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变迁，对任何一省讲，都是个重大课题，对河北省来讲，其意义恐怕要更大。省会，是一个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省政府所在地，是省委代表中共执政的地方。我们党执政后，对任何一个省的省会的选择，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都应是慎重考虑做出决策。关于河北省会变迁这个大事件，我初步想，要解开这个谜，至少要写10万字左右，没有这个字数，恐怕交待不清楚。站位要高，思路要宽，做到放长线钓大鱼。在风格上，要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深厚的历史凝重感。
　　什么是历史的凝重呢？我反复想过，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可否这样说？历史的真实，加历史的影响，加历史的联系，加历史的分析，得出历史的结论，大概就可以说是历史的凝重了。
　　对省会变迁，要写出历史的凝重感，必须与三个大的背景一同考虑，有机地融合。所谓三个大的背景，也就是与省会变迁的三个密切的联系。一是，河北省省会与共和国建立的联系；二是，河北省省会与首都北京的联系；三是，河北省省会与国家建设发展、与河北建设发展的联系。至少应考虑这三大背景、三大联系。否则，单说省会是难以说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先说省会与共和国建立的联系。起码应这样去想：经过28年的斗争，到1949年，中共要进城，要建立新中国，要在全国执政了；河北省委、省政府，也要进城，找办公地点，在地方执政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哪里？各省人民政府设在哪里？可想而知，富有战略眼光的我党，对此，在建国前应当有考虑。因为，都要进城、执掌江山嘛。当时，华北人民政府虽已建立，但我们整个党，应该说还是在野状态。能否用历史的真实记录，再现那段历史，再现当时领导人的考虑，这是最难的。再说省会与首都北京的联系。讲河北省的省会，肯定与北京做为全国的首都有联系。河北原称直隶，原本是个“京畿大省”。我党建立新中国，定都于北京，河北省会设在哪里，都与北京有直接的联系，还是“京畿大省”。中央进北京，对河北省会的问题，不能不会有进一步的考虑。省会与国家与本省建设发展的联系也是明摆着的。省会来来回回几次搬迁，搬迁的动因，应首先来自河北本身，也应来自中央、国务院“全国一盘棋”的考虑。这在文件上，在历史记录上，应当留下根据。无论怎么说，搬迁是与整个国家、整个河北经济建设、区域发展布局、战备、人口增长等等因素联在一起。以大量的文件，翔实的记录，讲清联系才有意义，才容易看出那段历史的真实。
　　省会进保定时，机构设置怎样？省委、省政府机关有多少人？迁到天津，发展到多少人、多少机构、花了多少财力？再从天津搬回保定、又到石家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要体现出搬家的负担、重量。事业发展了，日子过大了，负担就重了。只有讲出沉重来，才能看出历史的凝重。如果我们再考虑深一些、宽一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大的、间接的联系；当时的天津形势，也是大的间接的国内联系。世上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诚然，当时天津早已是直辖市，要使其变成河北的省会，谈何容易。想想这些，至少需10万字以上的内容。写出历史的凝重，还要写出历史的吸引力，可读性，如写成章回小说式的，可读性就强了。总之，河北省会变迁，当事人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谜。我们破这个题，就是要解这个谜。
　　破解这个谜，有多层重大意义。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就是要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力求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三大规律”，特别是执政的规律、建设的规律。搬迁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哪次是主动的，哪次是被动的？这样一比较，人们就可从中看到规律。要详细交待原文，再穿插一批老同志的回忆，使之浑然一体。理来理去，从众说纷纭中理出头绪，得出结论。
　　这样写出来，每章都不会短。各章的题目，要力求开门见山、一言中的，还要浑厚可读，有感染力，力求让读者一看题目，就不忍放下，要一篇一篇读下去。第一章，可否可这样（可能长了一点）：“共和国成立在即，中共中央要进城，中共河北省委也要进城，其办公地点设在哪里，立都、建省会，都历史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不可避免地摆在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面前”。不如此，觉得不丰满，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第二章，可直切石家庄：石家庄解放早，没执政时，中共的许多机关就设在这里，特别是西柏坡，与中共在野将终，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新中国从这里走出，冥冥之中，石家庄面临成为河北省会。历史的选择，由历史的基础作依据。第三章，讲保定：几百年来，从明到清、到民国，“天子”脚下，这里是“直隶”的政权所在地，中共改天换地，保定，它能不接纳中共的河北省委？即是说，这里具有接纳中共河北省委的基础。基础是由多种状况和数据构成的，要力求讲得眉目清秀，真实有据。第四章，该直面天津了：天津，本是一座依海而起的新城，到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总督府，一半在保定，一半在天津，“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可李鸿章处理起来却得心应手。到1928年民国政府撤直隶改称河北，天津怎么样了？到新中国成立，天津又是个什么模样？与河北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河北一再打天津的主意，中央居然批准了？省会在天津呆了大约八年，河北卷铺盖又离开天津。天津愿让河北走吗？河北走后，又给天津留下了什么？搬家不可能什么都不留啊，是财富还是累赘？简单说天津拣便宜，这话太轻率。“文革”炮声隆隆，各部门困难重重，河北省委回不了保定，只好回到附近农村，唯一选择，石家庄可以安身立命，所以这里成了省会。历史的真实，是不是这样？讲经验教训，就要板起脸来了，还要生动好听。每当说起河北这些年走过的路，说起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尤其找经济发展慢的原因的时候，有几种观点时常出现在桌面，出现在人们的交谈中，如一说到河北发展慢，人们就说，老是搬省会，“搬家三年穷”；或是说，河北省县太多，应该并县。让我来说，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不在于迁省会，也不在于县的多与少，大与小，关键是发展的思路。如能写到这个程度，可以直接回答关于河北发展快与慢的若干层次问题。材料不足要去找。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占有材料多，要说的话就多。
　　省会的变迁里面，有严重的经验教训，这点不容置疑。以石家庄成省会为思，真可说该来时不来，不该来时万般无奈的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新中国建立时，中央让到石家庄来，却没来成，原因是什么？有多种。总想到好的地方，吃现成饭，舒适一点，安逸一点，离北京近一点，有没有这个考虑？当然，老一辈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但潜意识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对在建国之初没有来石家庄，不能简单地找客观原因，应多从主观上去考虑。因为1966年，根本不具备搬迁条件，正值“文革”时期炮声隆隆，反到来了。1949年说过，1954年也说过，那为什么没来成石家庄？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把这魂找到。其实，历史地想一想，从新中国建国定都，就应涉及河北省的省会问题。河北省省会，就应源起于建国或华北人民政府成立。那时候为什么要定石家庄呢？肯定有战略考虑。为什么有了战略考虑，没执行呢？这就是谜。是我说的图安逸、图省事、愿离北京近点吗？还是有别的。要找老人们谈，应当谈这些问题，让他们说魂。即是说，让他们谈当时在位上是怎么想的。找别的老同志也是这样，一茬接一茬地说，在保定总督府那，为啥呆不下去了，要去天津？为啥在天津呆不下去了，又到了保定？为啥在保定炮声隆隆，打的没法办公，万般无奈，才搬迁石家庄。说这些真事，才对现在的决策者，现在的群众们，才有教育意义，才能解疑释惑，从而人们才愿意看这些东西。要是光说哪一年搬迁的，老百姓关心那个干什么？要充分估计到，写清这些问题，绝不是简单的事，特别是以上能讲的，很多背景，要一并写进去。这样，就浑厚了，就更有历史凝重感了。如有必要，还应写一写清热、察二省的撤并，与省会变迁的关系。还有个背景也应考虑，就是省会从保定搬天津前后，河北的一些县，陆陆续续地划归了北京、天津。河北与北京、天津，在建国初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省会尘埃落定了，又引发了诸多县的变属？总之，变迁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都要通过咱们的笔，力求把它写得客观、真实。要形成完整的脉络，有骨头、有肉、有灵魂。“源”写得越透、越真实，越能展开。凭我们之能力，回答建国以来困扰河北人民的一件事，省会的变迁之谜。
　　（2011年5月1日修订于平山县战备后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