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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中国近代惨痛历史的认识以及中国革命现实诉求的考量，毛泽东指出广大农村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逐步形成一套关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这种以农为本的农本主义思想，成为其阶级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成为了确立划分中国农村阶级标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毛泽东 农本主义 阶级理论 应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城市是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的统治中心和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受其控制与影响最弱的广大农村则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并将成为向城市发起总攻的战略起点。这种具有农本主义特点的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同中国自身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农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的耻辱史，使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很难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理念。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马克思曾经从历史高度与辨证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其功过是非。他一方面谴责此行为的非道义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对于打破中国晚清“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肢解“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①，即打破中国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是战争、破坏与创伤，而且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后果已经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制度的话，那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带给中华民族的屈辱更加验证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因此，在革命话语中，西方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人民最大和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对象。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又告诉我们，除抗战时期之外，中国并没有可以直接打倒的现实帝国主义，因而理论上解释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可以直接达到消灭外国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是推翻其在中国代理人的统治，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此外，在外部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以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中国资本主义本土化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即“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②，此联系集中在外国殖民统治区，尤其是在对外通商口岸方面。这种根源如此异己、外表如此畸形的中国资本主义，很难使人相信其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相反，人们更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因此，毛泽东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者均视为革命的对象。
农本主义的要点
作为资产阶级伴生物的无产阶级最初也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公认的事实，毛泽东早期阶级理论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的重点并不在无产阶级身上。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表述，也是在1951年10月再版时临时插入的。即便1939年公开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描述，突出的仍是其与农民的同源性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诞生地的大城市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现实表现也的确无法让人对其投入过多的激情，特别是当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以后，无产阶级事实上处于革命边缘。而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即具有先进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的领导。既然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身上，毛泽东便自然而然地到他熟悉的且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农村寻找革命创造力的源泉。
农本主义的应用：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以农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阶级理论，重心自然落在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将中国农村细划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游民等8种成分，然后将其分别纳入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中。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即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标准术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来界定农村阶级和阶层，并且一直沿袭下去。这种理论分析及其在具体实践运用中，主要执行了以下几条标准。
生产力标准，这是划分农村阶级最基本的客观指标。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将此简单界定为一项经济标准，认为毛泽东“从中国农村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的租佃关系为主干的地主所有制这一特点出发，主要按照租佃量的多少为标准”来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的③，其实这种界说有失偏颇。只要对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全面考察就不难发现，所谓“租佃关系”只是各阶层（准确地说是各家庭）占有生产力要素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而非划分阶级的实际指标。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作为划分农村阶级依据的农业生产力，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力和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特别是后两者之间的比例。境遇最差的雇农，其土地与劳动力的占有比例绝对失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却没有土地和劳动工具，故被称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次贫的贫农，其土地占有量和自有劳动力比例相对失衡，要靠租佃别人的部分土地或出卖部分劳动力为生，被称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的土地和劳动力之比例相对平衡，通常不必与其他阶层直接发生经济关系，被称为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土地和生产工具比较富足，需要占有别人一定量的劳动，但因其能发挥自己劳动力的作用，剥削量不大，且多数兼营工商业，故被称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得不占有别人的活劳动，成为农村中最大的剥削者。
在划分农村阶级和阶层时，毛泽东不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而且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存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在经济形式较为单一的村社环境中则具体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各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地位。所谓社会意识，在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该原理在革命语境中，就转化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即雇农的革命意识最坚决、最彻底，贫农的革命态度是积极的，中农立场不稳，富农态度始终消极，地主的思想必然是反动的。据此，农村阶级斗争路线，即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的革命策略，便一目了然。
动态标准，这是划分农村阶级的一个复合指标。以往的研究中只注意到租佃关系这一层面，而往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其他标准，这也是造成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该标准又包含两个参量：一是划分阶级时各家庭的即时经济结构，很少考虑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成因；二是家庭主要成员对待革命特别是土改的态度。这二者虽均为动态变量，但实际执行中却成为“静态”尺度，而实质为一种“万事看结果”的静止观。就前者而言，不管其人祖辈拥有多少家产，剥削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亦不论其是如何把家产挥霍掉的，只要他在划分阶级前夕一无所有，就可以定为贫农；相反，无论其人原来多么贫穷，如何受人剥削，也不论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发家致富的，只要其在关键时刻财产占有比例具有优势，就可以定为富农或地主。曹锦清的调查发现，河南遂平县吴王庙乡刘玉堂村的刘氏五兄弟中，老大和老五当过大家庭的掌柜，自然有些积蓄，分家后增购土地，在解放初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而老二之长子则因生了7个男孩，成为“贫农”。④运动是绝对的，财产关系之变动则是常态，但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为“短、平、快”地割断乡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能分散过多精力去核实各家庭历史状况及财产关系演变的成因。
在革命话语中，尽管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观点被视为绝对真理，但正如财产占有关系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一样，个人的思想和态度也是一个变项。即便过去有思想或立场错误，也并不代表其反动。但因这种变化趋势具有不可预测性，故在划分阶级时也通常便捷地选择其即时思想状态；且因该指标主观性较强，操作时难以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差错。解放战争时期吉林榆树县的土改中，因政治思想问题被错定成分的比比皆是，仅该县双井子村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就有39户，占全村中农户数的47.5%。⑤（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
③《毛泽东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
④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
⑤邓力群：“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延安整风以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13～318页。
【关键词】毛泽东 农本主义 阶级理论 应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城市是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的统治中心和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受其控制与影响最弱的广大农村则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并将成为向城市发起总攻的战略起点。这种具有农本主义特点的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同中国自身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农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的耻辱史，使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很难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理念。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马克思曾经从历史高度与辨证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其功过是非。他一方面谴责此行为的非道义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对于打破中国晚清“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肢解“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①，即打破中国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是战争、破坏与创伤，而且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后果已经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制度的话，那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带给中华民族的屈辱更加验证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因此，在革命话语中，西方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人民最大和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对象。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又告诉我们，除抗战时期之外，中国并没有可以直接打倒的现实帝国主义，因而理论上解释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可以直接达到消灭外国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是推翻其在中国代理人的统治，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此外，在外部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以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中国资本主义本土化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即“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②，此联系集中在外国殖民统治区，尤其是在对外通商口岸方面。这种根源如此异己、外表如此畸形的中国资本主义，很难使人相信其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相反，人们更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因此，毛泽东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者均视为革命的对象。
农本主义的要点
作为资产阶级伴生物的无产阶级最初也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公认的事实，毛泽东早期阶级理论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的重点并不在无产阶级身上。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表述，也是在1951年10月再版时临时插入的。即便1939年公开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描述，突出的仍是其与农民的同源性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诞生地的大城市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现实表现也的确无法让人对其投入过多的激情，特别是当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以后，无产阶级事实上处于革命边缘。而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即具有先进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的领导。既然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身上，毛泽东便自然而然地到他熟悉的且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农村寻找革命创造力的源泉。
农本主义的应用：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以农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阶级理论，重心自然落在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将中国农村细划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游民等8种成分，然后将其分别纳入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中。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即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标准术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来界定农村阶级和阶层，并且一直沿袭下去。这种理论分析及其在具体实践运用中，主要执行了以下几条标准。
生产力标准，这是划分农村阶级最基本的客观指标。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将此简单界定为一项经济标准，认为毛泽东“从中国农村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的租佃关系为主干的地主所有制这一特点出发，主要按照租佃量的多少为标准”来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的③，其实这种界说有失偏颇。只要对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全面考察就不难发现，所谓“租佃关系”只是各阶层（准确地说是各家庭）占有生产力要素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而非划分阶级的实际指标。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作为划分农村阶级依据的农业生产力，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力和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特别是后两者之间的比例。境遇最差的雇农，其土地与劳动力的占有比例绝对失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却没有土地和劳动工具，故被称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次贫的贫农，其土地占有量和自有劳动力比例相对失衡，要靠租佃别人的部分土地或出卖部分劳动力为生，被称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的土地和劳动力之比例相对平衡，通常不必与其他阶层直接发生经济关系，被称为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土地和生产工具比较富足，需要占有别人一定量的劳动，但因其能发挥自己劳动力的作用，剥削量不大，且多数兼营工商业，故被称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得不占有别人的活劳动，成为农村中最大的剥削者。
在划分农村阶级和阶层时，毛泽东不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而且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存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在经济形式较为单一的村社环境中则具体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各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地位。所谓社会意识，在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该原理在革命语境中，就转化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即雇农的革命意识最坚决、最彻底，贫农的革命态度是积极的，中农立场不稳，富农态度始终消极，地主的思想必然是反动的。据此，农村阶级斗争路线，即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的革命策略，便一目了然。
动态标准，这是划分农村阶级的一个复合指标。以往的研究中只注意到租佃关系这一层面，而往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其他标准，这也是造成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该标准又包含两个参量：一是划分阶级时各家庭的即时经济结构，很少考虑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成因；二是家庭主要成员对待革命特别是土改的态度。这二者虽均为动态变量，但实际执行中却成为“静态”尺度，而实质为一种“万事看结果”的静止观。就前者而言，不管其人祖辈拥有多少家产，剥削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亦不论其是如何把家产挥霍掉的，只要他在划分阶级前夕一无所有，就可以定为贫农；相反，无论其人原来多么贫穷，如何受人剥削，也不论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发家致富的，只要其在关键时刻财产占有比例具有优势，就可以定为富农或地主。曹锦清的调查发现，河南遂平县吴王庙乡刘玉堂村的刘氏五兄弟中，老大和老五当过大家庭的掌柜，自然有些积蓄，分家后增购土地，在解放初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而老二之长子则因生了7个男孩，成为“贫农”。④运动是绝对的，财产关系之变动则是常态，但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为“短、平、快”地割断乡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能分散过多精力去核实各家庭历史状况及财产关系演变的成因。
在革命话语中，尽管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观点被视为绝对真理，但正如财产占有关系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一样，个人的思想和态度也是一个变项。即便过去有思想或立场错误，也并不代表其反动。但因这种变化趋势具有不可预测性，故在划分阶级时也通常便捷地选择其即时思想状态；且因该指标主观性较强，操作时难以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差错。解放战争时期吉林榆树县的土改中，因政治思想问题被错定成分的比比皆是，仅该县双井子村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就有39户，占全村中农户数的47.5%。⑤（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
③《毛泽东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
④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
⑤邓力群：“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延安整风以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13～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