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在老庄经典的浸润下，发展出了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度”的礼仪文化。这套礼仪文化，不管是好还是坏，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之，它已经影响了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人的交往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模式。《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嘉言：“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走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听后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以相声特有的腔调回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敢。”这就是无数像侯宝林一样习染了传统士风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就是中国人的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和西方的讲究外在得体、张弛有度、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已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出门行事、进退揖让的外在信条，而是已内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了胡适。此前鲁迅曾狺狺地攻击过胡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同事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圈套而扼腕，并屡有嘲讽挖苦之辞。人们想看这两位文化大师在这样的尴尬会面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没想到事情竟出人意料地平静，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彼此攻悍是出于公仇。而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后，他生前的论敌苏雪林趁死人不能还口，大肆攻击鲁迅，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芙，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吃饭睡觉、与人闲谈都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之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一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严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26日4时30分，都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行刑者用马枪朝脑后射击，子弹从右眼穿出。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这个报业巨擘临刑前，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死时年仅40岁。
　　这是我所听到的中国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最后绝响。
　　
　　选自《西安晚报》200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