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遂自荐”的故事，家喻户晓。然而，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对此写下“眼瞎”两字的眉批，也许鲜为人知。
　　毛遂投奔平原君门庭三年，平原君竟然对他并无了解。当平原君要组织20人的赴楚使团尚缺一人时，毛遂自荐，平原君则以未闻“左右”对毛遂的称颂而断定其“无贤”，不让同往。看来，平原君不识毛遂，委实“眼瞎”。李贽用词是尖刻了点，但还是在理的。
　　平原君对毛遂之“不任”，原因在于他对其人“不知”。无怪乎，李贽在指责平原君“眼瞎”的同时，也客观地评骘：“知人之明，圣哲所难。”难在何处？撇开诸多原因不说，首先就难在如何知人的“长”“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完人如同足赤金子一样不存在。问题是如何扬其长避其短。“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清·魏源《治篇上》）当然，不能只凭个人好恶去判定一个人的“长”“短”。从当下改革开放的形势分析，“知人”更应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需要观念更新，诸如：不能视唯上是从、唯唯诺诺的“计划经济”意识为“长”，同样也不能视勇于创新而犯了过失为“短”，否则便是新时期的“眼瞎”现象！
　　“知人善任”，堪称现代人才学中的公理。“知人”是“善任”的逻辑前提，但是，“知人”未必会有“善任”的结果。我国魏晋时有个叫马钧的发明家，曾改革过织绫的提花机，制造过供灌溉用的龙骨水车和威力超强的攻城武器。魏明帝曹睿自以为“识宝”，将他召至麾下，去制造各种木偶。这样一位有用之才虽被“知”而没能“善任”，结果后半辈子无益于世。马钧同时代人傅玄在给他写传记时愤愤不平地说：“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之事，良可恨也！”你能说现如今就没有“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之事”这类“可恨”的现象吗？
　　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了晏子曾经说过“国之三不祥”的话：“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贤才一定要被启用于自己最佳的位置，此乃“国之祥”也。倘论“国之祥”，那么，我认为：除了“知人善任”一面外，还得有“知人善免”的一面。我国古代的贤君忠臣素来重视“量才而用，用其所长”。诸葛亮在《將苑·将器》篇中按品德之高低、能力之大小，把军官分成“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和“天下之将”六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具体的标准;对参谋人员也分了“上宾、中宾、下宾”三等，量才录用，各尽其能。试想：“十夫之将”能胜任“千夫之将”“万夫之将”的职务吗？只有“下宾”才能的参谋人员能在“上宾”的位置上一展才华吗？对不称职者，亟须“善免”。
　　当然，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制度绝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官制”相提并论，但“量才而用，用其所长”是可考量的。我们的干部制度要在重视“知人善任”的同时，还要强调“知人善免”，对那些能力较差、观念陈旧、作风松懈、管理不力的领导干部，即使其曾经作出过一定成绩，但如今已无法跟上时代节拍的，应“请”其下台！不“善免”这样的庸才如同不“善任”毛遂一样——“眼瞎”！
　　图：刘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