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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农民工群体在新闻传播媒介中被塑造成负面群体，与其在现实中的功能作用产生脱节。之所以导致农民工的污名化，其原因在于媒介的过度负面渲染和农民工自身的文化不适应，改变这种现象需要重塑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和引导农民工完成自身认同的转变，积极完成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形象 歧视原因 改变
大众媒体在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维权者和利益维护者，表现在一些帮助农民工讨薪事件以及报道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方面。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地方媒介却在无意识之间制造着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对农民工形成了污名化，强化了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排斥和隔离，加剧了社会紧张，进来出现的一些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冲突实质上就是这种媒介长期误导积累的爆发。
1 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建构
电视传播媒介——电视媒介是覆盖面最广的、最大众化、影响力最强的大众媒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电视媒介是大众媒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需要改变的一环。近几年，各地各种方言类新闻节目盛行。该节目形式虽说赚得了收视率和亲民的感觉，但是亲的是本地的人群，对该地区的外来人群却是明显的排挤。比如说杭州二套的《阿六头说新闻》和杭州三套的《我和你说》，在杭州本土居民的口碑很好，大家喜闻乐见，收视率在杭州地区很高。最出格的是2006年的浙江教育台，出台了《绝对OK》系列节目，24小时的电视节目中有一半是用杭州方言配音的节目，连《猫和老鼠》这种动画片都配成方言版的。方言是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标志性文化，明显是对外来者的文化排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疏离感，严格区分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孤立了不懂本地方言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和谐发展存在着弊端。
农民工流动多的地区，治安差，要小心。众多电视新闻将这个标签贴在了农民工的头上，并将这一切不断暗示普通大众外来农民工是贫穷、愚昧、落后、容易犯罪的群体，是不被城市居民认可的，所用的语言也充满了污秽、轻蔑。一些典型的歧视性词汇像盲流、闲散人员、乡巴佬、打工妹等，一般产生于媒体，再转变为大众语言。农民工存在的问题，被媒体一再地放大，然后被普通大众人民接收，如此的农民工群体便被深深印在脑海里。
1.1 城市中的无业游民 。在地方新闻类节目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农民流落街头、乞讨的情景，或者是在火车站、汽车站附近打地铺睡觉，或者是在一些街头无所事事，这些电视场面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农民工就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无法安定的群体，其潜在的台词是告诉当地城市居民这些人都是一些对本地居民构成威胁的群体。正因为他们无业，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他们要在城市生存就必须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收入。
1.2 潜在的犯罪对象。在一些法治类新闻中，过多的报道农民工犯罪的情况，也会造成人们把农民工就直接认同为潜在的犯罪对象。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以城市居民的生活为参照对象，希望能过的更好，而不仅是满足于温饱。但由于农民工群体素质低下，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产生了“仇富”情绪。有关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犯罪的基本诱因。
1.3 城市环境的拖累者。在社会类节目中，农民工的穿着，行为举止与本地居民格格不入。他们道德素质低下，随地吐痰、袒胸露背、说话不文明、随地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城中村出租屋垃圾遍地，臭不可闻。
1.4 贫民窟的制造者。农民工计划生育意识淡薄，以及重男轻女的封建老旧思想根深蒂固。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出租屋内，三四个已达学龄，穿着破烂的孩子，在小院子里狂奔玩耍。而其父母负担不起学费，只能放任孩子。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这样的贫穷永远是恶性循环。
2 农民工污名化原因分析
外部环境问题。市场体制大环境下，中国的社会阶层可以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类。精英阶层是权利。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中间阶层，他们与精英阶层相，在社会权力、资本、知识上不及精英阶层，但是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以及较高的學历，在社会人口结构中占有大多数。弱势群体则是指处于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人群，包括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城市贫民、收入甚微的农民工等。因此，媒介内容的不同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话语权的拥有程度所决定的。同时，大众传媒受到权力机构的影响过大。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常常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政府形象为借口，强制禁止大众传媒拍摄记录和报道，封杀不利于政府信息和言论，如各种矿难，地区性群体冲突事件的发生。大众传媒在权力机构的干预下，无奈的放弃了其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说农民工。王芳，刘海霞和李卓琳在《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对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中，调查了人民网2005年-2006年关于农民工的1050篇报道。在农民工新闻报道线索来源中，政府部门和官员占了45%，专家和知名人士占了21%，而农民工自身及子女只占16%。“边缘人”的报道是按主流人群的观点态度来选择事实、裁剪事实和叙述事实的，其中充斥着政府、官员、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
媒体自身存在问题。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媒体为了增加广告商的青睐，商业味甚重，广告插播成灾，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忽略了本身的社会责任，违背社会道德。由于农民工群体经济基础薄弱，没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媒介没有把农民工群体作为自己的受众对象。而发布一些不实、八卦的小道消息，散播庸俗文化产品，却又能吸引具有消费能力的普通大众的眼球。于是对农民工群体发生的事件添油加醋，夸大其辞，制造卖点，赚的利润。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上甚至出现“拍摄暗娼部落——民工兄弟性福生活20元搞定”等低俗、下流内容的媒介产品。媒介角度上对农民工群体片面、失真的报道，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同时残害社会大众，导致社会大众道德、品味、素养下降，更严重的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率是上升。这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背道而驰的。②不同地域媒体和不同阶层媒体，对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的描述。祁媛、高剑宁、梁兰在《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中，选取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河南日报》五种报纸。《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具有较高权威性；《中国青年报》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羊城晚报》所在广州是最大劳务输入省；《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河南日报》是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五种报纸，代表不同地域和阶级，具有全面性。作者在选取的农民工题材报道内容倾向性调查分析中，《人民日报》97篇报道中有77篇是正面的；《中国青年报》66篇报道中25篇是正面的；《解放日报》78篇报道中29篇是正面的；《羊城晚报》102篇报道中10篇是正面的；《河南日报》52篇报道中47篇是正面的。可见中央党群机关、中立身份、劳务输入省、劳务输出省报纸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见解存在着差异的。③部分媒体人自身存在厌恶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素质低下，没有坚守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一些媒体人由于自身遇到的经历，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厌恶，导致新闻编辑的过程中，添加了个人情感。 农民工群体自身存在局限性。绝大多数农民工确实普遍文化素养相较城市居民低，从事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在媒体中的外表形象就是与城市居民差别很大的。但他们来到城市，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赚钱养家。可是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满心欢喜来到了城市，却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造成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他们由于自身的知识素养较低，始终无法适应城市快速的技术发展要求和部分城市居民的冷眼相看。找不到工作，或者自身惰性不想从事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同时，又被城市花花绿绿的精彩夜生活吸引，爱贪小便宜，出入夜总会、网吧。结识一些不法分子，影响社会治安。还有一部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集结老乡、混混，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影响。农民工由于主观需要，现实和目标之间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和剥夺感，以至于对社会公平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社会正面、主流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付诸于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建德市人民法院在2005、2006年办理的案件涉及外来人员的犯罪案件占15.7%、15.9%。上海闵行区公安局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违法犯罪的主体，2009年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占55.3%。所以，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從总体上看，还是个体，都与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
3 农民工形象重塑对策
3.1 大众传媒需要做的改变。建立公平公正的意识。大众媒介应当在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提供媒介服务的同时，也应当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自身社会责任。不同层次的大众媒介需要增加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报道。增加农民工真实正面的勤劳、励志实例报道，避免出现对农民工事件做出倾向性言论。比如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报道，就是媒介的正面典范。特别是劳务输入省份媒介，应该正视农民工群体，从根源分析农民工行为“失范”问题。
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大众媒介作为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监督者，在报道新闻的角度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公平的。权力机构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下，也应保持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性，是职业道德的体现。没有真实性，就无法保持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监督者的角色也就无从说起了。
关注农民工群体，给予农民工群体的“发言”的机会。媒介在新闻信息来源选定中应多倾听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声音，给予他们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机会，这也是发挥舆论监督来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渠道。以人文的关怀和客观的角度来报道新闻，有利于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和认同，增加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缓和目前严峻的社会矛盾，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各种文艺节目和电影电视的媒介产品编排中，多多涉及农民工生活，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
3.2 农民工自身的变革。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他们的竞争力很有限，只能从事的低层次的工作。许多农民工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才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现状。比如说，技术工市场需求旺盛，工资也高于普通工人。他们已经开始慢慢注意到向他人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寻求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加大参与媒介积极性。信息的传递—接收—反馈过程是循环的，受众是关键的环节，他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出者（经过反馈），应该积极投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中。而作为受众之一的边缘群体，更应该敢于把自己对于信息的需求告知媒介，得到媒介的积极反应，进而完成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农民工群体参与媒介信息传递，培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自身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改变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
参考文献：
[1]欧勤扬.《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与大众媒体》.《东南传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年第6期.
[2]王芳，刘海霞，李卓琳.《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开发研究》，2007年第1期.
[3]祁媛，高剑宁，梁兰.《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新闻知识》，2006年9月.
[4]方艳.《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新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
[5]李建华，郭青.《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0年第3期.
[6]王芳，刘海霞，李卓琳.《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开发研究》，2007年第1期.
关键词：农民工形象 歧视原因 改变
大众媒体在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维权者和利益维护者，表现在一些帮助农民工讨薪事件以及报道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方面。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地方媒介却在无意识之间制造着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对农民工形成了污名化，强化了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排斥和隔离，加剧了社会紧张，进来出现的一些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冲突实质上就是这种媒介长期误导积累的爆发。
1 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建构
电视传播媒介——电视媒介是覆盖面最广的、最大众化、影响力最强的大众媒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电视媒介是大众媒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需要改变的一环。近几年，各地各种方言类新闻节目盛行。该节目形式虽说赚得了收视率和亲民的感觉，但是亲的是本地的人群，对该地区的外来人群却是明显的排挤。比如说杭州二套的《阿六头说新闻》和杭州三套的《我和你说》，在杭州本土居民的口碑很好，大家喜闻乐见，收视率在杭州地区很高。最出格的是2006年的浙江教育台，出台了《绝对OK》系列节目，24小时的电视节目中有一半是用杭州方言配音的节目，连《猫和老鼠》这种动画片都配成方言版的。方言是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标志性文化，明显是对外来者的文化排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疏离感，严格区分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孤立了不懂本地方言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和谐发展存在着弊端。
农民工流动多的地区，治安差，要小心。众多电视新闻将这个标签贴在了农民工的头上，并将这一切不断暗示普通大众外来农民工是贫穷、愚昧、落后、容易犯罪的群体，是不被城市居民认可的，所用的语言也充满了污秽、轻蔑。一些典型的歧视性词汇像盲流、闲散人员、乡巴佬、打工妹等，一般产生于媒体，再转变为大众语言。农民工存在的问题，被媒体一再地放大，然后被普通大众人民接收，如此的农民工群体便被深深印在脑海里。
1.1 城市中的无业游民 。在地方新闻类节目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农民流落街头、乞讨的情景，或者是在火车站、汽车站附近打地铺睡觉，或者是在一些街头无所事事，这些电视场面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农民工就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无法安定的群体，其潜在的台词是告诉当地城市居民这些人都是一些对本地居民构成威胁的群体。正因为他们无业，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他们要在城市生存就必须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收入。
1.2 潜在的犯罪对象。在一些法治类新闻中，过多的报道农民工犯罪的情况，也会造成人们把农民工就直接认同为潜在的犯罪对象。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以城市居民的生活为参照对象，希望能过的更好，而不仅是满足于温饱。但由于农民工群体素质低下，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产生了“仇富”情绪。有关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犯罪的基本诱因。
1.3 城市环境的拖累者。在社会类节目中，农民工的穿着，行为举止与本地居民格格不入。他们道德素质低下，随地吐痰、袒胸露背、说话不文明、随地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城中村出租屋垃圾遍地，臭不可闻。
1.4 贫民窟的制造者。农民工计划生育意识淡薄，以及重男轻女的封建老旧思想根深蒂固。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出租屋内，三四个已达学龄，穿着破烂的孩子，在小院子里狂奔玩耍。而其父母负担不起学费，只能放任孩子。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这样的贫穷永远是恶性循环。
2 农民工污名化原因分析
外部环境问题。市场体制大环境下，中国的社会阶层可以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类。精英阶层是权利。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中间阶层，他们与精英阶层相，在社会权力、资本、知识上不及精英阶层，但是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以及较高的學历，在社会人口结构中占有大多数。弱势群体则是指处于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人群，包括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城市贫民、收入甚微的农民工等。因此，媒介内容的不同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话语权的拥有程度所决定的。同时，大众传媒受到权力机构的影响过大。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常常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政府形象为借口，强制禁止大众传媒拍摄记录和报道，封杀不利于政府信息和言论，如各种矿难，地区性群体冲突事件的发生。大众传媒在权力机构的干预下，无奈的放弃了其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说农民工。王芳，刘海霞和李卓琳在《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对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中，调查了人民网2005年-2006年关于农民工的1050篇报道。在农民工新闻报道线索来源中，政府部门和官员占了45%，专家和知名人士占了21%，而农民工自身及子女只占16%。“边缘人”的报道是按主流人群的观点态度来选择事实、裁剪事实和叙述事实的，其中充斥着政府、官员、专家的叙述和论断，农民工的声音却难以通过媒介表达。
媒体自身存在问题。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媒体为了增加广告商的青睐，商业味甚重，广告插播成灾，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忽略了本身的社会责任，违背社会道德。由于农民工群体经济基础薄弱，没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媒介没有把农民工群体作为自己的受众对象。而发布一些不实、八卦的小道消息，散播庸俗文化产品，却又能吸引具有消费能力的普通大众的眼球。于是对农民工群体发生的事件添油加醋，夸大其辞，制造卖点，赚的利润。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上甚至出现“拍摄暗娼部落——民工兄弟性福生活20元搞定”等低俗、下流内容的媒介产品。媒介角度上对农民工群体片面、失真的报道，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同时残害社会大众，导致社会大众道德、品味、素养下降，更严重的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率是上升。这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背道而驰的。②不同地域媒体和不同阶层媒体，对农民工群体具有不同的描述。祁媛、高剑宁、梁兰在《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中，选取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河南日报》五种报纸。《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具有较高权威性；《中国青年报》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羊城晚报》所在广州是最大劳务输入省；《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河南日报》是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五种报纸，代表不同地域和阶级，具有全面性。作者在选取的农民工题材报道内容倾向性调查分析中，《人民日报》97篇报道中有77篇是正面的；《中国青年报》66篇报道中25篇是正面的；《解放日报》78篇报道中29篇是正面的；《羊城晚报》102篇报道中10篇是正面的；《河南日报》52篇报道中47篇是正面的。可见中央党群机关、中立身份、劳务输入省、劳务输出省报纸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见解存在着差异的。③部分媒体人自身存在厌恶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素质低下，没有坚守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一些媒体人由于自身遇到的经历，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厌恶，导致新闻编辑的过程中，添加了个人情感。 农民工群体自身存在局限性。绝大多数农民工确实普遍文化素养相较城市居民低，从事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在媒体中的外表形象就是与城市居民差别很大的。但他们来到城市，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赚钱养家。可是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满心欢喜来到了城市，却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造成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他们由于自身的知识素养较低，始终无法适应城市快速的技术发展要求和部分城市居民的冷眼相看。找不到工作，或者自身惰性不想从事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同时，又被城市花花绿绿的精彩夜生活吸引，爱贪小便宜，出入夜总会、网吧。结识一些不法分子，影响社会治安。还有一部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集结老乡、混混，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影响。农民工由于主观需要，现实和目标之间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和剥夺感，以至于对社会公平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社会正面、主流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付诸于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建德市人民法院在2005、2006年办理的案件涉及外来人员的犯罪案件占15.7%、15.9%。上海闵行区公安局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违法犯罪的主体，2009年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占55.3%。所以，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從总体上看，还是个体，都与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
3 农民工形象重塑对策
3.1 大众传媒需要做的改变。建立公平公正的意识。大众媒介应当在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提供媒介服务的同时，也应当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自身社会责任。不同层次的大众媒介需要增加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报道。增加农民工真实正面的勤劳、励志实例报道，避免出现对农民工事件做出倾向性言论。比如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报道，就是媒介的正面典范。特别是劳务输入省份媒介，应该正视农民工群体，从根源分析农民工行为“失范”问题。
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大众媒介作为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监督者，在报道新闻的角度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公平的。权力机构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下，也应保持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性，是职业道德的体现。没有真实性，就无法保持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监督者的角色也就无从说起了。
关注农民工群体，给予农民工群体的“发言”的机会。媒介在新闻信息来源选定中应多倾听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声音，给予他们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机会，这也是发挥舆论监督来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渠道。以人文的关怀和客观的角度来报道新闻，有利于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和认同，增加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缓和目前严峻的社会矛盾，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各种文艺节目和电影电视的媒介产品编排中，多多涉及农民工生活，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
3.2 农民工自身的变革。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他们的竞争力很有限，只能从事的低层次的工作。许多农民工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才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现状。比如说，技术工市场需求旺盛，工资也高于普通工人。他们已经开始慢慢注意到向他人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寻求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加大参与媒介积极性。信息的传递—接收—反馈过程是循环的，受众是关键的环节，他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出者（经过反馈），应该积极投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中。而作为受众之一的边缘群体，更应该敢于把自己对于信息的需求告知媒介，得到媒介的积极反应，进而完成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农民工群体参与媒介信息传递，培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自身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改变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
参考文献：
[1]欧勤扬.《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与大众媒体》.《东南传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年第6期.
[2]王芳，刘海霞，李卓琳.《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开发研究》，2007年第1期.
[3]祁媛，高剑宁，梁兰.《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新闻知识》，2006年9月.
[4]方艳.《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新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
[5]李建华，郭青.《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0年第3期.
[6]王芳，刘海霞，李卓琳.《大众传媒和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开发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