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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广东省疾控中心)曝出系列受贿案仅两周后,第一起案件即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
8月2日上午,广东省疾控中心原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出庭受审,被控个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此前,广东省检察院对外通报了省疾控中心受贿窝案,消息显示,立案十起,涉案十人,总计受贿额超过2200万元。其中,罗耀星一人受贿数额即已过半。
现年39岁的罗耀星长期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工作,曾任免疫规划科副科长。2001年底免疫规划科变更为免疫规划所,罗任所长,升正科级,直至案发。
检方指控,罗的受贿始自2001年7月,终于2006年4月被捕时。2001年正是广东疾控中心将全省疫苗采购权从各地疾控中心上收之年,而这一大权又集于免疫规划所一身。各地经销商欲在南粤推销疫苗,必过免疫规划所这一关。担任免疫规划所所长的罗耀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人受贿逾千万
庭审当日,身材偏胖的罗耀星着黑白相间囚衣出庭。他脸色发白,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
此时的罗耀星,已失去自由三月余。知情人透露,罗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员实名举报后,被广州市纪委“双规”的,并于今年4月向广州市检察院自首;当月底,被正式逮捕;7月3日,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中院提起公诉。
罗自首时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将所有贿款均藏在家里的保险柜、密码箱中。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就在离家不远处租了一套房,放置成堆的现金。据广州媒体报道,办案人员在出租屋内起出的现金堆满了半间屋子的地板。
罗自称,“因为我觉得这些钱不合法,不敢存银行,也不敢用。”
公诉人指控,罗耀星在主管疫苗采购、推广及审核货款回笼和支付的工作中,单独或伙同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多次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总额达1162万元,其中罗分得707万元。此外,罗还单独收受贿赂款计411.5万元。
行贿人共有四名,分别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经销主管。罗、蔡二人先后受贿69次,每次数额几万元至70余万元不等,逐渐累积,终至千万之巨。
经销商上门送钱,显然不是出于自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超礼曾向罗、蔡两人行贿16次,总计302万元,罗一人获得184万元。陈超礼称,贿款是以“推广费”名义送出,如水痘疫苗每支推广费四至五元,流感疫苗一至两元。
罗耀星也很清楚自己职位的价值。他在法庭上说,“省疾控中心是疫苗销售的必经渠道,我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他们(指行贿人)通过我们推销疫苗,并获取关于疫苗规划的最新信息,从而取得经济利益。”
2001年初,广东省卫生厅牵头召集全省疫苗厂家、经销商座谈会。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今后所有疫苗必须通过广东省疾控中心统一推广、销售,不得向其它机构直接销售,否则要受处罚。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介绍罗耀星给大家认识,说他具体负责疫苗的销售、推广和管理工作。”行贿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的黄跃晖说。
黄跃晖承认,他先后22次向罗行贿364.5万元。“如果我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即使疫苗销售出去了,货款的回笼也要通过他。他是疫苗销售的第一关。”黄坦言,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主要就是与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日常联系和负责接待。
市场垄断由来
目前,国内人用疫苗分为两类,一种是计划内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免费提供,公民需按政府规定接种,此为一类疫苗;另一种是计划外疫苗,系指公民自费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多位疫苗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表示,一类疫苗因政府集中采购、免费供应而无利可图。各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获利渠道,正在于二类疫苗的采购销售上。
长期以来,国家对人用疫苗的生产、供应实行计划制;对其采购,则实行专营制。卫生部1994年颁行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预防用生物制品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
各级卫生防疫站,也即现今各地疾控中心的前身。在2001年之前,广东全省的疫苗采购,系由各级卫生防疫站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上报采购计划,再与各指定疫苗生产厂家签署购买合同。这一架构,使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均有采购权,并可自行向辖区各医院(接种单位)销售。广东如此,全国亦如此。
据称,由于疫苗采购各自为战,基层卫生防疫部门单位往往难以甄别疫苗的真假,且疫苗价格也千差万别。于是在2000年初,广东省开始筹建疫苗统购网络,曾被视为整治疫苗市场的改革之举。
这一方案由广东省卫生厅提出,认为全省统一疫苗统一购销,可确保疫苗质量安全,令疫苗迅速推广。及至2001年末广东省疾控中心组建后,全省疫苗统一购销大权遂集于省疾控中心一家。
统一购销网络在实施中一度遭遇重重阻力,原因是疫苗购销离开形同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创收渠道”——疫苗生产商、批发商在各地推销,也要支付“推广费”。因此,广东省疾控中心收权之举,势必令各地失去稳定丰厚的财源。“深圳、广州两大城市一开始都不愿意纳入统一购销体系,不想把收入上缴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知情人说。
作为妥协,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意各地疾控机构保留一定的“加价权”。具体做法是:疫苗从省一级销售给市一级疾控中心后,后者可加价销售给区、县一级;区、县一级又可加价销售给乡、镇一级。由此,各级疾控机构均可保证一定收入,统一购销系统方才得以运行。
多位疫苗经销商指出,经过2001年前后的这一轮系统整合,广东省疾控中心形成了全国疫苗购销力度最大的统一体系,近年来疫苗购销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
“罗耀星利用的正是这个网络,成为垄断的最上游。”经销商说。
何时打破垄断?
2001年12月,罗耀星升任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2002年8月,又担任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委员会共有13名委员,大多来自省内各级疾控系统。
“这个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全省所需使用的疫苗种类,选择哪些疫苗生产厂家的产品,以及购买疫苗的价格。”广东省疾控中心一位副主任在证词中说,“罗耀星在委员会上有投票权,他可以提议用哪个厂家的疫苗好,以及价格是否合理。”
于是,各家疫苗经销商各显神通,力求与“罗所长”搞好关系。“2001年后,广东省疾控中心就是我们惟一的客户了。”一位经销商称。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州办事处,其选址紧挨广东省疾控中心。罗耀星、蔡汉港二人先后20次收受该公司的疫苗经销商——广州市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伟川的贿款600万元。
柯伟川表示,他将公司每年代理费收入的60%拿出来,给罗、蔡二人送钱。此后,二人甚至提出参股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享受分红。“实际上我就是在向他们两个人行贿。如果他们入股而我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会在疫苗销售上设置障碍。”
罗、蔡二人还先后六次,收受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竟忠的贿款260万元。“我们送钱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代理的疫苗销售设置太多的障碍。他们还给我们的一些疫苗在其系统内做了推广,使我们每年都有赢利。”黄竟忠说。商业贿赂,终使行贿的四家疫苗经销商获利颇丰。在2001年至2006年罗耀星任职免疫规划所所长期间,四家经销商销售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疫苗价值近4亿元。
2003年SARS席卷南粤时,罗耀星还曾荣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经销商阮超礼的证言表明,SARS期间,罗耀星没有对流感疫苗加收“推广费。”
时至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行。这一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1994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适度放开了疫苗销售市场,疫苗生产商可向各地疾控机构销售疫苗,也可直接向各医院(接种单位)和疫苗批发商销售疫苗。
相形之下,广东省疾控中心自2001年起构建实施的疫苗统一购销网络,已明显与法相悖。国家卫生部免疫规划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卫生部从未规定过各地疫苗的采购必须通过省级疾控中心来做。
据广州媒体报道,今年初以来,广东省卫生厅已开始着手修改二类疫苗的采购方案,但至今外界未见实施时间表。■
8月2日上午,广东省疾控中心原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出庭受审,被控个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此前,广东省检察院对外通报了省疾控中心受贿窝案,消息显示,立案十起,涉案十人,总计受贿额超过2200万元。其中,罗耀星一人受贿数额即已过半。
现年39岁的罗耀星长期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工作,曾任免疫规划科副科长。2001年底免疫规划科变更为免疫规划所,罗任所长,升正科级,直至案发。
检方指控,罗的受贿始自2001年7月,终于2006年4月被捕时。2001年正是广东疾控中心将全省疫苗采购权从各地疾控中心上收之年,而这一大权又集于免疫规划所一身。各地经销商欲在南粤推销疫苗,必过免疫规划所这一关。担任免疫规划所所长的罗耀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人受贿逾千万
庭审当日,身材偏胖的罗耀星着黑白相间囚衣出庭。他脸色发白,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
此时的罗耀星,已失去自由三月余。知情人透露,罗是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内部人员实名举报后,被广州市纪委“双规”的,并于今年4月向广州市检察院自首;当月底,被正式逮捕;7月3日,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中院提起公诉。
罗自首时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将所有贿款均藏在家里的保险柜、密码箱中。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就在离家不远处租了一套房,放置成堆的现金。据广州媒体报道,办案人员在出租屋内起出的现金堆满了半间屋子的地板。
罗自称,“因为我觉得这些钱不合法,不敢存银行,也不敢用。”
公诉人指控,罗耀星在主管疫苗采购、推广及审核货款回笼和支付的工作中,单独或伙同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多次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总额达1162万元,其中罗分得707万元。此外,罗还单独收受贿赂款计411.5万元。
行贿人共有四名,分别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经销主管。罗、蔡二人先后受贿69次,每次数额几万元至70余万元不等,逐渐累积,终至千万之巨。
经销商上门送钱,显然不是出于自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阮超礼曾向罗、蔡两人行贿16次,总计302万元,罗一人获得184万元。陈超礼称,贿款是以“推广费”名义送出,如水痘疫苗每支推广费四至五元,流感疫苗一至两元。
罗耀星也很清楚自己职位的价值。他在法庭上说,“省疾控中心是疫苗销售的必经渠道,我负责全省的疫苗规划。他们(指行贿人)通过我们推销疫苗,并获取关于疫苗规划的最新信息,从而取得经济利益。”
2001年初,广东省卫生厅牵头召集全省疫苗厂家、经销商座谈会。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今后所有疫苗必须通过广东省疾控中心统一推广、销售,不得向其它机构直接销售,否则要受处罚。
“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介绍罗耀星给大家认识,说他具体负责疫苗的销售、推广和管理工作。”行贿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的黄跃晖说。
黄跃晖承认,他先后22次向罗行贿364.5万元。“如果我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即使疫苗销售出去了,货款的回笼也要通过他。他是疫苗销售的第一关。”黄坦言,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主要就是与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日常联系和负责接待。
市场垄断由来
目前,国内人用疫苗分为两类,一种是计划内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免费提供,公民需按政府规定接种,此为一类疫苗;另一种是计划外疫苗,系指公民自费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多位疫苗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表示,一类疫苗因政府集中采购、免费供应而无利可图。各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获利渠道,正在于二类疫苗的采购销售上。
长期以来,国家对人用疫苗的生产、供应实行计划制;对其采购,则实行专营制。卫生部1994年颁行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预防用生物制品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
各级卫生防疫站,也即现今各地疾控中心的前身。在2001年之前,广东全省的疫苗采购,系由各级卫生防疫站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上报采购计划,再与各指定疫苗生产厂家签署购买合同。这一架构,使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均有采购权,并可自行向辖区各医院(接种单位)销售。广东如此,全国亦如此。
据称,由于疫苗采购各自为战,基层卫生防疫部门单位往往难以甄别疫苗的真假,且疫苗价格也千差万别。于是在2000年初,广东省开始筹建疫苗统购网络,曾被视为整治疫苗市场的改革之举。
这一方案由广东省卫生厅提出,认为全省统一疫苗统一购销,可确保疫苗质量安全,令疫苗迅速推广。及至2001年末广东省疾控中心组建后,全省疫苗统一购销大权遂集于省疾控中心一家。
统一购销网络在实施中一度遭遇重重阻力,原因是疫苗购销离开形同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创收渠道”——疫苗生产商、批发商在各地推销,也要支付“推广费”。因此,广东省疾控中心收权之举,势必令各地失去稳定丰厚的财源。“深圳、广州两大城市一开始都不愿意纳入统一购销体系,不想把收入上缴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知情人说。
作为妥协,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意各地疾控机构保留一定的“加价权”。具体做法是:疫苗从省一级销售给市一级疾控中心后,后者可加价销售给区、县一级;区、县一级又可加价销售给乡、镇一级。由此,各级疾控机构均可保证一定收入,统一购销系统方才得以运行。
多位疫苗经销商指出,经过2001年前后的这一轮系统整合,广东省疾控中心形成了全国疫苗购销力度最大的统一体系,近年来疫苗购销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
“罗耀星利用的正是这个网络,成为垄断的最上游。”经销商说。
何时打破垄断?
2001年12月,罗耀星升任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2002年8月,又担任广东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委员会共有13名委员,大多来自省内各级疾控系统。
“这个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全省所需使用的疫苗种类,选择哪些疫苗生产厂家的产品,以及购买疫苗的价格。”广东省疾控中心一位副主任在证词中说,“罗耀星在委员会上有投票权,他可以提议用哪个厂家的疫苗好,以及价格是否合理。”
于是,各家疫苗经销商各显神通,力求与“罗所长”搞好关系。“2001年后,广东省疾控中心就是我们惟一的客户了。”一位经销商称。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州办事处,其选址紧挨广东省疾控中心。罗耀星、蔡汉港二人先后20次收受该公司的疫苗经销商——广州市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柯伟川的贿款600万元。
柯伟川表示,他将公司每年代理费收入的60%拿出来,给罗、蔡二人送钱。此后,二人甚至提出参股健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享受分红。“实际上我就是在向他们两个人行贿。如果他们入股而我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会在疫苗销售上设置障碍。”
罗、蔡二人还先后六次,收受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黄竟忠的贿款260万元。“我们送钱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代理的疫苗销售设置太多的障碍。他们还给我们的一些疫苗在其系统内做了推广,使我们每年都有赢利。”黄竟忠说。商业贿赂,终使行贿的四家疫苗经销商获利颇丰。在2001年至2006年罗耀星任职免疫规划所所长期间,四家经销商销售给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疫苗价值近4亿元。
2003年SARS席卷南粤时,罗耀星还曾荣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经销商阮超礼的证言表明,SARS期间,罗耀星没有对流感疫苗加收“推广费。”
时至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行。这一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1994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适度放开了疫苗销售市场,疫苗生产商可向各地疾控机构销售疫苗,也可直接向各医院(接种单位)和疫苗批发商销售疫苗。
相形之下,广东省疾控中心自2001年起构建实施的疫苗统一购销网络,已明显与法相悖。国家卫生部免疫规划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卫生部从未规定过各地疫苗的采购必须通过省级疾控中心来做。
据广州媒体报道,今年初以来,广东省卫生厅已开始着手修改二类疫苗的采购方案,但至今外界未见实施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