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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广东省疾控中心）曝出系列受贿案仅两周后，第一起案件即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
8月2日上午，广东省疾控中心原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出庭受审，被控个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此前，广东省检察院对外通报了省疾控中心受贿窝案，消息显示，立案十起，涉案十人，总计受贿额超过2200万元。其中，罗耀星一人受贿数额即已过半。
现年39岁的罗耀星长期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工作，曾任免疫规划科副科长。2001年底免疫规划科变更为免疫规划所，罗任所长，升正科级，直至案发。
检方指控，罗的受贿始自2001年7月，终于2006年4月被捕时。2001年正是广东疾控中心将全省疫苗采购权从各地疾控中心上收之年，而这一大权又集于免疫规划所一身。各地经销商欲在南粤推销疫苗，必过免疫规划所这一关。担任免疫规划所所长的罗耀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人受贿逾千万
庭审当日，身材偏胖的罗耀星着黑白相间囚衣出庭。他脸色发白，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
此时的罗耀星，已失去自由三月余。知情人透露，罗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员实名举报后，被广州市纪委“双规”的，并于今年4月向广州市检察院自首；当月底，被正式逮捕；7月3日，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中院提起公诉。
罗自首时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将所有贿款均藏在家里的保险柜、密码箱中。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就在离家不远处租了一套房，放置成堆的现金。据广州媒体报道，办案人员在出租屋内起出的现金堆满了半间屋子的地板。
罗自称，“因为我觉得这些钱不合法，不敢存银行，也不敢用。”
公诉人指控，罗耀星在主管疫苗采购、推广及审核货款回笼和支付的工作中，单独或伙同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多次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总额达1162万元，其中罗分得707万元。此外，罗还单独收受贿赂款计411.5万元。
行贿人共有四名，分别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经销主管。罗、蔡二人先后受贿69次，每次数额几万元至70余万元不等，逐渐累积，终至千万之巨。
经销商上门送钱，显然不是出于自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超礼曾向罗、蔡两人行贿16次，总计302万元，罗一人获得184万元。陈超礼称，贿款是以“推广费”名义送出，如水痘疫苗每支推广费四至五元，流感疫苗一至两元。
罗耀星也很清楚自己职位的价值。他在法庭上说，“省疾控中心是疫苗销售的必经渠道，我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他们（指行贿人）通过我们推销疫苗，并获取关于疫苗规划的最新信息，从而取得经济利益。”
2001年初，广东省卫生厅牵头召集全省疫苗厂家、经销商座谈会。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今后所有疫苗必须通过广东省疾控中心统一推广、销售，不得向其它机构直接销售，否则要受处罚。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介绍罗耀星给大家认识，说他具体负责疫苗的销售、推广和管理工作。”行贿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的黄跃晖说。
黄跃晖承认，他先后22次向罗行贿364.5万元。“如果我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即使疫苗销售出去了，货款的回笼也要通过他。他是疫苗销售的第一关。”黄坦言，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主要就是与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日常联系和负责接待。
市场垄断由来
目前，国内人用疫苗分为两类，一种是计划内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免费提供，公民需按政府规定接种，此为一类疫苗；另一种是计划外疫苗，系指公民自费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多位疫苗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表示，一类疫苗因政府集中采购、免费供应而无利可图。各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获利渠道，正在于二类疫苗的采购销售上。
长期以来，国家对人用疫苗的生产、供应实行计划制；对其采购，则实行专营制。卫生部1994年颁行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预防用生物制品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
各级卫生防疫站，也即现今各地疾控中心的前身。在2001年之前，广东全省的疫苗采购，系由各级卫生防疫站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上报采购计划，再与各指定疫苗生产厂家签署购买合同。这一架构，使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均有采购权，并可自行向辖区各医院（接种单位）销售。广东如此，全国亦如此。
据称，由于疫苗采购各自为战，基层卫生防疫部门单位往往难以甄别疫苗的真假，且疫苗价格也千差万别。于是在2000年初，广东省开始筹建疫苗统购网络，曾被视为整治疫苗市场的改革之举。
这一方案由广东省卫生厅提出，认为全省统一疫苗统一购销，可确保疫苗质量安全，令疫苗迅速推广。及至2001年末广东省疾控中心组建后，全省疫苗统一购销大权遂集于省疾控中心一家。
统一购销网络在实施中一度遭遇重重阻力，原因是疫苗购销离开形同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创收渠道”——疫苗生产商、批发商在各地推销，也要支付“推广费”。因此，广东省疾控中心收权之举，势必令各地失去稳定丰厚的财源。“深圳、广州两大城市一开始都不愿意纳入统一购销体系，不想把收入上缴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知情人说。
作为妥协，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意各地疾控机构保留一定的“加价权”。具体做法是：疫苗从省一级销售给市一级疾控中心后，后者可加价销售给区、县一级；区、县一级又可加价销售给乡、镇一级。由此，各级疾控机构均可保证一定收入，统一购销系统方才得以运行。
多位疫苗经销商指出，经过2001年前后的这一轮系统整合，广东省疾控中心形成了全国疫苗购销力度最大的统一体系，近年来疫苗购销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
“罗耀星利用的正是这个网络，成为垄断的最上游。”经销商说。
何时打破垄断？
2001年12月，罗耀星升任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2002年8月，又担任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委员会共有13名委员，大多来自省内各级疾控系统。
“这个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全省所需使用的疫苗种类，选择哪些疫苗生产厂家的产品，以及购买疫苗的价格。”广东省疾控中心一位副主任在证词中说，“罗耀星在委员会上有投票权，他可以提议用哪个厂家的疫苗好，以及价格是否合理。”
于是，各家疫苗经销商各显神通，力求与“罗所长”搞好关系。“2001年后，广东省疾控中心就是我们惟一的客户了。”一位经销商称。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州办事处，其选址紧挨广东省疾控中心。罗耀星、蔡汉港二人先后20次收受该公司的疫苗经销商——广州市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伟川的贿款600万元。
柯伟川表示，他将公司每年代理费收入的60％拿出来，给罗、蔡二人送钱。此后，二人甚至提出参股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享受分红。“实际上我就是在向他们两个人行贿。如果他们入股而我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会在疫苗销售上设置障碍。”
罗、蔡二人还先后六次，收受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竟忠的贿款260万元。“我们送钱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代理的疫苗销售设置太多的障碍。他们还给我们的一些疫苗在其系统内做了推广，使我们每年都有赢利。”黄竟忠说。商业贿赂，终使行贿的四家疫苗经销商获利颇丰。在2001年至2006年罗耀星任职免疫规划所所长期间，四家经销商销售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疫苗价值近4亿元。
2003年SARS席卷南粤时，罗耀星还曾荣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经销商阮超礼的证言表明，SARS期间，罗耀星没有对流感疫苗加收“推广费。”
时至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行。这一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1994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适度放开了疫苗销售市场，疫苗生产商可向各地疾控机构销售疫苗，也可直接向各医院（接种单位）和疫苗批发商销售疫苗。
相形之下，广东省疾控中心自2001年起构建实施的疫苗统一购销网络，已明显与法相悖。国家卫生部免疫规划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卫生部从未规定过各地疫苗的采购必须通过省级疾控中心来做。
据广州媒体报道，今年初以来，广东省卫生厅已开始着手修改二类疫苗的采购方案，但至今外界未见实施时间表。■
8月2日上午，广东省疾控中心原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出庭受审，被控个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此前，广东省检察院对外通报了省疾控中心受贿窝案，消息显示，立案十起，涉案十人，总计受贿额超过2200万元。其中，罗耀星一人受贿数额即已过半。
现年39岁的罗耀星长期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工作，曾任免疫规划科副科长。2001年底免疫规划科变更为免疫规划所，罗任所长，升正科级，直至案发。
检方指控，罗的受贿始自2001年7月，终于2006年4月被捕时。2001年正是广东疾控中心将全省疫苗采购权从各地疾控中心上收之年，而这一大权又集于免疫规划所一身。各地经销商欲在南粤推销疫苗，必过免疫规划所这一关。担任免疫规划所所长的罗耀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人受贿逾千万
庭审当日，身材偏胖的罗耀星着黑白相间囚衣出庭。他脸色发白，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
此时的罗耀星，已失去自由三月余。知情人透露，罗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员实名举报后，被广州市纪委“双规”的，并于今年4月向广州市检察院自首；当月底，被正式逮捕；7月3日，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中院提起公诉。
罗自首时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将所有贿款均藏在家里的保险柜、密码箱中。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就在离家不远处租了一套房，放置成堆的现金。据广州媒体报道，办案人员在出租屋内起出的现金堆满了半间屋子的地板。
罗自称，“因为我觉得这些钱不合法，不敢存银行，也不敢用。”
公诉人指控，罗耀星在主管疫苗采购、推广及审核货款回笼和支付的工作中，单独或伙同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多次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总额达1162万元，其中罗分得707万元。此外，罗还单独收受贿赂款计411.5万元。
行贿人共有四名，分别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经销主管。罗、蔡二人先后受贿69次，每次数额几万元至70余万元不等，逐渐累积，终至千万之巨。
经销商上门送钱，显然不是出于自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超礼曾向罗、蔡两人行贿16次，总计302万元，罗一人获得184万元。陈超礼称，贿款是以“推广费”名义送出，如水痘疫苗每支推广费四至五元，流感疫苗一至两元。
罗耀星也很清楚自己职位的价值。他在法庭上说，“省疾控中心是疫苗销售的必经渠道，我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他们（指行贿人）通过我们推销疫苗，并获取关于疫苗规划的最新信息，从而取得经济利益。”
2001年初，广东省卫生厅牵头召集全省疫苗厂家、经销商座谈会。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今后所有疫苗必须通过广东省疾控中心统一推广、销售，不得向其它机构直接销售，否则要受处罚。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介绍罗耀星给大家认识，说他具体负责疫苗的销售、推广和管理工作。”行贿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的黄跃晖说。
黄跃晖承认，他先后22次向罗行贿364.5万元。“如果我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即使疫苗销售出去了，货款的回笼也要通过他。他是疫苗销售的第一关。”黄坦言，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主要就是与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日常联系和负责接待。
市场垄断由来
目前，国内人用疫苗分为两类，一种是计划内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免费提供，公民需按政府规定接种，此为一类疫苗；另一种是计划外疫苗，系指公民自费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多位疫苗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表示，一类疫苗因政府集中采购、免费供应而无利可图。各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获利渠道，正在于二类疫苗的采购销售上。
长期以来，国家对人用疫苗的生产、供应实行计划制；对其采购，则实行专营制。卫生部1994年颁行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预防用生物制品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
各级卫生防疫站，也即现今各地疾控中心的前身。在2001年之前，广东全省的疫苗采购，系由各级卫生防疫站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上报采购计划，再与各指定疫苗生产厂家签署购买合同。这一架构，使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均有采购权，并可自行向辖区各医院（接种单位）销售。广东如此，全国亦如此。
据称，由于疫苗采购各自为战，基层卫生防疫部门单位往往难以甄别疫苗的真假，且疫苗价格也千差万别。于是在2000年初，广东省开始筹建疫苗统购网络，曾被视为整治疫苗市场的改革之举。
这一方案由广东省卫生厅提出，认为全省统一疫苗统一购销，可确保疫苗质量安全，令疫苗迅速推广。及至2001年末广东省疾控中心组建后，全省疫苗统一购销大权遂集于省疾控中心一家。
统一购销网络在实施中一度遭遇重重阻力，原因是疫苗购销离开形同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创收渠道”——疫苗生产商、批发商在各地推销，也要支付“推广费”。因此，广东省疾控中心收权之举，势必令各地失去稳定丰厚的财源。“深圳、广州两大城市一开始都不愿意纳入统一购销体系，不想把收入上缴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知情人说。
作为妥协，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意各地疾控机构保留一定的“加价权”。具体做法是：疫苗从省一级销售给市一级疾控中心后，后者可加价销售给区、县一级；区、县一级又可加价销售给乡、镇一级。由此，各级疾控机构均可保证一定收入，统一购销系统方才得以运行。
多位疫苗经销商指出，经过2001年前后的这一轮系统整合，广东省疾控中心形成了全国疫苗购销力度最大的统一体系，近年来疫苗购销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
“罗耀星利用的正是这个网络，成为垄断的最上游。”经销商说。
何时打破垄断？
2001年12月，罗耀星升任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2002年8月，又担任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委员会共有13名委员，大多来自省内各级疾控系统。
“这个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全省所需使用的疫苗种类，选择哪些疫苗生产厂家的产品，以及购买疫苗的价格。”广东省疾控中心一位副主任在证词中说，“罗耀星在委员会上有投票权，他可以提议用哪个厂家的疫苗好，以及价格是否合理。”
于是，各家疫苗经销商各显神通，力求与“罗所长”搞好关系。“2001年后，广东省疾控中心就是我们惟一的客户了。”一位经销商称。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州办事处，其选址紧挨广东省疾控中心。罗耀星、蔡汉港二人先后20次收受该公司的疫苗经销商——广州市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伟川的贿款600万元。
柯伟川表示，他将公司每年代理费收入的60％拿出来，给罗、蔡二人送钱。此后，二人甚至提出参股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享受分红。“实际上我就是在向他们两个人行贿。如果他们入股而我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会在疫苗销售上设置障碍。”
罗、蔡二人还先后六次，收受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竟忠的贿款260万元。“我们送钱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代理的疫苗销售设置太多的障碍。他们还给我们的一些疫苗在其系统内做了推广，使我们每年都有赢利。”黄竟忠说。商业贿赂，终使行贿的四家疫苗经销商获利颇丰。在2001年至2006年罗耀星任职免疫规划所所长期间，四家经销商销售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疫苗价值近4亿元。
2003年SARS席卷南粤时，罗耀星还曾荣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经销商阮超礼的证言表明，SARS期间，罗耀星没有对流感疫苗加收“推广费。”
时至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行。这一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1994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适度放开了疫苗销售市场，疫苗生产商可向各地疾控机构销售疫苗，也可直接向各医院（接种单位）和疫苗批发商销售疫苗。
相形之下，广东省疾控中心自2001年起构建实施的疫苗统一购销网络，已明显与法相悖。国家卫生部免疫规划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卫生部从未规定过各地疫苗的采购必须通过省级疾控中心来做。
据广州媒体报道，今年初以来，广东省卫生厅已开始着手修改二类疫苗的采购方案，但至今外界未见实施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