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文学批评刊物其实往往是那些具有公共性的刊物。所谓公共性，并非指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陈词滥调，这种陈词滥调放弃了精神生活的高贵与专业性，往往失之庸俗，以逗乐、哗众取宠、捕捉时代的浮躁情绪来赢得所谓的“喜闻乐见”，它们还往往乐于运用淺薄的如同沙尘暴般的时代流行语，以此获得媚俗的共鸣，当这场流行语的沙尘暴席卷而去，留下的是一片荒芜和沙砾。
　　所谓公共性，指的是在不放弃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上，参与时代重要命题的严肃讨论，培养起读者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大多数普通读者变为广泛的知识大众和具有美好审美能力的现代读者。最好的境界则是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优秀的刊物，而有勇气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别人的“指导”动用自己的理智去看待事物、做出选择。
　　在当下的某种反智的情绪中，知识分子业已失去了启蒙的资格，不过话说回来，启蒙最终的启动键还是在于个体自身，最终依靠的是自我反思和自我启蒙。但是，这么说并非意味着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精神输入，通过“冥想”来获得自我启蒙，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断的阅读，与他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互动，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垒砌坚实的城堡——还是必经之路。在这里，我想就自己比较了解的专业领域，以真实的阅读经验和走过的弯路，就文学批评，给出我眼中的具有公共性的刊物推荐。
　　不过在做出推荐之前，我还要提及现在中国两种主流的学术刊物评价体系，因为这涉及我接下来推荐的整体语境。这两个体系分别为北京大学牵头制作的中文核心期刊，和南京大学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CSSCI，简称C刊）。从入选刊物的范围来看，后者基本上是从前者的基础上，再次遴选出来的，似乎更为权威。CSSCI这一套体系对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可谓是根本性的。它主导并塑造了一个学者毕生的晋升轨迹。我们以一个辛苦劳动的博士生为例，从该生入学到毕业，所在学校会要求该生发表若干C刊，否则不予毕业;该生毕业后，找工作投简历，所发表的C刊数量直接决定他就业高校的水平和取得的先期待遇;该生入职后，开始在悠长岁月中往上一级一级地爬职称和薪金的阶梯，其标准依旧是发表C刊的数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老师便不会有闲情逸致去给我接下来推荐的刊物投稿、写作，也多半不会去阅读它们;因为做这些努力完全是徒劳的，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来看，纵使该生在某个具有公共影响力、却不是C刊的刊物上发表100篇优秀文章，也无法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利益数字，因高校和研究所内部不承认这个刊物。这意味着这一整套学术体系是一个闭环的系统，从生产到消费，仅仅封闭在学院内部，自我循环和剩余，没有直接参与塑造当代中国的精神面貌。绝大多数C刊的行文佶屈聱牙，主题相对空洞，拥有摘要和关键词，整体刻板，面目可憎。说严重一点，它或许没有得到几个普通读者的认真阅读，从出生到结束，使命便是它能带来的功利性价值，如评职称。而那些老百姓能耐住性子阅读下去、且大体在其理解力范围内的刊物又往往无缘这两种刊物评价体系。因此，专业的学术性和公众的精神生活如同井水不犯河水，二者没有水乳交融，学术之公器没有得到善待。
　　我还要点明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公众本是有能力和兴趣去阅读前者的部分文字的，比如一个文学或历史学爱好者可以在下班后阅读相关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但是很少有人下班后去研究物理学或生物学话题，或者自己买了容器去做化学实验。我的意思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有责任参与到社会情绪、时代主题和公众的精神家园里去，不能轻言放弃，把它们让渡到形形色色、贫血乏味的微信公众号。精神生活的阵地是去要争取的。自然科学本身就是高精尖的专业领域，它们的闭环可以理解，但人文与社会科学却无论如何要打破这个闭环。
　　因此，我所言的公共性刊物首先要保证的是可读性，它要面对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读者，而不是学院里的专业从业人员。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推荐的这几本刊物中，大多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后，有两本恰诞生于1979年，另两本诞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左右。抚今追昔，公共精神生活和文化出版生态得益于宏阔的国家命运的转轨和历史语境的纾解，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我们检阅当下的文学批评刊物时，不应忘记当代历史动力的源头，更应感佩四十年前的改革魄力，珍惜一代代知识人筚路蓝缕、点点汇聚至此的当下，这是一个值得骄傲和铭记的“当代”传统。
　　我首先会推荐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它是月刊，几乎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前行，创刊于1979年，为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知名的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所创办，定位于半学术、半普及型的刊物。因此它不刊登过于学术的文章。这本刊物的厉害之处在于，饶是如此，很多学校仍将其定为A类或一类学术期刊，对评职称、晋升也有帮助。文章没有学术论文那种刻板的摘要和关键词。除学者外，普通老百姓也有很多人喜欢这本杂志，在很多小城市的报刊亭也有卖——杂志是否进入散落在城市角落和十字路口的报刊亭，是其影响力的关键要素。我以为，好的杂志要争夺的不是所谓核心刊物的位置，而是街头报刊亭的位置。《读书》有一个转折点，1996年之前的《读书》可读性较强，偏向文史典故，文学性颇丰。1996年自汪晖执掌《读书》后，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追求某种“魅惑的深刻”;就普通读者而言，其可读性略有下降。但依旧属于可接受的范围。
　　在我的阅读版图中，与《读书》相关联的杂志，还有台湾的《思想》和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月刊。《思想》杂志由学者钱永祥主编，《二十一世纪》则是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在我看来，它们共同构成了两岸三地的思想重镇。
　　接下来的推荐是《上海文化》（新批评版），它是一本双月刊，由上海社科院主办，前身为《上海文论》，创刊于1987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两本《上海文化》，一本是奇数月出版，专注于文学批评;一本是偶数月份出版，专注于文化研究。我这里推荐的是前者。主编为吴亮和张定浩。刊物有格调，毛边纸，封面素雅，无多余图案和文字。内里排版疏朗开阔，不给人逼仄之感。毛边纸拿在手中，触及掌心，给人愉悦之感;甚至每期都可收藏。刊物开篇的一个栏目是“本刊观察”，编辑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亮出手艺，展示刊物的水平和格调——这样的安排是有性格、有趣味的。所刊文章多是学术随笔，轻盈灵动，文笔颇优美。与《读书》不同，它所讨论的内容严格地限于文学批评领域。 　　广州的《随笔》杂志是我要强烈推荐的。刊物题字是茅盾先生。它与《读书》杂志并称为“北《读书》，南《随笔》”，同样创刊于1979年。前面曾说《读书》于1996年轉向学术性，文章可读性下降，所涉学科广泛，理论性加强。而《随笔》可以说一直没有变化，通过现在的《随笔》可以看到以前《读书》的影子。它32开本，纸张厚重、洁白，内里文字较大，字体给人以“字正腔圆”之感。排版同样阔朗，不费眼。所刊文字偏重文史，间或有现场感与历史感兼得的回忆性文字，几乎每期都会有翻译文学，这是难得之处。里头的大多数文字可称为散文，也可称为学术随笔。行文周正，风格儒雅，是纷扰时代中的安静刊物。它也可在一些报刊亭买到，发行量应当可观。希望读到此篇文章的读者路过报刊亭，可以向店老板问一句“有没有《随笔》杂志？”
　　天津的《文学自由谈》的最大特点是态度鲜明，褒贬不留情面，文字晓畅且凌厉，读起来颇过瘾，可读性应当说是我推荐的这几本中最高的。它扶持新人，每期都会推出“本期作者”，登上封面，对他们是莫大鼓励。如果持续阅读这本刊物，会发现它也有自己固定的作者群，这样便形成了自己的刊物个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后一期的文章有时候会刊载不同作者去批评前一期的某篇文章，因此形成互动，编辑选稿也不避讳它是否抨击《文学自由谈》已发表过的文章。这本刊物绝不呆板，是有源头活水的刊物。
　　最后推荐的是陕西的《延河》，它曾刊登过柳青的《创业史》，张贤亮的处女作也在该刊物亮相。因为考虑到本篇文章主要推荐的是文学批评刊物，在这里，我集中推荐《延河》栏目中的“零度写作”“延河讲坛”。所刊文章很好地兼顾学术性与文学性，很难去定义它是散文还是学术评论。有时候会讨论前沿话题，涉及诗意的哲学话语，无论如何，读者通过它可以接触一些相对陌生的篇章，它们与日常生活中业已自动化的语言相区别。接触新的语言，其实也是经历新的生活，开启新的思索。
　　这里我还想说两句貌似的题外话。我们以学术为业的人多半会思索自己所从事的志业之意义。学术是为了什么呢？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对立的标准。一是价值理性，一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简单说来，就是要关注一个东西有什么用，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比如，学术（或文学）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切实带来什么呢？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疑问，“你学的这个有什么用呢？”或“今后毕业出来，有什么职业可以对口你的专业？”这便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工具理性，实用思维。而价值理性则与之对立，用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即衡量标准并非它是否有用，而是信仰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无条件的固有的信仰。胡适说的这句话可与价值理性联系起来看，“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再以爱情举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去考量爱情有什么用，可以带给我什么，以此来决定自己在爱情中选择？或许中国当下的确更多地考虑的是爱情的“工具理性”。那么，如若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往往谈的是爱情的背面。爱情将会变得无趣，若生活也处处采取这样的观点，亦如此无趣。因此，读书也是如此，读这些我刚刚推荐过的刊物，请不要带着“工具理性”的思维，还没有耐心读完一篇文章，便问“我读这个有何用？是能多赚钱还是能升职？为什么不趁这个时候好好放松一下，玩个手机游戏？最起码我还放松了神经。”不，亲爱的读者，玩游戏的您并未放松神经，而是使其衰驰。读书吧，思维的乐趣或是最大的用处，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