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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出现的参考文献甚少，即使出现，也多以马列主义著作为主，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观，因而21世纪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需更加重视这一问题。本文主要解析各个时代教材中出现的“新贵族”这一概念，以此唤起学术界对英文注释规范的重视，从而呼唤能反映学术新成果的教材的建设。
关键词 世界近代史教学，参考文献，新贵族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68-05
纵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者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教材，我们发现它们的参考文献范围主要参考马列主义著作较多，西方其他学者的英文著作甚少，显然教材的编撰者未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参考学术界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本文以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新贵族”这一概念为例，从参考文献的角度来解析国内世界史教材编撰中存在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当时世界史学科仿效的对象是苏联的史学体系，以“苏联体系”来编写教材，开展教学与科研。该体系的代表作是苏联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撰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它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21世纪之前，中国大学的世界史教材基本上以“苏联体系”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学者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主要有如下七种：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王斯德主编的《世界通史第2编·工业文明的兴盛 16—19世纪的世界史》，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齐世荣、刘新成、刘北成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卷》。
这些教材均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凝聚着中国学者对世界近代史的认识与突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准。然而综观这些教材，它们的参考文献却一直存在着可再检讨的地方。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均没有在书末的附录中列出参考文献，仅采用页下注的方式，标明了一些直接引用文献的出处。而这些引用文献几乎全是马列主义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等，而国外其他学者的论著，尤其是英文原著，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一直到2000年以后编写的教科书中才开始有所转变。在21世纪初期成书的世界史教科书，开始在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率在下降，也开始引用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学术专著。例如，在下表所列教材的参考书目中，王斯德、刘宗绪、齐世荣、刘新成、刘北成等著名学者主编的教材一直偏重于利用中文文献，对外文文献也多参考其中文译本，其注释中未能看到外文文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京大学马克主编《世界文明史》才有所改变，开始直接引用英文文献。不过，马列主义著作始终是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引用频率最高的参考文献。
马列主义著作长期占据了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参考文献的主要地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彰显了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也是中国学者应该坚持的原则，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学术上的不足。这表现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过分迷恋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长期固守一些片面或过时的观点，忽视乃至轻视西方其他学者的成果。教材参考文献的狭隘性，将会直接影响读者对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利用与吸收，甚至会因为一些文献出处的缺失，而使得读者无法了解一些重要学术概念的文本依据，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教材的严谨性。下面，我们拟以这些教材中的“新贵族”这一概念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新贵族”一词的来源，较早可见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史学论著中，苏联学者在上述论著中认为“新贵族” 形成的时间是中世纪末，主要由乡绅构成，乡绅是贵族等级的一部分。比如，苏联学者巴尔格与拉甫洛夫斯基指出马克思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提法：“今天被称为新贵族这个阶层的最初定义，是由马克思在其对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这一小册子的评论文里提出来的。”①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高校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基本上以苏联的高校教材为主，苏联史学界对英国“新贵族”的界定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史教材的编撰。
从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材主要采用苏联史学家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直接照搬苏联教科书的提法，如刘祚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一书中说：“当时对于圈地最热心的是中小贵族，亦即乡绅（gentry）。”②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照旧延续苏联学者的看法。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世界史教材，共四卷。其书的近代部分认为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对于革命前的阶级关系作了分析，书中对于“新贵族”是这样描述的：“新贵族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③编者把乡绅归入贵族行列，没有区分贵族和乡绅这两个概念，可见，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仍旧在照搬苏联的史学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几乎在原地踏步，无甚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同仁开始反思“苏联体系”，对“新贵族”这一名词进行了一番探究。例如，李德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把乡绅归入贵族行列，“新贵族”首先必须是贵族，把乡绅当作“新贵族”的主要成分是错误的，④张伟伟把“新贵族”严格限定为“新受封的贵族”，⑤侯建新认为乡绅不是贵族，乡绅地产小被称为小贵族根本不符合英国的史实。①以上三位学者所指的“新贵族”均是指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乡绅与贵族虽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早已判定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并未被教材编撰者吸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有的学者仍然在坚守苏联学者的观点，有的虽然未完全照搬苏联学者的看法，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苏联体系”的影响。例如，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教材虽然没有把乡绅当做贵族，但也没有明确界定“新贵族”的定义，只是笼统说：“在英国，那些进行圈地并向农业资本家出租的贵族便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作为旧贵族时，他们收取的地租是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作为新贵族，如同前文所说，其地租则是租地农场主平均利润的余额。……新贵族有许多是从旧贵族转变而成的，也有许多是商人购买土地和贵族头衔而转化来的。”②可见，他们把旧贵族和商人看成“新贵族”的主要来源。 相比之下，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曾经再版过多次，是同类教材中对“新贵族”描述较多的一种。作者在书中解释了“新贵族”的主要来源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圈地的贵族领主们，由于从收取传统的封建地租改为收取资本主义地租（即农场主利润中的一部分），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历史上称他们为新贵族。”③他进一步指出了“新贵族”的形成时间是在16世纪初期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形成的，亨利八世在没收天主教会的地产后将其全部抛售，购买地产“主要是商人、官吏、富有的自由农民以及部分大地主”。同时，他还指出：“新贵族除来源于进行圈地的旧贵族外，相当多的人原来本是商人，因购买土地及贵族头衔而变成新贵族的。”④刘宗绪先生虽然注意到了“新贵族”构成的复杂性，但又将“商人、官吏、富有的自由农民以及部分大地主”视为“新贵族”的主要来源，这无疑又是不正确的。
1992年出版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界在教材建设中的最高成就，该教材至今普遍应用于国内各高校。其近代史卷主编刘祚昌曾是前文提及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的译者，他依然承袭了苏联学者的观点：“新贵族主要是从乡绅转变而成的，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⑤不难看出，这套教材还是沿袭了此前的说法，并未出现新的创见。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在英国新贵族的定义上仍没有多大改观。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斯德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该书写道：“封建统治阶级——贵族，分裂为旧贵族和新贵族两大阶层。在英国北部地区，大部分贵族仍沿袭旧的剥削方式，靠榨取农民的地租生活，获得了‘旧贵族’的称号。他们坚信英国国教，其中许多人担任着国家的官职，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而在东部及西南部地区，许多中、小贵族雇佣农业工人，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或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地租，有些人还把从农业中赚得的利润投资到工商业中。这些头脑经营灵活的贵族被称为‘新贵族’。”⑥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该书以文明为视角探讨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描写工业文明的诞生地——英国时并没有提及新贵族。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齐世荣教授担任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教授主编的新版《世界史·近代卷》一书，该书附有将英文参考文献翻译为中文的注释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列主义著作。书中虽然提到了新贵族，但同样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的解释。
是谁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概念呢？上文提到，苏联学者巴尔格与拉甫洛夫斯基认为马克思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个概念，他们的根据在于，马克思在文中曾经说过：“这个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大地主阶级——不过这已在亨利八世时期出现了——与1789年法国封建土地所有主不同，不但不和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相矛盾，反而与它充分地协调着。”②苏联学者在此武断的把马克思所说的“大地主阶级”当做了“新贵族”。那么，马克思是否真的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概念呢？
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这样翻译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关于贵族的提法：“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统治的教会。”②对照其英文版，中译本把“modern aristocracy”翻译为“新贵族”，显然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modern aristocracy”可译为“近代贵族”或者“现代贵族”，马克思在文中并没有对“modern aristocracy”的来源与构成进行解释，所以我们不能随意将之译为“新贵族”。
1848年12月11日，马克思发表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一文中也未使用过“新贵族”一词，依笔者之见，该文中的“大地主阶级”既可能指贵族，也可能指乡绅，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大地主阶级”可能包括贵族中的“新贵族”，也可能包括“旧贵族”，但绝不仅仅只是苏联学者所说的“新贵族”。英国是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贵族占有大量地产，是名符其实的大地主，但大地主未必就是贵族，因为有些乡绅和商人也占有大片土地，也是大地主，这两个阶级显然与贵族有别。而且，马克思并没有把乡绅也划入贵族的范畴，他对贵族的界定是十分谨慎的。比如1853年，马克思在《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一文中说：“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③可见，马克思认为英国贵族的数量非常少，取得贵族的称号是有严格限制的，没有把数量众多的乡绅阶层也归入贵族之列。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新贵族”一词，但他的文章中的确引用过类似于“新贵族”之说。1850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第四期上发表书评评论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引用了卡莱尔的原话：“In all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ngland， one class of Captains and commanders of men， recognisabie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eal and not imaginary Aristocracy， has already in some measure developed itself：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happily the class who above all [...] are wanted in this time.”这段话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译本将其译为：“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④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译为：“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类的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⑤卡莱尔把“新的贵族阶级”与“新贵族阶级”当作了“工业长官”，马克思在此并没有评论“a new， real and not imaginary Aristocracy”，而是谈论“工业长官”（即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1850年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多次使用“nobility”，并且提到了“新贵族”：“In Germany， the old nobility survived， while in England it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Wars of the Roses， only twenty-eight families remaining， and was superseded by a new nobility of middle-class derivation and middle-class tendencies.……while in England serfdom had been virtually eliminated， and the nobility had become plain middle-class land owners， with a middle-class source of income-the ground rent.”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①从这句话可知，恩格斯认为英国新贵族产生于蔷薇战争（1455—1485）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出现了“新贵族”这个称号，20世纪从事贵族专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却没有使用过。例如，J.V.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劳伦斯·斯通的《贵族的危机：1558—1641》与《开放的精英？1540—1880年的英国》、约翰·坎农的《贵族世纪：18世纪的英国贵族》、M.L.布什的《英国贵族：比较研究》等欧洲学者的著作，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和补充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新贵族”。可是，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却一直没有反映和总结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动态和成果，这不能不说是教材编写的一个缺憾。
那么，如何认识“新贵族”这一称呼呢？笔者以为，“新贵族”就是新封授的贵族，“新贵族”首先是贵族，不能将它的含义扩大，否则会产生混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认识“新贵族”：第一，苏联学者将乡绅视为“新贵族”的主要成分于英国的史实不符，中小贵族也不是乡绅，这种观点早已受到批评。第二，苏联学术界曲解了马克思的相关论断，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乡绅就是“新贵族”，马克思对英国贵族的界定是严格的，认为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才是贵族，“新贵族”仍然属于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爵位范围。笔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新贵族”主要是指贵族阵营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贵族大地主，而不是苏联学者所谓的“大地主阶级”。第三，国内史学界没有正确理解“新贵族”的含义，肆意扩大了它的范围，将商人、金融家、官吏、富农以及部分大地主视为其主体。众所周知，近代英国贵族爵位的受封是十分严格的，虽然近代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十分活跃，但贵族集团对上述群体的“开放”十分有限，只有少数人最终才变成贵族。所以，“新贵族”的主体部分仍然是贵族。
英国贵族在英国近代史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十分重要。多年以来，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成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新贵族”在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往往遮蔽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贡献。我们知道，贵族经商在近代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瑞典、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然而，贵族阶层，尤其是英国“新贵族”的经济贡献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学生鲜有思考英国贵族与工业革命、城市化等重大事件的关系。如何加深学生对于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认识，教师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启发，从“新贵族”的视角进行切入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针对现有教材中英文参考文献的不足，在教材中列举有关英国贵族的英文参考文献，这样更能适应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对教材的新要求。
【作者简介】何洪涛，男，1975年生，四川南充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吴丹】
Abstract： References in the Chinese scholars’ moder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was few since 1949. Most of the references originated from the work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even if they appeared in the textbooks， and this situation lasted until the 1990s.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i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e "new aristocracy" was analysed in each era’s textbooks in this paper so that the academy should care much for the norms of English notes. Thus， the paper calls for more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appeared in the textbooks.
Key Words： Modern World History Teaching， References， New Aristocracy
关键词 世界近代史教学，参考文献，新贵族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68-05
纵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者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教材，我们发现它们的参考文献范围主要参考马列主义著作较多，西方其他学者的英文著作甚少，显然教材的编撰者未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参考学术界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本文以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新贵族”这一概念为例，从参考文献的角度来解析国内世界史教材编撰中存在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当时世界史学科仿效的对象是苏联的史学体系，以“苏联体系”来编写教材，开展教学与科研。该体系的代表作是苏联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撰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它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21世纪之前，中国大学的世界史教材基本上以“苏联体系”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学者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主要有如下七种：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王斯德主编的《世界通史第2编·工业文明的兴盛 16—19世纪的世界史》，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齐世荣、刘新成、刘北成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卷》。
这些教材均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凝聚着中国学者对世界近代史的认识与突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准。然而综观这些教材，它们的参考文献却一直存在着可再检讨的地方。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均没有在书末的附录中列出参考文献，仅采用页下注的方式，标明了一些直接引用文献的出处。而这些引用文献几乎全是马列主义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等，而国外其他学者的论著，尤其是英文原著，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一直到2000年以后编写的教科书中才开始有所转变。在21世纪初期成书的世界史教科书，开始在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率在下降，也开始引用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学术专著。例如，在下表所列教材的参考书目中，王斯德、刘宗绪、齐世荣、刘新成、刘北成等著名学者主编的教材一直偏重于利用中文文献，对外文文献也多参考其中文译本，其注释中未能看到外文文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京大学马克主编《世界文明史》才有所改变，开始直接引用英文文献。不过，马列主义著作始终是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引用频率最高的参考文献。
马列主义著作长期占据了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参考文献的主要地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彰显了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也是中国学者应该坚持的原则，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学术上的不足。这表现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过分迷恋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长期固守一些片面或过时的观点，忽视乃至轻视西方其他学者的成果。教材参考文献的狭隘性，将会直接影响读者对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利用与吸收，甚至会因为一些文献出处的缺失，而使得读者无法了解一些重要学术概念的文本依据，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教材的严谨性。下面，我们拟以这些教材中的“新贵族”这一概念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新贵族”一词的来源，较早可见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史学论著中，苏联学者在上述论著中认为“新贵族” 形成的时间是中世纪末，主要由乡绅构成，乡绅是贵族等级的一部分。比如，苏联学者巴尔格与拉甫洛夫斯基指出马克思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提法：“今天被称为新贵族这个阶层的最初定义，是由马克思在其对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这一小册子的评论文里提出来的。”①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高校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基本上以苏联的高校教材为主，苏联史学界对英国“新贵族”的界定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史教材的编撰。
从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材主要采用苏联史学家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直接照搬苏联教科书的提法，如刘祚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一书中说：“当时对于圈地最热心的是中小贵族，亦即乡绅（gentry）。”②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照旧延续苏联学者的看法。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世界史教材，共四卷。其书的近代部分认为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对于革命前的阶级关系作了分析，书中对于“新贵族”是这样描述的：“新贵族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③编者把乡绅归入贵族行列，没有区分贵族和乡绅这两个概念，可见，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仍旧在照搬苏联的史学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几乎在原地踏步，无甚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同仁开始反思“苏联体系”，对“新贵族”这一名词进行了一番探究。例如，李德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把乡绅归入贵族行列，“新贵族”首先必须是贵族，把乡绅当作“新贵族”的主要成分是错误的，④张伟伟把“新贵族”严格限定为“新受封的贵族”，⑤侯建新认为乡绅不是贵族，乡绅地产小被称为小贵族根本不符合英国的史实。①以上三位学者所指的“新贵族”均是指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乡绅与贵族虽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早已判定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并未被教材编撰者吸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有的学者仍然在坚守苏联学者的观点，有的虽然未完全照搬苏联学者的看法，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苏联体系”的影响。例如，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教材虽然没有把乡绅当做贵族，但也没有明确界定“新贵族”的定义，只是笼统说：“在英国，那些进行圈地并向农业资本家出租的贵族便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作为旧贵族时，他们收取的地租是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作为新贵族，如同前文所说，其地租则是租地农场主平均利润的余额。……新贵族有许多是从旧贵族转变而成的，也有许多是商人购买土地和贵族头衔而转化来的。”②可见，他们把旧贵族和商人看成“新贵族”的主要来源。 相比之下，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曾经再版过多次，是同类教材中对“新贵族”描述较多的一种。作者在书中解释了“新贵族”的主要来源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圈地的贵族领主们，由于从收取传统的封建地租改为收取资本主义地租（即农场主利润中的一部分），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历史上称他们为新贵族。”③他进一步指出了“新贵族”的形成时间是在16世纪初期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时形成的，亨利八世在没收天主教会的地产后将其全部抛售，购买地产“主要是商人、官吏、富有的自由农民以及部分大地主”。同时，他还指出：“新贵族除来源于进行圈地的旧贵族外，相当多的人原来本是商人，因购买土地及贵族头衔而变成新贵族的。”④刘宗绪先生虽然注意到了“新贵族”构成的复杂性，但又将“商人、官吏、富有的自由农民以及部分大地主”视为“新贵族”的主要来源，这无疑又是不正确的。
1992年出版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界在教材建设中的最高成就，该教材至今普遍应用于国内各高校。其近代史卷主编刘祚昌曾是前文提及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的译者，他依然承袭了苏联学者的观点：“新贵族主要是从乡绅转变而成的，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⑤不难看出，这套教材还是沿袭了此前的说法，并未出现新的创见。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在英国新贵族的定义上仍没有多大改观。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斯德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该书写道：“封建统治阶级——贵族，分裂为旧贵族和新贵族两大阶层。在英国北部地区，大部分贵族仍沿袭旧的剥削方式，靠榨取农民的地租生活，获得了‘旧贵族’的称号。他们坚信英国国教，其中许多人担任着国家的官职，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而在东部及西南部地区，许多中、小贵族雇佣农业工人，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或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地租，有些人还把从农业中赚得的利润投资到工商业中。这些头脑经营灵活的贵族被称为‘新贵族’。”⑥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该书以文明为视角探讨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描写工业文明的诞生地——英国时并没有提及新贵族。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齐世荣教授担任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教授主编的新版《世界史·近代卷》一书，该书附有将英文参考文献翻译为中文的注释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列主义著作。书中虽然提到了新贵族，但同样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的解释。
是谁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概念呢？上文提到，苏联学者巴尔格与拉甫洛夫斯基认为马克思最先使用了“新贵族”这个概念，他们的根据在于，马克思在文中曾经说过：“这个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大地主阶级——不过这已在亨利八世时期出现了——与1789年法国封建土地所有主不同，不但不和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相矛盾，反而与它充分地协调着。”②苏联学者在此武断的把马克思所说的“大地主阶级”当做了“新贵族”。那么，马克思是否真的使用了“新贵族”这一概念呢？
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这样翻译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关于贵族的提法：“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统治的教会。”②对照其英文版，中译本把“modern aristocracy”翻译为“新贵族”，显然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modern aristocracy”可译为“近代贵族”或者“现代贵族”，马克思在文中并没有对“modern aristocracy”的来源与构成进行解释，所以我们不能随意将之译为“新贵族”。
1848年12月11日，马克思发表的《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一文中也未使用过“新贵族”一词，依笔者之见，该文中的“大地主阶级”既可能指贵族，也可能指乡绅，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大地主阶级”可能包括贵族中的“新贵族”，也可能包括“旧贵族”，但绝不仅仅只是苏联学者所说的“新贵族”。英国是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贵族占有大量地产，是名符其实的大地主，但大地主未必就是贵族，因为有些乡绅和商人也占有大片土地，也是大地主，这两个阶级显然与贵族有别。而且，马克思并没有把乡绅也划入贵族的范畴，他对贵族的界定是十分谨慎的。比如1853年，马克思在《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一文中说：“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③可见，马克思认为英国贵族的数量非常少，取得贵族的称号是有严格限制的，没有把数量众多的乡绅阶层也归入贵族之列。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新贵族”一词，但他的文章中的确引用过类似于“新贵族”之说。1850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第四期上发表书评评论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引用了卡莱尔的原话：“In all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ngland， one class of Captains and commanders of men， recognisabie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eal and not imaginary Aristocracy， has already in some measure developed itself：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happily the class who above all [...] are wanted in this time.”这段话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译本将其译为：“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④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译为：“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类的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⑤卡莱尔把“新的贵族阶级”与“新贵族阶级”当作了“工业长官”，马克思在此并没有评论“a new， real and not imaginary Aristocracy”，而是谈论“工业长官”（即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1850年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多次使用“nobility”，并且提到了“新贵族”：“In Germany， the old nobility survived， while in England it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Wars of the Roses， only twenty-eight families remaining， and was superseded by a new nobility of middle-class derivation and middle-class tendencies.……while in England serfdom had been virtually eliminated， and the nobility had become plain middle-class land owners， with a middle-class source of income-the ground rent.”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①从这句话可知，恩格斯认为英国新贵族产生于蔷薇战争（1455—1485）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出现了“新贵族”这个称号，20世纪从事贵族专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却没有使用过。例如，J.V.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劳伦斯·斯通的《贵族的危机：1558—1641》与《开放的精英？1540—1880年的英国》、约翰·坎农的《贵族世纪：18世纪的英国贵族》、M.L.布什的《英国贵族：比较研究》等欧洲学者的著作，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和补充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新贵族”。可是，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却一直没有反映和总结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动态和成果，这不能不说是教材编写的一个缺憾。
那么，如何认识“新贵族”这一称呼呢？笔者以为，“新贵族”就是新封授的贵族，“新贵族”首先是贵族，不能将它的含义扩大，否则会产生混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认识“新贵族”：第一，苏联学者将乡绅视为“新贵族”的主要成分于英国的史实不符，中小贵族也不是乡绅，这种观点早已受到批评。第二，苏联学术界曲解了马克思的相关论断，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乡绅就是“新贵族”，马克思对英国贵族的界定是严格的，认为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才是贵族，“新贵族”仍然属于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爵位范围。笔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新贵族”主要是指贵族阵营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贵族大地主，而不是苏联学者所谓的“大地主阶级”。第三，国内史学界没有正确理解“新贵族”的含义，肆意扩大了它的范围，将商人、金融家、官吏、富农以及部分大地主视为其主体。众所周知，近代英国贵族爵位的受封是十分严格的，虽然近代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十分活跃，但贵族集团对上述群体的“开放”十分有限，只有少数人最终才变成贵族。所以，“新贵族”的主体部分仍然是贵族。
英国贵族在英国近代史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十分重要。多年以来，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成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新贵族”在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往往遮蔽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贡献。我们知道，贵族经商在近代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瑞典、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然而，贵族阶层，尤其是英国“新贵族”的经济贡献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学生鲜有思考英国贵族与工业革命、城市化等重大事件的关系。如何加深学生对于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认识，教师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启发，从“新贵族”的视角进行切入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针对现有教材中英文参考文献的不足，在教材中列举有关英国贵族的英文参考文献，这样更能适应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对教材的新要求。
【作者简介】何洪涛，男，1975年生，四川南充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吴丹】
Abstract： References in the Chinese scholars’ moder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was few since 1949. Most of the references originated from the work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even if they appeared in the textbooks， and this situation lasted until the 1990s.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i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e "new aristocracy" was analysed in each era’s textbooks in this paper so that the academy should care much for the norms of English notes. Thus， the paper calls for more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appeared in the textbooks.
Key Words： Modern World History Teaching， References， New Arist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