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想，我那双苦命的走过许多路的脚，至今还记得乾州古城（位于今湘西自治州吉首市）的那条被磨得光滑凹凸的石板路；那条石板路，自然也记得我那双少女的脚，曾怎样在它的路面踯躅和蹀躞。
　　1945年我刚满10岁，日本人投降了。7年前从陕北庄里镇把我从父亲身边抱回湘西洪江的养父瞿玉屏，因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送药品被日军飞机炸伤，熬了大半年，在这时不幸去世。没有了宽阔胸脯的温暖和庇护，我这个“小红脑壳”，再也不敢在洪江待下去，养父的朋友按照他临终的嘱托，雇两条船，沿沅水顺流而下，把他的棺木和他放心不下的孤儿寡母，从洪江转移到了乾州。
　　毕竟年纪太小，而且长年被藏在屋子里，当时我并不知道抗战的胜利，与我父亲贺龙在我3岁时含泪托孤，率领八路军一二○师东渡黄河有关；也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把我当成瓷器，在暗中悄悄地呵护我，传递我，生怕我哗啦一声被摔碎。我只记得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总被叮嘱不能说自己姓贺，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更不能跟陌生人走。即使到了乾州，人人脸上有了光复的笑容，也依然如故。
　　乾州也像洪江，是一座临水小城。小街两旁挤满屋角相连的雕花木楼，中间夹着一条条盘亘交错的石板路；白日漏下的阳光，夜间漏下的月光和星光，在阴晴变幻中，把石板路映衬得古朴而幽深。
　　如同从笼子里放出的小鸟，乾州给我的最大欢乐，是能背着书包去上学。由于养父健在时请得起家教，为我打下了学业底子，养母领着我考学，竟直接考取了小学五年级。我和养母住着的周家大院，临近西城门，通往学校的路要经过观音堂、衙门、县政府，每次啪跶啪哒踩着石板路去上课，得走半个多小时。并且每天来回走三趟，上午上学一趟，中午回家吃饭一趟，夜里上晚自习一趟。
　　我对乾州的记忆，其实就是对这条石板路的记忆，或是在这条冰凉光滑的石板路上穿鞋的记忆。说养母和我住在周家大院，倒不如说蜷缩在这座院子的屋檐下。因为养父不在了，养母和我从此断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养父留下的那点积蓄惨淡度日。我穿着养母穿过的能露出脚趾的鞋，走在上学的石板路上，每天跌跌撞撞，像拖着两只小船。走急了，左边的脚踩上右边的脚，人像鸟那般飞出去。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条石板路的冰凉和光滑，记得我常常在路上摔跤。到了夏天，我索性把鞋脱下来，拎在手上，像拎着两条鱼干。不过，这样反而走得更快，更稳当。有时起晚了，就一路小跑，任两只光着的脚板噼噼啪啪地打在石板上，那种从脚板心传来的冰凉中带点微痒的滋味，今天想起来依然有感觉。
　　渐渐的，我认识了在大院里帮佣的“麻子奶奶”，还有她东家过继来的小女孩昆玉。麻子奶奶心善，嘴碎，带着昆玉睡一张床，看着昆玉常和我在一起玩，也像待昆玉那样待我。有时玩到深夜赖着不走，她就让我和她们睡在一起。大院里还有个叫周洪渊的大哥，在南京读过大学，文质彬彬，待人亲切诚恳，有个比我小几岁的儿子。那是就要过年的日子，学校将要组织聚会，我正愁着脚上的鞋穿不下去，周大哥忽然给我送来一双新鞋，穿上正合适。捧着这双鞋，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心里那种高兴啊，真像一朵花在盛开。原来，周大哥的儿子也上我那所学校，没人接送，希望我帮他一把，所以给我买了这双鞋。
　　虽然还是走那条石板路，虽然我小小年纪，从此每天都要背着周大哥的儿子上小学，但就因为脚上有了那双鞋，我感到我在人们的目光中，终于抬起头来了。
　　
　　（作者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部长、少将）