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世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70年。国强家兴，家与国真的是休戚与共，而我们的读书奋斗成长史更是体现了“精神生活”从匮乏贫瘠到丰富开放的历史演变。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北邮曾经的高材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二届大学生，他毕业以后主动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报效国家。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不仅物质生活非常短缺，精神食粮也极为匮乏。家里以前积累的很多富有价值的宝贵书籍，都被当作“旧文化”扫地出门。渴求知识的我，偶然找到了一本陈旧的科普书籍《十万个为什么》，立刻被书中有趣的问题吸引了。为什么说月亮是地球的“小弟弟”？花儿为啥色彩斑斓？人为什么要睡觉？我的脑洞大开，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并且把读到的知识和道理，讲给身边的小伙伴们听。他们对我这个貌不惊人的小男孩佩服得五体投地，干脆送我一个“科学博士”的雅号。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这些赶上国家恢复高考的高中生，眼看就要上阵，真是既兴奋又焦急。兴奋的是，国家开始重新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焦急的是，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连一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学习的课本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工农业生产知识”。终于，有人找到了一些高考资料和复习用书。老师和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样，欢呼雀跃，带领同学们分头刻印蜡纸，油印教材。可见，在当时，作为传播知识最重要的载体——书籍，依旧是热望升学深造的学子们的奢求。
　　更大的困难来自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争取三年重建新唐山”的奋斗中，我们师生几乎完全凭着自力更生，再造了一所急需的新学校。为了早日盖起教室，老师带领我们在倒塌的房屋中捡拾砖头瓦块。同学们成了年轻的“建筑师”，在稍有经验的老师和校工的带领下，徒手建起了一间间新教室。教室里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桌子，用膝盖代替;缺少凳子，用暖气片充当;晚自习没电灯，点上蜡烛继续学习。那种艰难，令人心酸。好在我们这些不愿沉沦、不甘平庸的有志青年，凭着一股“为实现祖国四化大业而奋斗”的钻研精神，在只有百分之三升学率的严苛考验下，幸运地走进了大学殿堂，成为“天之骄子”。
　　日月荏苒，时光的指针转眼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早已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教师，在国家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中，尽情地传播知识。在三尺讲台上，豪放激越地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播撒出孕育着希望的知识种子;在环境幽雅的校园里，尽情地教书育人。
　　有道是：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天生要强上进的我，感到知识的不足，于是开始了又一次的读书求学生活。我考取了北师大的学历进修班，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识水平。我进修学习了十多门数学专业课程，还特别辅修了新时期教师必需的心理学课程。在教育教学中，我带领同学们求知求真，与此同时，已经身为父亲的我，开始教育年幼的女儿学习读书，做人做事。女儿从小开始接触中国文化，5岁时就能够流畅地背诵一百多首古诗词，而且尝试编写童话故事。可喜的是，孩子徜徉在读书的海洋中，其乐融融。上小学6年级时，她写下了颇有意蕴的儿童诗《书海断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年以后，我也收获了勤奋读书、钻研教学的硕果。我不仅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佳知识分子，还荣幸地晋升为高级教师。这个时期，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我们家完全有条件将家中4个大书柜丰富起来，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
　　进入21世纪，我们父女携手成长，读书夜以继日，赢得了教书育人与女儿成才双丰收。女儿中考、高考接连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还被选为公派出國留学的博士生，专项研究中国汉字文化在国外的流传发展规律。
　　我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和专业研究上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被评为大学教授，而且因为培养教育孩子成功，我家被评为“十佳文明家庭”典型。未来，我会继续公益宣讲读书、学习、励志、教子的方法，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争为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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