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斯达今年大三，在牛津大学的圣休学院（St. Hugh’s College）修读物理专业，在外人看来，他很难不被称为学霸。
　　但至少在高中以前不是。初中的时候，田斯达偏科偏得很严重，理科成绩在班里排名前列，但是文科的科目却怎么都学不好，语文成绩还常年在及格线附近徘徊。妈妈在初三那年做了一个决定，升学之时放弃了传统的高考路线，把他送到了国际学校。
　　事后看来，这个决定对田斯达改变颇深，让他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勇气。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和转变不在少数。截至2019年，全国有将近60万人在国际学校就读，他们分布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等不同的阶段，那些历史悠久、声名卓越的海外高校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某种程度上，家长们对国际教育的青睐，指向了一种面向未来的预见和考量，选择背后是一股涌动的大潮。

热潮涌动

　　孙宏明是贵州市花溪碧桂园国际学校的一名家长，他的儿子在念11年级。孙宏明坦言，他和妻子都未曾接受过国外的教育，走的是最常规的读书路径—十二年寒窗，然后经历高考的洗礼。工作后，他们才逐渐了解到，一些沿海地区的朋友会将小孩送到国际学校。
　　曾经“小众”的路径逐渐变得平常，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学校还只有351所，但到了2019年，整体的数量已经接近1200所，如今仍然以每年 50所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对于这种磅礴喷发的需求，博实乐教育集团副总裁黎婉媚用了“猛烈”二字形容。
　　很多家长也和孙宏明一样，选择国际教育不一定因为自己有过亲身参与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眼界更宽，想法更多，并且在成长过程中，不免觉得“自己的童年缺少了一点东西，那种很丰富很多元的东西”。
　　教育观念的进化，折射了一代人理念的变迁：20年前，国际学校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也并不是中国家庭会考虑和选择的教育产品。但20年后的现在，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愿意去尝试一种与国内公立学校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他们希望孩子变得更强，同时更开心、更快乐。
　　目前中国的三大主流国际课程，分别是IB，A-level和AP课程，逐一对应着不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要求，其中IB由世界文凭组织在1986年提出，经过逐年的扩充修正，已经发展成世界接受度最高的课程体系之一。
　　1994年，博实乐广东碧桂园学校创立，六年后，学校便开始逐步引进IB项目，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同时实施IB三大课程的国际学校。
　　成为第一所“吃螃蟹”的学校，全程参与申请过程的博实乐教育集团副总裁程晋升颇有感慨。2000年前后，民办教育方兴未艾，中国处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紧要关头，程晋升和一批教育家们开始思索：国家大门的打开对于教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迎面而来的问题是顺其自然的，“入世之后就是和世界接轨，教育应该怎么样接轨，我们应该怎样去培养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碧桂园学校的起点很高，创立之初便打着“北京景山学校广东分校”的名头，和景山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
　　先是双语化的教学，再是国际化的尝试。通过教育资源的共享，办学者了解到IB项目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很高，不过想要IB在中國落地生根，这只是起点。作为一个西方的教育课程，始终无法完全适应中国的教学实际，比如IB课程要求小学阶段的PYP项目需要老师全科教学，也就是行内所称的“包班”，由一位老师教授所有科目。然而中国的师范学校一直奉行分科教学，“语文老师教不了数学”是应聘中的实际情况。
　　程晋升回忆说，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由三个不同科目的老师“合为一体”—一起备课，一起上课，一起答疑，采用独创的“捆绑”方式达到教学要求，同时不断向官方组织反馈情况，加强沟通，最后获得了对方的理解和认可。在一步步的探索和实践中，博实乐广东碧桂园学校创造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因为较早地引进和实施IB项目，博实乐教育集团在教学理念和认知上积累了足够的实力，2019年博实乐的毕业生有达到93%的比例被世界前五十强大学录取。
　　经过先前的发展，国际学校覆盖的地域已经由最初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展，甚至不少四线城市，也拥有了自己的国际学校。它们的到来对当地家长可谓是久旱逢甘霖。

优质教育的推广

　　2017年5月，博实乐教育集团在美国纽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而在发展初期，博实乐是作为地产的配套跟随着楼盘布局的，一直以来，三四线城市是碧桂园房地产板块的主要战场，所以碧桂园学校也相应地分布其间。但其社会意义远大于此，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以及普通民众教育意识的增强，优质学校的引入满足了三四线城市家长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只有在一种宽容、自由、科学的教育体制里，才能让学生找寻到自己的光环。

　　句容碧桂园学校位于江苏镇江，其校长霍剑华表示，在该校建立之前，为了享受良好的国际教育资源，市里的很多家长都会把小孩送到上海。
　　不仅如此，父母中的一方还需要放弃工作过去陪读。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让小孩接受好的教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2013年，句容碧桂园学校成立，解决了很多家长的苦恼，成为当地教育资源发展的一面独特旗帜。
　　在此之前，公众眼中的国际教育资源理应集中在一线城市，因为那里聚集着消费能力最强，消费欲望最强烈的高净值人群，然而现实的情况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多元。
　　黎婉媚介绍说，像她所接触到的一些东北城市，尽管当地的经济水平不一定能和一线城市媲美，但当地有规模庞大的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吸引了外籍和国内高级人才入驻，他们都渴望能把孩子送入一所合规且有口碑的国际学校。 　　另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在为越来越多的非发达地区带来升级的机遇。三四线城市的教育需求，正在蓬勃生长。
　　事实上，国际学校作为连接国内学生和国外教育的桥梁，其中的优胜者必定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因为它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注定学校会兼具传统中国教育中的勤勉、刻苦传统，又兼具西方教育独有的批判性思维和活跃的思辨能力。
　　真正考验学校功力的是资源配置的能力，也就是说如何将西方教育的优势与本土特色相结合，这个过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用程晋升的话说，是“既要有经济实力，也需要有情怀”。
　　譬如，教师就是组成教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黎婉媚表示，博实乐教育集团里教师工资的支出占比，是当之无愧的业内最高水平。而支付高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师静心教学，无后顾之忧”。
　　与传统教育体制不同的是，国际学校里还设置有升学指导中心，目的是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建立清晰的规划。入学之初，他们就会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自己的升学目标，继而确定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目标。
　　孙宏明对此的感受非常强烈，这段时间，11年级的儿子正在申请大疆公司在深圳开设的寒假培训班，竞争很激烈，但他跃跃欲试。在公立小学读书的时候，儿子是一个被应试教育弄得晕头转向的学生，他眼见儿子本来活泼开朗，渐渐变得像一个“小老头”。但是现在儿子不仅希望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专业，连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也有所设想，“短中长期的目标，都想到了，我听到的时候被震惊到了”。
　　在博实乐教育集团的学校里，能邀请到世界知名大学的招生官，黎婉媚认为这是十分难得的，“能有招生官亲自来给你讲解录取情况以及学校的招生要求，很能体现学校的能力和口碑”。
　　而所有资源的累积和规划，最终的目的非常清晰和简单，那就是“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光环”。只有在一种宽容、自由、科学的教育体制里，才能让学生找寻到自己的光环。

教育的本质

　　回忆起在湖南宁乡碧桂园学校度过的三年学习生活，田斯达感触最深的地方在于，“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他举了一个例子：高中的教学楼下摆放着一台钢琴，大多时候没有人会理会，学过乐理知识的田斯达突然有一天想弹琴，他就在课间自由活动的30分钟里，弹同一首曲子。这个习惯持续了两年。
　　两年来，同一首歌，同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里，没有人阻拦我，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很烦’这样的话。”自由和灵感像想去弹琴的天性一样，自由自在地得到发挥。
　　这段经历最终指向了一个问题，教育为人带来的是束缚，还是启发和成长？
　　南京句容的霍剑华校长提到了相近的观点，“我们的办学目标不仅要让学生考入理想的国外大学，还要培养学生顺利或者出色完成大学学业的综合能力，为他们终身发展奠基。这是我们的育人目标。”相应地，要达到这样的要求，除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要过关，更重要的是学习方式的培养。
　　一名全方位优秀的学生，才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学校所追求的。
　　孙宏明在为儿子选择学校前，有过详细的考察。尽管他所在的贵阳市可以选择的国际学校数量有限，但他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当中的差别。比如有的学校尽管是以国际教育為招牌，但实质上仍然以分数排名为重。

中国的教育产业发展了二十多年，人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开始认真地拷问和追寻教育的本质。

　　选择现在的学校，他看重的是花溪碧桂园国际学校所设立的两条“红线”，一是学生不能有作弊行为，二是老师不能收受家长的礼物和宴请。一经了解，他便发现和自己的理念完全“不谋而合”。
　　当家长和学校在教育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后面的教学开展将会变得更加顺利。现在，儿子的升学目标定在了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并且还“比以前快乐了，阳光了，他不再觉得学习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
　　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学生学习过程中水到渠成的附加价值，这为他们日后的价值观塑造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年博实乐广东碧桂园学校都会举办骑行活动，分别有国内和欧洲两条线路。活动创始人在活动首次举办之初，受到过很多质疑，但是创办活动的校长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的理念：在陌生的环境里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探索，能诱发孩子对抗困境的能力，锻炼他们的“反弹性”，往往是反弹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两个小孩都在碧桂园学校就读的黎婉媚，对骑行活动有深入的理解。浩瀚的戈壁，渺无人烟的沙漠，以及持续几周的旅程，意味着水土不服、生病以及心理懈怠等意外状况。但是她仍然希望女儿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过后的蜕变让她感慨万分，“如果不是对教育有很深理解的人，是很难坚持举办这个活动的”。
　　“民办教育的宗旨，是服务好家长的需求。”程晋升这样阐述他的理解，但民办教育又不意味着单纯地迎合家长，附和市场。中国的教育产业发展了二十多年，人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开始认真地拷问和追寻教育的本质。
　　如今，我们不再满足于只看重结果而忽略过程的填鸭式教育，教育应该是培养好奇的人、活跃的人和坚强的人，不再千人一面，不再随波逐流，这才是“个性化办学”的有力阐释。
　　田斯达说，如今在牛津大学的学习仍然受益于高中的种种经历，尤其是那些需要独立思考和独立操办活动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切没想到的困难，“强迫自己把所有的困难克服，然后收获了极大的自信”。
　　国际教育，给了他回归到自身、发现潜能的机会，这是让未来的教育到来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