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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三个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理论的模式化、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抽象化转向异质性企业选择的微观化，进而探索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微观动力机制，即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同时成为影响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三种内在力量。结果表明：从企业微观层面看，集聚效应在一定时期内还得继续存在；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并在产业链整合、市场化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跨区域整合。
关键词：区域产业结构；异质性；自我选择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5-0035-06
近年来，世界经济总体需求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很大的萎缩，对于以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为主的中国来说，转变自身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因此，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演变，中国区域产业大面积转移的现象是否到来？目前政府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应对转移？这样的问题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对这一问题背后理论的不同解释有助于我们用多元化的思维更深刻理解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可以得出更符合实际的可行方案。
以往学界研究的视角多以国家整体层面为重心，以空间的思维去考虑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问题，如主导产业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等。这些理论思维的兴起与当时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和研究的条件有关，多被用于从国家宏观结构出发、以区域开发为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产业转移与发展。这样的研究视角容易把产业转移问题单纯地视作地理问题，而忽视了战略决策背后的经济性。过分偏重国家宏观层面来进行区域产业转移，会由于政策实施的模糊性而带来地区产业发展的重复和无效。事实上，任何产业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和扩展使得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更加趋于科学化和抽象化。而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试图说明，有了企业微观的基础，产业结构演变的分析才能达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对于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复杂的现象才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因此，从企业角度对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将按照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维度来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进行综述，通过三个维度的相关理论对比，进而探索归纳出产业结构演变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与一般规律。
一、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模式化
Perroux（1950）[1]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少数地区和个别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极来突出发展的思想开始流行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应用之中，这种带有计划色彩的模式思想往往由于其可加工性的特点而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后来，Boudeville（1966）[2]和Lasuen（1973）[3]通过追溯Christalle（1933）[4]和Losch（1940）[5]的中心地理论，把区位论的观点纳入到增长极理论中，以求得通过部分地区与产业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发展。然而在政策实践中，增长极理论往往容易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加以修正，由此实施效果的科学性往往值得怀疑。
Rostow（1953）[6]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与之相对应，这种产业可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被视为起带头作用的主导产业。然而，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能够成为区域发展主导产业的优势。并且发展主导产业的条件本身具有模糊性，也会被政府事前计划制定。目前中国依然具有很强烈的主导产业制定的思维，从而导致各地区都以相同的指标来制定主导产业，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具有非常严重的相似性。从整体上看，主导产业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平庸式的平均发展。
源于Vernon（1966）[7]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如同产品一样，其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后来区域经济学家Thompson（1966）[8]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日本学者Kojima（1978）[9]通过进一步研究，将早期赤松要Kaname（1932）[10]提出的日本产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进行深化，对于国家之间产业动态转移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梯度转移理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状态规律的描述，但并不能说明在产业发展的任意阶段都能随意利用政府手段来实现科学规划。而在国内，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以梯度转移理论来倡导产业转移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国内学者利用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思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事前由政府在国家层面人为划分梯度，然后在实践中去实施政策，不仅不会形成梯度转移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规律，反而还可能扩大整个国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以上的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在阐述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中，由于对理论研究都停留在描述层面，在实践指导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因而容易让政策制定者的思维陷入静态的模式化，更容易让政策执行者产生误解，在实际具体操作中产生短视的行为。具体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从国家角度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划分和发展，试图用政府规划来做平衡性或不平衡的发展，不可能以动态的眼光去顾及到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发展点，所以在此基础上的规划具有很强的静态性；第二，虽然以上理论分析中已经涉及到对产业的分析，但划分仍然过于笼统，没有真正从产业层面去剖析，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地域性倾斜特征；第三，虽然以上对区域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论非常丰富，但是基本上可以说还停留在各种模式的描述上，没有对模式进行抽象并揭示出其内在的机理，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还没有达到回答“为什么”的深层次问题研究上。这一方面跟研究的方法及假设条件存在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实中存在很大的约束条件，如没有更好的分析工具去实现等。因此，以国家为层面的产业转移研究很难对现实进行科学解释进而形成有效的政策措施。
二、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抽象化
继Dixit和Stiglitz（1977）[11]将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化之后，以Krugman（1991）[12]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快速发展，其将空间因素在主流模型中内生化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应用。新经济地理学所构建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能够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抽象解释，并以严密的逻辑演绎展示出巨大的说服能力。本质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无论从空间地域还是从产业结构讲，区域产业结构都是自发地、非均衡地进行演化而发展过来的。在解释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新经济地理学以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报酬递增与消费者多样化产品偏好的权衡为动力机制，并利用工资相对差异随效率水平（L）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以此作为重要参数变量来对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进行模拟（如图1所示）。产业扩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均衡过程。
Fujita等通过对五国七个产业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分类。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劳动密集程度产生的产业结构演变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核心模型都是根据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方向来判断工资水平的升降，进而得出地区之间产业份额的差异，因此主要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对于工资敏感性程度差异，进而判断不同产业转移的先后顺序。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工资差异较为敏感，因此相对于劳动密集程度不高的产业，此类产业容易最先发生转移，从核心的集聚区扩散到边缘区域。
第二，根据产业上下游关系及市场前后向关联程度差异。不同产业的上下游位置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所受的市场关联性强弱也存在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消费指向的产业会首先转移出去。由于这类产业的需求绝大部分来自于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并不是一定要集中于一个地区，反而这种产业更容易随着消费人群的流动而发生转移。因此这个时候，产业集聚的力量对这种产业的影响不大，因而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散模式一样，消费指向的产业也会首先产生扩散的趋势。
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对空间因素的考量，用核心—外围结构的变化来描述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突破点与维持点的比较上，其表现形式为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大小。模型的演绎具有很强的严密性，能够推导出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和变化区间，因此其抽象化的理论分析给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带来一个新的高度。新经济地理学在产业层面将产业结构的演变抽象为劳动力工资差异随着运输费用（T）和效率水平（L）的不断改善而变化，随之带来的是各个产业份额在各地区的变化，以此描述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路径。这种抽象化的研究使得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解释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所以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产业结构演变有了总体抽象化的描述，并对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模型化，试图利用工资相对收入差异、市场关联以及外部性等内在机制来划分不同产业的演变过程。这样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在产业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为其抽象化参数变量成为影响产业变迁的内生力量，模型化的分析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由于其思想内核认为产业结构是演化形成的，因此相对于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不仅具有抽象化，而且去除了模式化的束缚而更趋于科学性。
然而，新经济地理学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即很难利用现实数据进行验证，其成熟的理论还主要依靠于数值模拟来抽象化验证，产业层面的模拟不能更细致地实证于现实。另外，从产业层面看，即便新经济地理理论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具有非常合理的解释，它仍旧不能合理解释现实中相同产业内部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差异所带来的产业重合现象。而解释和研究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过程以及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找出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影响变量，进而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单纯产业层面的考察会忽略微观体系中的差异化变动，可能所抽象化的演变趋势是科学的，但是在短期的产业内部的主体变动是有先后的。因此忽略个体变异性，在现实政策指导中可能会出现偏差的效果。
三、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微观化——基于企业自我选择
任何产业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而研究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同样需要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巫景飞等，2007）。[13]林毅夫（2002，2004）[14][15]提出自生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自生能力来源于国家发展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战略，即由于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家的要素结构的匹配使得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从而表现为整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视角看，以国家或者是产业层面的角度来进行区域产业转移研究会忽视企业自身差异的问题，从而可能带来不同企业的差异性选择问题。试想，将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引入到最落后的地区，不具备自生能力或者说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不能匹配此类要素禀赋的产业，发展结果肯定是粗放低效，事倍功半。
利用企业异质性假设对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西方国际贸易领域的“新新贸易理论”（Metliz，2003）。[16]国外从企业层面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的理论多出现于日本和欧洲等国家，而且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同中国一样，其产业政策多是由中央统一实施的，因此这些国家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研究成果能够对中国的区域产业转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对日本区域产业政策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思路来研究的还是少数。自Krugman（1991）和Fujita等（1999）[17]开创和丰富新经济地理学以来，欧洲诸多经济地理学家如Combes等（2009）[18]、Saito和Gopinath（2009）[19]等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对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扩展。日本学者Okubo（2009，2010）[20][21]先后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同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非常前沿的研究成果，例如将企业异质性融入自由资本模型（FC）、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FCVL）以及自由企业家模型（FE），大大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这些模型的拓展对于从企业自我选择的角度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演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初，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企业选择效应对比中，Baldwin和Okubo（2006）[22]认为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使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强化，导致各地区生产率高的企业都集聚到大城市或者发达的地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因这种效应而逐渐转移到外围地区。这种自我选择效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自我选择效应过大的时候，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只会吸引效率低下的企业去接受补贴，从而使转出的企业全是各产业中最低效的企业，其结果是让那些应该受到发展扶持的落后地区接收的都是低效、污染甚至是淘汰的产业。而他们同样也得出，当运输成本（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时，可以弱化核心—外围结构，即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描述的产业转移突破点被打破时，此时的集聚效应变得相对弱化，扩散效应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同时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变得不再明显。这个时候，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才能达到使高效率企业向外围地区的转移，从而产业转移才是有效的。因此，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研究所得，政府在前期通过区域产业转移来试图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时，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改善，降低地区间显性和隐性的成本。如果可以将这个基础打好，再加上政府一定的补贴引导，将会使区域产业转移的实现更加有效。[23]
在Saito和Gopinath看来，导致区域间不平衡的两个因素就是集聚效应和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集聚力量作为区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已经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得到系统描述。而企业选择效应同样作为区域不平衡的因素，是因为不同企业随市场选择而发生优劣企业的分离，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往发达的核心地区发展，而低生产效率企业由于能力和压力的因素倾向于转移到不发达的外围地区生存。因此，区域差距的存在就变得明显了。不仅如此，由于在核心地区都是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的集聚区，大多数企业都有出口和内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市场关联的专业化运作，所以核心区域的产业多样化和市场规模庞大是吸引高能力企业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外围地区所不能提供的。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相对于集聚效应更能够促进核心地区的增长，从而产生区域不平衡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从而分析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图2展示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三个层面，重点体现出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在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并通过对比企业自我选择效应、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大小，进而可以找到三种效应作为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内生力量。
从企业层面看，国家1—地区1中存在两种产业，而两种产业中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之间（企业A与企业B）具有很强的集聚作用，而地区1两种产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表示为较小四边形）由于核心区较强的市场关联而在两种产业间集聚。这时，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决定了企业会集聚于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而分享巨大的集聚收益，因此不容易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首先，从国际范围看，由于企业自我选择会倾向于生产效率较高的集聚地区转移，并且由于海外经营沉没成本的存在，所以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考虑向国家2的发达地区（表示为地区3）进行转移，而即便地区1的扩散效应再大，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也会由于自生能力不足而放弃向海外转移；其次，从国内产业转移路径看，国家1的发达地区（表示为地区1）中的产业2很难向地区2进行转移，原因是地区2很难形成相互关联的专业化市场，无论对于地区1的任何企业来讲，转入地区2首先会丧失集聚外部性收益。这时即便是政府实施诸多的产业引导政策来吸引地区1的企业向地区2转移，成效甚微，反而更容易吸引即将淘汰的污染企业向地区2转移，不利于地区2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1向地区2转移的条件是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减弱，不足以使产业1的企业会全部倾向积聚于地区1。因此，在政府引导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障碍的消除，并配合相关的税收、补贴等政策引导产业1的企业向地区2逐渐转移。最终，地区1的产业2也会随着地区2出现产业1而出现向外转移的趋势。
四、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政策启示
（一）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发展
从实际来看，中国的企业还远远没有失去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这一优势也会随着国内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等改革而继续发挥一段时间。正如蔡昉（2010）[24]所说，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在未来的10~20年还将进一步发挥潜在的优势作用。这预示了几个潜在的推断：
第一，集聚效应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中国目前还处于新经济地理学所描述的突破点被打破之前的阶段，即集聚力量还是以绝对的优势体现在中国沿海的几个发达的地区。这段时期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讲，都不应当让这种带来多种好处的集聚力量减弱。尽管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挤、污染、犯罪等社会矛盾，但这些问题不足以去提早结束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进程。
第二，中国区域产业全面转移的时期还没有达到条件。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动态模拟过程显示，产业转移实现在核心—外围状态点被突破的条件主要有技术创新和运输费用两大因素。但无一例外，这两种因素在中国还处于产业转移突破点的前期。据2009年中国500强企业调查中，中国最具实力的企业整体研发水平还是比较低，制造业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3以上依然是中国目前产业发展的事实；运输费用（广义上包括制度等一系列交易成本）促使中国总体格局上形成非常明显的区域分割，这种分割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运输条件和基础设施设置的第一道门槛；第二也是中国特殊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即内在的制度和禀赋异化设置的第二道门槛。Poncet（2002）[25]通过测算中国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效应”，表明中国省际边界效应在不断上升，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甚至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
（二）以企业间差异跨区域整合产业结构
目前，中国在制造产业层面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条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上，其价值比重最大的部分，是目前中国整体所欠缺的部分，而所拥有的创造价值的空间只是制造业工厂层面的低端价值。目前部分学者所倡导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大力运用空间转移的模式去实现，本文认为从产业角度的企业层面去解决区域产业结构问题会更加有效。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至少应当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因为从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匹配的角度看，企业目前的自生能力恰恰体现于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一定是遵循固有的演变模式去升级或者改换自己的产业，而是可以在承认企业差异性的基础上来整合企业上下游联系，即形成在制造业链条上稳固的上下游关联。现实条件决定了目前不是升级产业链的最佳时期，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产业链的整合上。不应单纯以单个企业内部的产业链条的整合，更大的空间是大量中小企业之间的整合，不分地域限制，可以形成产品设计的高端企业、物流配送企业、销售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形成稳固的整合，各方企业都可以从中赢利，逐步提升自己的价值。最典型的如广东，其重要的优势就是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产品设计的企业，因此通过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地域性整合，可以得到更专业化的运作和共享收益。
政府也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配合：首先，应该加大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对交通和信息工程的资本投入，搭建区域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平台，缩小地区间的地理距离从而扩大空间上的市场需求潜力，带动区域与外部市场的一体化；其次，减少政策限制和壁垒导致的资源扭曲，通过大力支持企业在产业内进行产业链整合，使得企业间关联在空间上更加合理有效，形成竞争优势；最后，在推动市场增进的同时，也要寻求政府退出的互动路径，让地方保护主义不再抬头，进而消除更深层次的内部市场壁垒，带动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最终取得我国内外部市场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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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孙 飞
Analysis on Self-selection Effect of Enterprises in Industrial Transfer
Wang Fangfang1, Chen En2
（1.Economic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Hong Kong and Macao Economy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theory from three levels, this paper transforms the study perspective from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nd abstract studie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micro-oriented chose by the heterogeneity enterpris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micro-power mechanism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dustry. We find that the Enterprise's self-selection effects,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diffusion effect can be taken as the three internal forces of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enterprise micro lay, conglomeration effect in certain period still have to continue to exi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spending on infrastructure, and give certain aspects of policy support in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marketization,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ross the region.
Key words：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heterogeneity; self-selection effect
关键词：区域产业结构；异质性；自我选择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5-0035-06
近年来，世界经济总体需求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很大的萎缩，对于以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为主的中国来说，转变自身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因此，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演变，中国区域产业大面积转移的现象是否到来？目前政府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应对转移？这样的问题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对这一问题背后理论的不同解释有助于我们用多元化的思维更深刻理解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可以得出更符合实际的可行方案。
以往学界研究的视角多以国家整体层面为重心，以空间的思维去考虑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问题，如主导产业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等。这些理论思维的兴起与当时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和研究的条件有关，多被用于从国家宏观结构出发、以区域开发为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产业转移与发展。这样的研究视角容易把产业转移问题单纯地视作地理问题，而忽视了战略决策背后的经济性。过分偏重国家宏观层面来进行区域产业转移，会由于政策实施的模糊性而带来地区产业发展的重复和无效。事实上，任何产业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和扩展使得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更加趋于科学化和抽象化。而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试图说明，有了企业微观的基础，产业结构演变的分析才能达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对于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复杂的现象才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因此，从企业角度对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将按照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维度来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进行综述，通过三个维度的相关理论对比，进而探索归纳出产业结构演变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与一般规律。
一、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模式化
Perroux（1950）[1]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少数地区和个别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极来突出发展的思想开始流行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应用之中，这种带有计划色彩的模式思想往往由于其可加工性的特点而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后来，Boudeville（1966）[2]和Lasuen（1973）[3]通过追溯Christalle（1933）[4]和Losch（1940）[5]的中心地理论，把区位论的观点纳入到增长极理论中，以求得通过部分地区与产业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发展。然而在政策实践中，增长极理论往往容易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加以修正，由此实施效果的科学性往往值得怀疑。
Rostow（1953）[6]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与之相对应，这种产业可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被视为起带头作用的主导产业。然而，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能够成为区域发展主导产业的优势。并且发展主导产业的条件本身具有模糊性，也会被政府事前计划制定。目前中国依然具有很强烈的主导产业制定的思维，从而导致各地区都以相同的指标来制定主导产业，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具有非常严重的相似性。从整体上看，主导产业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平庸式的平均发展。
源于Vernon（1966）[7]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如同产品一样，其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后来区域经济学家Thompson（1966）[8]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日本学者Kojima（1978）[9]通过进一步研究，将早期赤松要Kaname（1932）[10]提出的日本产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进行深化，对于国家之间产业动态转移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梯度转移理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状态规律的描述，但并不能说明在产业发展的任意阶段都能随意利用政府手段来实现科学规划。而在国内，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以梯度转移理论来倡导产业转移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国内学者利用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思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事前由政府在国家层面人为划分梯度，然后在实践中去实施政策，不仅不会形成梯度转移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规律，反而还可能扩大整个国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以上的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在阐述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中，由于对理论研究都停留在描述层面，在实践指导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因而容易让政策制定者的思维陷入静态的模式化，更容易让政策执行者产生误解，在实际具体操作中产生短视的行为。具体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从国家角度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划分和发展，试图用政府规划来做平衡性或不平衡的发展，不可能以动态的眼光去顾及到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发展点，所以在此基础上的规划具有很强的静态性；第二，虽然以上理论分析中已经涉及到对产业的分析，但划分仍然过于笼统，没有真正从产业层面去剖析，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地域性倾斜特征；第三，虽然以上对区域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论非常丰富，但是基本上可以说还停留在各种模式的描述上，没有对模式进行抽象并揭示出其内在的机理，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还没有达到回答“为什么”的深层次问题研究上。这一方面跟研究的方法及假设条件存在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实中存在很大的约束条件，如没有更好的分析工具去实现等。因此，以国家为层面的产业转移研究很难对现实进行科学解释进而形成有效的政策措施。
二、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抽象化
继Dixit和Stiglitz（1977）[11]将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化之后，以Krugman（1991）[12]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快速发展，其将空间因素在主流模型中内生化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应用。新经济地理学所构建的中心—外围结构模型能够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抽象解释，并以严密的逻辑演绎展示出巨大的说服能力。本质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无论从空间地域还是从产业结构讲，区域产业结构都是自发地、非均衡地进行演化而发展过来的。在解释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新经济地理学以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报酬递增与消费者多样化产品偏好的权衡为动力机制，并利用工资相对差异随效率水平（L）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以此作为重要参数变量来对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进行模拟（如图1所示）。产业扩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均衡过程。
Fujita等通过对五国七个产业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分类。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劳动密集程度产生的产业结构演变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核心模型都是根据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方向来判断工资水平的升降，进而得出地区之间产业份额的差异，因此主要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对于工资敏感性程度差异，进而判断不同产业转移的先后顺序。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工资差异较为敏感，因此相对于劳动密集程度不高的产业，此类产业容易最先发生转移，从核心的集聚区扩散到边缘区域。
第二，根据产业上下游关系及市场前后向关联程度差异。不同产业的上下游位置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所受的市场关联性强弱也存在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消费指向的产业会首先转移出去。由于这类产业的需求绝大部分来自于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并不是一定要集中于一个地区，反而这种产业更容易随着消费人群的流动而发生转移。因此这个时候，产业集聚的力量对这种产业的影响不大，因而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散模式一样，消费指向的产业也会首先产生扩散的趋势。
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对空间因素的考量，用核心—外围结构的变化来描述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突破点与维持点的比较上，其表现形式为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大小。模型的演绎具有很强的严密性，能够推导出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和变化区间，因此其抽象化的理论分析给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带来一个新的高度。新经济地理学在产业层面将产业结构的演变抽象为劳动力工资差异随着运输费用（T）和效率水平（L）的不断改善而变化，随之带来的是各个产业份额在各地区的变化，以此描述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路径。这种抽象化的研究使得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解释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所以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产业结构演变有了总体抽象化的描述，并对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模型化，试图利用工资相对收入差异、市场关联以及外部性等内在机制来划分不同产业的演变过程。这样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在产业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为其抽象化参数变量成为影响产业变迁的内生力量，模型化的分析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由于其思想内核认为产业结构是演化形成的，因此相对于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不仅具有抽象化，而且去除了模式化的束缚而更趋于科学性。
然而，新经济地理学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即很难利用现实数据进行验证，其成熟的理论还主要依靠于数值模拟来抽象化验证，产业层面的模拟不能更细致地实证于现实。另外，从产业层面看，即便新经济地理理论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具有非常合理的解释，它仍旧不能合理解释现实中相同产业内部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差异所带来的产业重合现象。而解释和研究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过程以及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找出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影响变量，进而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单纯产业层面的考察会忽略微观体系中的差异化变动，可能所抽象化的演变趋势是科学的，但是在短期的产业内部的主体变动是有先后的。因此忽略个体变异性，在现实政策指导中可能会出现偏差的效果。
三、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微观化——基于企业自我选择
任何产业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而研究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同样需要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巫景飞等，2007）。[13]林毅夫（2002，2004）[14][15]提出自生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自生能力来源于国家发展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战略，即由于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家的要素结构的匹配使得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从而表现为整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视角看，以国家或者是产业层面的角度来进行区域产业转移研究会忽视企业自身差异的问题，从而可能带来不同企业的差异性选择问题。试想，将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引入到最落后的地区，不具备自生能力或者说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不能匹配此类要素禀赋的产业，发展结果肯定是粗放低效，事倍功半。
利用企业异质性假设对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西方国际贸易领域的“新新贸易理论”（Metliz，2003）。[16]国外从企业层面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的理论多出现于日本和欧洲等国家，而且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同中国一样，其产业政策多是由中央统一实施的，因此这些国家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研究成果能够对中国的区域产业转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对日本区域产业政策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思路来研究的还是少数。自Krugman（1991）和Fujita等（1999）[17]开创和丰富新经济地理学以来，欧洲诸多经济地理学家如Combes等（2009）[18]、Saito和Gopinath（2009）[19]等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对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扩展。日本学者Okubo（2009，2010）[20][21]先后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同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非常前沿的研究成果，例如将企业异质性融入自由资本模型（FC）、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FCVL）以及自由企业家模型（FE），大大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这些模型的拓展对于从企业自我选择的角度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演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初，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企业选择效应对比中，Baldwin和Okubo（2006）[22]认为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使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强化，导致各地区生产率高的企业都集聚到大城市或者发达的地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因这种效应而逐渐转移到外围地区。这种自我选择效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自我选择效应过大的时候，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只会吸引效率低下的企业去接受补贴，从而使转出的企业全是各产业中最低效的企业，其结果是让那些应该受到发展扶持的落后地区接收的都是低效、污染甚至是淘汰的产业。而他们同样也得出，当运输成本（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时，可以弱化核心—外围结构，即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描述的产业转移突破点被打破时，此时的集聚效应变得相对弱化，扩散效应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同时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变得不再明显。这个时候，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才能达到使高效率企业向外围地区的转移，从而产业转移才是有效的。因此，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研究所得，政府在前期通过区域产业转移来试图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时，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改善，降低地区间显性和隐性的成本。如果可以将这个基础打好，再加上政府一定的补贴引导，将会使区域产业转移的实现更加有效。[23]
在Saito和Gopinath看来，导致区域间不平衡的两个因素就是集聚效应和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集聚力量作为区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已经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得到系统描述。而企业选择效应同样作为区域不平衡的因素，是因为不同企业随市场选择而发生优劣企业的分离，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往发达的核心地区发展，而低生产效率企业由于能力和压力的因素倾向于转移到不发达的外围地区生存。因此，区域差距的存在就变得明显了。不仅如此，由于在核心地区都是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的集聚区，大多数企业都有出口和内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市场关联的专业化运作，所以核心区域的产业多样化和市场规模庞大是吸引高能力企业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外围地区所不能提供的。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相对于集聚效应更能够促进核心地区的增长，从而产生区域不平衡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从而分析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图2展示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三个层面，重点体现出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在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并通过对比企业自我选择效应、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大小，进而可以找到三种效应作为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内生力量。
从企业层面看，国家1—地区1中存在两种产业，而两种产业中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之间（企业A与企业B）具有很强的集聚作用，而地区1两种产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表示为较小四边形）由于核心区较强的市场关联而在两种产业间集聚。这时，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决定了企业会集聚于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而分享巨大的集聚收益，因此不容易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首先，从国际范围看，由于企业自我选择会倾向于生产效率较高的集聚地区转移，并且由于海外经营沉没成本的存在，所以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考虑向国家2的发达地区（表示为地区3）进行转移，而即便地区1的扩散效应再大，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也会由于自生能力不足而放弃向海外转移；其次，从国内产业转移路径看，国家1的发达地区（表示为地区1）中的产业2很难向地区2进行转移，原因是地区2很难形成相互关联的专业化市场，无论对于地区1的任何企业来讲，转入地区2首先会丧失集聚外部性收益。这时即便是政府实施诸多的产业引导政策来吸引地区1的企业向地区2转移，成效甚微，反而更容易吸引即将淘汰的污染企业向地区2转移，不利于地区2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1向地区2转移的条件是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减弱，不足以使产业1的企业会全部倾向积聚于地区1。因此，在政府引导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障碍的消除，并配合相关的税收、补贴等政策引导产业1的企业向地区2逐渐转移。最终，地区1的产业2也会随着地区2出现产业1而出现向外转移的趋势。
四、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政策启示
（一）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发展
从实际来看，中国的企业还远远没有失去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这一优势也会随着国内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等改革而继续发挥一段时间。正如蔡昉（2010）[24]所说，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在未来的10~20年还将进一步发挥潜在的优势作用。这预示了几个潜在的推断：
第一，集聚效应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中国目前还处于新经济地理学所描述的突破点被打破之前的阶段，即集聚力量还是以绝对的优势体现在中国沿海的几个发达的地区。这段时期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讲，都不应当让这种带来多种好处的集聚力量减弱。尽管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挤、污染、犯罪等社会矛盾，但这些问题不足以去提早结束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进程。
第二，中国区域产业全面转移的时期还没有达到条件。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动态模拟过程显示，产业转移实现在核心—外围状态点被突破的条件主要有技术创新和运输费用两大因素。但无一例外，这两种因素在中国还处于产业转移突破点的前期。据2009年中国500强企业调查中，中国最具实力的企业整体研发水平还是比较低，制造业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3以上依然是中国目前产业发展的事实；运输费用（广义上包括制度等一系列交易成本）促使中国总体格局上形成非常明显的区域分割，这种分割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运输条件和基础设施设置的第一道门槛；第二也是中国特殊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即内在的制度和禀赋异化设置的第二道门槛。Poncet（2002）[25]通过测算中国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效应”，表明中国省际边界效应在不断上升，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甚至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
（二）以企业间差异跨区域整合产业结构
目前，中国在制造产业层面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条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上，其价值比重最大的部分，是目前中国整体所欠缺的部分，而所拥有的创造价值的空间只是制造业工厂层面的低端价值。目前部分学者所倡导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大力运用空间转移的模式去实现，本文认为从产业角度的企业层面去解决区域产业结构问题会更加有效。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至少应当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因为从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匹配的角度看，企业目前的自生能力恰恰体现于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一定是遵循固有的演变模式去升级或者改换自己的产业，而是可以在承认企业差异性的基础上来整合企业上下游联系，即形成在制造业链条上稳固的上下游关联。现实条件决定了目前不是升级产业链的最佳时期，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产业链的整合上。不应单纯以单个企业内部的产业链条的整合，更大的空间是大量中小企业之间的整合，不分地域限制，可以形成产品设计的高端企业、物流配送企业、销售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形成稳固的整合，各方企业都可以从中赢利，逐步提升自己的价值。最典型的如广东，其重要的优势就是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产品设计的企业，因此通过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地域性整合，可以得到更专业化的运作和共享收益。
政府也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配合：首先，应该加大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对交通和信息工程的资本投入，搭建区域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平台，缩小地区间的地理距离从而扩大空间上的市场需求潜力，带动区域与外部市场的一体化；其次，减少政策限制和壁垒导致的资源扭曲，通过大力支持企业在产业内进行产业链整合，使得企业间关联在空间上更加合理有效，形成竞争优势；最后，在推动市场增进的同时，也要寻求政府退出的互动路径，让地方保护主义不再抬头，进而消除更深层次的内部市场壁垒，带动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最终取得我国内外部市场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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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孙 飞
Analysis on Self-selection Effect of Enterprises in Industrial Transfer
Wang Fangfang1, Chen En2
（1.Economic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Hong Kong and Macao Economy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theory from three levels, this paper transforms the study perspective from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nd abstract studie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micro-oriented chose by the heterogeneity enterpris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micro-power mechanism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dustry. We find that the Enterprise's self-selection effects,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diffusion effect can be taken as the three internal forces of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enterprise micro lay, conglomeration effect in certain period still have to continue to exi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spending on infrastructure, and give certain aspects of policy support in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marketization,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ross the region.
Key words：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heterogeneity; self-selecti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