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也多次借各种场合为恢复文改造势,他于次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简化字到现在还不够,还应增多。
　　在领导人的支持下,恢复后的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向全国征集新的简化字。这种方式同“一简”时一样,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采用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异体字作为新的简化字。同时,“一简”时期一些未被采纳的方案也成了此次研究的对象。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每到周三,朝内小街那栋办公楼的一楼里,叶籁士和他的同事们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讨论。
　　相对于文改会的安静,外面的世界可就热闹多了,民众对汉字简化的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我们可以从197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窥见当时人们的热情。这本名叫《汉字简化是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的小册子汇集了《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的部分文章。《文字改革》专刊在文革前就有,文革时停刊,1973年经毛泽东的批示才复刊。
　　小册子的标题多是这样的:《文字改革我们应当发言》,作者是中科院印刷厂的四名工人;《人民群众简化汉字的洪流不可阻挡》,作者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将文字交给大众”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作者是吉林省德惠县达家沟公社六家子三队文字改革小组。生产队都有了文字改革小组,可见当时社会最基层的工农学大众对简化汉字的热情。
　　
　　五年心血 被迫修订
　　
　　1975年5月,文改会经过三年的整理研究,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确定了111个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四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室转来周恩来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总理的埋怨让文改会和叶籁士如坐针毡。这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使用的字,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但总理的指示又必须要执行,于是方案又进行了近两年的修订工作,这也为日后方案饱受各界批评埋下了伏笔。
　　1977年5月,文改会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审阅,此时草案光第一表就有了248个字。但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去世。五个多月后,国务院批示:草案可在《人民日报》及省一级的报纸上发表,征求各界意见,其中第一表的字,自草案发表之日起即在图书报刊上先行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
　　当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了该草案,第二天就开始试用第一表的字。事情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叶籁士和同事们暂时松了一口气。
　　不料,次年伊始,批评声就开始朝他们涌来,其中叶籁士的老同事们的一记闷棍打的最要命。1978年3月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写信给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秘书处,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本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人物,叶籁士最初领导文改会搞“二简字”时,他们还深陷文革漩涡中不能自拔。随着文革的结束,专家们逐渐得到平反。在“二简字”草案公布之前,文改会虽就草案的内容征求过其中一些人的意见,但是,草案公布以后,有些人还是表示了反对。不过,就草案本身来说确有不妥之处,其中不少字确实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一些字有生造之嫌。
　　
　　这次联名信事件之后,社会各界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全国政协教育组邀请在京委员四十多人座谈二简字草案,胡愈之、董纯才、王力、周有光等出席,会上,叶籁士和文改会的工作成果再次被批评。
　　同时,一些党政机关对新简化字的态度也摇摆不定。教育部于1978年3月2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从当年秋天一律试用第一表的二简字,各省、市、自治区当年秋天自编的教材,应全部试用草案第一表的二简字。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半月,4月17日,教育部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说当年秋天供应的教材,凡未发排的,不再使用新简化字,使用了的可不再改动,但仍用原字进行教学,再版时改用原字。
　　同年7月,中宣部通知《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有关的出版社,停止试用新简化字。8月以后,全国的图书、报刊也不再使用草案的第一表简化字。
　　各方面都表明了对“二简字”的否定,草案被迫进入修订阶段。
　　
　　反复修订 终未定案
　　
　　1980年3月,国务院对文改会实行改组,叶籁士不再担任一把手,新的一把手是董纯才。国务院同时任命了五个副主任,叶籁士是其中之一,但排名最后,前面是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此外,又增补了周有光等多个委员。
　　改组后的文改会可谓阵容强大,其中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都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成员。
　　此时,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胡乔木也是老文改会的委员之一,于是他就负责了中央分管文改工作的任务。胡乔木和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同叶籁士一样,都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字救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热情。
　　文改会在改组后的短时间内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的重点就是“二简字”的修订。在第二次主任会议上,胡乔木说,“二简字”草案是正式发表的,政协还开了会,后来暂停试用,所以一定要有个交待,明确宣布哪些字可以用,哪些字不能用。第四次主任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草案修订委员会,由王力和叶籁士主持。
　　这次的修订委员会工作非常谨慎,依据约定俗成和合理简化的原则,又综合之前各界对草案提出的意见,从1980年7月到1981年6月,共召开了9次会议,对草案所列简化字逐字进行审议,最终于1981年8月制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这个草案共收简化字111个,删除了另外一百多个饱受各界批评的“二简字”。
　　
　　后来,刘导生去外地进行了一番调查。由于1977年之后的修订草案没有再向社会公布,公众对“二简字”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年多前,而那次草案在国内的反响不好,所以,“二简字”的群众基础也大不如前。
　　回到北京,刘导生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刘说,一个国家的文字不能总在变,这会使人无所适从。他建议把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作为日常使用的规范字。胡乔木同意了刘的意见,但认为汉字简化还要不断进行,拉丁化的理想也要坚持。
　　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新的看法。
　　
　　十四年心血一朝被否
　　
　　1985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理想主义者们彻底死了心,他们从1972年以来的十四年心血被否定了。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刘导生在会上说,以后对汉字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要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他建议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二简字草案。
　　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废止1977年的二简字草案,也等于将后来的修订草案和增订草案统统废除。文字拼音化的大旗正式被砍掉了。
　　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