1年数据显示，在所有25岁及以上的印裔移民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其人口总量的82.1%，并位居全美首位，从而为他们积极参政创造了条件（见图1）。
第三，社会经济地位的快速提高成为美国印裔族群积极参政的必要条件。据相关调查显示，公民的社会经济资源决定了其参与政治的意愿，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政治投入就越强烈、越广泛，因而也就更容易涉入主流政治生活、发挥政治影响，并实现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一般而言，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职业层次和收入状况体现出来。如上所述，整体上的精英性质在极大地提升了印裔族群教育水平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其族裔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印裔移民的职业层次和收入状况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数据可知，201 1年从事管理等专业技术类职业的印裔移民占其族裔劳动力总量的66.5%，高于美国亚裔平均、华裔、日裔与韩裔的48.5%、54.4%、53.6%和46.1%，更远高于美国白人和全美平均的37.7%和36.O%；而在收入上，不管是个人平均还是家庭平均，印裔都位居全美前列，其家庭平均收入自1994年以来就一直稳居全美首位。职业层次的提高和收入状况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印裔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印裔的族裔经济也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小规模传统经营转向制造业、批发贸易、房地产、开设银行和进出口公司等行业，而且经营状况大多良好。据美国统计局2006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印裔拥有的企业数已超过22万家，其年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涉及贸易、科技、酒店等各个行业，其中不乏营业额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或高科技企业。这表明印裔已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为他们积极参政和取得丰硕成果提供了夯实的必要条件。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组资深学者林德赛（James M.Lindsay）就曾评论说：“并非是巧合，有着突出影响力的游说群体，……通常在经济上也属于最成功的族裔群体。” 第四，冷战的结束和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为美国印裔移民积极参政带来了机遇和动力。冷战的终结改变了美印关系长期以来的彼此怀疑和憎恨状态，②并逐渐在经济、政治和防务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了质的跨越。美印关系的质变解除了美国先前对印裔移民的限制，他们不再面临任何源自于祖籍国印度的政治压力或偏见，也免除了其他族裔群体的压制或抹黑，并具备了合法而恰当的参政理由，因而再也无须证明其对美国的忠诚，更无需因祖籍国的立场问题而担心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从而彻底改变了其参政活动的低调状态，并实现了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进而为他们参政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几乎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化改革开启后，严峻的国内困境和对外来投资的强烈渴求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过去对待海外移民僵化的漠视政策，因为海外印度人已被视为印度侨汇收入和返乡投资的重要来源。在广大海外印度人的合力推动下，印度政府逐步实现了由“海外印裔卡”计划到“双重国籍”计划，再到“印度海外公民”方案等有关双重国籍政策的不断完善。虽然后者因某些基本政治权力的缺失而至今仍非真正意义上的双重国籍，但对于绝大部分出身社会中上层，与故土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并期望有朝一日荣归故里的美国印裔移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安慰与进步。这在免去他们由来已久的国籍顾虑的同时，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寻求美国公民身份的积极性，从而为他们在美国的参政发展提供了动力。
第五，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强化了印裔移民的参政决心。自20世纪末以来，尽管种族歧视有了一定的缓和，然而依然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或政治竞争激烈时，种族问题又会有所回潮，甚至恶化。对印裔移民而言，表现最为明显的即是各种暴力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和在职业场所遭到的严重歧视。令人欣慰的是，种族歧视的存在不仅激发了印裔的愤怒和痛恨，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他们对争取民主权利及自身利益的进一步意识，更加坚定了其参与美国政治的决心。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政治上融入主流社会，并形成一股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弱势群体地位、抗击歧视和排斥，以及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参政以改善自身地位，已成为大部分美国印裔移民的共同心愿和目标。
此外，思想文化认同上的演变也为印裔参政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美国印裔移民自身的日益发展和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不断融入，他们从思想意识上逐渐开启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并在文化认同上开始向美国主流文化价值靠拢，包括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语言习惯、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思想文化上的转变更促使印裔移民以主人翁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族裔和个人发展，从而为他们参政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动力。
作为向主流社会积极融入，并以此来维护其族裔利益的有效方式之一，参政一直是外来少数族裔尽力效仿的途径和追求的目标。由于美国印裔移民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并具有鲜明的精英特性，对通过参政来维护和推动自身族裔利益的发展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和热情，因而随着族裔力量的日益增强，他们在一系列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经过努力已取得了瞩目的参政成就，并在政治捐款、投票、竞选、游说等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其社会影响力亦早已今非昔比，备受政界关注。美国前参议员布隆贝克就曾对此评述道：“通过他们的成功和对政治的积极涉入，美国印裔移民现在所能影响到的事务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人数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虽然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但美国印裔族群的参政及其影响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印裔族群在美国的参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必将有助于拓展学界对美国各少数族裔参政历程和趋向的认知。
（编辑 毛悦）
印度人于1820年左右开始入境美国，是最早的亚裔移民之一。然而直到20世纪，印裔移民的人口才有了一定的增长，其中1899～1914年间约有六七千人进入美国。其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印度人还曾首次成为美国第三大亚裔群体。经过艰辛的劳作，印裔移民的境况开始改善，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有些人开始买地或租地。以加州为例，截至1919年，他们所购买的土地竟然多达88000英亩，其中大部分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the Saeramen-to Valley）和帝王谷（the Imperial Valley）。
但美国并没有成为印裔移民的理想乐园。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在美国白人的压力下，印度人日益成为当局种族限制的重要对象。首先，美国移民局针对印度人赴美申请的拒签率不断提高，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1913年及之后的50%以上。其次，多个限制法案相继出台，其中加州1913年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因禁止外国人合法获取土地而令印裔移民损失惨重，国会1917年通过的《禁移区法》（TheBarred Zone Act）则完全终止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性，而1924年国会通过的《配额法》（The Quota Act）更是以“民族来源”为由而彻底关闭了亚洲人移民美国的大门，其影响深远。最后，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文化和肤色差异而裁定印裔移民无权归化为美国公民，从而不仅终结了他们的归化之路，而且使许多原已归化的人们又逐渐被剥夺了美国公民资格。此外，许多印裔移民还因参加反英等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激起了众多外来移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抗争。然而，由于绝大部分早期印裔移民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并在英军印度军团曾服役的锡克教农民，返乡愿望较为强烈，其赴美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并期望有朝一日能荣归故里，因而对美国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兴趣不大，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美国政治投票活动的参与。当然，由于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一些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开始为公民权利和移民配额而斗争，并受到了富裕同胞的资助。然而，归化权的剥夺又迫使他们转而专注于居住地社区和族裔组织的发展，并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大声疾呼。其中，许多族裔组织的领导人本身即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与致力于推翻英国在印统治的嘎达党（the Ghadar Party）联系紧密，并借其影响来保持族裔内部的文化认同和维护恶劣境况下的自身团结。因此，由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严厉压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早期印裔族群的参政力度和影响总体上都较为弱小。
然而，印裔族群的参政状况自1965年后逐渐发生了转变。为大量引进国外高级人才以合力推动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美国先后于1965年和1990年分别通过并实施了《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Amendments）和《移民与国籍法》（The 1990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为印度人大量移民美国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直接推动了其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印裔移民大多出身印度社会中上层，深知融入美国主流政治的重要性。因此，为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族裔利益不受侵害，随着族裔力量的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积极涉入美国政治的发展，首先在族群内部动员并鼓励族人扩大对美国的入籍率，以求增强印裔族群的政治声音和影响力，如20世纪70年代印度移民的归化率达到了53.6%。到80年代时，美国印裔移民在政治上已经比较活跃，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其参政方式多种多样，他们正在成为重要的活动家、投票人、竞选者、政治捐款人，甚至是政策讨论的直接参与者，并通过成立和倚重各种族裔组织来赢得利益和扩大影响。例如，经过努力，印裔移民1980年成功地获取了美国国家统计局将他们列为独立统计对象的资格，而印裔族群也因此受益匪浅，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外来少数族裔的地位一旦被联邦政府认可，就会给整个族裔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包括就业、住房、教育、贷款，以及医疗服务等方面。因此，这也成为美国印裔移民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全美印裔美国人协会赢得了美国小商业管理局认可印裔族群为社会欠发展少数族裔的斗争，这使得他们有资格与其他族裔共同竞争政府的买卖合同；1988年总统大选期间，印裔移民通过为共和党候选人募资10万美元和为民主党候选人募资65万美元的实际行动向全国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总之，印裔移民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政治舞台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冷战的结束则更是为他们日益融入美国主流政治社会创造了全新的有利条件，也令他们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美国印裔族群参政的新进展
随着族裔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印裔移民所关注的问题不断增多，囊括了移民与归化法律、种族歧视、种族暴力犯罪、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商业利益等众多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他们的参政意识越发强烈，层次越发深入，这在多个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首先，1965年后随着族裔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寻求政治诉求的实现，政治捐款逐渐成为美国印裔移民参政的重要方式，并在多次实践中被证明是明智而有效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裔移民的政治捐款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纪录也一再被刷新。1992年大选时，他们为两党总统候选人共募集了4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1998年为国会选举募集了700万美元，而为2000年总统大选所募集的资金则超过1000万美元。之后的2002～2004年，美国印裔为各项选举提供的竞选资金达1600万～1800万美元，其中仅印裔候选人波比·金达尔（Bobby Jindal）一人就在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中，从印裔族群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到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时，印裔移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两党候选人所募集的竞选资金超过了2000万美元。印裔移民经济实力的雄厚和慷慨，令民主、共和两党刮目相看，而作为回报，他们的许多族裔诉求也在实力展示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或实现。 其次，在政治选举登记与投票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印裔移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在不断提高其族裔人口的归化人籍率，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参政和扩大政治影响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也逐渐在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例如，在1994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印裔移民的投票登记率都高于其他所有亚裔族群。不仅如此，资料显示，在90年代以来的历次大选中，所有符合条件并已登记投票的印裔移民的实际投票率竟高达90%以上。根据印裔组织NetSAP（Network 0f South Asian Professionals）主席苏钦·阿德拉克哈先生（Mr.Suchin Adhlakha）的口述，印裔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每次选举的登记率和投票率都很高。当然，他所关注的是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中心的美国东部地区的印裔参政现状，但也足以反映出印裔族群整体参政意识和水平的日益提高，并与美国其他多数族裔的参政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次，近年来美国印裔精英人士的参政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到2011年为止，美国印裔历史上通过竞选共产生2位国会议员、10位州议员，以及众多的地方行政官员。当然，接受政治委任的印裔移民数量也有了大幅的增加。目前，职位最高的当数印裔波比·金达尔（BobbyJindal）和妮基。哈利（Nikki R.Haley）两人。波比·金达尔1971年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早在2004年11月就因成功赢取国会众议员席位而引起轰动，极大地刺激了印裔移民参政的积极性和热情，并且许多人当时都感叹：“这是一个令我们无比激动的时刻，美国印裔族群已进入一个政治上初露锋芒的时代了！”在成功担任国会众议员三年之后，波比·金达尔于2007年年底转而竞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一职，并获得成功，任职至今。妮基·哈利现年42岁，其父母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教移民。2010年11月2日，哈利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中期选举中一举夺魁，当选为该州首位女性州长，也成为全美第二位印度裔州长。目前，这两人已成为美国印裔移民的骄傲，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诚然，印裔精英参政还处于上升阶段，因为绝大部分人还处在州或以下层次，而且美国联邦政府至今尚未出现一位印裔部长。此外，尽管参政热情高涨，但其竞选失败率仍然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外来少数族裔精英参政状况的共性。
最后，族裔组织涉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长期遭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压制，族裔组织很早就成为美国众多少数族群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依托，其地位和作用也随着各族裔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日趋强化。目前，美国印裔族群的各族裔组织数量超过了1000个。尽管因宗旨有别而各有差异，但随着族裔力量的增强，几乎所有的美国印裔组织目前都在积极参政，而且范围日渐扩大，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和综合化，并在推动族裔投票、竞选、捐款和游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US India PoliticM Action Committee，USINPAC）表现尤为突出。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整个印裔族群向国会山和白宫发出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声音，为所有支持印裔族群发展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财政资助，向所有涉及印裔族群发展事务的相关政策施加积极影响，其范围包括美印关系、移民政策、反种族歧视或暴力、社会公职机会均等、民权和商业发展等众多方面。自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多次成功地展现了实力，并取得了丰硕的参政成果，影响不断扩大。例如2004年4月29日，在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强力支持和推动下，以民主党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前参议员约翰·康宁（John Cornyn）为首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印度和印裔族群连线”组织正式成立，从而为印裔族群的进一步发展和族裔利益的维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此后不久，以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首的印裔组织还通过大量的动员和游说活动，为《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于2008年在美国参众两院的通过和最后实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引起了美印两国政界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美国印裔组织在历经多年参政实践之后，还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大部分印裔组织都与美国两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国会、联邦、州、县等各个层次积极发展与当权者，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决策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国会“印度和印裔族群连线”组织为例，经过印裔组织的努力，其在参众两院的成员数量已超过200人，不仅极大地展现了印裔族群的参政能力，而且还成为印裔拓展其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联系国会的重要纽带。第二，对于美国印裔组织而言，政治候选人的党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印裔族群所关切事务的态度和立场。可以说，谁支持印裔族群的关注点，印裔组织就会在资金和投票上予以全力回报。第三，虽然数量众多，但印裔组织间相互竞争的情形并不多见，彼此合作、共同发展已成为主流。例如2001年6月，美国印裔联盟（AIA）、印裔美国人协会全国联盟（NFIA）、印裔美国人政治教育论坛（IAFPE）等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谋求合力扩大影响。次年3月，他们还在国会山联合举行招待会，许多政要受邀与会，影响很大，并为印裔族群的内部团结和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除以上各方面的突出表现外，美国印裔移民在族裔间联合参政、诉讼、抵制与抗议、利用大众媒体迂回呼吁等领域亦有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新时期的参政特点
长期以来，美国亚裔移民总体上因其较低的政治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政党认同的混乱性，以及内部政治取向的重大差异性而难以汇成合力来展现政治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入与其说是一个集体进程，还不如说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因而具有明显的政治边缘化的社会特点。因此，但印裔族群却仍然与美国两大政党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第四，宗教和族裔组织对印裔族群参与美国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情况下，宗教和族裔组织在号召印裔移民积极参加政治投票和提供政治献金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具体操作中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从而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1998年反对国会通过《竞选改革和选举廉正法》、2007年推动国会放弃《雇员自由选择法案》，以及近年来历次为国会选举或总统大选筹款等政治活动中，美国印度裔的宗教界人士和族裔组织都起到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第五，美国印裔移民在实施其政治捐款策略时独具特色。他们不仅对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极为慷慨，个人政治捐款数目惊人，而且许多时候在为政治候选人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同时却并不要求即时回报，这使得他们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的紧密而和谐，并直接推动了彼此联系的持续和发展。事实证明，美国印裔的这种投资常常在关键事务的演变中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从而为其族裔整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近年来美国印裔移民政治参与所具有的全民性越发明显，他们不但参政的积极性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而且还不分贫富、性别、社会层次和居住区域，一旦出现涉及族裔利益的相关政策即将出台，参加政治游说或提供政治献金的人们就会遍及全美各地，从而清晰地体现出美国印裔族群参政意识的自觉程度。
四、参政发展的动因探析
显然，在经历了曲折的移民历程和艰辛的自我发展之后，美国印裔族群已经在参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族裔人口的快速发展为美国印裔族群的参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口规模是少数族裔群体参政的基本条件，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以选票为基础的选举政治体制下，选民数量的大小还直接影响到其政治诉求的实现。当然，人口的分布情况也是影响少数族裔参政的重要因素，居住越集中，越容易在选举中形成强大的选票力量，并赢得当政者的更多关注。如前所述，早期美国严厉的排外氛围令印裔移民难以立足，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中的大部分或是被遣返，或是选择自行离开，其人口总量到1946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一塞勒法案》（the Luee-CellerBill）时仅剩下1500人。虽然此后开始逐年增加，但其人口直到美国1965年新移民法出台前夕也仅有1万人左右。然而，印裔族群的境况不久就逐步得到彻底的改变。随着美国1965年后各移民法案的相继出台与执行，印裔移民的数量从1965年的约1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011年的2908204人；如果再加上30万～40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超过320万，增速之快令人惊讶。实际上，印裔1993年就超越日裔而再次成为美国第三大亚裔族群，到2003年时更是以2226585人的总量超越菲律宾裔而跃居亚裔第二，仅次于美国华人，并保持至今。事实表明，印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裔族群中，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中人口增长最陕的少数群体。总体而言，印裔移民居住较为集中，其中印裔人口最多的前8个州的总和占其总量的80%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居住的相对集中，显然有利于印裔族群整体力量的增强，从而为他们参政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较高的教育水平为印裔移民的积极参政创造了条件。通常情况下，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政治活动的频率和层次就越高，影响力也越大。据统计，在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以下学历的所有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进行了投票，而教育程度为本科或研究生的亚裔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投票。与美国绝大多数其他少数族裔不同的是，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在族裔整体上具有鲜明的精英性质。由于1965年以前的印裔移民数量非常有限，其人口总量难以通过“家庭团聚型移民”方式迅速增加，因而在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下，1965年以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印度社会中上层精英人群的知识型高技术移民，英语流利，并熟知西方社会生活。②据统计，在1966～198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中，95%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仅1966～1977年间印度就有约2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4万名工程师和2.5万名医生成功移民美国；之后随着美国90年代新移民法的出台，技术移民再次得到激增。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移居各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高技术人才中，美国竟占到了其总量的80%以上。显然，族裔整体上的精英性质极大地提高了印裔族群整体上的教育水平。此外，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印裔移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发展，这也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高教育水平。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1年数据显示，在所有25岁及以上的印裔移民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其人口总量的82.1%，并位居全美首位，从而为他们积极参政创造了条件（见图1）。
第三，社会经济地位的快速提高成为美国印裔族群积极参政的必要条件。据相关调查显示，公民的社会经济资源决定了其参与政治的意愿，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政治投入就越强烈、越广泛，因而也就更容易涉入主流政治生活、发挥政治影响，并实现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一般而言，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职业层次和收入状况体现出来。如上所述，整体上的精英性质在极大地提升了印裔族群教育水平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其族裔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印裔移民的职业层次和收入状况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数据可知，201 1年从事管理等专业技术类职业的印裔移民占其族裔劳动力总量的66.5%，高于美国亚裔平均、华裔、日裔与韩裔的48.5%、54.4%、53.6%和46.1%，更远高于美国白人和全美平均的37.7%和36.O%；而在收入上，不管是个人平均还是家庭平均，印裔都位居全美前列，其家庭平均收入自1994年以来就一直稳居全美首位。职业层次的提高和收入状况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印裔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印裔的族裔经济也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小规模传统经营转向制造业、批发贸易、房地产、开设银行和进出口公司等行业，而且经营状况大多良好。据美国统计局2006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印裔拥有的企业数已超过22万家，其年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涉及贸易、科技、酒店等各个行业，其中不乏营业额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或高科技企业。这表明印裔已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为他们积极参政和取得丰硕成果提供了夯实的必要条件。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组资深学者林德赛（James M.Lindsay）就曾评论说：“并非是巧合，有着突出影响力的游说群体，……通常在经济上也属于最成功的族裔群体。” 第四，冷战的结束和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为美国印裔移民积极参政带来了机遇和动力。冷战的终结改变了美印关系长期以来的彼此怀疑和憎恨状态，②并逐渐在经济、政治和防务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了质的跨越。美印关系的质变解除了美国先前对印裔移民的限制，他们不再面临任何源自于祖籍国印度的政治压力或偏见，也免除了其他族裔群体的压制或抹黑，并具备了合法而恰当的参政理由，因而再也无须证明其对美国的忠诚，更无需因祖籍国的立场问题而担心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从而彻底改变了其参政活动的低调状态，并实现了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进而为他们参政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几乎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化改革开启后，严峻的国内困境和对外来投资的强烈渴求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过去对待海外移民僵化的漠视政策，因为海外印度人已被视为印度侨汇收入和返乡投资的重要来源。在广大海外印度人的合力推动下，印度政府逐步实现了由“海外印裔卡”计划到“双重国籍”计划，再到“印度海外公民”方案等有关双重国籍政策的不断完善。虽然后者因某些基本政治权力的缺失而至今仍非真正意义上的双重国籍，但对于绝大部分出身社会中上层，与故土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并期望有朝一日荣归故里的美国印裔移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安慰与进步。这在免去他们由来已久的国籍顾虑的同时，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寻求美国公民身份的积极性，从而为他们在美国的参政发展提供了动力。
第五，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强化了印裔移民的参政决心。自20世纪末以来，尽管种族歧视有了一定的缓和，然而依然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或政治竞争激烈时，种族问题又会有所回潮，甚至恶化。对印裔移民而言，表现最为明显的即是各种暴力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和在职业场所遭到的严重歧视。令人欣慰的是，种族歧视的存在不仅激发了印裔的愤怒和痛恨，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他们对争取民主权利及自身利益的进一步意识，更加坚定了其参与美国政治的决心。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政治上融入主流社会，并形成一股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弱势群体地位、抗击歧视和排斥，以及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参政以改善自身地位，已成为大部分美国印裔移民的共同心愿和目标。
此外，思想文化认同上的演变也为印裔参政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美国印裔移民自身的日益发展和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不断融入，他们从思想意识上逐渐开启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并在文化认同上开始向美国主流文化价值靠拢，包括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语言习惯、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思想文化上的转变更促使印裔移民以主人翁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族裔和个人发展，从而为他们参政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动力。
作为向主流社会积极融入，并以此来维护其族裔利益的有效方式之一，参政一直是外来少数族裔尽力效仿的途径和追求的目标。由于美国印裔移民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并具有鲜明的精英特性，对通过参政来维护和推动自身族裔利益的发展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和热情，因而随着族裔力量的日益增强，他们在一系列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经过努力已取得了瞩目的参政成就，并在政治捐款、投票、竞选、游说等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其社会影响力亦早已今非昔比，备受政界关注。美国前参议员布隆贝克就曾对此评述道：“通过他们的成功和对政治的积极涉入，美国印裔移民现在所能影响到的事务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人数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虽然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但美国印裔族群的参政及其影响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印裔族群在美国的参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必将有助于拓展学界对美国各少数族裔参政历程和趋向的认知。
（编辑 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