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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级干部，短短几年就受贿1060.9万元。
一起“村官”窝案，涉及金额竟然高达1.5亿元。
一个财务科长，糊里糊涂就敛财800多万元。
…………
近年来，“小官大贪”现象屡现报端，让你不得不感慨“别拿小官不当干部”。
2014年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反馈意见提到，“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
“小官”何以成为“大贪”？
变守土有责为监守自盗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工程建设
“小官”：永川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原主任、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
“大贪”：先后收受贿款达1060.9万元
结局：戴兵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案情回放】
2013年，在侦查其他案件时，腾龙公司董事长孔某的一条行贿信息指向戴兵。
戴兵一到案，自知回天乏力，便交代了受贿事实。
从廉租房建设到政府办公楼装修，从道路整修工程到园区建设……这些项目均需戴兵审批“签字”。
守土有责变成了监守自盗——他自创了一套敛财术。
敛财术之一：提供招标内幕关键信息。
“戴兵不仅掌握着业主单位的底价信息，也掌握着所有参与投标人的报价信息。向竞买人透露上述关键内幕信息，是戴兵敛财的核心手段。”办案人员说。
敛财术之二：介绍“转包”业务。
某装修公司老板李某，先后两次在戴兵的主动介绍下，分别以30万元、50万元的转让费“转包”其他公司中标的两个工程。为此，李某分别送给戴兵10万元、20万元。
敛财术之三：提供“加急”服务。
项目审批的快慢直接影响经营效益，一些老板为让戴兵快点签字，好处费自然少不了。
不仅如此，逢年过节，工程老板们还要向戴兵奉上3000—10000元的“红包”。
此外，戴兵每次给包工老板们提供“帮助”后，包工老板们都是“手手清”，根据“帮助”的程度，一次性好处费在1万元到70万元。
戴兵生日成了老板们的“进贡日”，办公室更是受贿“宝地”，“建筑商王某19次送钱，有17次是在戴兵的办公室里”。
七年受贿上千万元，这个科级“小官”真是“贪胆”包天。
【案件警示】
长期以来，城市道路运营许可、城市公共设施、国有土地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管理，分别归属于市政、建委、国土等部门。这些部门常被质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腐败滋生的同时也造成公共资源、资产流失。
专家建议，应成立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将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进行统一整合。监督由各部门的“体内”转移到“体外”，使监督工作更直接、更有效。
团伙作案 集体分赃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征地拆迁
“小官”：高新区渝州路街道党工委原书记杨兴军、高庙村党支部原书记郑洪欲、六店社区党支部原书记王洪等23人
“大贪”：杨兴军、郑洪欲、王洪分别受贿1572万元、1000万元、388万元……
结局：杨兴军、郑洪欲、王洪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2年6个月和15年……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一则网友爆料信息引发关注——“五不四忙”村支书侵吞数亿元集体资产！
这位“五不四忙”的村支书，便是王洪。
群众解释：“五不四忙”指的是长期不发展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到办公室办公、不住村里住豪华别墅、不公布账目，忙着侵吞集体财产、忙着挥霍享受、忙着跑关系、忙着雇佣打手阻止村民上访。
纪检调查悄悄展开。
2011年1月，九龙坡区纪委宣布对王洪实行“双规”。
王洪还振振有词：“我清白得很，我就是多喝了几台酒。”
然而，谎言敌不住铁证，几番较量，王洪败下阵来。
“趁着村集体60亩土地开发的机会，向某开发商一次索贿700万元，现已拿到300万元……”王洪交代。
一个“村官”，一口吞下300万元，这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
然而，接下来的调查更是让办案人员咂舌——涉案金额达1.5亿元。
立功心切的王洪将他的顶头上司杨兴军“吐”了出来。
自此，九龙坡区“2.21”征地拆迁腐败系列案件揭开黑幕。
重庆高新区成立后，一些村的土地先后被征用开发，原本“官小、权小、钱少”的“村官”们，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骤然变大。
一些“村官”由此利欲熏心，利用征地拆迁大做文章。用王洪的话说就是，“村里的，就是我村支书的，当然我说了算”。
郑洪欲勾结某老板，使其投资2000多万元的陶瓷市场获得6300万元补偿；一次收受现金1000万元，分给其他干部480万元，自己独吞520万元……
王洪伙同村支“两委”7名干部，虚构工程项目套取集体资金50万元；擅自决定将村集体资金150万元借予他人，私自受贿10万元……
与此同时，王洪等“村官”还不忘把上级拉下水，他们多次行贿杨兴军，总计达1572万元。
…………
最终，23人踉铛入狱。
【案件警示】
“小官大贪”之所以成為一景，概括起来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基层干部官职虽小但掌握的都是实权，那些在项目审批、工程质量验收、拆迁补偿发放等方面能说得上话的基层干部，很容易萌生钱权交易的邪念。
其二，权力监管体系对基层干部的约束力偏弱，有关部门监督的重点往往是那些“一把手”或位高权重的高官，这给一些基层小官违法乱纪创造了条件。 其三，城镇化、新医改等涉及大量财政拨款，而基层“潜规则”和不正之风更盛，基层干部更容易受侵蚀。
“小失误”引发的大贪腐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财务审计
“小官”：江津区交通委员会财务审计科原科长赵琴
“大贪”：贪污282万元，600万元来源不明
结局：赵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案情回放】
2014年4月，法庭上，赵琴脑里还是一片浆糊。
到案件宣判，她也没讲清楚600万元巨款是怎么来的。
2007年7月至2011年10月，赵琴分别担任原江津区交通局（现江津区交通委员会）、江津区交通委员会财务审计科科长、津通公司财务负责人、江合高速公路指挥部财务组组长、绕城高速公路指挥部财务组组长。
这个小科长，因为一次“小失误”开始了敛财征程。
2007年下半年，在一次报销单位招待费用时，赵琴在填写报销单据时忘记填写大写金额，领导签字时也没有注意。
没想到这个“小失误”，一下拨动了赵琴心底的贪婪之弦——她在单据上改动了小写数字并加上了大写数字，并在票据后面将她添加金额的相应发票补贴了上去。
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她就获利几千元。
尝到甜头后，赵琴心里的贪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将“小失误”變成了敛财术——采取在报账使用的《票据贴件单》“总计金额”一栏中仅填写小写金额，不填写大写金额，待领导审签后，再将小写金额进行填加、涂改，虚增报账金额进行报销，并将虚增部分占为己有。
通过上述手段，赵琴先后116次骗取原江津区交通局、江津区交委公款37.2万元；先后175次骗取津通公司公款63.2万元；先后70次骗取江合高速公路指挥部公款22.3万元；先后88次骗取绕城高速公路指挥部公款25.7万元……
报假账最多的一次大概2万元左右，少的时候也是几千元。
办案人员将赵琴的犯罪清单一一列出。
面对这些指控，赵琴自己都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多”。
身为财务科长，赵琴却连自己的账都算不清，“还有600万元巨款，连她自己都讲不清来源”。
迎接她的是法律的制裁——“赵琴犯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案件警示】
“小官大贪”屡屡发生的一大原因就是“久居关键岗位”， 重要岗位权力大，时间久了缺乏监督就很容易导致腐败。
一方面，由于“久居关键岗位”，熟悉相关业务后，就容易钻政策的空子和漏洞，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另一方面，由于“久居关键岗位”，上级领导或监管部门都是固定的一条线监管，常年累月难免“日久生情”，致使监管软化。
故而，只有在重要岗位实行轮岗制度、多岗锻炼，才能防止某些小官利用职务之便谋个人私利。
一起“村官”窝案，涉及金额竟然高达1.5亿元。
一个财务科长，糊里糊涂就敛财800多万元。
…………
近年来，“小官大贪”现象屡现报端，让你不得不感慨“别拿小官不当干部”。
2014年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反馈意见提到，“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
“小官”何以成为“大贪”？
变守土有责为监守自盗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工程建设
“小官”：永川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原主任、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
“大贪”：先后收受贿款达1060.9万元
结局：戴兵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案情回放】
2013年，在侦查其他案件时，腾龙公司董事长孔某的一条行贿信息指向戴兵。
戴兵一到案，自知回天乏力，便交代了受贿事实。
从廉租房建设到政府办公楼装修，从道路整修工程到园区建设……这些项目均需戴兵审批“签字”。
守土有责变成了监守自盗——他自创了一套敛财术。
敛财术之一：提供招标内幕关键信息。
“戴兵不仅掌握着业主单位的底价信息，也掌握着所有参与投标人的报价信息。向竞买人透露上述关键内幕信息，是戴兵敛财的核心手段。”办案人员说。
敛财术之二：介绍“转包”业务。
某装修公司老板李某，先后两次在戴兵的主动介绍下，分别以30万元、50万元的转让费“转包”其他公司中标的两个工程。为此，李某分别送给戴兵10万元、20万元。
敛财术之三：提供“加急”服务。
项目审批的快慢直接影响经营效益，一些老板为让戴兵快点签字，好处费自然少不了。
不仅如此，逢年过节，工程老板们还要向戴兵奉上3000—10000元的“红包”。
此外，戴兵每次给包工老板们提供“帮助”后，包工老板们都是“手手清”，根据“帮助”的程度，一次性好处费在1万元到70万元。
戴兵生日成了老板们的“进贡日”，办公室更是受贿“宝地”，“建筑商王某19次送钱，有17次是在戴兵的办公室里”。
七年受贿上千万元，这个科级“小官”真是“贪胆”包天。
【案件警示】
长期以来，城市道路运营许可、城市公共设施、国有土地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管理，分别归属于市政、建委、国土等部门。这些部门常被质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腐败滋生的同时也造成公共资源、资产流失。
专家建议，应成立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将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进行统一整合。监督由各部门的“体内”转移到“体外”，使监督工作更直接、更有效。
团伙作案 集体分赃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征地拆迁
“小官”：高新区渝州路街道党工委原书记杨兴军、高庙村党支部原书记郑洪欲、六店社区党支部原书记王洪等23人
“大贪”：杨兴军、郑洪欲、王洪分别受贿1572万元、1000万元、388万元……
结局：杨兴军、郑洪欲、王洪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2年6个月和15年……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一则网友爆料信息引发关注——“五不四忙”村支书侵吞数亿元集体资产！
这位“五不四忙”的村支书，便是王洪。
群众解释：“五不四忙”指的是长期不发展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到办公室办公、不住村里住豪华别墅、不公布账目，忙着侵吞集体财产、忙着挥霍享受、忙着跑关系、忙着雇佣打手阻止村民上访。
纪检调查悄悄展开。
2011年1月，九龙坡区纪委宣布对王洪实行“双规”。
王洪还振振有词：“我清白得很，我就是多喝了几台酒。”
然而，谎言敌不住铁证，几番较量，王洪败下阵来。
“趁着村集体60亩土地开发的机会，向某开发商一次索贿700万元，现已拿到300万元……”王洪交代。
一个“村官”，一口吞下300万元，这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
然而，接下来的调查更是让办案人员咂舌——涉案金额达1.5亿元。
立功心切的王洪将他的顶头上司杨兴军“吐”了出来。
自此，九龙坡区“2.21”征地拆迁腐败系列案件揭开黑幕。
重庆高新区成立后，一些村的土地先后被征用开发，原本“官小、权小、钱少”的“村官”们，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骤然变大。
一些“村官”由此利欲熏心，利用征地拆迁大做文章。用王洪的话说就是，“村里的，就是我村支书的，当然我说了算”。
郑洪欲勾结某老板，使其投资2000多万元的陶瓷市场获得6300万元补偿；一次收受现金1000万元，分给其他干部480万元，自己独吞520万元……
王洪伙同村支“两委”7名干部，虚构工程项目套取集体资金50万元；擅自决定将村集体资金150万元借予他人，私自受贿10万元……
与此同时，王洪等“村官”还不忘把上级拉下水，他们多次行贿杨兴军，总计达1572万元。
…………
最终，23人踉铛入狱。
【案件警示】
“小官大贪”之所以成為一景，概括起来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基层干部官职虽小但掌握的都是实权，那些在项目审批、工程质量验收、拆迁补偿发放等方面能说得上话的基层干部，很容易萌生钱权交易的邪念。
其二，权力监管体系对基层干部的约束力偏弱，有关部门监督的重点往往是那些“一把手”或位高权重的高官，这给一些基层小官违法乱纪创造了条件。 其三，城镇化、新医改等涉及大量财政拨款，而基层“潜规则”和不正之风更盛，基层干部更容易受侵蚀。
“小失误”引发的大贪腐
【案件档案】
腐败领域：财务审计
“小官”：江津区交通委员会财务审计科原科长赵琴
“大贪”：贪污282万元，600万元来源不明
结局：赵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案情回放】
2014年4月，法庭上，赵琴脑里还是一片浆糊。
到案件宣判，她也没讲清楚600万元巨款是怎么来的。
2007年7月至2011年10月，赵琴分别担任原江津区交通局（现江津区交通委员会）、江津区交通委员会财务审计科科长、津通公司财务负责人、江合高速公路指挥部财务组组长、绕城高速公路指挥部财务组组长。
这个小科长，因为一次“小失误”开始了敛财征程。
2007年下半年，在一次报销单位招待费用时，赵琴在填写报销单据时忘记填写大写金额，领导签字时也没有注意。
没想到这个“小失误”，一下拨动了赵琴心底的贪婪之弦——她在单据上改动了小写数字并加上了大写数字，并在票据后面将她添加金额的相应发票补贴了上去。
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她就获利几千元。
尝到甜头后，赵琴心里的贪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将“小失误”變成了敛财术——采取在报账使用的《票据贴件单》“总计金额”一栏中仅填写小写金额，不填写大写金额，待领导审签后，再将小写金额进行填加、涂改，虚增报账金额进行报销，并将虚增部分占为己有。
通过上述手段，赵琴先后116次骗取原江津区交通局、江津区交委公款37.2万元；先后175次骗取津通公司公款63.2万元；先后70次骗取江合高速公路指挥部公款22.3万元；先后88次骗取绕城高速公路指挥部公款25.7万元……
报假账最多的一次大概2万元左右，少的时候也是几千元。
办案人员将赵琴的犯罪清单一一列出。
面对这些指控，赵琴自己都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多”。
身为财务科长，赵琴却连自己的账都算不清，“还有600万元巨款，连她自己都讲不清来源”。
迎接她的是法律的制裁——“赵琴犯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案件警示】
“小官大贪”屡屡发生的一大原因就是“久居关键岗位”， 重要岗位权力大，时间久了缺乏监督就很容易导致腐败。
一方面，由于“久居关键岗位”，熟悉相关业务后，就容易钻政策的空子和漏洞，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另一方面，由于“久居关键岗位”，上级领导或监管部门都是固定的一条线监管，常年累月难免“日久生情”，致使监管软化。
故而，只有在重要岗位实行轮岗制度、多岗锻炼，才能防止某些小官利用职务之便谋个人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