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至l968年3月,我从公安部抽调到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工作。(简称“罗案组”,l967年10月中央专案小组分设一、二、三办后,“罗案组”归属“二办”,迁移到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当时“彭德怀专案组”简称“彭案组”也迁移到翠微路招待所——作者注)1967年11月间,我经“罗案组”党支部推荐临时借去“彭案组”,随“彭案组”谢处长(时任总政干部部副处长)、甘霖(时任总政干部部干事)出差长沙核查彭德怀“叛徒”问题的材料。虽然去长沙不到10天,我却记忆深刻。
　　由于那时两个专案组同在一个院内,而专案组的人几乎是昼夜在那里,又同在一个餐厅就餐,所以我同谢、甘二人并不陌生。当我向谢处长报到后,他向我介绍了出差长沙的任务,大意是说“江办”(即江青办公室)转下一件湖南有个在押犯检举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谢说这件材料看来有点“悬”(之前“罗案组”也曾有“江办”或“叶办”转下安徽一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经“罗案组”核查否定——作者注),必须抓紧核查。谢对我说因你熟悉公安系统和外调工作,就临时借你同去一趟。我表态说我就当个小参谋,一切听谢处长的。第二天我们三人乘特快到长沙。那时湖南刚成立以黎原(47军军长)为主任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简称“省革筹”)。长沙省、市两级机关和重要单位均由47军派军代表管理。我们一到长沙,持军委办公厅介绍信,立即向黎军长报告来湘的任务,黎马上召来军保卫处长配合我们工作,主要是由他同公安厅等单位军代表联系和安排住地,提供交通工具,我们住入军部招待所。黎军长并嘱告有何困难可找分管政工的李副政委解决。故我们的外调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首先我们到省公安厅档案馆等单位,用二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以及1927年到1929年间湖南的旧报刊,丝毫没有发现彭德怀是“叛徒”的蛛丝马迹。接着我们就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提审那个提供材料的在押犯(该人是个老叛徒,名字已忘)。提审前,我们三人连夜调阅了该犯全部案卷,摘录了该犯案情,拟就了审讯提纲,重点是审问他叛变前后的社会关系。审讯前谢处长对我说由你当主审人为好,我也不好推辞。对这个老叛徒审问了近半天的时间,先从审问他的历史开始,然后转入审问他叛变前后的社会关系。审讯中,我严正地问他“你社会关系中有没有省里和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答:“省里的有如吴自立等……,中央的没有。”再审问几个小回合,我就突然发问“认识彭德怀吗?”他立即答:“不认识他。”此时在旁的谢处长就略点点头。接下来我们立刻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好审讯笔录,交该犯看过无误后,他签了名,按了手印,结束了审讯。这趟审讯这个老叛徒,他连彭德怀也不认识,怎么会有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呢!对于这一谜团,当我们离开看守所时,一位老所长对我们说,47军没有进驻看守所前,这里曾短期失控,被一些造反派闯进来胡乱审过犯人。老所长这么一说,使我们有了破解谜团之感。这就是“江办”转下所谓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的源头吧。一两天后我们返京,我仍回“罗案组”。这趟不到10天的出差,却让我记住了文革中“江办”曾向“彭案组”送彭德怀是“叛徒”的材料,被当时的“彭案组”及时核查给否定的事实。
　　1968年3月我离开“罗案组”几个月后,听说谢处长、甘霖离开了“彭案组”,后来又调离北京。因我仅与他俩只有不到10天在一起做外调工作,故至今未有联系,但我们在这次外调工作中,心却是相通的。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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