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汉语不错，所以，马克林自己前往西藏时，能够看到不少原生态的藏民家庭。这让他在当时相对孤独的舆论中仍然坚持己见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前一天，马克林刚在香港参加完学术会议，随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继续参加学术研讨会。
　　背着民族风绣花小布包的马克林，一谈到藏族文化时便显得神采奕奕，而谈到达赖时，他急促的语气甚至显得有些气愤。“达赖的指控十分荒谬，他的政治观点太幼稚了。”马克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是马克林生活中的常态。77岁的马克林已经退休12年，他的头衔有很多——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经济与亚洲研究学院的荣誉教授、格里菲斯大学旅游孔子学院荣誉院长、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等。每年，他几乎都会往返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从1964年首次来到中国任教开始，马克林已经60多次访华。这位外国人曾多次探访西藏、甘肃、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人居住地，他试图通过与这里少数民族的交流了解真实的西藏，并把他眼中的西藏告诉给更多的人。

　　长期的扭曲想象
　　马克林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很少有外国人真正到过中国，了解过真实的西藏，大多外国媒体刊登的关于西藏的信息，都是从“西藏流亡政府”发出的，因此，外国公众很难了解到西藏的真实情况。
　　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达赖在国际上被一些人包装成“非暴力”“爱和平”的形象，这也欺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各国群众。
　　马克林告诉本刊记者，好莱坞制作过几部对达赖喇嘛进行美化的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旧西藏被塑造成一个宁静的社会，而西藏所在的中国却被描写成一个侵略性的怪物。
　　马克林认为，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夏伟（Orville Schell） 对这一现象的概括很到位，他说这是一种长期的扭曲的想象。
　　夏伟在《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的香格里拉寻踪》中这样写道：“在西方主流的想象中，西藏人作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毫不情愿地被掠夺成性的邻居占据了家园，这样的困境已经成为西藏作为一个躯体美丽、灵魂净化的神秘之地的一个诱人之处了。特别是对于美国人，他们为在历史上经常支持和同情弱者而自豪，这种新的扭曲已成为演变中的所谓西藏神话的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达赖利用了这种扭曲的想象。
　　“1996年7月，达赖在伦敦的演讲中，甚至使用‘文化灭绝’一词来形容中国的西藏政策。”马克林对此颇为气愤，“这种指控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每次我访问藏区时，感受到藏传佛教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在增加。”
　　除了主观感受外，马克林认为，从数据上看，达赖的指控也无从说起。
　　“在西藏自治区，约有5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5%以上，这意味着藏族人中僧侣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泰国僧侣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经算很高了，但2013年泰国的这一数据还不到0.5%。”马克林说。
　　令马克林感到不解的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歌星、影星不了解真实情况，盲目地支持达赖。
　　“你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吧”
　　1962年至196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马克林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包括《新唐书》《旧唐书》，由此，他对唐朝的少数民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安史之乱中，回纥曾出兵援助唐政府，帮助平定叛乱，让他印象深刻。这成为了他关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
　　虽然并非一开始便研究西藏问题，但是，一接触现实的中国，马克林便感受到，西方媒体上的报道，多是刻板成见。
　　1964年，他从剑桥毕业后，凭着对中国的兴趣，他和妻子打算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在接受伦敦中国代办处面试时，我们提到自己是天主教徒，面试人员只是简单地回答，‘那里有教堂’。”
　　他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北京市中心还生活着一些年迈的比利时修女，这些修女所在的修道院里有一位中国神父，他每周都主持弥撒、倾听忏悔，并举行其他一些宗教活动和仪式，马克林和妻子定期去参加。
　　1965年2月，马克林的长子斯蒂芬在中国出生后，他们还在此为他举行了洗礼仪式，主持者便是这位中国神父。而他的长子，是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孩子。
　　马克林对另一座教堂也印象深刻。马克林回忆，当时在北京有一所著名的教堂——南堂，一座建于1904年的巴洛克风格的美丽建筑。这座教堂初建于1605年，当时只是一座礼拜堂，1652年扩建为教堂。原先的教堂旁边，是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住所。1965年的圣诞夜，他和妻子在这个教堂参加了午夜弥撒。至今他还记得，当天的南堂里坐满了人。
　　“当时，中国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活跃度让我们感到惊讶。”马克林说。
　　这些经历，让马克林对一些关于中国缺乏宗教自由的指责嗤之以鼻。
　　马克林的西藏情缘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在四川的一所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期间，马克林独自前往西藏考察。到拉萨后，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四处溜达，对西藏有了直观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