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卫生大会为什么没有将甲型H1N1流感疫情警戒级别从五级提高到六级?
《财经》记者 钱亦楠
5月18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热闹非常。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193个成员的卫生官员、专家,以及各大制药公司的高层,都集聚于此。
在这里,他们讨论的是当下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日益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而在他们身后,一系列的防控工作正在紧张地开展。
如果说金融危机将世人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那时下肆虐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则将世卫组织推向了舞台的中央。
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出于疫情考虑,为使各地卫生官员提前赶回自己国家或地区处理疫情,原定为十天的世界卫生大会被缩短为五天,原定的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人类器官移植等议程,也因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被压缩。
警戒级别之争
本次大会召开前几天,甲型H1N1流感疫情除在北美告急,亚洲的日本也在一个周末内出现病例激增的现象。这在世卫大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警戒级别标准的争议。
大会召开首日,世卫组织召开电视会议,对日本疫情进行分析。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多名委员认为,日本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出现大量感染者,且集中在兵库和大阪地区,应属于“局部暴发”,按理要将警戒级别的水平从五级提高到六级。
按照世卫警戒级别的规定,目前的五级,是指在世卫组织一个管辖区域中,至少有两个国家出现了病毒在社区层面的持续疫情;若在第二个管辖区域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则可将警戒级别提高到六级,即意味着全球大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疫情严重的国家,必须实行禁止集会、缩短企业的作业时间、关闭一部分公共设施等措施。
但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反对。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日本政府新型流感的对策会议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没有必要采取禁止集会等措施,因为新型流感是可以在短期内治好的。
除了日本,其他一些国家也劝诫世卫组织在此问题上谨慎行事,并建议更改警戒级别的标准。
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5月18日向媒体表示,人们并不知道四级、五级或者六级的实质意义,他们只知道警戒级别越高,情况越糟糕。
同样的呼声,也出自美国和英国。美国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在大会发言时称,每天全球大约有2.6万名儿童因为贫困和可预防疾病而死亡,与之相比,甲型H1N1流感造成的破坏性要小得多。
英国卫生大臣约翰森发言称,提高警戒水平应该保持灵活性,要求采取谨慎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自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世卫组织就因其流感的预警机制招致了一些批评。
一些国家认为,这一机制只能说明疫情在地理上的扩散程度,却不能反映病毒所带来的实质危险。虽然甲型H1N1流感病毒传染力很强,且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但其致死率较低。因此,世卫组织多次提高警戒级别反而变成了“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的疫情警告级别,是根据五年前的H5N1禽流感病毒而设定的。H5N1病毒毒性很强,病死率达到50%-60%。但甲型H1N1病毒的临床表现完全不同。陈冯富珍在大会发言中表示,目前,在墨西哥之外的地区,甲型H1N1病毒都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患者可以自愈。
因此,将禽流感警告级别的标准套用在这种全新的流感上,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中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世卫组织宣布提高警戒级别的同时,肯定会说明决策依据,即说明从五级警告升高到六级的一个原发地。这就会对该疫区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但会体现在需要采取的防控手段上,也会影响到旅游、产品出口等活动。”
依照这种观点,日本不愿意提高警戒级别,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但对于世卫组织而言,接受这些建议,显然是一个更微妙复杂的过程。除了科学层面的考虑,还有诸多超越科学层面的因素需要权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每个国家对疫情影响的判断不同,由于世卫组织的决策对一些国家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决策机制受到了很多约束。
“WHO有许多顾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权威流感专家管轶告诉《财经》记者,“一旦将警戒级别提到六级,国家可以宣布对边境进行封锁,飞机不能降落,这些措施都是法理允许的。单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就因限制措施产生了外交纠纷;如果世界200多个国家在‘打架’,情况就更弄不清了,因此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疫苗难题待解
由于南半球季节性流感高发期即将到来,甲型H1N1病毒有可能与人际间传播的其他病毒相互影响,包括原先已在部分国家的禽类中扎根的H5N1禽流感病毒。这就将另外一个关键性问题放上了圆桌——获取疫苗。
5月19日,世卫组织在召集流感专家小组召开会议后宣布,较原先宣布的5月底,疫苗生产商最快要到7月中旬才能做好生产准备;原因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实验室生长过程缓慢,科学家还无法从中提取出培养疫苗的关键成分。
此外,世卫组织还表示,在最好的情况下,从大规模生产开始算起的一年之内,全球各大制药公司可以生产将近49亿支疫苗。
一些专家对此数字表示怀疑。香港大学的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世界流感疫苗一年的正常产量是10亿支左右,如果加大马力生产,至多也就20亿支,且许多疫苗厂已经将大部分原材料用于季节性流感的生产。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资深研究员劳瑞·盖瑞特(Laurie A. Garrett)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培育疫苗需要以鸡蛋作为原材料,因其数量和技术的限制,就迫使决策者必须在季节性流感疫苗与新型流感疫苗之间作出选择。
美国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在大会上表示,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下令进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因为关于这一病毒尚有许多不确定性,现在作出到底应该生产多少剂量的决定还为时尚早。
但她表示,美国正在提高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能力,以备适时转向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
除了上述困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显然更为棘手。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生产疫苗的能力,几乎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与生物制品部门负责人Melinda Henry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五年中,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一些地区也开始慢慢获取生产流感疫苗的技术,但到目前为止,超过90%的疫苗生产能力仍集中在这两大洲。
目前,中国正在为生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作各项积极的准备。另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已经命令本国的制药公司开始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研发工作。但与西方大制药公司相比,这些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远远落后。
一个例子便是印尼制药公司Bio Farma。该公司称,它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来研制新疫苗。而据专家估计,西方一个技术完善的大制药公司研发新疫苗仅需四个到六个月。
管轶告诉《财经》记者,以中国为例,大约有10家到20家工厂可以生产疫苗,一年总产量约在2000万到3000万支,但一些西方的大制药公司一家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亿多支,这里还没有算上质量的区别。
为使发展中国家在甲型H1N1流感大暴发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疫苗,5月19日,陈冯富珍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全球30家制药公司的高层举行了会谈。世卫组织在会谈时表示,希望药商能够将其生产疫苗的10%,以捐赠或折价销售的方式发放给发展中国家。
据美国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旗下开发人类疫苗的诺必伦(Nobilon)公司总经理Gelmer Leibbrandt会后透露,目前已经有六家公司向世卫组织表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其甲型H1N1流感疫苗产量的10%,另有八家正在和世卫组织讨论捐赠疫苗事宜。
目前惟一公开宣称答应世卫组织要求的,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后者已经表示,在甲型H1N1流感大暴发的情况下,将向贫困国家免费提供5000万支疫苗,并且世卫组织可以通过打折的方式购买更多剂量。
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谈判均是世卫组织与制药公司闭门交涉的结果,具体的协议并未成形。
设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卫生部门发展处处长汉克·贝克达姆(Henk Bekedam),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必须对流感暴发做好准备,建立起一个能够发现疫情,并对此迅速反应的应急机制。而从世卫组织的角度来看,应继续进行将相关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工作,但这并非一日之功。
陈冯富珍在这次大会上曾提醒各国,尽管甲型H1N1病毒目前表现尚属“温和”,但没有人说得准这是不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倘若如此,在这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岁月,无论对于世卫组织,还是各个成员国,都是最应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
本刊驻华盛顿记者李增新、本刊实习研究员郑祉昀对此文亦有贡献
甲型H1N1流感来势汹汹
几乎在世卫组织(WHO)与各国积极备战的同时,这种人类尚未完全掌握的新型流感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不足一个月,全球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已突破万例。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甲型H1N1流感疫情数字,截至北京时间5月22日4时,全球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确诊病例高达11034例,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日本,其中死亡病例为85例。
在本次甲型H1N1流感的“风暴眼”墨西哥,截至5月21日晚,该国卫生部宣布,全国范围内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升至4008例,其中死亡人数增至78人。在北美另一个“重灾区”美国,疫情也出现了大幅攀升的现象,确诊病例达5710例,超过了原先疫情较重的墨西哥。
就在北美疫情告急之时,亚洲国家日本在一周内出现病例激增的现象。截至5月22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国内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增至299例,其中五例为输入型,其余294例均为非输入型,且出现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地区,由最早的大阪、兵库,扩大至东京、神奈川、 埼玉、滋贺、京都等地。日本已成为继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后,世界第四大疫情“重灾区”。
中国也未能幸免。在中国内地,截至5月22日21时,共报告七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月11日,四川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5月13日,山东确诊内地第二例输入型病例;5月16日,北京报告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月19日,广东确诊一例;5月20日,北京确诊第二例;5月22日,北京又确诊两例。上述七个病例均为输入型,患者全部来自北美地区。
在中国香港地区,继5月1日宣布确诊首宗甲型H1N1流感个案后,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部又在5月13日宣布确诊了第二宗甲型H1N1流感个案。5月17日和5月22日,香港又先后确诊两例。四例病患均属输入型。
此外,台湾防疫机构也在5月22日发布消息,台湾又新增三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至此,台湾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增至六例,病患也都属输入型。■
本刊记者钱亦楠整理
《财经》记者 钱亦楠
5月18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热闹非常。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193个成员的卫生官员、专家,以及各大制药公司的高层,都集聚于此。
在这里,他们讨论的是当下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日益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而在他们身后,一系列的防控工作正在紧张地开展。
如果说金融危机将世人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那时下肆虐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则将世卫组织推向了舞台的中央。
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出于疫情考虑,为使各地卫生官员提前赶回自己国家或地区处理疫情,原定为十天的世界卫生大会被缩短为五天,原定的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人类器官移植等议程,也因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被压缩。
警戒级别之争
本次大会召开前几天,甲型H1N1流感疫情除在北美告急,亚洲的日本也在一个周末内出现病例激增的现象。这在世卫大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警戒级别标准的争议。
大会召开首日,世卫组织召开电视会议,对日本疫情进行分析。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多名委员认为,日本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出现大量感染者,且集中在兵库和大阪地区,应属于“局部暴发”,按理要将警戒级别的水平从五级提高到六级。
按照世卫警戒级别的规定,目前的五级,是指在世卫组织一个管辖区域中,至少有两个国家出现了病毒在社区层面的持续疫情;若在第二个管辖区域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则可将警戒级别提高到六级,即意味着全球大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疫情严重的国家,必须实行禁止集会、缩短企业的作业时间、关闭一部分公共设施等措施。
但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反对。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日本政府新型流感的对策会议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没有必要采取禁止集会等措施,因为新型流感是可以在短期内治好的。
除了日本,其他一些国家也劝诫世卫组织在此问题上谨慎行事,并建议更改警戒级别的标准。
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5月18日向媒体表示,人们并不知道四级、五级或者六级的实质意义,他们只知道警戒级别越高,情况越糟糕。
同样的呼声,也出自美国和英国。美国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在大会发言时称,每天全球大约有2.6万名儿童因为贫困和可预防疾病而死亡,与之相比,甲型H1N1流感造成的破坏性要小得多。
英国卫生大臣约翰森发言称,提高警戒水平应该保持灵活性,要求采取谨慎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自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世卫组织就因其流感的预警机制招致了一些批评。
一些国家认为,这一机制只能说明疫情在地理上的扩散程度,却不能反映病毒所带来的实质危险。虽然甲型H1N1流感病毒传染力很强,且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但其致死率较低。因此,世卫组织多次提高警戒级别反而变成了“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的疫情警告级别,是根据五年前的H5N1禽流感病毒而设定的。H5N1病毒毒性很强,病死率达到50%-60%。但甲型H1N1病毒的临床表现完全不同。陈冯富珍在大会发言中表示,目前,在墨西哥之外的地区,甲型H1N1病毒都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患者可以自愈。
因此,将禽流感警告级别的标准套用在这种全新的流感上,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中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世卫组织宣布提高警戒级别的同时,肯定会说明决策依据,即说明从五级警告升高到六级的一个原发地。这就会对该疫区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但会体现在需要采取的防控手段上,也会影响到旅游、产品出口等活动。”
依照这种观点,日本不愿意提高警戒级别,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但对于世卫组织而言,接受这些建议,显然是一个更微妙复杂的过程。除了科学层面的考虑,还有诸多超越科学层面的因素需要权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每个国家对疫情影响的判断不同,由于世卫组织的决策对一些国家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决策机制受到了很多约束。
“WHO有许多顾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权威流感专家管轶告诉《财经》记者,“一旦将警戒级别提到六级,国家可以宣布对边境进行封锁,飞机不能降落,这些措施都是法理允许的。单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就因限制措施产生了外交纠纷;如果世界200多个国家在‘打架’,情况就更弄不清了,因此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疫苗难题待解
由于南半球季节性流感高发期即将到来,甲型H1N1病毒有可能与人际间传播的其他病毒相互影响,包括原先已在部分国家的禽类中扎根的H5N1禽流感病毒。这就将另外一个关键性问题放上了圆桌——获取疫苗。
5月19日,世卫组织在召集流感专家小组召开会议后宣布,较原先宣布的5月底,疫苗生产商最快要到7月中旬才能做好生产准备;原因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实验室生长过程缓慢,科学家还无法从中提取出培养疫苗的关键成分。
此外,世卫组织还表示,在最好的情况下,从大规模生产开始算起的一年之内,全球各大制药公司可以生产将近49亿支疫苗。
一些专家对此数字表示怀疑。香港大学的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世界流感疫苗一年的正常产量是10亿支左右,如果加大马力生产,至多也就20亿支,且许多疫苗厂已经将大部分原材料用于季节性流感的生产。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资深研究员劳瑞·盖瑞特(Laurie A. Garrett)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培育疫苗需要以鸡蛋作为原材料,因其数量和技术的限制,就迫使决策者必须在季节性流感疫苗与新型流感疫苗之间作出选择。
美国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在大会上表示,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下令进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因为关于这一病毒尚有许多不确定性,现在作出到底应该生产多少剂量的决定还为时尚早。
但她表示,美国正在提高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能力,以备适时转向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
除了上述困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显然更为棘手。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生产疫苗的能力,几乎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与生物制品部门负责人Melinda Henry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五年中,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一些地区也开始慢慢获取生产流感疫苗的技术,但到目前为止,超过90%的疫苗生产能力仍集中在这两大洲。
目前,中国正在为生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作各项积极的准备。另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已经命令本国的制药公司开始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研发工作。但与西方大制药公司相比,这些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远远落后。
一个例子便是印尼制药公司Bio Farma。该公司称,它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来研制新疫苗。而据专家估计,西方一个技术完善的大制药公司研发新疫苗仅需四个到六个月。
管轶告诉《财经》记者,以中国为例,大约有10家到20家工厂可以生产疫苗,一年总产量约在2000万到3000万支,但一些西方的大制药公司一家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亿多支,这里还没有算上质量的区别。
为使发展中国家在甲型H1N1流感大暴发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疫苗,5月19日,陈冯富珍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全球30家制药公司的高层举行了会谈。世卫组织在会谈时表示,希望药商能够将其生产疫苗的10%,以捐赠或折价销售的方式发放给发展中国家。
据美国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旗下开发人类疫苗的诺必伦(Nobilon)公司总经理Gelmer Leibbrandt会后透露,目前已经有六家公司向世卫组织表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其甲型H1N1流感疫苗产量的10%,另有八家正在和世卫组织讨论捐赠疫苗事宜。
目前惟一公开宣称答应世卫组织要求的,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后者已经表示,在甲型H1N1流感大暴发的情况下,将向贫困国家免费提供5000万支疫苗,并且世卫组织可以通过打折的方式购买更多剂量。
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谈判均是世卫组织与制药公司闭门交涉的结果,具体的协议并未成形。
设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卫生部门发展处处长汉克·贝克达姆(Henk Bekedam),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必须对流感暴发做好准备,建立起一个能够发现疫情,并对此迅速反应的应急机制。而从世卫组织的角度来看,应继续进行将相关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工作,但这并非一日之功。
陈冯富珍在这次大会上曾提醒各国,尽管甲型H1N1病毒目前表现尚属“温和”,但没有人说得准这是不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倘若如此,在这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岁月,无论对于世卫组织,还是各个成员国,都是最应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
本刊驻华盛顿记者李增新、本刊实习研究员郑祉昀对此文亦有贡献
甲型H1N1流感来势汹汹
几乎在世卫组织(WHO)与各国积极备战的同时,这种人类尚未完全掌握的新型流感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不足一个月,全球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已突破万例。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甲型H1N1流感疫情数字,截至北京时间5月22日4时,全球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确诊病例高达11034例,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日本,其中死亡病例为85例。
在本次甲型H1N1流感的“风暴眼”墨西哥,截至5月21日晚,该国卫生部宣布,全国范围内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升至4008例,其中死亡人数增至78人。在北美另一个“重灾区”美国,疫情也出现了大幅攀升的现象,确诊病例达5710例,超过了原先疫情较重的墨西哥。
就在北美疫情告急之时,亚洲国家日本在一周内出现病例激增的现象。截至5月22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国内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增至299例,其中五例为输入型,其余294例均为非输入型,且出现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地区,由最早的大阪、兵库,扩大至东京、神奈川、 埼玉、滋贺、京都等地。日本已成为继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后,世界第四大疫情“重灾区”。
中国也未能幸免。在中国内地,截至5月22日21时,共报告七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月11日,四川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5月13日,山东确诊内地第二例输入型病例;5月16日,北京报告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月19日,广东确诊一例;5月20日,北京确诊第二例;5月22日,北京又确诊两例。上述七个病例均为输入型,患者全部来自北美地区。
在中国香港地区,继5月1日宣布确诊首宗甲型H1N1流感个案后,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部又在5月13日宣布确诊了第二宗甲型H1N1流感个案。5月17日和5月22日,香港又先后确诊两例。四例病患均属输入型。
此外,台湾防疫机构也在5月22日发布消息,台湾又新增三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至此,台湾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增至六例,病患也都属输入型。■
本刊记者钱亦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